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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被称为应激相关性成长、积极成长等。

创伤事件，主要指各类事件导致当事人的病残及其精神创伤。

PTG指创伤事件并非全是负面的，有时反而促使个体的心灵成长、改善其自我意识、提升个体与他人和社会关系、促使其正确看待生命价值、重新设定新的人生发展目标等积极正向改变。

国外研究者对许多可能造成个体负性心理反应的事件展开探索研究．例如天灾、儿童受虐、车祸、强暴、慢性病、骨髓移植和癌症等。

相关研究结果发现[2]，PTG共包含个体5个方面的成长：

改善人际关系、获得新生活的可能性、生活的哲学观、自我成长（自信、自我效能感的增强和获得新的应对方式）及精神方面的发展。

如相关研究发现[3]，丧偶的老年妇女自我效能感增强：

有高风险性婴儿的父母呈现家庭成员关系增强、对生活有较好的视角等；

遭强暴的个案中有自我信任和自我价值的增强：

乳腺癌患者与其配偶对未来有较好的控制感、社会关系改善、更珍惜生活和精神方面等。

上述成长均可反应个体遭遇创伤性事件后精神心理、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向的改变。

但是，系统的对与PTG现象进行科学研究还是Tedeschi与Calhoun在1996年提出的PTG定义，并且提出了创伤后成长模型（modelofposttraumaticgrowth）。

Tedeschi和Calhoun（2004）以修改后的PTG模型（Calhoun&

Tedeschi，1998；

见图1）对成长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创伤事件震撼或毁坏了个体原有的重要的目的和世界观，个体面临着形成更高级的目的与信念，新的生活叙事及管理痛苦情绪的挑战。

创伤事件所导致的情绪痛苦引发反复的沉思与试图减轻痛苦的行为尝试。

最初，沉思多是自动发生的，表现为常常回到创伤相关问题的思考。

在最初的应对成功（如，痛苦情绪的减轻）之后，沉思转变为更有意的对创伤及其生活影响的思考。

随着有意沉思的进行，个体的认知图式有了改变，生活叙事得到发展，最终产生PTG。

在此过程中，进行新情况分析、意义发现和再评估的沉思被认为在个体成长中起了关键作用。

而创伤前个体变量、社会支持和持续的痛苦则会影响应对过程和PTG的出现。

可见，Tedeschii和Calhoun的模型中，PTG是对创伤事件进行斗争、应对的结果，对个体发展具有积极的、建设性的功能，其形成过程中的认知成分具有关键作用。

相关研究显示，PTG的内涵至今还是是存在争议的。

PTG作为应对结果与应对策略、PTG的建设功能与幻想功能、PTG的认知成分与行为成分存在争论[4]。

另有国内进行的PTG研究，认为PTG包括真正的成长、潜在的成长与自我增强错觉三种成分，并据此用Talor的双面模型、基于整体心理发展的生物心理社会进化观（christopher,2004）对PTG进行了整合性解释[5]。

但是，双面模型只从结果上描述了PTG的不同成分，未能从机制上解释PTG的形成，也没能将几种成分真正区分开来。

生物心理社会进化模型则从机制上对PTG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分析，但对PTG的成分却难以给出具体分析。

因此，更为全面的解释PTG的内涵及本质问题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探讨。

挑战

情绪困扰的管理

基本图式、信念、目标

生活叙事

图1Tedeschii和Calhoun提出的PTG模型（采自Calhoun&

Tedeschii，1988）

2PTG的心理机制

2.1PTG的解释模型

虽然Tedeschi等描述了PTG的产生过程及其核心环节,但对于为何通过此过程与环节会产生PTG,Janoff-Bulman（2004）认为他们并未做出解释,为此,她提出了三个PTG产生的解释模型,用以联系过程与PTG结果[4]:

一是“经历困难的力量”（strengththroughsuffering）。

意指任何未能毁灭个人的事物将使个人变得更强大。

此意蕴涵于西方宗教文化中苦难的救赎价值中。

Janoff-Bulman认为,正如躯体通过锻炼会变得更强壮一样,当个人挑战自己的心灵时,心理力量也会得到增强。

个人在创伤后适应时,通过极大的努力和决心,会更多地了解自己,包括自己的能力、才能以及新的可能性。

在这个艰苦的过程之末,个人会看见不同的自己。

二是“心理准备”（psychologicalpreparedness）。

指通过积极地应对创伤事件,个人不仅更好地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不幸做出准备,而且作为应对的结果,个人将不再容易被不幸所伤,即获得了一种心理抗体。

