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文艺思想研究的世纪考察上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王国维文艺思想研究的世纪考察上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王国维文艺思想研究的世纪考察上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王国维文艺思想研究的世纪考察上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1933年,人文书店出版沈启无校点的《人间词及人间词话》。

1937年,南京正中书局出版许文雨的《人间词话讲疏》。

1940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徐调孚的《校注人间词话》。

这一阶段有关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研究论文共有30多篇,其中也有一些属上乘之作,如:

朱光潜以移情作用的理论来阐释《人间词话》,是运用西方文论比较成功的范例;

李长之结合王国维内倾而矛盾、忧郁而苦闷的性格特征来谈他的文艺批评,给人不少启迪;

郭沫若、任访秋分别将王国维与鲁迅、胡适进行比较,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论者研究视野的开阔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3]。

不过,就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文章论述范围比较狭窄,不外乎《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诸书,涉及《红楼梦评论》的不多,而对其文艺思想进行综合研究的更是数量有限。

此外,这一阶段的文章在论述的深度上有所欠缺,包括吴文祺刊发于《文学季刊》创刊号的《再谈王静安先生的文学见解》、贺昌群刊发于《文学周报》五卷合订本的《王国维整理中国戏曲的成绩》等文章在内,采用直觉式、随想式或点评式的研究方法予以探讨,没有做深入的理论阐述。

第二阶段,1950—1977年。

这一阶段有关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研究论文不少于30篇,与1949年以前相比,不少论文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拓展,围绕着如何评价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与“境界说”诸问题曾展开过学术论争,有利于澄清王国维研究中一些含糊不清的问题。

学术界借用前苏联文论的模式,在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入性方面比第一阶段有所加强。

美中不足的是,相当数量的论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注重阶级分析,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以偏概全,研究方法不够科学①。

这一阶段的王国维文艺思想研究还具有另外一个特征,那就是对王国维文艺思想实质属于唯心论还是唯物论的争论,比较引人注目。

王达津认为,王国维的文艺思想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和无利害关系论构成其哲学根据[4],这种观点在这场论争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徐翰逢、张文勋等人对王国维的唯心主义倾向还进行了具体分析[5]。

吴奔星则持相反的意见,他通过分析《人间词话》,认定王国维的文艺思想尤其是他的“境界说”立足于唯物主义,有现实主义倾向[6],这种看法后来受到不少论者的驳难。

“文革”十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陆学界关于王国维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同一时期,在港台地区则出现一批质量较高的论着,其中有周策纵《论王国维人间词话》,香港万有图书公司1972年版,蒋英豪《王国维文学及文学批评》,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华国学会1974年版,何志韶《人间词话研究汇编》,台北巨浪出版社1975年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出版《苕华词与人间词话述评》。

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对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研究也逐渐摆脱了阶级分析和庸俗社会学的思路,转向主体研究与文本研究,研究成果大批涌现,到目前为止,共出版10余部专着,试列如下:

陈元晖《王国维与叔本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萧艾《王国维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姚柯夫《〈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萧艾《王国维诗词笺校》,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聂振斌《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滕咸惠《人间词话新注》,齐鲁书社1986年版,周锡山《王国维文学美学论着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陈鸿祥《王国维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陈元晖《论王国维》,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卢善庆《王国维文艺美学观》,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祖保泉等《王国维与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佛雏《新订人间词话•广人间词话》,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傅杰《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

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

在上述专着之中,影响较大的是加拿大华裔学者叶嘉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和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

这一阶段的研究论文共有280篇左右,仅以论文数量而言,从1978年至今的20多年间发表的论文是以前两个阶段60多年所有成果的4倍有余。

1987年6月8日至11日,在华东师大召开“国际王国维学术研讨会”,1997年9月初,在北京召开“王国维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两次会议对王学研究都做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在第三阶段的初期,也有少数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思路,对王国维文艺思想以否定和批判为主,不过对王国维的某些具体论述已经开始重视,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对王氏关于典型、境界、创作方法诸问题的论述予以肯定,即为例证。

在这一阶段的中后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研究的范围渐渐扩大,从以前集中于“境界”说研究到王国维的戏曲理论、整体的美学思想,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的立体的研究架构。

