简论明代的商业政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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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明代的商业政策

简论明代的商业政策

作者：

何孝荣

来源：

《历史教学·高校版》2020年第02期

        摘要明代尤其是明代初期，统治者推行“抑商”政策，同时也有恤商、通商之举，明代中后期尤其是后期确立恤商、通商政策。

明代恤商、通商政策使商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及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超越此前各个朝代，中国成为当时世界先进强国。

但是，“抑商”政策阻碍了商品流通和商业经济的发展，并且中国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影响并妨碍了恤商、通商政策推行，延缓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使中国逐渐失去了领先世界的机遇。

        关键词？

演明代，抑商，恤商，通商，商业政策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20）04-0018-09

        明代（1368—1644年）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重要朝代。

这一时期，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度成熟，各个方面都取得突出成就，是当时的亚洲中心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同时，明代尤其是明代后期，社会各领域呈现出种种新因素，具备新旧交替的潜质，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迈出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步伐。

具体到明代的经济，其时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社会发展水平超越中国此前各个朝代，在当时世界上也是一个先进强国。

而明代商业发展和商品经济繁荣，与政府采取的商业政策有很大关系。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学术界对明代商业政策的讨论和研究已近百年。

迄今为止，学界基本认同明代奉行了“抑商”政策。

①但是，一些学者也提出，明代同时存在“恤商”政策，尤其是明代后期“恤商”代替了“抑商”，还有一些学者主张明代商业政策为“重商”，②最近又有学者强调“通商”是明代的商业政策。

③通过研究，我们主张，明代一方面推行抑商政策，另一方面也注重恤商与通商;明代初期的商业政策以抑商为主，到了后期恤商与通商则成为商业政策的主流。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农业是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农民是国家赋税和徭役最主要的承担者。

秦汉以后，各个朝代为了统治的存续和长治久安，多视农业为“本”，予以大力发展，并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同时视商业为“末”，抑制商业发展，奉行所谓“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政策。

明代继承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其中“抑商”政策部分表现为几个方面。

        1.宣扬“抑商”政策。

早在江南政权时期，吴王朱元璋就表示：

“今日之计，当定赋以节用，则民力可以不困。

崇本而祛末，则国计可以恒舒。

”④洪武十八年（1385年）九月，明太祖对户部官员说：

“农桑，衣食之本。

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

……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

”①洪武十九年二月，他再次强调：

“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余饶，减省徭役，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

”②他甚至下令：

“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

”③

        “抑商”作为明太祖制定的国策，也为其后各朝所宣扬。

如，明宣宗说：

“为国养民，在有实惠，何必拘于法古？

诚能省徭役，薄征敛，重本抑末，亦足养民。

”④景泰年间，有官员提出：

“欲致国用之饶裕，岂必掊克聚敛之为哉！

诚能痛抑末技，严禁游惰，凡工商僧道之流，减汰抑遏，悉驱而归之农”，⑤得到明景帝赞同。

嘉靖九年（1530年）正月，兵部尚书李承勋上言，希望皇帝“思小民衣食之孔艰，皆以重本抑末为主”云云，明世宗“嘉纳其言，下所司议行”。

⑥“末”中包括“工商僧道之流”等各类非农业人口，商人无疑在其中。

        2.阻遏民众经商。

明初，为了打击地方豪强势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明太祖、明成祖先后强制迁徙江南以及各地“富民”到其老家临濠（治今安徽凤阳）和南京、北京等地，居住耕垦，或为厢民。

吴元年（1367年）十月，“徙苏州富民实濠州”。

⑦洪武三年六月，明太祖又提出，“苏、松、嘉、湖、杭五郡，地狭民众，细民无田以耕，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给”，强令“五郡民无田产者往临濠开种”，“徙者凡四千余户”。

⑧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又迁移“富民入居京师”，“工部徙天下富民至者凡五千三百户”。

⑨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简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布政司富民实北京”。

