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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有关学术问题的讨论更有利于学术研究的进一步的深入。
近几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界争论颇为激烈、很有影响的问题之一——近代华北农村衰退或发展的讨论很值得进一步的探索。
有关这一问题的分歧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背景，既有国内因素，又有国外因素；
既有学术的分歧，又有政治观点的分歧。
现就近年（1997—2004）有关“近代华北农村”发展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以便与同仁一起吸取相关的学术成果，开拓新的领域。
一、分歧的理论渊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外就小农经济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一派以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
W·
舒尔茨为代表，他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精辟地论述到：
小农的经济行为，绝非西方社会一般人心目中那样懒惰、愚昧或没有理性。
事实上，他们是在“传统农业”的范畴内，有进取精神并能对资源作最适度运用的人。
传统农业可能是贫乏的，但效率很高，“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1]（P29）小农作为“经济人”，毫不逊色于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
因此他提出要保存家庭农场的生产组织结构，提供小农可以合理运用的现代“生产因素”。
一旦有经济利益的刺激，小农便会为追求利润而创新。
塞缪尔·
L·
波普金在他的《理性的小农》一书中进一步指出：
小农是一个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产抉择的人。
舒尔茨和波普金都认识到了小农生产的非盲目性和合理性。
另一派以前苏联的蔡雅诺夫为代表，对前者把小农当作资本主义企业家持批评的观点。
他在对革命前俄国小农作了大量研究后，说明小农经济不能以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说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利润计算法，不适用于小农的家庭式农场。
因为这种农村不是依赖于雇佣劳动，其家庭全年所投入的劳动，很难分计为一个个劳动单位的成本。
最重要的是，小农的家庭式农场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其家庭的消费需要，不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
三十年之后，卡尔·
波拉尼从另一角度批评用资本主义经济学来研究小农经济，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都是以一个根据供求规律而定出价格的市场的存在为前提，将这种经济学应用到尚无此类市场的经济体系上，实际上等于强把“功利的理性主义”世界化。
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等同一个追求经济合理化的“功利的原子”。
他提倡用“实体经济学”代替上述“形式经济学”。
他所提倡的“实体经济学”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出现之前的社会中，经济行为“植根”于社会关系，如古代的“互惠”关系，而非取决于市场和追求至高利润的动机。
该派坚持认为“小农经济”是一个独特的体系，遵循着自身的逻辑和原则。
改造小农经济应由农民自愿地组成小型合作社，这既能克服农民小生产的弊病，又可以避免大规模集体化农业的官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化和垄断倾向。
两派观点都承认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农经济可以持续发展，但在如何和为何，以及如果只是商品化而不使其产生质变，那么小农经济怎样才能转化的问题上截然相反。
两派都是试着从生产力的角度来探索小农如何继续对社会发展产生作用。
与以上两种观点相对立的是斯密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观点。
认为小农经济是“封建”经济的基础，其主要特点是一整套的阶级关系，即：
地主和小农生产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小农的生产剩余，主要通过地租和赋税形式而被地主及其国家所榨取。
封建社会的农民既非企业家，也非自由自在的生产者，而是租税的交纳者，受剥削的耕作者。
其生产的剩余用来维持统治阶级和国家机器的运行，本质上把小农看作一个阶级社会和政权体系下的成员，这主要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的，此观点在20世纪50—70年代极其盛行。
从80年代开始，美国的两位社会史学家黄宗智和马若孟在关于华北农村经济发展与否的问题上形成了两种鲜明的对立的观点。
马若孟以满铁和卜凯的调查资料为依据，对河北、山东农村经济状况进行了考察，他认为近代华北土地分配状况没有进一步恶化。
农民能够对市场做出灵活反应（如调整种植效益高的作物，抓住非农雇佣机会，抓住对外贸易扩展给农业、手工业所带来的机会）。
没有证据证明商人和高利贷者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进而，他认为华北农民生活水平并没有下降，相反有所改善。
[2]马若孟把现代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应用于近代中国华北农村的研究中，的确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途径。
黄宗智在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及《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
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书中形成了他的理论体系——“内卷化”或“过密化”理论。
其观点可简化为：
