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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大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和《散氏盘》都产生于这一时期。
《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金文分化，字体显示出不同的地域风格。
战国时除了金文，还有石鼓文、简牍书、帛书等其他文字，也多属于大篆字体。
总体上看，春秋战国时期，西部的秦系文字较多地承袭了西周金文的传统风格，较为古朴庄重；
而东方诸国的文字则变化较大，如东南吴、越、楚等国流行的“鸟虫书”，字形瘦长，笔画纤细，是一种具有装饰效果的“花体字”。
（3）秦代小篆
经过统一规范的秦代篆书称小篆，又称“秦篆”，是当时官方推行的标准字体。
关于小篆的产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序》说：
“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
斯作《仓颉篇》，中车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
”可见它是李斯等人在先秦的大篆的基础上，吸收并省改六国古文、统颁天下、统一文字的产物。
因为“书同文字”的主张是李斯首先提出来的，其作《仓颉篇》作为推行小篆的范本，此外还留有《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等作品传世，历史上多认为小篆为李斯所创，所以又将小篆称作“斯篆”。
把殷周以来的大篆简约、整理、统一为小篆，是对汉字自产生以来发展变化的一个总结。
经过统一规范后的秦代小篆，结构更严谨，笔画更简洁，字形更匀称，是秦代和汉代前期通行的官方正体文字。
但是它的使用范围还是有限的，主要是在比较郑重的场合使用。
汉代萧何等人据秦时文字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秦书八体”，包括小篆、大篆、隶书、刻符、摹印、署书、殳书和虫书。
启功先生认为“八体”中，大篆指先秦文字，小篆是秦文，隶书是当时的俗体，而刻符、摹印、署书、殳书都是小篆在实际中的特殊用字，虫书则是篆书的一种变体，用于装饰。
所以，除了秦代留下刻石以外，当时的虎符、诏版上的铭文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秦代小篆的面貌。
（4）秦代以后的篆书
汉承秦制，西汉前期文字的使用与秦代大体接近。
东汉时期，篆书的“正书”地位被隶书取代，并逐渐退出了主要的使用领域。
但是，由于篆书具有独特的书写效果和审美价值，所以后世仍有沿用，并在艺术上有所发展。
特别是在一些庄重的场合，如书写碑额等，经常使用篆书。
后来历代都有擅长书写篆书的人，如唐代中期以篆书而著名的李阳冰，与秦代的李斯并称“二李”。
宋代的徐铉、徐锴和元代的赵孟等也都擅长书写篆书。
尤其是自清代以来，随着金石学的发展，碑派书法兴起，学习书写篆书渐成风气，出现了许多以书写篆书而著名的书法家，如邓石如、吴熙载、杨沂孙、吴大、赵之谦、吴昌硕、罗振玉、王福庵等。
3.篆书的特征
（1）笔法单纯。
在各种字体中，篆书的笔法最单纯。
尤其是小篆，笔画粗细一致，几乎笔笔中锋，直画如玉柱，弧画如曲铁。
清代包世臣说：
“篆书之圆劲满足，以锋直行于画中也。
”书法中强调中锋用笔的传统即源自于篆书，所以中锋用笔的方法也称“篆法”。
篆书笔画以圆为主，小篆大致是只有直、弧两种笔画，而没有撇、捺、钩、挑等尖状的笔画，起笔、收笔藏锋，且多圆转而无方折。
“篆”本有“引书”的意思，行笔取势委婉悠长，贯通畅达，所以唐代孙过庭说：
“篆尚婉而通”。
圆劲婉通是篆书笔画的基本审美特征。
（2）字体略长。
篆书是早期的汉字字体，因而也比后来出现其他字体保留着更多的象形成分。
它自然古朴，结字灵活，字形修长而富于变化，更古朴也更接近自然。
有些字形能较为直观地显示出先民对自然和社会事物的认识，容易唤起人们对自然、对生活的联想。
这一时期汉字正处于不断演进的状态中，尚未定型，因而篆书的字形面貌必然是多样的。
整体上，篆书的演进过程也是中国汉字不断规范化的过程。