Janoff-Bulman认为创伤的深度与强度是由于缺乏心理准备而造成的。

曾经带给个人稳定和一致的认知假设在面对创伤后的世界时变得毫无解释能力,个人内心世界陷入颠覆和解体。

而重建可以解释创伤的假设体系将能使个人继续自己的生活。

在重建过程中,个人会吸收进创伤信息,但不会被它所掩埋。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个人将重新建立起一种积极的但又非绝对的假设,这使得个人知道未来出现不幸的真实可能性,同时也为此做好了抵御的准备,成为个人的一种存在状态。

三是存在的再评价。

人类是意义寻求的生物,为了更清楚地表明个人在创伤后的挣扎历程,Janoff-Bulman和Frantz（1997）区分了两种意义:

作为理解性的意义（meaningascomprehensibility）和作为重要性的意义（meaningassignificance）。

Janoff-Bulman（2004）认为在对理解性问题深思之后,个人将转到价值性问题上来。

当个人进行意义重建之后,也就具有了存在性知识,这迫使个人对自己生活的重要性问题进行重新评估,即存在的再（existentialreevaluation）。

在面对丧失,并且有可能是持续的丧失时,个人将认识到生活的珍贵性。

在面对极有可能的“非存在”时,个人会对自己存在的事实感到惊奇。

生活呈现出新的价值。

在认识到生活价值的同时,个人也通过新的选择和诺言变得积极起来,而这创造了生活的新意义。

2.2认知过程

积极的再评价与意义寻求（Sensemaking）。

研究表明,积极的再评价十分显著地与创伤经历者报告的个人成长正相关,积极的意义寻求也与报告的个人成长正相关,这两者被认为是个体获得PTG的最重要途径（Zoellner&

Maercker,2006）。

其实应激理论中的多重评价学说即是对这一指标的最佳阐释。

沉思（Rumination）。

沉思是指创伤经历者创伤后自动或故意进行建设性的思考。

沉思是PTG发展的核心过程（Tedeschi&

Calhoun，2004）。

现有研究也表明（Calhounetal.,2000）,经历多项重大创伤的大学生,其早期的沉思显著地与后来的PTG正相关。

需要注意的是,与PTG相关的沉思主要是指那些有意进行的建设性思考,不包括那些与创伤事件相关的自动性思维。

接受应对（Acceptancecoping）。

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被认为对适应不可控或无法改变的生活事件来说是关键的。

因而,接受已经发生的创伤事件是导向个人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Calhounetal.,2000）。

这在一些研究中已得到证实。

Park等人（1996）的研究表明接受是个人成长的一个显著预测因素。

Armeli等人（2001）的研究也显示,那些使用包括接受在内的适应性应对策略的大学生的PTG是最高的。

2.3人格因素

人格的内外控（Internallocusofcontrol）。

研究表明,知觉到的PTG与内外控之间显著相

关,内控性特质与PTG自我增强错觉显著关联（Zoellner&

这与我们的日常感

觉是一致的,即那些内控者（相信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相信事情的成败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人）,看起来或表现出来像是已经从创伤中获得了成长（经验或成熟）,但实际上这种成长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增强的错觉。

经验开放度（Opennesstonewexperience）。

经验开放度高的人对待新刺激时更能主动积极地去适应，是富有想象力的、易情感反应的、好奇的。

相比于PTG,积极主动地去适应就意味着超越已有的应对方式或能力,实现心理上的真正成长。

经验开放度与PTG之间的关联也已经得到相关研究的支持（Tedeschi&

Calhoun,1996）。

乐观气质（Dispositionaloptimism）。

研究表明,乐观者更灵活,更多采用问题集中的应对,在不可控情境中更多利用重构或接受应对。

乐观气质与PTG之间呈中度正相关（Tedeschi&

Calhoun,1996）,能较好地预测PTG（Davisetal.,1998）。

乐观者对灾难的应对比悲观者积极。

坚韧性与一致感（Hardinessandsenseofcoherence）。

坚韧性是指许诺、挑战、控制,一致感是指世界是可理解的、可管理的、有意义的。

研究表明（Waysmanetal.,2001）,创伤经历者所具有的坚韧性与创伤后出现较高的正性改变相关联,一致感也与PTG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