华北农村人口的增长→“内卷化”或“过密化”→没有发展的增长。
具体地说；
20世纪30年代，冀、鲁西北地区已变成一个人口密集，地主和佃农、雇主和雇工阶级相当分明的社会，三个世纪以来的人口增长，给耕地带来了严重的压力，同时商业性农业的成长，又进一步促进了阶级分化。
人口增长与阶级分化的双重压力同时作用于农民，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和依赖家庭劳力的家庭农场对人口压力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大农场可以根据农场的需要的变化而多雇或解雇劳力，家庭农场则不具备相似的弹性，面积太小的家庭农场无法解雇多余的劳动力，面对剩余劳力的存在和劳力的不能充分使用而无能为力。
一个有剩余劳力的小农，只须很低的“机会成本”（因缺乏其他的就业可能），而这种劳动力的报酬对一个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小农消费者来说，具有极高的“边际效用”。
因此在生计压力下，这类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力，远比大农场多，劳力集约化程度可以远远超过边际报酬的地步。
黄宗智把这种在农业中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称之为“农业内卷化”。
后来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他又把它称之为“过密化”。
过密化不会把农村引向结构性质变。
变迁的前景远不是小农生产让位于大规模生产，而是通过其承受劳动力投入报酬低于市场工资的能力阻碍了雇佣劳动力生产的发展。
农业产出的扩展足以赶上人口的急剧增长，但这主要是通过密集化和过密化。
也就是他称之为的“过密型增长”——没有发展的增长。
黄宗智在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考察后认为；
由于近代人口的增长，导致了农业的内卷化，进而工业的内卷化。
内卷化致使中国在近代经济总量有增长，但如果从人均劳动生产率的角度进行计算并无增长，也就是“有增长而无发展”。
尽管经营性农场的逐渐增多、农产品进一步商品化、市场的逐步扩大，但发展的前景是非资本主义的。
黄宗智从人口和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华北农村的发展，并把人口因素提高到从未有的高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很有学术创新价值。
国内对近代华北农业的评价历来也有不同的观点：
一种以吴承明为代表的发展观认为，“总的看来，我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是有一定发展的，能够适应同时期人口增长的需要”。
[3]。
另一种是以章有义为代表的沉沦观或停滞观：
“粗略地说，清朝末年农民生活状况不如鸦片战争前，再由晚清到民国，由北洋军阀时期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截至抗日战争前为止，基本上是一代不如一代，从未出现过什么繁荣时期”。
[4]（P28）
目前的这场争论正是基于以上国际国内的背景而起。
二、发展观的据理力争
20世纪80年代初，黄宗智的书相继在美国出版，之后传入国内，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强烈关注。
1998年1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慈鸿飞研究员撰文对黄宗智及其观点提出质疑。
他从20世纪前期华北地区农村商品的长距离贸易、地方市场贸易、农村集镇和农村资本市场的发展角度，论证了20世纪前期华北农村经济是发展的。
其根本原因在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形成和农民私有权的建立。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农村的家庭手工业非但不是如传统论者所谓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下破产，相反有了蓬勃发展。
六七十年前的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兴旺景象几乎可与今日乡镇企业的腾飞相比美。
”[5]（P95）“以前的学者都是对农村作综合研究，重生产轻市场，特别是没有对农村商品和资金在某一特定农村市场和整个大经济区域内的进出流动做出定量分析。
”[5]（P92）“总体上说，华北农村的商品市场已有相当大规模的扩展，证明这一历史时期华北的农业经济已经具备了一般形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也证明农业生产力达到了相当水平。
尽管在农业生产领域很多地方仍呈现自然经济的状况，这种情况同许多国家农业发展经历相一致，既都是先开始商品化，商业资本主义率先打进农村市场成为控制指挥农村生产的龙头，农村生产唯市场需求马首是瞻，自发的调整种植业及其它各行业生产结构，专业化生产日益扩大，在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市场系统日益完备、成熟。
”[5]（P99）“参与市场的农民都是享有完全独立自主产权和经营权的生产者”，“完全依靠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消费需求、自主决策、自己决定要种什么庄稼，做什么副业”，这就“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历史证明”并对“黄宗智先生的过密化结论提出质疑”，“这种发展的方向毫无疑问是朝向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黄宗智先生所说的非资本主义趋势。
”[5]（P104）
史建云在对近代农村手工业研究后认为：
“近代以来，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有了巨大的发展，商品生产发展首先表现在商品市场的扩大，以及由此而来的商品量的增加，其次是商品品种的增多和新的生产部门的出现”，“在商品生产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农村手工业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明确地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
