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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的非国有中小企业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界定。
一方面强调“中小企业”，按照2002年出台的《中小企业促进法》，“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由国务院负责企业工作的部门根据企业职工人数、销售额、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报国务院批准”。
与美国将员工人数500人以下的企业定义为小企业不同，这个定义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所以本文采用与美国相同的方法定义中小企业。
另一方面强调“非国有”。
中国的中小企业与西方的中小企业存在着相当大的所有制差异，这必然会对资本结构和银行贷款模式产生重大的影响。
Rajan和Zingales（1995）在对西方七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研究中指出，法国和意大利的国有企业确实具有较高的财务杠杆，所以将它们剔除；
Booth,Aivazian,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2001）在对发展中国家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研究中指出，所有制结构会对财务杠杆产生深远的影响；
傅建华（1998）对上海中小企业的抽样调查也发现，负债率最高的是国有中小企业，其次是集体中小企业，最低是股份制和私营企业，而且所有制不同的中小企业，初始资金的来源也存在着明显差异。
所以，为了消除所有制对融资行为的扭曲，同时部分的克服中小企业负债率高而又融资困难的矛盾论点，本文强调研究非国有中小企业，简要起见，下文出现的中小企业均指非国有中小企业。
而且，国家提出的“抓大放小”政策也使得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研究更具合理性。
对中小企业进行实证研究的困难主要在于数据难以获得，这主要由于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着信息不透明的特点；
而且数据的质量可能也不高，因为高质量的财务报表，尤其是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可能并不符合中小企业的成本收益分析。
英国的一项抽查发现20%的中小企业没有会计记录，而且法律上也仅要求它们提供简易的或者修正的财务报表（AbbreviatedorModifiedSetofAccounts）。
这种现象与对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高成本（至少相对于企业的总成本和利润）和低收益有关，英国小企业联合会（FederationofSmallBusinesses）调查显示销售额100万英镑的公司如果不进行审计每年可以节省5000英镑（Nayak,Greenfield,1994）。
事实上，中小企业的数据问题在美国同样存在，Ang,Cole和Lin（2000）指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会修改，中小企业财务报表中明显违反会计准则的项目，比如应收款大于销售额等。
本文实地调查了所有的样本企业，剔除了财务报表确实存在疑问的两家企业，更正了三份财务报表中存在的明显错误（或笔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
但是，这些数据和相应的实证结果仍然非常有价值。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回顾资本结构理论、关系型贷款（RelationshipLending）和商业信贷（TradeCredit）理论；
第二部分介绍本文数据的来源、偏差和特征；
第三部分通过比较中小企业与国内外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说明中小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特点；
第四部分对中小企业的资本结构和银行贷款模式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一、文献回顾
对资本结构的研究一般都针对可以自由选择融资方式的大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本文将运用现有的研究成果检验资本结构理论对中小企业的适用性。
针对中小企业以流动负债为主的负债结构和以银行贷款为主融资结构的特点，本文尝试利用关系型贷款理论，引入银企关系变量来充实本文的实证模型。
另外，本文还对稳健性检验中用到的商业信贷理论进行了简要的说明。
1，资本结构理论
资本结构是公司财务理论的核心概念，它指公司长期财务结构中，负债与权益的混合比例（Megginson，1997）。