到了秦代统一文字的小篆，法度十分严谨，字形修长方整，笔画分布均匀，左右严格对称。
从总体上看，篆书比后来出现的隶书、楷书等书体字形要显得修长一些。
如果说隶书字体总体的形状是扁方的，楷书字体总体的形状是正方的，那么，篆书字体总体的形状就是长方的。
因此，从结字的角度来看，篆书基本特征是字体略长，具有崇高古朴之美。
（3）章法变化。
篆书作为汉字早期字体的总称，涵盖了自商至秦一千多年出现的各种字体。
篆书处于汉字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汉字正处于不断演进的状态中。
从载体材料看，有龟甲兽骨、青铜器皿、玉、石、竹简、木牍和丝织品;
从成字方式看，有用刀刻的，有铸造的，也有用毛笔写成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从大篆到小篆，字形有变，材料各异，篆书的章法布局样式也在变化。
篆书章法的变化，从总体上看是趋向于整齐统一。
甲骨文字形大小不一、字距行距不等，基本上纵成行而横无列；
后来的金文、石鼓文、简牍书等文字也都是纵向排列。
章法上，篆书已奠定了汉字书写纵向排列的基本格局。
而且，在西周金文中已出现了纵有行、横有列的章法。
从整体上说，大篆由于载体材料和成字方式是多样的，章法变化较为明显，而秦代小篆章法讲求规整，纵横有度，加之字形修长而方整，笔画分布均匀，因此布局显得整齐统一。
（二）作品分析
大盂鼎铭西周
大盂鼎是西周初期的青铜器。
清代道光年间在陕西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铭文有19行，共291字。
记录了周康王对盂赐命告戒之辞。
大盂鼎铭笔画饱满丰腴，方圆兼备，富于变化；
字形隽美，结体严谨；
疏密均匀，布局合理，朴茂平实而又气势恢弘，是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商代
这块《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是商代武丁时期的作品。
骨块完整，长322厘米，宽198厘米。
正面刻辞四条，背面两条，计有160多个字。
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天文气象方面的资料。
《祭祀狩猎涂牛骨刻辞》是甲骨文的代表作之一。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峄山刻石秦代
据说《峄山刻石》是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时书刻的，是秦始皇“七山刻石”中最早的一块。
《峄山刻石》的文字内容是颂扬秦始皇统一天下、废分封、立郡县的历史功绩。
原石早在北朝时期已被损毁，有人按拓片用枣木重刻。
唐代杜甫有诗云“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
”现在他所说的枣木刻本也不存在了。
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刻本是宋朝淳化四年按南唐徐铉所临写的《峄山刻石》在长安重刻的“长安本”。
长安本的原石现藏西安碑林。
包山楚简战国
包山楚简是战国中期的楚国竹简。
1987年出土于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
计有字简278支，共12472字。
内容包括文书、祷辞、遣册等，颇具史料价值。
因为它们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书写风格不尽相同，能较全面地反映当时楚国文字书写使用的状况。
胆巴碑额赵孟（元代）
赵孟是元代杰出的书法家、画家，兼善各体书法，尤以楷书、行书、章草著称。
篆书以古人为法，写得法度严谨、功力深厚，为同时代他人所不及。
《胆巴碑额》释文：
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碑。
七言联杨沂孙（清代）
杨沂孙（1812—1902），字子舆，江苏常熟人。
道光三年举人，官至凤翔知府，是著名的学者和书法家，尤以篆书而名满天下。
《清稗类钞》说他“工篆书，于大小二篆，融会贯通，自成一家。