[6]（P82）“商品生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他们彼此促进、相辅相成，使中国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农村手工业中的种种革命恰与这一历史趋势相一致。
”[6]（P87）史建云对近代华北的农业劳动力市场，尤其是短工市场，进行研究后指出：
“近代华北平原，短工市场发展得相当充分，短工的雇佣关系已经很少受到限制。
对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来说，更重要地并不是长工的雇佣是否自由，而是短工阶级是否形成。
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出现之前，必须会出现一个无产的，为货币而受人雇佣的短工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要求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以追求最大的利润，所以必须有一个能够随时雇佣又随时解雇的短工阶级，我们可以说，在劳动力市场方面，阻碍农业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因素已经不存在。
”[7]（P83）慈鸿飞和史建云从市场的几个要素论证了近代华北农村市场的日臻成熟，进而论证近代华北农村是发展了。
行龙从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的角度对“没有发展的增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
国外学者将人口压力提高到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高度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在人口压力的驱动下，近代华北农村技术经济作物的扩大、亦农亦商的普遍趋向，以副补农的普遍存在，都可以视为农业经济发展的表征。
判断明清以来中国农业有无发展，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的狭窄范畴，衡量农业发展的标准，应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上述技术农作物，亦农亦商、家庭副业各方面，都应视为发展才是”。
[8]行龙的眼界更加宽广，角度更加多样，提出了“发展标准”的问题，其实它才是引起争论的根本性的源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郑起东研究员也指出：
“沉论观和停滞论带有模式化的倾向，而理论上的模式化必然导致研究方法的简单化。
其表现之一是单纯依靠例证，缺乏定量分析。
表现之二是偏重典型调查，忽视系统调查。
表现之三是囿于静态研究，忽视纵向比较。
”[9]（P56—57）该文从近代华北农户收支与净利润和利润率；
农户收支与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
农民生活方式的演变三方面说明近代华北农业经济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有所改善。
文章在进行了大量的定量分析后指出：
“华北的农业劳产率在1914年至1928年间有大幅度增长，河北增长几乎达两倍，山东增长也达15.78％；
在1928年至1932年间河北的劳产率继续增长”，[9]（P59）“在20年代，自耕农各类农户的平均利润率均在10％以上”。
根据李景汉先生在河北定县的调查，以“恩格尔系数”衡量，“从1928年—1931年开始从绝对贫困线至温饱型转变”，[9]（P64）“华北农户的消费结构、消费水平接近于19世纪的法国，20世纪的波兰，这两个国家当时都是进行工业化的农业国家，法国有发达的农业，波兰是东欧的粮仓，因此华北的农业也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积累。
华北农户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接近于这两个国家也反驳了那种认为中国农业拖了中国工业化后腿的观点。
并给华北农业为工业化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提供了证明”，[9]（P68）“华北农民生活方式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是出现了改善的趋势，改善主要是表现在衣食住行上”。
[9]（P68）面对有关论者的批评和质疑。
郑起东另文坚持认为：
“在抗日战争以前，华北的农业生产是有所发展的，农民生活是有所改善的，只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才打断这一历史进程。
”[10]
三、衰退观者的批驳
首先对郑文进行反驳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刘克祥，他认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对有关资料进行认真鉴别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加工整理，切勿马虎从事，否则再多的动态分析或纵向比较，也不可能获得正确结论”。
[11]（P119）他认为：
进行动态研究和纵向比较，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所引资料必须有可比性，而郑文列举的大部分资料恰恰没有可比性。
“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一个省的粮食总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决不会在短短十年内，出现翻两翻的奇迹。
”[11]（P120）他指出：
“我对不同观点和学派的基本态度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尊重历史、事实求是。
不论何种观点，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都应受到尊重和肯定。
我否定郑文的基本观点和结论是因为作者列举的资料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其结论根本不能成立。
”[11]（P135）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夏明方也公开地反驳了发展观的观点。
他认为争论的核心问题应当是农民收入与农民生活水平。