这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始于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发表的《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一文，他们第一次用无套利原则证明企业价值不会受到融资决策的影响，即MM定理。
尽管资本结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仍然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目前公认的资本结构理论有两种，但是，它们并不截然对立，存在着许多相同的解释因素和预测。
第一种是均衡理论（TradeoffTheory），企业通过权衡负债的成本和收益来决定最优的财务杠杆，成本包括负债上升引起的破产成本和股东与债权人之间代理成本的提高，收益包括负债上升带来的避税和自由现金流问题的减少。
另一种是基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OrderTheory），它提出企业融资按照留存收益、债权和股权的先后顺序进行。
目前，对两种理论的实证研究成为金融理论的热点（Shyam-Sunder和Myers,1999;
Chirinko和Singha,2000;
Fama和French，2002；
Murray和Goyal,2003），但是仍没有确定的最终结论。
Harris和Raviv（1991）全面总结了已有的各种理论模型，给出了一个一般性的结论，“研究通常同意，财务杠杆与固定资产、非债务避税、投资机会和公司规模正相关，而与波动性、广告支出、研发支出、破产可能性、盈利能力和产品的独特性负相关。
”这为本文第四部分的实证模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2，关系型贷款理论
关系型贷款理论可以追溯到金融中介理论。
在Arrow-Debreu和MM的分析范式中都没有金融中介机构，但是，经济学家在解释理论与现实差异时，提出了传统的金融中介理论，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基于交易费用（Gurley和Shaw，1960），另一种是基于信息不对称（Leland和Pyle，1977；
Diamond，1984）。
银行作为主要的金融中介机构，可以通过银企关系来有效的消除信息不对称。
实证研究也支持这些结论，比如与银行有密切关系的日本企业相对不容易受到流动性约束，而且在财务危机时更可能进行投资（Hoshi，Kashyap和Scharfstein,1990，1991），同时，建立银企关系对美国上市公司也是利好消息（James，1987；
Lummer和McConnell，1989；
James和Wier，1990；
Slovin，Sushka和Polonchek，1993；
Billett，Flannery和Garfinkel,1995）。
与大企业不同，中小企业与投资者之间存在着更大的信息不对称，有些学者干脆称之为信息不透明。
由于逆选择和道德风险，中小企业很难通过公开发行债券来融资，所以更多的依赖金融中介机构，尤其是银行（Diamond，1991），那么银企关系将在中小企业贷款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经济学家利用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进行的“全国小企业融资调查”（NSSBF）的数据，对这方面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检验。
Petersen和Rajan（1994）表明，银企关系可以增加中小企业贷款的可获得性；
Berger和Udell（1995）表明，银企关系可以使中小企业获得较低的贷款利率，并且降低对贷款抵押的要求。
与以上两个研究强调银企关系的持续时间不同，Cole（1998）证明银行为企业提供的存款等各种服务对获得贷款更为重要，同时还发现与多家银行保持关系的企业没有获得更多的贷款，说明多重银企关系导致银企关系的价值下降。
所有的实证研究都说明银企关系确实有利于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
Petersen和Rajan（2002）证明信息技术的进步可以创造和传递更加及时准确的硬信息，这样银行可能通过事后频繁的监督和及时干预来取代过去严格的事前甄别和高成本的事后监督，达到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贷款的目的，这突出的表现在中小企业与贷款银行的距离越来越远。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一个途径是发展民间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
李志赟，2002），这种观点涉及两个方面的方献。
一方面强调银行规模和企业规模的匹配，也就是说，中小银行更倾向于向中小企业贷款，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接受这种观点。
但是，Berger，Demsetz和Strahan（1999）已经指出，匹配现象也不意味着中小企业只能在以中小银行为主导金融体制中获得贷款，Jayaratne和Wolken（1999）的实证也支持这种观点。
如果把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分成交易型贷款和关系型货款两类，那么，大银行会向高质量的中小企业提供利率更低、抵押要求更少的交易性贷款（Berger和Udell，1996），而大银行确实提供较少的关系型贷款，经济学家将此归于大银行的组织不经济。
