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诉讼谈谈关于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法律制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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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关于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法律制度

谈谈关于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法律制度

作者

宋绍青

内容摘要：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银行业将面临着巨大的冲击，特别是以信贷为主要职能和业务的商业银行。

当前，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着不良资产高、风险隐患大的问题，严重削弱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危及了银行的生存和发展。

为了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就必须切实加强法治建设，努力实现金融法治化。

针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现状，本文试图对以法律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的问题进行探讨，论述运用法律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的依据和必要性及具体制度。

关键词：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法律制度

当今社会，经济与金融的全球化已成为必然趋势，而金融的地位与作用亦日益突出，金融在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的同时，其风险也在不断地积累并造成毁灭性的损失。

中国最危险的金融风险在哪里？

专家定位：

银行风险。

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银行业将面临巨大的冲击，特别是以信贷为主要职能和业务的商业银行。

当前，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着不良资产高，风险隐患大的问题，这严重削弱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危及了银行的生存与发展，引起了业内人士、理论界和政府高层的广泛关注。

强化信贷风险管理，提高资产质量，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已成为国有银行当前面临的紧迫而又繁重的任务。

为了克服和消除信贷风险的最大隐患，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就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努力实现金融法治化。

一、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现状

商业银行的主要职能和业务是信贷，即直接向社会提供资金融通服务。

由信贷的性质所决定，信贷行为的发生和终结之间必然存在一个时间间隔，贷出货币与清偿行为始终有时间差。

正是在这段时间内，或者借贷的资金可能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不能发挥原来期待的效用，不能正常周转和有效增值，使资金的清偿能力相应受到影响；或者借贷人在主观意愿上无意于偿还贷款致使借贷风险发生。

（一）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4年初，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家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为3160亿元，占全部贷款的20.4%。

1995年底，全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上升为6000多亿元。

1996年，随着国有企业亏损面的扩大和破产倒闭企业增加，银行不良债权总额已超过1万亿元。

[1]众所周知，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占贷款比例过高，超过20%，一直是金融业和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隐患。

近年来，除通过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进行银行资本金的直接融资外，还通过财政注资建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来剥离银行的不良资产，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虽开始下降，但仍然偏高，往往是旧的不良资产尚未完全消化，新的不良资产已经产生。

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截至2000年第三季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约18%，形势不容乐观。

由于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及政府的干预，银行对陷入困境的企业不能见死不救，安定团结之类贷款的发放，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的迅速累加。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说，国有独资银行不良贷款比例过高是我国金融业存在的一个重大风险。

近年来，为解决不良贷款问题，我国已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已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新增贷款质量普遍提高。

到2001年9月末，四家国有独资银行外币贷款为6.8万亿，不良贷款为1.8万亿，占全部贷款的26.62%。

其中，实际已形成的损失约占全部贷款的7%左右。

戴相龙说，这种状况不仅威胁到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使银行业抗击意外事件冲击的能力大大降低，而且对整个金融业的稳定运行产生了巨大威胁，这种不良贷款增多、债券损失迅速加大的态势，一方面直接危害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使银行的经营风险急剧上升，另一方面因银行业务的高负债经营，也存在着加大风险和危害社会公众利益的可能性。

（二）国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暴露尚不充分，且面临的风险有加大的趋势

1.由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80%以上投向国有企业，并集中于传统产业和行业。

这些产业和行业近年整体经济效益持续滑坡，银行的信贷风险逐步加大。

[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新形势下，银行之间的无序竞争加剧，贷款大量向交通、能源、电力、电信等垄断性行业、大项目及集团公司、股份公司、上市公司等大企业集中，客户群体趋同，存在着风险集聚和形成新的不良贷款的可能，潜在的信贷风险不容忽视。

2.伴随着金融开放和金融改革的深入，国有银行要按照公司化和股份化的要求进行综合改革，向社会公众公开披露经营信息，直接进入资本市场，分业经营的界限将趋于模糊。

这些既增加了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灵活性，也加大了银行的风险。

一大批有实力、有效益的外资银行已经或即将来华抢摊设点，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大，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着客户流失、客户群体边缘化的危险，信贷风险不断加大。

二、运用法律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的依据和必要性

（一）依据

1、理论依据。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商业银行作为以营利为目的企业法人，是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对其本身权利和义务的规范，自然依靠法律的力量。

完善的法律可以提高银行的信贷水平，而信贷水平的提高，又会加强银行系统抵御风险、应付危机的能力。

以法律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进行防范和化解，具有以其他形式控制银行信贷风险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法律具有其他社会规范所没有的强制性、普遍性、稳定性。

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更有效地形成统一的银行信贷风险防范机制。

以法律来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其理论依据更具体的在于信贷的法律性质。

从法律的角度确定信贷的性质应当把它理解为一种合同关系，是出借方与借贷方关于借贷一定对象的协议，当事人形成的是以债务人到期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为条件的债权债务关系。

银行则是一种特殊的债权债务关系，其特殊之处在于，银行信贷的一方当事人始终是银行，其标的只能是货币。

基于银行信贷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突出重要性，法律对银行信贷有着诸多更严格的要求。