研究的方法渐趋科学,视角渐趋独到,有些论者从文化背景的揭示这一角度开展文艺研究,将王国维的文艺思想放在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或者从文学与心理学、哲学等学科交叉的角度寻找研究的切入点,陈元晖、刘伟林、钱竞等人均做过有益的尝试[7];

或者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拓宽研究的范围,将王国维与中外文学家、美学家如尼采、叔本华、海甫定、济慈、具尔、严羽、况周颐、王夫之、鲁迅、蔡元培、朱光潜等人加以对比[8],以求研究之突破。

值得提出的是,有论者开展了对王国维研究的研究,夏中义先后针对叶嘉莹、佛雏有关王国维研究的专着提出批评意见[9],反思学术研究的得失,为以后的研究方向提供借鉴与参考,这种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以上我们就20世纪王国维文艺思想研究的几个阶段进行论析,并归纳出每一阶段各自不同的特征,下面我们分几个专题,就研究的具体情况加以评述。

二

对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研究首先体现在资料的整理出版上,这方面王国维所受到的重视在20世纪的学人当中是比较少见的,对此我们分三点来谈。

1.原着的整理、出版。

194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1983年,上海书店据此影印。

台湾纯真出版社1982年出版《王国维戏曲论着:

宋元戏曲考等八种》。

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合编的《王国维全集》。

1984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王国维戏曲论文集》。

同年,萧艾出版《王国维诗词笺校》。

1987年,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着集》面世。

陈永正所着《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在王国维着述的整理当中,最受世人关注的是他的《人间词话》,先后发表、出版的校注本达11种之多,最早的校点本出自俞平伯之手,不过仅有上卷,并非全璧,当时王国维尚健在,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王国维去世后,赵万里辑录他的遗着《〈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9卷第3号,1928年出版。

此后,靳德峻、沈启无、许文雨、徐调孚先后出版四种关于《人间词话》的笺证、标点本。

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徐调孚、王幼安校订本《人间词话》。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滕咸惠、施议对、佛雏的《人间词话》校注、译注本也先后问世。

在上述版本之中,流传最广、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是王幼安校订本。

80年代以后,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手稿本渐受重视,据亲眼见过手稿本的刘火亘所言,手稿是用毛笔写在一个普通的旧本子上,用直行稿纸订成,长方形,24厘米×

16厘米,共20页[10],笑枫、卢善庆等人对手稿本也给予应有的重视[11],手稿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王国维强调的着重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王国维整个文艺思想的脉络,作为第一手资料,它的学术价值是有目共睹的。

2.编订年谱和着述目录、系年。

赵万里曾编定《王静安先生年谱》和《王静安先生着述目录》,刊载于《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1928年印行。

台湾学者王德毅着有《王国维年谱》,台北市精华印书馆1967年印行。

佛雏撰成《王国维诗学着述系年》,刊于《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2—3期。

陈鸿祥也编写《王国维年谱》,由齐鲁书社1981年出版。

孙敦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

3.研究论文、资料汇编。

港台方面,何志韶辑成《人间词话研究汇编》;

大陆地区,姚柯夫编写《〈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1983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从1983年到1990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先后出版《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1—3辑,由吴泽主编,其中有部分论文专论王国维的文艺思想。

概而言之,在王国维研究的资料整理、出版上取得的成就还是令人可喜的,这些工作为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存在的问题是,资料整理的范围过于集中,研究者、整理者都将目光投在《人间词话》之上,仅此一项就有11种校注本,而对《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则很少涉及,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三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包括天才说、古雅说、游戏说、境界说、优美壮美说等等,主要体现在《红楼梦评论》（1904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1904年）、《文学小言》（1906

年）、《人间嗜好之研究》（1907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1907年）、《人间词话》（1910年）等着述之中。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是否形成体系,学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周锡山的答案是肯定的[12],叶嘉莹则判定王氏美学不成体系,因为他没有将西学与中国传统的文学完美地融合,在理论阐述上仍嫌不足,带有旧体诗话、词话常有的毛病[13]。