”杨沂孙的篆书汲取了石鼓文和金文的用笔和结体方法来写小篆，因而他的篆书独具面貌。
笔画遒劲，结体平正，功力深厚，不求纤巧，从容大方。
这副《七言联》体现了杨沂孙的篆书风格。
《七言联》篆书释文：
邀云作伴远忘返，与鹤分巢宽有馀。
篆书轴王福庵
王福庵（1876—1960年），名，字维季，号福庵。
浙江仁和人。
七十岁后自好持默老人。
承家学，善篆刻，工书法。
1904年，他与叶铭、丁仁、吴隐共同创办西冷印社，影响很大。
王福庵的篆书常将大小融为一体，大篆的结体，小篆的用笔，写得清秀古雅，独具特色。
这幅《篆书轴》是王福庵的代表作之一。
《篆书轴》释文：
故令斯人扬乐和之声，作画一之歌。
功德著于祖宗，膏泽洽乎藜庶。
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
命夫诲故老、名儒师傅，讲论乎六艺，稽合乎同异。
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
大雅宏达，于兹为群。
元元本本，殚见洽闻。
启发篇（章），校理秘文。
周以钩陈之位，卫以严更之署。
四祀其卣铭商代
四祀其卣铭是商纣王四年器，为其所铸。
其所铸的青铜卣共有三件，即二祀、四祀、六祀。
卣，是古代一种盛酒的器皿。
四祀其卣的铭文拓片现藏故宫博物院。
铭文计8行，共42字，是目前见到商代青铜器铭文字数最多的。
此铭文铸在卣底部圆形的平面上，布局十分困难，而作者能够在行列安排上采用疏密交错的方法，使每行字数依据该底面圆形的要求安排得多少不等，且每一行的字形也大小不一，相映成趣，布局自然得当。
笔画形状也粗细不一，多有变化。
有些字的写法与甲骨文类似。
通篇铭文显得古朴厚重，体现出早期金文的书法特征。
墙盘铭西周
墙盘是西周恭王时期的青铜器。
1977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现藏宝鸡市博物馆。
“盘”，在上古是用来盛水的器物，不是吃饭用的，比现在用来吃饭的“盘”大。
墙盘铭文18行，共284字。
据考证，此铭文是史墙亲自书写的。
内容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称颂西周六世先王及当时国君的功绩，后半部讲述的是史墙的家史，很有史料价值。
通篇铭文端庄秀丽，古奥典雅，精致凝练。
书写行笔流畅，笔画细劲匀净，起收藏锋，转折圆柔。
字形修长方整，结体均衡。
布局纵横有矩，排列疏朗而整齐。
其代表了西周中期金文最流行的书写风格。
散氏盘铭西周
散氏盘，也称“散盘”，盘高206厘米，底径长411厘米，是西周厉王时的青铜器。
清代出土于陕西凤翔，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与大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并称“四大国宝”。
铭文铸在盘内底部，凡19行，350字。
内容讲述的是矢人将田地够付散时所订约契，是研究西周土地制的重要史料。
从它身上我们可以得知，西周时期土地占有权的转让是十分严格的，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程序：
先要勘察地界定出标记，再让有关各方协商订立盟约，并要宣读誓言，写契约：
铸铭文。
从文字书写上看，散氏盘铸造之时，金文书法已进入成熟期。
一般的特征是：
笔画粗细大体一致，横平竖直，分布均匀，讲究对称；
字形长方端正，排列得很整齐，有强烈的秩序感和装饰色彩。
而散氏盘铭文则写得简便随意，十分生动。
全篇很难找到平直规整的笔画，多数笔画写得往左下篇斜；
结体也很灵活，多是左高右低；
字形略带扁圆，或俯或仰，或欹或正；
章法布局虽大体上纵横有序，然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亦多有争让错落，彼此呼应。
通篇铭文如满天星斗，令人目不暇接。
在西周金文中，散氏盘的铭文书风是最独特的，有人说它是“金文中的草书”，乱头粗服的风格中显示出一种率意自然的美。
虢季子白盘铭西周
虢季子白盘是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
上古时，“盘”是水器，不是吃饭用的。
该盘长方型，口径长1373厘米，宽86厘米，腹深37厘米，重约225公斤，差不多有洗澡盆那么大。