他从统计理论、方法运用等方面指出发展理论者的错误和遗漏，从农业生产成本、华北历史上的灾荒、气候、近代华北农业人口增长、物价因素及所用资料背景等方面论证了华北农业的繁荣是令人怀疑的。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统计学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但无论如何也是我们进行逻辑分析的辅助手段或工具而不是起点或目标。
如果我们的统计学模式建立在某些错误的逻辑联系上或者说有意或无意中隐去某些关系条件，那么你的模型再诱人，再复杂，也没有解释力。
”[12]（P214）他认为：
“从理论上讲，恩格尔系数的下降过程是有一个过程的……一个家庭只有在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并且食物消费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后，家庭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会导致食物支出的进一步增加，甚至是较大幅度的增加。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都经历了这样的一种正常的变化过程。
我们无法证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也曾经历过此类过程。
”[12]（P223）
吴承明也指出：
“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应用经济史，其范围是有限制的，在这个范围内应该主要用它验证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
”[13]（P63）
夏明方对手工业的繁荣之说也提出置疑：
“如果我们只看到近代华北手工业一时的繁荣，而忽视了对这种经济活动内在运行机制的探讨，忽视了在其运行过程中所存在的边际报酬下降的必然现象，由此得出结论显然很不完整。
”[12]（P236）“很显然，由于农业生态环境较差地区的农民更多地从事副业和经济作物的生产，其生活水平反较环境优越地区为高，但这种生活水平之间的差异总的来说并不很大……不具有普遍意义。
更重要的是：
这些以手工副业作为养家活口最主要手段的农户，固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但这毕竟是在恶劣环境下驱动下所采取的一种应变行为，所以当他们几乎全力以赴手工副业之时，往往又忽视了对农业的投资……结果只能将自己的命运完全置于起伏不定的外部市场和经济环境之中。
这实际上是贫困小农在生存压力下所采取的一种类似赌博的冒险行为……他们获得一时的高收入，却面临更大的生存风险和不安全性。
”[12]（P237—238）
徐秀丽认为：
“近代华北粮食产量较清末有较大增大，并已恢复到清中叶的水平，但由于19世纪末期以后，我国人口又开始大量的增长，其速度快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因此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大幅度趋减，近代农业已危机四伏，不容乐观。
”[14]（P331）夏明方对近代华北农民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迁进行了自己的解释：
“所谓华北农户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农民生活的显著改善与其说是历史的真实，还不如说是国内一些学者有意无意的数字化的产物，不仅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也与其所引以为据的大量原始调查及调查者据此得出的结论相悖。
我们对华北农村发展论的质疑，并不是要否认此一时期华北农村曾出现的经济增长过程，而重在说明这样的一个问题；
既不应对这种增长做过大的夸大，更不应忽视其中的成本和代价以至混淆了‘增长’和‘发展’这两个不同的概论。
”[12]（P250）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指出：
“黄宗智犯了一个毛病，也是学院派学者常爱犯的毛病，把简单明了的事实冠以迷惑性的新名词，结果扰乱了读者的思路与注意力。
‘过密型’生产模式一词新鲜是新鲜，但没有必要；
‘内卷化’一词则更是败笔”；
他认为：
“各家的批评论点其实都是对过密型生产模式的误解，我深为黄宗智抱屈，而有一点为他抱不平的冲动。
”[15]在他看来由于大多数学者对经济学的概念界定不明，理解不透，而造成了很大的误解，黄宗智的经济学理论并没有错。
值得注意的是张丽在《中国农史》1999年第二期上发表题为《关于近代农村经济问题的探讨》一文。
她指出：
“衰退论”对中国近代农村的看法过于悲观，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的左右和影响，或多或少的受到“反帝、反封建”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该论断显得证据不足，很多文章缺乏历史性的纵向比较。
判断多于研究，描写性语言多于定量分析。
持该论断的很大一部分学者因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凋敝而忽视19世纪初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衰退”并不是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主要特征。
“增长论”对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看法显得过于乐观。
论证不能令人信服，往往以点代面，以某一地区、某一行业代替华北，甚至中国，实为勉强，缺乏直接的生产经济资料。
某些观点太宏观化和理论化。
增长论学者着重于近代农业商品化和专业化研究。
他们认为农民进入市场是为了追求利润，并从近代农业的商品化和专业化中得到好处，但是由于他们没能在微观水平上对国际贸易和城市工业发展下的农户经济行为进行具体研究，因此，显得论据不充分。
综观上述之研究，这场争论既有理论上的分歧，也有对发展标准理解的不同，又因方法论上存在更大的差异。
他们往往只注意对方的不足，没有很好地吸取对方的可取之处，历史研究基于历史材料，而历史材料极其有限、零碎，根据这样的材料所做的研究只能是无穷地接近历史真实，任何创新，很难做到无懈可击。
因此，一个聪明的历史学家，一种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一种务实的研究态度就是——不停地去借鉴别人的方法、吸取别人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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