笔者认为,叶氏未免有些苛求王国维,王氏美学思想确实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带有古代文学批评所固有的缺陷,而且论述中还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不过,从总体上看,其内在体系还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不容抹杀的事实。

滕咸惠将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分成三个阶段:

1901—1905年、1906—1912年、1913—1927年。

他指出,在第一个阶段,王氏代表作是《红楼梦评论》。

此时,王国维还处在介绍、模仿叔本华美学思想的时期。

在第二个阶段,以《人间词话》等书为代表,王国维逐渐突破了叔氏美学的限制,在理论上表现出创新精神。

在第三个阶段,王国维转而从事古史和古文字研究。

滕咸惠对王国维的论述加以归纳,认为这一阶段带有朴素唯物论的色彩[14]。

滕咸惠的分期法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揭示出王氏美学思想由注重模仿到逐步成熟的动态发展过程,不过,她所划分的第三个阶段就明显地存在“泛化”处理的倾向,因为这一时期王国维对文学、美学并没有专门的研究,不应当将1913—1927年划分为王氏美学思想中一个独立的发展阶。

陆炜以1905年为分界线,将王国维美学思想划分为前后两期[15],这就比滕咸惠的三段分法更接近于实际。

论及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渊源,一般人都知道,他心仪于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并有过研究,这从他的着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缪钺在1943年就撰文指出这一点[16]。

1949年以后,陆续有人对此加以探讨,陈元晖《王国维与叔本华哲学》一书详细阐述了王国维与康、叔等人之间的血肉联系。

夏中义认为,王国维接受叔氏理论的内在动因是由于天才情绪和人生逆境的严重失衡所酿成的灵魂苦痛,他还论述了王国维接受叔氏的过程,即从学识领悟———情态反趋———学理再创[17]。

孟宪明还探讨了王国维对叔氏美学观的突破与局限[18]。

王氏美学思想是否仅仅源于康、叔、尼等人呢?

结论自然是否定的。

事实上,中国传统美学对王国维的熏染也是显而易见的。

钱仲联认为,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是在旧诗词理论基础上的提高,司空图、王世贞、叶燮、梁启超、况周颐诸家学说是王氏“境界”说的先河[19]。

叶朗将所论重点集中在严羽的“兴趣”、王士祯的“神韵”之上,指出此二者与王国维美学思想之间有着血缘关系[20]。

吴枝培撰文指出,王世贞的《艺苑卮言》、叶燮的《原诗》、袁枚的《随园诗话》等等,可能对王国维都有过影响,但是对王氏影响最直接的还是刘熙载的《艺概》[21]。

孙维城也有类似的见解,认为王国维的“能观———观物、观我”理论、物我两应的境界类型论、“忧世忧生”的审美情感论以及文学批评观均直接源于刘熙载的《艺概》[22]。

一般的研究者论述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源头,均认定王国维是受中西美学的综合影响,这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王国维处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西方文化不断涌现,而他的国学根底又十分深厚,两者交叉出现于他的思想之中并影响其治学方法与实践,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探究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渊源时,也存在一些误区:

一是容易走向极端,有些文章将意境等同于叔本华的“理念”,断定王国维的意境审美范畴与中国古典美学并不相关[23],这种观点显得有些偏激。

二是少数论者在寻找王国维美学之源时,喜欢将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引入论述之中,实际上他所找到的与王国维美学思想之间到底有没有内在联系倒让人怀疑,比如,有人提出王氏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中国宋明理学的结合[24],认定王氏美学导源于宋明理学,其立论恐怕难以让人信服。

“天才”说是王国维美学思想的一个构成部分,主要体现于《文学小言》,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人间词话》等着述之中也有反映。

周振甫认为,王国维讲究阅历深浅,侧重于讲述阅历浅的好处,这是本于叔本华的天才论,但王国维把高尚伟大的人格和高尚伟大的文学结合起来,这就不同于叔本华超脱利害关系的天才说,是对叔氏理论的超越[25]。

陈元晖认为,叔本华美学理论上的“天才”说是与遗传说相联系的,而叔氏的遗传说为王国维所接受,此说将文学艺术作品当成“自娱”的作品,脱离了社会实践[26]。

夏中义指出,“天才”说是王国维的“审美———艺术主体”论,它是由三对关系或三个环节有机构成的,这就是:

从“内美”与“修能”到“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再到“独能洞见”与“独有千古”[27]。

王国维认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而一切形式的美,又不能没有其他形式去表现它。

表现形式之美的“他形式的美”就是美的第二形式,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古雅”,有人据此将古雅说又称为“第二形式之美”说。

陈元晖对“古雅”说进行比较详尽的分析:

所谓“古”是与“今”字相对的,所谓“雅”是与“俗”字相对的,“古雅”具有与当前现实脱离的、与大众生活脱离的特征,是没有利害感而又具有能解脱生活之欲的一种品质。

陈文还阐述了古雅与优美、宏壮的关系[28]。

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论述了“古雅”说与康、叔美学的密切联系,认为“古雅”说之中隐摄了康德“美在形式”、“自由美”与叔氏艺术“理念”、音乐美的部分理论,并指出“第二形式”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他给“第二形式”进行定义:

所谓第二形式,一般地指审美境界的艺术表达方式;

特殊地指艺术品中仿佛脱离具体内容、具体“情景”而独立的“有意味的形式”（90—108页）。

张颂南、柯尊全等人将王国维的“古雅”说与英国艺术评论家具尔的“有意味的形式”理论进行比较,指出二者之间的异同[29],立足于中西文艺理论的比较,得出的结论能够给人一些启发。

游戏说是西方文论界关于艺术起源的一种阐释,康德、席勒、叔本华都曾提出过这种学说。

王国维借鉴了这一概念。

此说的实质在于:

从唯意志论出发,由于满足生存意志,必须解脱人生痛苦,游戏是解脱人生苦痛的良药,而一切艺术的产生,也就是为了解脱。

游戏是铸“解脱之鼎”的人类的本能的活动,是一切艺术品诞生之源[30]。

周锡山《论王国维及其美学思想》一文对“游戏”说评价较高,他认为,王国维第一个从西方引进游戏说,对我国文学的发展起了良好作用。

王国维提倡游戏说,在当时还有战斗作用,很有现实意义。

他提倡游戏说的目的,一是反对将文艺看做是谋取个人名利、讨好权贵、换取金钱的工具。

二是他看到我国传统的“美学观念将文学与政治绑得太紧,甚至到了合二为一的地步,因而提出这种学说。

这种论断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过分拔高了王国维的思想境界和“游戏说”的现实作用。

陆炜《王国维的“势力之发表”说与其美学思想的转变》认为,用“游戏”说来解释王国维的某些美学思想并不恰当,王国维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提到的“势力之发表”是他对游戏说的解释,王国维是围绕“势力”而不是围绕游戏来谈文学艺术本身的。

王国维受叔本华优美与崇高理论的启发,提出优美与壮美说,最早见于《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一文,后来受康德美学与崇高理论的影响,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中对优美壮美说进行了补充论证。

周振甫《〈人间词话〉初探》指出,优美是人在心境宁静的状态中领略到的外物之美,壮美是人在受到外界事物的压迫而又不能抗拒时所造成的悲剧或悲苦的感情时产生的美,周氏之论简而言之,一是静态美,一是动态美。

宋民将王氏的优美壮美说的形成分成三个阶段:

介绍、阐发叔本华的理论,对康、叔的观点加以综合,把西方的优美、崇高理论同中国古代文论结合起来,用“优美”、“壮美”概念来诠释、界定“境界”说。

王国维的优美壮美说处在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31]。

《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早期的一部重要美学专着,可是20世纪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并不多。

1934年,李长之在《王国维文艺批评着作批判》中初步概括了此书的四个长处和四点不足,长处在于有组织、有系统、有根据、有眼光,而且在王氏理智的评衡之中流露出个人的情绪。

不足分别表现在关于人生问题、关于艺术的看法、关于作批评硬扣的态度等方面。

佛雏认为,《红楼梦评论》的立足点是叔本华的“原罪———解脱”说、“第三种悲剧说”与中国道家的“颓废主义”之间的结合[32]。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也分析了《红楼梦评论》一书的优缺点,优点在于首先引进西方理论来评论《红楼梦》,并且建立了批评体系,此外还具有辨妄求真的考证精神,为胡适、俞平伯等人的新红学指明了途径,缺点在于王国维照搬叔氏理论却没有很好地消化、吸收（179—185页）,吴功正具体分析了《红楼梦评论》所呈现的复杂的内容,认为此书一个突出的贡献在于对当时正在形成的“索隐”、“自传”等新旧红学之风的批评。