坚韧性与一致感作为重要的预测指标,反映的是个体已有认知结构的开放性或可塑性,坚韧性与一致性高者其接受、容纳新异刺激的可能性就高,反之就低。

参考汪亚珉在Zoellner与Maercker（2006）的基础上总结出的PTG八大影响因素[6],本文总结为了三大类。

除了认知因素、人格因素等心理机制会影响PTG的发展以外，还有环境需求和社会资源会对PTG的发展构成重要影响。

创伤后成长与个体的特质因素密切关联,尤其是积极的再评价与意义寻求,但这些个人特质因素真正发挥作用,还是与环境支持有很大关系。

良好的社会支持与创伤后的积极成长之间密切关联（Jayde,2005）

3PTG的测量与应用

3.1PTG的测量工具

创伤后成长的测量主要有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两种形式。

质性研究常以开放式访谈探询个体创伤后体验到的积极改变,并通过分析被访者的回答提炼出关于创伤后成长的不同主题;

而各种创伤后成长相关性测评工具的研发,使创伤后成长的量化研究得以实现,也促进了创伤后成长理论在不同创伤人群中的应用。

专门用于测量成长的工具主要有:

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posttraumaticgrowthinventory,PTGI）、应激相关成长量表（stress-relatedgrowthscale,SRGS）、感知获益量表（perceivedbenefitscales,PBS）、益处发现评定量表（benefit-findingscale,BFS）、态度改变问卷（changesinoutlookquestion2naire,CIOQ）、疾病认知问卷（illnesscognitionques2tionnaire,ICQ）及心理活力量表（thrivingscale,TS）[7]。

下面着重介绍应用最为广泛的PTGI。

此量表共有21个条目,包括与他人关系（relatingtoothers）、新的可能性（newpossibilities）、个人力量（personalstrength）、精神变化（spiritualchange）和对生活的欣赏（appreciationoflife）5个维度。

该量表采用Liken6级评分法,从“创伤后完全没有经历这种改变（Ididnotexperiencethischangeasaresultofmycrisis）”到“创伤后这种改变非常多（1experiencedthischangetoaverygreatdegreeasaresultofmycrisis）”依次计0—5分,总分0—105分,分值越高预示创伤后成长越多。

量表总Cronbach’s为0.90,各分量表a系数为0.67-0.85。

PTGI自公开发表以来,对其维度结构等进行探讨的相关文献便大量涌现,并有逐年上升趋势。

如有学者认为,PTGI的5个维度各自独立,反映个体在遭受创伤后经历的不同潜在心理过程;

也有研究m_发现,PTGI的5个维度呈稳定相关;

Taku等对PTGI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则表明,5因素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最好,论证了PTGI的多维结构。

目前,已有多国学者对PTGI进行了本土化研究。

如德国、日本Ⅲ、荷兰、西班牙、波黑等。

对PTGI的本土化研究结果显示,各国的创伤经历者均存在创伤后成长现象,但文化差异可使其创伤后成长的维度发生变化,故不同文化背景下使用PTGI时需对其条目及因子结构进行相应调整。

如香港学者Ho等2004年以香港地区癌症患者为研究样本,汉化修订了21个条目的GI。

原始量表的样本人群为经历过创伤事件的大学生,中英文语言表达上的差异及社会文化因素影响,PTGI中文版（ChinesePosttraumaticGrowthInventory,PTGI）为15个条目,2个维度:

人际关系及个人内心。

总Cronbach’sa为0.825,分量表Cronbach’sa分别为0.70和O.8O。

个人内心又可分为3个维度:

自我、精神层次、生活路向,Cronbach’sa分别为0.856、0.619、0.428。

在Pubmed、Elsevier和Springer数据库中搜索以上各量表,其应用研究按照由多到少排序依次为PTGI、ICQ、SRGS、CIOQ、PBS、BFS、TS。

其中以PTGI为测评工具的相关文献远

胜于其他各量表相关文献的总和。

上述创伤后成长相关量表均有良好的信效度,但所应用人群不一。

从应用范围来看,TS、ICQ、PBS、BFS多用于疾病患者,尤以癌症患者居多,PTGI、CTOQ则也应用于一般性的创伤。

尤其PTGI因其操作的简易性和较好的信效度,在基础和临床应用研究中也有较好的适应性。

从测评工具的维度来看,国外学者就“创伤后成长现象是单维度还是多维度”的问题一直持有争论,因而相关测评量表也有单维度和多维度之分。

各量表均源于作者对创伤后成长的理解,尚无标准量表,如PTG1、SRGS、TS、BFS均仅测量个体的创伤后成长;

