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关于母亲名人文章精编版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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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安顺，有一年，家中来了远客，母亲多备了数样菜，这对孩子们来说，可是千载难逢打牙祭的大好机会了。
我因贪嘴，较往常多盛了半碗饭，可是，扒了两口，却说什么也吃不下了。
隔了桌子，我瑟缩地睇着母亲。
她的脸色平静而肃然，朝我说：
吃完，不许剩下。
我摇头示意，母亲的脸色转成失望懊忿，但仍只淡淡地说：
那么就下去吧，把筷子和碗摆好。
在大人终席前，我不时偷望着母亲，她的脸色一直不展。
也不言笑。
到了夜里，客人辞去，母亲控制不了久压的情绪，一把拽我过去，没头脸地按我在床上，反丁两臂，上下全身揪拧，而且不住说：
为什么明明吃不下了还盛?
有得饱吃多么不易，你知道街上还有要饭的孩子吗?
揪拧止后，我看见母亲别过头去，坐在床沿气结饮泣。
从此以后，我的饭碗内没有再剩过饭。
当然，母亲的手，在我的感情上自也有其熨贴细腻的一面。
那时，一家大小六口的衣衫裤袜都由母亲来洗。
一个大木盆，倒进一壶热水后，再放人大约三洗脸盆的冷水，一块洗衣板，一把皂角或一块重碱黄皂，衣衫便在她熟巧之十指F翻搓起来了。
安顺当时尚无自来水，住家在院中有井的自可汲取来用，无井的便需买水。
终日市上沿街都有担了两木桶水（水面覆以荷叶）的卖水的人。
我们就属于要买水的异乡客。
寒冻日子，母亲在檐下廊前洗衣，她总是涨红了脸，吃力而默默地一件件的洗。
我常在有破洞的纸窗内窥望，每洗之前，母亲总将无名指上那枚结婚戒指小心取下。
待把洗好的衣衫等穿上竹竿挂妥在廊下时，她的手指已泡冻得红肿了。
待我们长大后，才知道母亲在婚后数年里，曾过着颇富裕的少奶奶生活的，大哥、我、三弟，每人都有奶娘带领。
可是，母亲那双纤纤玉手，在七七炮火下接受了洗礼，历经风霜，竟脱胎换骨，变得厚实而刚强，足以应付任何苦难了。
也同样是那双结满厚硬的茧手，在微弱昏黄的油盏灯下，毫不放松地，督导着我们兄弟的课业。
粗糙易破的草纸书，一本本，一页页，在她指间如日历般翻过去。
我在小学三年级那年，终因功课太差而留级了。
我记得把成绩单交给母亲时，没有勇气看她的脸，低下头看见母亲拿着那张历史实录的手，颤抖得比我自己的更其厉害。
可是，出乎意外地，那双手，却轻轻覆压在我头上，我听见母亲平和地说：
没关系，明年多用点功就好了。
我记不得究竟站着多久，但我永远记得那双手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冬夜，炉火渐尽，屋内的空气更其萧寒，待我们上床入睡后，母亲坐在火旁，借着昏灯，开始为我们衣袜缝补。
有时她用锥子锥穿厚厚的布鞋底，再将麻绳穿过针孔，一针一针的勒紧，那痛苦的承受，大概就是待新鞋制好，穿在我们脚上时，所换得的欣快的透支罢!