Stein（2002）将根据信息区分为“软信息”和“硬信息”两种，证明不容易传递的软信息更需要分权化的组织形式，而关系型贷款的信息主要是这种软信息，所以合并后的大银行不适合对中小企业贷款。
既然中小企业更依赖于关系型贷款，而大银行又不能提供，那是不是应该引入更多的中小银行呢？
这就涉及到另一方面的文献，即银行业的竞争对关系型贷款的影响。
Petersen和Rajan（1995）则证明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更有利于中小企业获得贷款，因为竞争可能导致银行无法实现对中小企业贷款的跨期最优化。
Boot和Thakor（2000）提供了一个包括银行业竞争和资本市场竞争的完整模型，发现银行业内竞争对交易性贷款的不利影响大于对关系型贷款的不利影响，但是，银行对形成关系型贷款的专业化投资在下降，导致关系型贷款的下降和银行业趋同的现象。
所以，银行业的竞争并也不利于建立银企关系，这是以往支持通过中小金融机构来解决中小融资问题所共同忽略的重要方面。
在这个意义上，由于上海是中国金融业最发达的地区，银行业的竞争最为激烈，这可能会影响银企关系的建立，这就变成一个实证的问题。
3，商业信贷理论
商业信贷指卖方允许买方在购买产品时的延期付款，分为应收款和应付款，前者是商业信贷的供给，后者是商业信贷的需求。
它是企业资产和负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外上市公司中所占的比重可以从本文第三部分的国际比较中获得；
而商业信贷在小市值上市公司的负债中占据一个相当大的比重，比如，Mian和Smith（1994）指出1992年末，COMPUSTAT数据库中3550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非金融机构的企业的应付款占到总负债的26%。
资本结构重点分析应付款。
商业信贷尽管具有一定的融资特征，但是更多的表现出交易的特征，所以Rajan和Zingales（1995）甚至在调整财务杠杆时剔除了商业信贷。
商业信贷相对金融中介机构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融资优势（Petersen和Rajan，1997）：
信息获得优势、控制借款人的优势和在贷款人清算时使资产保值的优势；
实证也发现没有受到信贷配给的中小企业较少使用商业信贷。
Petersen和Rajan（1994）的实证就是以商业信贷作为代理变量来分析中小企业未被满足的银行贷款。
Biais和Gollier（1997）的模型也支持供货商拥有的融资优势。
正是商业信贷存在的融资优势，为本文对银行贷款歧视的合理性和应付款与银行贷款因果性提供了稳健性检验（RobustTest）的理论基础。
二、数据
本文调查的中小企业全部来自上海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举办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小巨人”培育活动，剔除了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集体资本、国有法人资本和集体法人资本超过50%的中小企业，也排除了明显存在数据错误以及提供的数据不充分的两家企业，最终本文共收集到截止2001年12月31日33家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以及其他的相关资料。
这33家企业中，有5家外资和合资（包括港澳台）企业；
其余均为中资企业，而且没有任何外资股份，其中一部分属于国有或集体转制后的企业。
企业的成立时间平均为5.48年，最长的11年，最短的仅2年，而成立时间比较长的企业基本上是转制企业。
33家企业中，工业企业19家，非工业企业14家，其中涉及软件设计和系统集成的企业有5家。
如果以获得上海高新企业认证，或者主要产品为高新技术转化项目作为界定高新企业的标准，那么在已经确定的24家企业中，有12家企业是高新技术企业。
这些企业确实普遍存在所有者经营的特点，至少20家属于所有者创业并且经营至今，有5家企业的经营者不是主要股东，其中的4家是外资和合资企业，另一家规模也比较大；
企业经营者的教育普遍比较高，而且在创业之前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
这些企业一般都选择了较小的市场定位，尽管拥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但是进入门槛仍然不高，所以出于对商业机会和商业模式的保护，他们也不愿意公开财务信息。
这33家企业中，15家的财务报表经过了审计，相对而言，可靠性更高。
1、数据可能存在的偏差
在解释本文的结论时需要注意数据可能存在的两个偏差。
第一，样本偏差。
一方面，这些企业主要是上海银行分支机构推荐，或者通过宣传吸引而来的，所以这些企业往往和银行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考虑到上海银行对上海中小企业的贷款占到上海所有银行对中小企业总贷款的近一半，它选择的企业仍然具有足够的代表性；
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的自选择行为，不需要贷款或者认为很难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不会参加这种评选活动。