清代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
始出土时，村民曾拿它当饮马的水槽，被人以廉价购得。
刘铭传率军打太平天国攻陷常州，从太平军护王府中得到，把它运回安徽老家。
解放后，刘的后人将它捐献给政府。
虢季子白盘实物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盘铭记载了虢季子白征战凯旋受到周王嘉奖的事。
此铭通篇气韵统一，疏落大方，秀美典雅。
笔画纤细而有力度，字体严谨而自然。
从书法的角度看，它的最大特色表现在章法布局上，字与字之间的离距、行与行之间的距离都较远，显得尤为疏朗雅致、从容平和。
侯马盟书春秋
盟书是各诸侯或卿大夫之间订立盟誓时埋在地下或沉于河水中的誓约记录。
目前发现的有《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两份。
《侯马盟书》作于春秋晚期晋定公年间，1965年出土于山西侯马晋国遗址，现藏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
它写在玉片上，计有五千余片，字迹清晰者约六百片。
玉片多为圭形，大的长32厘米，宽4厘米。
盟书文字多为朱书，少数为墨书，真实地保存了春秋晚期的毛笔笔迹。
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使用毛笔的真实情况：
下笔用力，手笔出尖。
笔画多由粗到细，也有两头尖的，粗细变化反映了日常书写便捷的特点，比同时代的金文笔画更灵活，更自由。
布局参差错落，结体也较为自然，横画多有倾斜，竖画也不垂直，比同时代的金文更便当、更率意。
它反映了当时手写体文字的特点，虽然属于大篆书体，但与金文的庄严的面目大相异趣，已现出隶变和草写化的倾向。
石鼓文秦代
石鼓文是唐代在陕西凤翔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刻石。
因为文字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所以称作“石鼓文”。
石鼓高约二尺，直径一尺多。
十个石鼓大小不尽相等，每个上刻一首四言诗，原文共计七百余字。
文辞是记述秦国君臣游猎的事，因而石鼓文也称“猎碣”。
自唐以来，石鼓几经辗转，文字多有磨灭，现在仅存三百多字。
实物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我国，商和西周已有刻石文字，但是数量少，型制简单。
石鼓文是传世最早的大规模、成系统的石刻文字，发现以来，备受珍视。
许多名人写诗文赞美石鼓文的书法。
唐代张怀在《书断》中说石鼓文：
“体象卓然，殊今异古。
落落珠玉，飘飘缨组。
仓颉之嗣，小篆之祖。
”从字体上看，石鼓文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是由大篆向小篆演变而又未定型的一种过渡字体。
是春秋战国时期秦系篆书的典型代表。
石鼓文章法疏朗整齐，结体匀净茂密，用笔遒劲凝重。
被历代书家视为重要的篆书范本。
清代的吴昌硕等不少篆书名家都得益于石鼓文。
虎符秦代
虎符是古代帝王调动军队的信物。
这副秦代虎符是阳陵兵符，据传出土于山东临城县，高314厘米，长89厘米，制作非常精美。
虎符背上刻有错金的文字，左右两半，国君和在外的将领各持一半。
两半上都有十二字：
“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
阳陵兵符上错金的铭文，结字严谨宽博，笔画骨劲肉丰。
字大不过数分，却端庄厚重。
字体与传为李斯书写的《泰山刻石》相似，是典型的秦代小篆字体，这说明所谓“秦书八体”中的“刻符”，是小篆的实际应用，并非是一种独立的字体。
唐诗集句邓石如（清）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号顽伯、完白山人。
安徽怀宁人。
起自寒门，终生布衣。
早年好刻石，由篆刻而悟笔法。
先学习“二李”篆书，后有“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故字微方，与秦汉瓦当额文为尤近”（包世臣语）。