吴功正还指出,《红楼梦评论》暴露了严重的缺陷,出现悲观消极情绪,这是由于据以立论的叔氏理论缺陷所致[33]。

郭豫适认为《红楼梦评论》的价值主要表现在末章《余论》中对《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影射说”和考证派“自传说”的批评,此外还表现在对文艺创作的性质和特点的阐述上[34]。

在谈到《红楼梦评论》的贡献与局限时,论者的看法是比较接近的。

《红楼梦评论》借用叔氏理论,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高小康认为,王国维是想通过对《红楼梦》的评论来反对传统的乐天精神和趣味,建设一种新的美学精神,一种悲剧主义的、悲剧的美学精神[35],作者的论述是较为新颖的。

四

“境界”说是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他评价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主要使用“境界”概念,后来在《宋元戏曲史》中又专用“意境”一词,先后阐述了自己的“境界”理论。

综观王学研究80余年的历史可以看出,对《人间词话》及其“境界”说的研究,数量是可观的,成就也是突出的。

据笔者统计,专论《人间词话》及“境界”说的论文达到130多篇,占20世纪有关王国维文艺思想研究论文总数的40%,这一数字还不包括王学研究专着以及王国维美学思想综论式的论文中所包含的有关内容。

笔者有鉴于此,故而将《人间词话》及“境界”说作为单独的一节,评述20世纪以来的研究情况。

“境界”和“意境”两个术语之间有无区别,学术界存在明显对立的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境界”等于“意境”,单言之则称“境”,重言之则称“境界”,换言之又称“意境”,这两个概念在实质上是一致的,这种观点以李长之、刘任萍、钱仲联、吴奔星等为代表[36]。

黄保真经过分析也认为,“境界”、“意境”、“境”三个词的所有用法不仅共有一个基本涵义,而且三者的个别义、引申义也多相近或相同[37]。

另一种意见与之相反,认为“境界”不等同于“意境”。

范宁首先从训诂学的角度指出,“境界”一词存在三种不同意义的变迁:

最初见于《新序•杂事》,指疆土的一定范围,即具体的界限,后来逐步演变为指想像中的一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和物,再变为人生经历。

接着,他又指出“境界”与“意境”的区别:

“境界”比“意境”的范围广阔一些,它指主观想像,也指客观景象的描述,而“意境”则偏重于指主观情思的抒写[38]。

萧艾、刘雨等研究者均持类似看法,认为“境界”、“意境”是两个相关并行的概念,刘雨还列举了将这两个概念混淆的原因:

一是误将署名“樊志厚”的《人间词序》的作者当做王国维自己,实际上《人间词序》出自樊少泉之手。

二是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曾同时使用过两个概念,以至论者误解[39]。

笔者认为,王国维的文艺批评处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一个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他所建构的理论体系还不是十分完善,延续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家的某些缺陷,尤其是在概念的表达、使用上不够明确的毛病,论述之中存在着不周密之处,“境界”、“意境”二词的使用当属这种情况,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两个概念之间划上一条严格的界线。

关于“境界”说的内涵,历来众说纷纭。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作品的世界说。

李长之在《王国维文艺批评着作批判》中提出这一见解。

所谓“境界”就是“作品的世界”,它是客观的存在与作者的主观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有真景物、真感情的世界。

2.艺术形象说。

这种看法主要是在1950年以后提出的,陈咏指出,所谓有境界,就是指能写出具体、鲜明的艺术形象,不过他持论较为谨慎,认为“境界”不单有形象的内容,还包括真切的感情和气氛[40]。

叶秀山、汤大民、陈一琴、佛雏、姚全兴等人皆主此说[41]。

然而,围绕着“艺术形象”说的实质却展开了某些论争,陈咏觉得“境界”并不是对现实的纯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