所以，我们可以对数据进行两个预测，这些企业的规模可能比较大，因为规模大的企业更需要外部融资，也更有可能参与这种活动；
这些企业的盈利能力也比较强，这主要是由于企业所有者经营的特点大大减少了股东和所有者之间的代理成本，从而提高了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Ang,Cole和Lin，2000）。
事实上，与《中国统计年鉴》和《上海统计年鉴》中的中小企业相比，我们调查的中小企业的规模略大，而且盈利能力更强。
第二，地区性差异，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黄贵海和宋敏，2002）表明，公司注册地所属省份越发达，其资产负债率往往也越高。
如果这个结论对中小企业仍然适用，那么上海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会比较高。
由于本文缺乏跨地区的数据，所以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2、数据的特征
本次调查的33家企业差异相当大，为此表一A给出了这些企业主要财务科目的统计指标，表一B给出了这些财务行除以总资产后标准化（Normalization）数据的统计指标。
从表一不难看出，这些企业的规模相差很大。
总资产的最大值是平均值的近5倍，是最小值的100倍；
而销售收入的差异更大，最大值是平均值的10倍，是最小值400倍，这种现象可能与包含非工业企业有关，因为销售额最大的企业是上海一家著名的私有零售企业。
负债的差异更大，而且也更复杂。
流动负债平均为2324万，最大值超过1亿，比最小值大500倍；
其中，短期借款平均为422万，中位数为200万，说明分布极不均匀，事实上，最大值达到1750万，而有9家企业并没有短期负债。
长期借款的差异更加明显，中位数为零说明大部分企业无长期负债，但是平均值却为464万，甚至超过了短期借款的平均值，说明个别企业的异常值严重的影响了这个结果。
事实上，33家企业中仅有8家企业有长期负债，共计15337万，其中2家是长期应付款；
而且最大值确实很突出，一家长期借款为7000万（这是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行业有密切关系），一家为6800万（这是一家外资企业，总资产达到2.25亿，与所有制和规模有密切关系），占长期负债总额的近90%。
这在比较资产负债表时必须引起注意，见本文第三部分。
表一B尽管说明调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存在巨大的结构差异，但是均值和中位数的差异已经明显减小，更有利于实证分析；
而且标准化数据可以消除规模对数据的影响，减少截面数据的异方差现象。
所以，本文的计量模型与资本结构的其他实证模型一样，采用标准化数据。
表一的大概位置
三、中小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特点
资产负债表的比较将回答本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中小企业的资本结构是否与大企业存在显著的差异。
表二对比了本次调查的中小企业与中国上市公司（黄贵海和宋敏，2002）、西方七国上市公司（Rajan和Zingales，1995）的资产负债表。
由于加权平均值将会高估极大值对平均值的影响，所以平均值的比较更加合理和有效。
总体上看，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与中外上市公司确实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差异并不十分明显。
首先比较资产负债表的左侧，即资产部分，特点如下：
第一，流动资产比较高，本次调查超过70%，而对比系均未超过60%；
第二，高流动资产主要由于偏高的应收款引起，本次调查为36%，而其余的均未超过30%；
第三，存货水平略高于对比系中的最大值；
第四，固定资产明显偏低，仅为18.6%，远低于对比系中最低的日本。
资本结构研究的重点是资产负债表的右侧，即负债和所有者权益部分，特点如下：
第一，与中国的上市公司相同，中小企业的所有者权益比较高，超过50%，而西方七国均不到40%。
但是，中国的上市公司是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而导致的股权融资偏好（黄贵海和宋敏，2002），中小企业显然不是这个原因，在一定反映了中小企业债权融资的困难。
第二，中小企业的长期借款偏低。
不过，表三的数据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差距，中国上市公司加权平均值的8.8%，而本次调查的加权平均竟然达到10.2%；
中国上市公司的均值为6.1%，而本次调查为3.5%。
但是，第二部分已经提醒我们必须注意极大值的误导，在排除了上文提到的两个异常值后，加权平均值为1.4%，均值为1.5%，说明中小企业获得长期负债确实比上市公司要难得多。
第三，尽管中小企业的流动负债最高，达46%，但是差异并不明显，对比系中最高的法国也达到43%。
这主要是由于应付款比较高造成的，西方七国的最高值为17%，中国的上市公司为18.8%，而本次调查达到21%，证明中小企业很依赖于商业信贷。
表二的大概位置
四、资本结构和银行贷款模式的实证分析
1、实证模型的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资本结构的研究结论对财务杠杆的定义有很大的敏感性，不同的研究目的采用不同的指标（这方面的讨论可见黄贵海和宋敏，2002）。