他广泛吸收了秦汉六朝书法的营养，将隶书的写法融入篆书，极大地丰富了隶书地用笔，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篆体书风，对清代中期以来篆体书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康有为誉之为“集篆之大成”。
《唐诗集句》是邓石如篆书代表作之一。
其释文：
“野鹤巢边松最古，仙人掌上雨初晴。
”
在邓石如之前，人们写篆书皆以“二李”为法，分布均匀而刻板，笔画粗细一致，有圆无方。
而邓石如这幅《唐诗集句》则体现出他独特的书体风格：
以隶笔入篆，圆中带方，起收见锋，凝重而舒畅；
字中笔画分布上密而下疏，使字形给人一种婷婷而立、崇高向上的感觉。
有人称赞邓石如的篆书“一变故态，用笔如行云流水，结字如瑶草琪花，茂密伟丽”（《书法精义》），说得很有道理。
篆书横披程南云（明）
程南云（15世纪）字清轩，号远斋，江西南城人。
曾任中书舍人、南京太常卿等官职。
善诗文，工书画。
他的篆书写得工整圆润，在当时颇有名声。
《篆书横披》释文：
“放翁遗墨”。
天亡簋铭西周
天亡簋，又称“大丰簋”，铸于周武王时期，是传世最早的典型的西周青铜器。
高24.2厘米。
铭文刻在内底，计6行，共78字。
内容是记载祭祀时主人受到荣宠的事。
字型大小不一，排列参差错落，通篇有一种古拙朴厚的美。
毛公鼎铭西周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的青铜器。
清代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是先秦青铜器中铭文字数最多的。
铭文凡32行，493字。
内容是记载周宣王在天下动荡、政局不稳时，策命毛公为重臣，并赐予他大量的物品，要他忠心辅助朝政，不辜负宣王的器重和信任。
毛公鼎铭文字严谨优美，停匀稳健，体势博大，体现了一种理性的美。
它是西周金文成熟风格的代表作。
栾书缶铭秦秋
栾书缶铸于春秋时期的晋国，是传世最早的错金铭文铜器。
错金是一种制作工艺，其方法是先将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字为阴文，然后再用金涂在字的上面，这样可使铭文金光照人。
栾书缶颈腹部有铭文8行40字，盖内有两行8字，均为错金书。
《栾书缶铭》为正体篆书，但写得简率流畅，笔画圆润婉转，加上错金工艺的使用，显得更加精美。
吴王夫差矛铭（局部）春秋
吴王夫差矛制作于春秋晚期，上面有错金铭文“吴王夫差自乍用”八字。
楚帛书战国
帛书是古代写在丝织品上的字。
帛分生、熟，生帛有缟、素、绢等，熟帛为练，所以帛书也称“绢素书”。
帛书还有写在“缣”上的。
“缣”是双丝织成的细绢。
《楚帛书》作于战国中期。
1942年出土于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
纵长约38厘米，横长约47厘米。
1946年流入美国，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帛书四周有十二月神的彩绘图像。
墨书文字可辨的有900多个，内容涉及神话故事、天文历法、祭祀禁忌等，是数术五行一类的文献资料。
字体虽然是篆书，但与金文有所不同。
体式简略，形体扁平，与后来的隶书有些近似。
高奴权秦代
高奴权，战国晚期制作，高17.2厘米，底径23.6厘米。
1964年出土于陕西西安阿房宫遗址。
面铸阳文6行16字。
铸刻的字，凸者为“阳文”，凹者为“阴文”。
其内容为记述高奴权制造的事项，并有后来加刻的秦始皇及二世关于统一全国的度量衡诏书。
秦诏版铭文
秦始皇立国后即下诏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即在统一制造的度量衡器具上都铸刻上有关的诏书，或镶嵌上刻有诏书的“诏版”。
二世元年（前210年），又在一部分度量衡器具上加刻了二世诏书。
这快诏版刻于秦始皇二十六年。
铭文有6行40字。
文字笔画直多曲少，转折处呈方状，大约是用刀刻不便于圆曲的结果。
这是使用性文字，与正规的小篆有些不同。
瓦当文秦代
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构件“简瓦”顶端的下垂部分，它具有装饰屋檐和保护椽子的作用。
秦汉时期的瓦当有雕刻花纹和文字的。
瓦当上的文字就称“瓦当文”。
瓦当文内容比较简单，主要是记录建筑物的名称和吉祥词语。
由于瓦当的形制特殊和装饰的需要，瓦当文在篆书中也自有特点，多随形布字，省改变形，比一般篆书有更明显的工艺装饰色彩。