ICQ、PBS、CTOQ和SRGS则既可测量个体创伤后的成长也可评估个体创伤后的消极变化,但更偏向“创伤后成长”。

3.2PTG与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在促进对象PTG产生时,要突现对象PTG中有益于PTSD应对的因素,把PTG产生和PTSD应对有机统一起来。

这一结果在心理调节技术的开发中也有重要意义。

据国外研究,一类促进PTG在临床上发展的途径是叙事相关治疗程序的开发。

有研究显示[8],灾区学生PTSD与PTG及其分量全部显著负相关。

这说明,PTG包含的思考、信心、力量、关系、热爱方面的各种因素都有可能在PTSD应对中起作用,而目前流行的认知行为疗法、以患者为中心疗法、家庭治疗、叙事疗法、环境疗法、工作疗法（劳动治疗）、娱乐疗法、姿态疗法等,都在考虑这些方面的因素,这就有可能基于PTSD与PTG的负相关关系,充分发挥各种疗法的优势,进行促进PTG产生的治疗程序开发.

4评价与展望

自Tedeschi和Calhoun提出PTG概念以来,PTG就以它对人性正向、积极且富于生命力的看法,在当前对创伤的病理学影响的普遍认识中独树一帜,吸引了来自理论与临床领域的研究者。

虽然此领域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正如有的研究者（如Lechner&

Antoni,2004）指出的,PTG还处于初生时期,其理论与方法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PTG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迄今仍不明确，还存在争议。

Tedeschi和Calhoun（2004）曾说，这种现象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应对机制、认知歪曲……正如在遭受创伤后可能出现PTSD一样，代表另一种变化的PTG也有可能发生。

要认识PTG现象，重要的是把握住它是一种“变化”，是在遭受创伤后，个体心理所发生的一种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PTG是一种心理结果。

而这种心理结果随着距离创伤时间的远近，其性质或功能会发生改变，它是一种变化发展中的结果。

而认知与行为在PTG的不同阶段，其作用也有所不同。

当然，这种认识尚需研究给予实证。

在PTG研究中,颇具争议的是它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目前其适应价值并不确定。

可能的问题是研究中存在局限。

首先,PTG的测量方法。

访谈法与问卷法都有使用。

第二，创伤存在差异。

Sumalla等人（2008）就认为癌症与其他急性创伤在辨别单一创伤压力源、创伤来源、创伤压力源的时间指向等方面存在差异。

第三，测量的PTG实质是自我感知的PTG。

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真实的PTG？

第四，多数研究都采用较简易的相关研究设计。

要解决以上问题，可考虑开展过程研究，建立外部行为指标，以及采用前瞻性研究，尤其是能包含创伤前心理状况测量的纵向研究设计。

PTG的本土化无疑也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作为一种在美国文化土壤中诞生的理论概念，它承载着文化的意义，是一种美国文化现象。

如上文所述，其他各国进行本土化研究结果显示，各国的创伤经历者均存在创伤后成长现象,但文化差异可使其创伤后成长的维度发生变化。

首先，在成长的内容上，PTG中的精神改变维度包含了对宗教的倚重，研究也发现有宗教信仰的以色列青少年在恐怖主义袭击后的PTG明显高于无宗教信仰的青少年（Laufer&

Solomon，2006）。

其次，PTG过程的各个环节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

如不同的文化决定了个体得到的社会支持的程度与类型。

最后，具体的创伤事件也会受到不同文化对事件性质的认定而有所不同。

5参考文献

[1]张宁.张雨青.性格优点:

创造美好生活的心理资本.心理科学展.2010.VOL.18.NO.7.1161-1167.

[2]CalhounLG.TedeschiRG．Positiveaspectsofcriticallifeproblems：

Recollectionsofgrief]．Omega，1990，20-265-272．

[3]翟建霞.刘晓虹.创伤后成长研究进展对我国创伤护理的启示.中华护理杂志.2009

[4]张倩.郑涌.创伤后成长：

5-12地震创伤的新视角.心理科学进展.2009,Vol.17,No.3,623–630

[5]涂阳军.陈建文.创伤后成长：

概念与测量.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09

[6]汪亚珉.创伤后成长：

灾难与进步相伴而行.首都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09

[7]汪际.王艳波.刘晓虹.创伤后成长相关测评工具的研究进展.中华护理杂志.2010

[8]陈正权.肖旭.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后成长的负相关性.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