本文仍旧采用最基本财务杠杆指标，资产负债率（也就是负债总计的标准化数据）。
由于中小企业的短期借款基本上都来自于银行，所以本文将短期借款全部处理为银行贷款。
中小企业银行贷款模式的被解释变量采用短期借款的标准化数据，即短期借款除以总资产。
另外，采用应付款的标准化数据，即应付款除以总资产，进行稳健性检验。
（2）解释变量
根据本文文献综述中提出的可能影响中小企业资本结构和银行贷款模式的因素，本文模型的解释变量包括以下七类，前四类采用标准化后的数据，即会计项目除以总资产的比值：
第一类因素是规模，应该与财务杠杆正相关，代理变量一般采用销售额的自然对数。
本文尝试着引入实收资本作为新的代理变量，因为它同样可以反映企业破产的可能性。
第二类因素是有形资产比例（Tangibility），应该与财务杠杆正相关，代理变量一般采用固定资产。
本文尝试引入存货和应收款，一方面是根据期限匹配原则，以银行贷款为主的中小企业会利用更多的短期资产来融资；
另一方面，金融创新，比如银行的保理（Factoring）和仓单抵押业务等，可能使存货和应收款对资本结构产生影响。
第三类因素是盈利能力，应该与财务杠杆负相关，代理变量采用息税前收入。
第四类因素是投资机会，应该与财务杠杆正相关。
由于既没有资产市值和帐面价值的数据，也没有得到多年的增长率数据，代理变量只能采用未分配利润，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了企业所有者（考虑到所有者经营的特征）对企业投资机会和未来发展的信心。
第五类因素是银企关系，应该与财务杠杆正相关，代理变量采用企业的成立时间。
作为本文的核心内容，这里仔细加以解释。
这个代理变量显然存在着很多的缺点，Petersen和Rajan（1994）指出，银企关系可以通过关系的持续时间和银行提供的服务来反映，Cole（1998）则说明银行提供的服务更为重要。
我们的调查没有获得服务的数据，而只能采用时间变量。
但是，成立时间作为代理变量仍然不理想，因为它是公共信息，而银企关系是银行和企业的私人信息，如果采用后者显然更好，不过，我们也没有获得这方面的信息。
不过，以住所有的实证研究都发现企业成立时间对资本结构有显著的影响，那么我们也要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变量应该是起作用的。
本文还引入了二个虚拟变量：
第六类因素是审计变量，进行审计的企业为1，否则为0，应该与财务杠杆正相关，因为进行审计的企业信息透明度更高，更容易获得借款；
第七类是企业性质变量，非中资控股的企业为1，其余为0，市场机制下它应该与财务杠杆无关。
当然，由于数据的缺乏，还有一些重要的变量无法引入模型，比如行业、税率和银行贷款的利率，这三个因素的影响只能留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表三的大概位置
2、模型、结果和分析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模型构建方法寻找最佳模型，表四给出了节省性原则（Parsimony）下拟合程度最高的模型（以调整后的R2作为依据），避免了多重共线性问题。
（1）负债
上海中小企业的负债主要由实收资本、息税前收益和存货三个因素决定，而未分配利润、审计和企业性质也有一定的影响。
这个结果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四个结论：
第一，与以往的资本结构实证研究不同，销售额并不是中小企业规模良好的代理变量，而实收资本的作用更加显著。
这可能因为中小企业的销售管理能力差，波动性大，监督和控制的难度高，对投资的保障程度低；
相反，实收资本相对稳定，监督和控制也相对容易，对投资者的保障作用更高。
但是，实收资本作为规模的代理变量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由于它是资产的组成部分，与负债必然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所以无法检验财务杠杆与规模的正相关问题。
不过，由于实收资本是所有者成立企业时的决策结果，事后的调整比较困难，所以本文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中小企业的所有者在成立企业时考虑到了可能面临的信贷约束，将会选择投入更多的实收资本，从而对贷款的需求下降，这也可以证明中小企业面临着信贷约束。
第二，与理论和已有实证的结果相同，盈利能力的代理变量息税前收入与负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说明盈利能力强的企业更多的依靠留存收益，而不是负债。
这与融资顺序理论吻合。
第三，与理论和已有实证的结果不同，固定资产没有显著性，这可能是由于本次调查的中小企业的固定资产本身就很有限（仅占总资产的18.6%，远低于大公司），所以作用也非常有限。
但是，存货则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可能与中小企业以流动负债为主的负债结构有关，支持负债的期限匹配原则。
第四，未分配利润、审计和企业性质对计量模型的拟合度也有影响，但是没有显著性。
这说明未分配利润并不是投资机会良好的代理变量；
审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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