正是基于信贷的法律性质，也使严格依法管理商业银行信贷活动，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保护信贷安全，成为商业银行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的有效途径。

2、事实依据。

整个银行史都证明着以法律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必要性、紧迫性和有效性。

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证明，无论国家的发达程度如何，只要形成有健全的银行信贷风险法律控制机制，就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有效维护金融业的良性循环，相反，如果没有健全的银行信贷风险法律控制机制，则其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则必定较弱。

银行产生伊始，并没有专门的银行法律体系。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越来越突现其作为国民经济中枢及社会经济主要调节机构的重要地位，一旦人们认识到金融机构对社会公众和社会经济稳定性的巨大影响，就开始采用法律手段约束相关的行业行为。

这种法律约束，最初是个别的、间断的，而后逐渐成为一种标准的、严格的、全国性的统一管理。

但是以法律手段控制银行信贷风险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最直接地仍源于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

十八、十九世纪，经济自由主义盛行，反对国家干预、主张放任自流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虽然银行立法仍有发生，但总的说来，对银行信贷风险的严重性认识不足、防范不力。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席卷西方的严重经济危机中，大批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国际信用瓦解、货币制度崩溃，更向社会警示了法治对金融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

此后，以美国为首，德国、瑞士、法国等纷纷效仿，通过了一系列相关的银行立法，加强了对银行业务的监管，从体制上严格防止银行信贷风险的集中爆发，以法律防范和化解银行信贷风险得到了较全面的发展。

1934年到1980年的美国银行业，也因此处于一个相当稳定的时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高科技及其他宏观环境的带动下，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日趋自由化，国际金融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表现在外汇市场规模、国际债券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引资规模都在持续增长。

另一方面，金融服务市场的国际化和金融业竞争的加剧，又导致各国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银行金融业的管制，两相结合，潜藏的各种银行信贷风险就很可能集中发作。

英国巴林银行的倒闭、日本大和银行风波即是如此。

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现有的银行法体系大多不健全，银行内控机制不完善，政府对银行的管制也存在颇多漏洞，自身承受风险的能力又不强，则极易因银行信贷风险的发作导致发生国家经济整体的危机。

源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爆发的。

一系列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陆续发生的金融危机事件，再一次表明了不能放松法律对银行信贷风险的严格控制，应当加强国际合作，在跨国银行服务日益发展的今天，形成国际性的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的法律机制，已经是势在必行。

（二）必要性

运用法律来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在中国有着更为特殊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78年，我国的银行金融体制处于高度集中时期，形成的是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为中心的、全国统一的银行体系。

从1979年开始，中国逐步地实行金融体制改革，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以各专业银行为主体的新的金融体系结构。

为进一步完善这种体系结构，一些全国性商业银行、区域性商业银行、信贷合作社和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相继设立，一些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还引入了外资银行。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专业银行的转轨写入市场经济框架，通过对四大专业银行的改造，建立起了一个完善的中国商业银行体系。

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也明确要求国家各专业银行在政策性业务分离出去之后，要尽快转变为国有商业银行，按现代商业银行经营机制运行。

要使商业银行的发展实现改革的预期，必须以规范化、国际化的经营机制作为最高准则，这其中必须要借助于法律的力量。

健全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法律规范，随即成为金融立法的一个重要环节。

几年前，针对我国国有企业债务负担过重，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居高不下的情势，有关部门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比如，贷改投、兼并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免息、降息等政策。

这些举措虽然都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效果都不是十分理想，特别是仅仅依靠国有商业银行催收到期贷款和每年提取呆坏帐准备金来核销历年积累的巨额不良资产，作用十分有限。

从1999年起，我国又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本来是希望企业通过债转股来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之忧，又解决国有企业经营困难之苦。

但现在看来，债转股充其量也只是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治标措施，页绝非治本之举，况且债转股在实施之后也没有起到良好的效果。

要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银行的过高比例的不良资产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深化企业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消除产生不良资产的体制基础，而这又需要靠完善的法律制度来实现。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外资银行会较大规模地进入我国市场。

为了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最大程度地保障我国国家和国民的经济利益，健全法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我们的唯一选择。

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透明度原则，任何签字方都必须把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的有关法律、行政命令及其他决定、规则和办法在生效以前予以公布。

[3]透明度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一条重要游戏规则，它们也是金融开放的前提和精髓。

这种原则性的要求，使各国能够借以保护本国国家和国民利益的手段和工具，就只能是公布的、公众能够获得的规范性文件。

这就要求我们要对现有的商业银行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和完善，协调现行法律规定与国际最低标准或国际惯例之间的冲突和不一致，补充法律规定的漏洞，避免国际法的直接适用。

总之，只有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以法律手段作为武器，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在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的要求，从而适应入世的挑战。

三、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法律制度

（一）理顺政府、财政、银行及企业间的法律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逐步推进，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应是制定各经济主体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并监督执行，对违规者按规定实施惩罚，确保秩序。

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引导也应以间接手段为主。

为此，从现在起，各级政府应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