然则，就在那样的岁月中，母亲仍不乏经常兴致高涨的时候。
每到此际，她会主动地取出自北平带出来的那管玉屏萧和一枝笛子，吹奏一曲，母亲常吹的曲子有刺虎、林冲夜奔、游园惊梦和春江花月夜。
那双手，如此轻盈跳跃在每个音阶上，却又是那般秀美而富才情的了。
去夏返台时，注意到母亲的手上添了更多斑纹，也微有颤抖，那枚结婚戒指竟显得稍许松大了。
有一天上午，家中只留下母亲和我，我去厨房沏了茶，倒一杯奉给她。
当我把杯子放在她手中时，第一次那样贴近看清了那双手，我却不敢轻易去触抚。
霎时间那双手变得硕大无比，大得使我为将于三日后离台远航八千里路云月找到了恒定的力量。
母亲的手，从未涂过蔻丹，也未加过任何化妆晶的润饰。
唯其如此，那是一双至大完美的手。
我的母亲（季羡林） 我是一个最爱母亲的人，却又是一个享受母爱最少的人。
我六岁离开母亲，以后有两次短暂的会面，都是由于回家奔丧。
最后一次是分离八年以后，又回家奔丧。
这次奔的却是母亲的丧。
回到老家，母亲已经躺在棺材里，连遗容都没能见上。
从此，人天永隔，连回忆里母亲的面影都变得迷离模糊，连在梦中都见不到母亲的真面目了。
这样的梦，我生平不知已有多少次。
直到耄耋之年，我仍然频频梦到面目不清的母亲，总是老泪纵横，哭着醒来。
对享受母亲的爱来说，我注定是一个永恒的悲剧人物了。
奈之何哉!
关于母亲，我已经写了很多，这里不想再重复。
我只想写一件我决不相信其为真而又热切希望其为真的小事。
在清华大学念书时，母亲突然去世。
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赶回清平，送母亲入土。
我回到家里，看到的只是一个黑棺材，母亲的面容再也看不到了。
有一天夜里，我正睡在里间的土炕上，一叔陪着我。
中间隔一片枣树林的对门的宁大叔，径直走进屋内，绕过母亲的棺材，走到里屋炕前，把我叫醒，说他的老婆宁大婶撞客了--我们那里把鬼附人体叫做撞客--，撞的客就是我母亲。
我大吃一惊，一骨碌爬起来，跌跌撞撞，跟着宁大叔，穿过枣林，来到他家。
宁大婶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嘴里却不停地说着话，不是她说话，而是我母亲。
一见我（毋宁说是一听到我，因为她没有睁眼），就抓住我的手，说：
儿啊!
你让娘想得好苦呀!
离家八年，也不回来看看我。
你知道，娘心里是什么滋味呀!
如此刺刺不休，说个不停。
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懵懵懂懂，不知所措。
按理说，听到母亲的声音，我应当嚎陶大哭。
然而，我没有，我似乎又清醒过来。
我在潜意识中，连声问着自己：
这是可能的吗?
这是真事吗?
我心里酸甜苦辣，搅成了一锅酱。
我对母亲说：
娘啊!
你不该来找宁大婶呀!
你不该麻烦宁大婶呀!
我自己的声音传到我自己的耳朵里，一片空虚，一片淡漠。
然而，我又不能不这样，我的那一点科学起了支配的作用。
母亲连声说：
是啊!
我要走了。
于是宁大婶睁开了眼睛，木然、愕然坐在土炕上。
我回到自己家里，看到母亲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
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希望它是真的。
倚闾望子，望了八年，终于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独子，对母亲来说不也是一种安慰吗?
但这是多么渺茫，多么神奇的一种安慰呀!
母亲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我的母亲（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
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
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
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
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
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
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
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
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
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
我是老儿子。
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
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
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
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
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
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
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
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
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
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
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
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
有时候，他去读书;
有时候，他去学徒;
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
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
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
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
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
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
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
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
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
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
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
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
她是我家中的阎王。
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
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
命当如此!
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
是的，命当如此。
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
她最会吃亏。
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
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
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
她宁吃亏，不逗气。
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
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
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
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
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
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
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
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
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
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
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抢炮。
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
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
她的泪会往心中落!
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
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
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
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
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
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
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
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
可是，我也愿意升学。
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
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
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
这是一笔巨款!
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
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
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
我只说了句：
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
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
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
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
三姐是母亲的右手。
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
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
大家都怕她晕过去。
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
不久，姑母死了。
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
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
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
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
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
母亲笑了。
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
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
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
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
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
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
我甘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
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
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
时代使我成为逆子。
廿七岁，我上了英国。
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
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
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
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
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
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
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
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
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
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
我疑虑，害怕。
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
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
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
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
我不敢拆读。
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
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
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
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
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
唉!
还说什么呢?
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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