这块秦代瓦当，直径15.8厘米，上面有“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十二字，与装饰花纹结合得很和谐，显示了制作者的匠心。
新莽铜嘉量汉代
《新莽铜嘉量》作于新莽建国元年，据传这快铜嘉量清末出土于河南孟津，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新莽铜嘉量》设计精巧，铭文为极规范的小篆，字体修长，排列工整，结字重心在上，下延的笔画很夸张，字型显得高峻挺健，很有特点。
袁安碑东汉
《袁安碑》立于汉和帝永元四年（92年）。
1929年在河南发现，现藏河南省博物馆。
《袁安碑》高153厘米，宽74厘米，碑文现存10行，每行15字。
碑文为小篆字体书写，笔法遒劲，结体宽博，十分精美。
还有一块立于汉安帝元初四年（110年）的《袁敞碑》，碑文字体和书写风格与此碑非常接近。
二碑疑为出自一人之手，都是汉代篆书的代表作。
少室石阙铭
《少室石阙铭》和《开母庙石阙铭》都是汉安帝延光二年（123年）造，石在河南登封。
在《嵩山石阙铭》中，只此二石是篆书写的，而且风格极接近，应为一人手笔，其余皆为隶书。
《少室石阙铭》是比较标准的汉代篆书，与秦篆相比结体略显方正，用笔厚重，气势雄浑。
三坟记李阳冰（唐代）
《三坟记》，也称“李氏三坟记”，为唐代中期杰出的篆书家李阳冰所书。
李阳冰（722—789），字少温，赵郡（今河北赵县）人，是李白的族叔，曾官当涂县令、集贤院学士，晚为将作少监。
李阳冰的篆书，师承《峄山碑》，而能开合变化，用笔瘦劲圆活，结体停匀稳健，是典范的“玉箸篆”。
他与秦李斯并称“二李”，为后世所宗。
《三坟记》是李阳冰篆书的代表作。
它刻于唐代大历二年（767年），现藏西安碑林。
篆书扇面吴熙载（清代）
吴熙载（1799—1870），原名廷，字熙载，因避同治帝讳，更字让之，或署攘之，号晚学居士，江苏仪征人。
善画，工诗文篆刻，书法各体俱能，尤以篆书见长。
从包世成学书，是邓石如的再传弟子。
吴熙载的这幅扇面，继承了邓石如的书风，写得秀媚清雅、气韵贯通，体现了吴熙载的篆书风格。
（三）名词解释
1.仓颉造字
关于汉字的产生，我国古代有许多说法。
其中最重要的说法是“仓颉造字”。
许多古代文献，如《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和许慎的《说文解字·
序》等里面都有类似的关于仓颉造字记载。
据说创造汉字的是黄帝的史官仓颉。
唐代张怀《书断》说：
“颉首四目，同与神明，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
”意思是说，黄帝的史官仓颉，智慧非凡，长着四只眼睛，是他仰观日月星辰等天文之象，俯察龟文鸟迹等万物之形，创造出了汉字。
当然这只是古代关于汉字产生的一种传说，它表明了先民对汉字产生的一种看法，认为文字的发明是很了不起的，同时也说明了汉字的产生源于人们对自然的观察。
最早的汉字是以象形的方法创造的，包含一些合理的成分，但并不可靠。
事实上，汉字的创造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许多人共同参与的并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演进，不可能由一个人来完成。
从目前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及原始图画可能与原始文字有很大关系，距今已有六千多年。
而距今四千至四千五百年间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山东陵阳河遗址出土的陶尊上部的几个图形符号则与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某些符号颇为相近。
不过，由于实物资料的短缺，汉字最早产生的确切年代，现在仍然难于做出准确的回答。
2.简牍书
古代书写在竹简木牍上的文字。
简与牍都是削制而成的窄长薄片，竹制的称简，木制的称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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