⑩这些“富民”中不少人本是因商致富，或因富而商，因此此举倾毁了不少商人，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明朝规定，商民出行，须申领得“路引”（通行证）方可。

路引详细注明商民姓名、乡贯、去向、外出原因、日期与体貌特征等，以备查验。

洪武年间颁布《大明律》规定：

“凡无文引私度关津者，杖八十。

若关不由门、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度关津论”。

{11}不仅如此，政府還限定路引发放数额，主管官员常借机收费乃至勒索，加大了商民申领路引的难度和成本。

由于申领不便，一些人遂伪造路引，偷卖给商人使用。

        对城镇商人，明朝政府强令他们登记户口，称为“占籍”，方许经营。

如果没有占籍，则不能经营，即“非占商籍，不许坐市廛”。

{12}对于占籍商人，官府加强控制，并且征收商税，派发各种差役、买办，恣意盘剥。

        3.贱鄙商人社会地位。

明太祖虽然宣扬士农工商为平等“四民”，但在传统思想观念影响下，他还是将“商”视为“四民”之末，予以贱鄙。

洪武十四年，他“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

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

{13}显然，“商”被置于“农”之下，人称“国家于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

{14}不久，明太祖“申明靴禁”，规定只有大小官吏、生员人等“许穿靴”，“其北平、山西、山东、陕西、河南并直隶徐州地寒，人民许穿牛皮直缝靴”，“其庶民、商贾、技艺、步军及军下余丁、管步军总小旗官下家人、火者、皂隶、伴当，在外医卜阴阳人，皆不许，止许穿皮扎革翁，违者罪之”。

{15}即只有大小官吏、一般民众允许穿靴，而商贾和地位低下者则被禁止，“所以贱之如此”。

{16}

        其后，正德元年（1506年），“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

①正德十六年，令“商贾、技艺家器皿不许用银，余与庶民同”。

②可见，商人与仆役、倡优、下贱之人并列，商人地位低于“庶民”。

明代统治者贱鄙商人社会地位的政策和做法，使一般商人难有身份优越感，抑制了他们的经营积极性。

        4.重征商税。

明初虽然奉行“抑商”政策，但经济发展、民众生活乃至王朝存续都离不开商业支持，加上历经战乱，经济凋敝，明太祖、明成祖因此对商人采取轻税政策，规定三十税一（详见后文），一定程度地扶持商业发展。

        明代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和统治者用度攀升，政府开始不断加征商税。

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增市肆门摊课钞”。

③宣德四年（1429年）正月，“增北京顺天府、南京应天府，并直隶苏州等府州县镇市诸色店肆门摊课钞”，“令增五倍”。

④同时，明朝在运河沿岸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等地设立“钞关”，收取“船料”“货税”等名目的商税。

成化、弘治年间，又增京师九门税。

《明史》称：

“京城九门之税，弘治初，岁入钞六十六万余贯，钱二百八十八万余文。

至末年，数大减。

自正德七年以后，钞增四倍，钱增三十万。

”⑤不仅如此，各地方也往往私设关卡，收取商税。

        明代后期，国家财政危机加剧，而皇室仍奢靡无度，统治者恣意征取商税，税制混乱，商人税负最为沉重。

明神宗在明代皇帝中最为贪财，征税无度。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左右，商税改为“量征什一”，⑥即税率从明初的三十税一改为什一税，提高了三倍。

在国家常设的征税机构——税课司局、竹木抽分局、钞关等之外，明神宗又派出大批宦官到各地收税或作监督，有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余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等名目，所收多归入宫廷使用。

明神宗私自收税最为商民之害者，是所谓的矿监税使。

万历二十四年开始，他再次派出大批宦官，以开矿、征税为名，到全国各地征敛搜刮，称矿监、税使。

矿监、税使“务为劫夺，以应上求。

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邱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⑦大肆侵夺，为非作歹。

至万历三十三年，明神宗“始诏罢采矿，以税务归有司，其税使不撤”。

明光宗即位，“撤回税监”。

⑧据估计，这些矿监、税使每年向宫廷内库进奉矿税银约171万两，即此一项已超过宫廷内库每年从户部提取应用的金花银额数（120万两）。

而这还只是矿监、税使们所征敛搜刮的1/3，另外2/3则落入他们及其爪牙腰包。

⑨

        天启、崇祯年间，明朝国库极度空虚，而西北、东北战事越发不利，耗费军饷巨大，明熹宗、明思宗遂继续加征各项税收，千方百计地征敛搜刮。

以商税而言。

天启五年（1625年），户部尚书李起元“请复榷水陆冲要，依万历二十七八年例，量征什一”。

明熹宗“允行之”。

崇祯初，“关税每两增一钱，通八关增五万两”。

崇祯三年（1630年），“复增二钱”。

户部尚书毕自严议“税芜湖三万两，而（南京）宣课仍增一万”，为二万。

九年，“复议增税课款项”。

十三年，“增关税二十万两，而商民益困矣”。

⑩重税征商，使商人纷纷破产。

        5.实行海禁。

明初，因东南沿海一带反叛未平，且倭寇横行，明太祖担心商民与敌勾结，遂下令除官方朝贡贸易以外，严禁出海贸易。

洪武四年十二月，明太祖两次重申“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

近闻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贾，则滨海军卫岂无知彼所为者乎！

苟不禁戒，则人皆惑利，而陷于刑宪矣。

……有犯者，论如律”。

{11}尽管三令五申，不少商民仍违禁从事海外贸易。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明太祖“命礼部严禁绝之。

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

{12}《大明律》规定：

“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段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

挑担驮载之人，減一等。

物货船车，并入官。

于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

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

①故有“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

②

        永乐以后，民间海外贸易兴盛，沿海商民“往往嗜利忘禁”，“私通外夷贸易”。

③各朝则不断重申海禁。

如，宣德八年七月，“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

④嘉靖二年，发生了宁波“争贡之役”，时倭寇猖獗，并与东南沿海走私势豪集团相勾结，明朝政府遂关闭用于朝贡贸易的浙江、福建二处市舶司，只保留广东市舶司，实行更严厉海禁。

嘉靖三年四月，明朝下令，“凡番夷贡船，官未报视，而先迎贩私货者”，“私代番夷收买禁物者”，“搅造违式海船私鬻番夷者”，“各论罪，怙恶不悛者并徙其家”。

⑤嘉靖十二年九月，明世宗表示，倭寇为患，“皆由居民违禁贸易”，“其亟檄浙、福、两广各官，督兵防剿，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

⑥嘉靖二十六年，浙江巡抚朱纨“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

⑦严厉海禁严重阻遏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不少沿海商民遂从事走私贸易，有的还投向并勾结倭寇，侵扰东南沿海，“海禁愈严，贼伙愈盛”。

⑧

        另外，明朝对盐、茶等实行官营等，也阻碍民间商业的发展，是其抑商政策的一部分。

        明初以来，统治者奉行“抑商”政策，试图抑制商业发展。

但是，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恤商、通商政策，发展商业。

到了明代后期，恤商、通商取代了抑商，成为明代的商业政策。

        1.明代初期的恤商、通商

        明太祖、明成祖虽然贱鄙商人，但也把商人作为“四民”之一。

明太祖说：

“昔汉制，商贾、技艺毋得衣锦绣、乘马，朕审之久矣，未识汉君之本意如何。

……况商贾之士，皆人民也，而乃贱之，汉君之制意，朕所不知也！

”⑨他们一定程度地优恤商人，实行通商，以恢复和发展商业经济。

（1）轻征商税。

建立江南政权之初，朱元璋因“四方战争，财用不足”，命“物货以十五分为率，税其一分”。

⑩至正二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