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林与孙少平形象比较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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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这样换来的依然是缺吃少穿，孙少平在学校里只能以“非洲馍”充饥，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
即使高加林这样的“独苗儿”也是靠父母省吃俭用才供他上完高中的。
可以说高加林和孙少平都是生活在黄土地上贫穷的农民家庭里的子弟。
其次是经历相似。
高加林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按照“哪里来哪里去”的分配原则，他很自然地被“分配”回了高家村。
回村后他凭着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当上了村里的民办教师。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又被村支书高明楼的儿子替换掉了，他又不得不回到土地上劳作。
高中毕业后他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农村，和高加林一样没过多久孙少平就当上了村里的“先生”，同样时隔不久他也回到了土地上劳动。
不过稍微不同的是孙少平被解除教师职务不是因为别人顶替而是因为村中中学停办的缘故。
再次是与命运抗争，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相似。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
这一需要我们就可以称为自我实现（Seif-anuaiization）的需要。
”[P53]这是一种人之内在潜力的发掘，是人之个性与自我价值实现的内在欲求。
高加林作为一名文化人，这使他品味到了作为文化人的价值和份量，满足了自尊的需要。
而在被高明楼的儿子顶替后，他成为了一个地道的农民。
起初，他未摆脱文化人的心理宿构，在碰壁之后，才开始放弃这种文化心理宿构而转向普通农民的心理状态。
然而这种转化是表面的，不彻底的，一旦机会适宜，便会出现新的复归。
在他看来自己哪一方面都不比城里人差，为什么就要一辈子呆在农村呢？
于是在偶然得到一个进城的机会时，他便义无返顾地去了。
孙少平更是如此，不满于父兄那种为觅食而苦战的生存方式，他毅然谢绝了与大哥联手办砖窑的发家机会而外出闯世界。
从揽工汉到煤矿工人，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总之，高加林和孙少平的奋斗之路就是不断与命运抗争，努力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
二
一、尽管在高加林和孙少平身上有许多的相似点，然而在对待理想的认识和追求理想的方式上却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也就导致了两人截然不同的结局。
对“理想”觉悟的不同。
高加林作为“一个感应着时代脉搏的当代青年，他的理想追求，无论有多大的意义和合理性，如果缺乏了这种对人民和人民真正生活的基本理解，他的行为就不能不是盲目的、轻率的。
一个只强烈要求社会大众理解自己，而自己不理解或不准备理解社会大众，甚至包括自己的父亲、母亲的人，他的觉悟还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的自觉。
”[P52]他想考国际关系学院，想做一个国家正式教员，想到大城市施展抱负，这一切最终为了什么呢？
他没有想过。
因此，他总感到自己很孤独地在社会中奋斗，成功时神采飞扬，失败时沮丧绝望。
他没有看到千百万青年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并从中汲取奋斗的力量。
虽然他也想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想用科学文化改变乡民的生活（卫生革命），但在愚昧打败科学的情况下，他陷入了更大苦闷中，城市梦工人干部梦又涌上了他的心头……因此，一心想摆脱农村生活做“城里人”就成了高加林的人生理想。
那么，孙少平呢？
当他高中毕业不得不回乡务农时，并没有像高加林那样好高骛远，奢望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对他来说：
“农民孙玉厚的儿子，继承父业也可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
在失掉教师这份体面的职业后他也能以一种自然平和的心态接受，并没有高加林的那种情绪。
后来只身闯黄原揽小工，虽历尽艰辛和屈辱，但他始终保持着农民的底色：
善良、勤劳、质朴、富于同情心，重感情。
对于人生他有自己的理解和追求：
“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
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但我们一定又要从我们出身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
”[P746]对于眼前的曲折和困苦，他也能够正确对待，并从中寻求促使自己奋进的力量：
我们“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为了几个钱而受尽折磨；
但他已不仅仅将此看作是谋生活命——职业的高贵与低贱，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
恰恰相反，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
通过这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历经千辛万苦而酿造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
”[3]因此，他从教书先生到小工再到煤矿工人，始终抱有一颗平常心，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了下去。
二、追求理想的方式不同。
当高加林被高明楼以不法手段剥夺掉民办教师的资格时，他愤恨、郁闷而又无可奈何。
就在他失意之时，巧珍走进了他的生活。
她用自己的善良、纯朴和真爱鼓起了高加林生活的勇气。
然而就在他们沉浸于热恋之中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当上了县委通讯干事。
当然他这一工作的得来同样是以不法手段取得的，此时的他缄默、坦然而心安理得。
就在高加林的地位由农民变为通讯干事时，他又卷入了与“现代女性”黄亚萍的恋爱迷宫。
我们不能否认他对亚萍有感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内心更爱的是巧珍，虽然她是个农村姑娘。
他之所以选择亚萍，无非是想和黄亚萍远走高飞，到大地方去发展自己的前途，因此，他很功利。
此时，他断然抛弃了对自己情深义重的农村情人——巧珍，选择了对自己十分有利的黄亚萍。
高加林为了理想的爱人、理想的生活乐土、理想的职业，不惜以违背社会制度基本规范和传统伦理道德为代价的做法是不值得提倡的，他最终也受到了双重的惩罚。
相反，孙少平的做法与高加林却是大相径庭。
他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所做的不但是合法的，而且是符合伦理道德的。
孙少平离开双水村去黄原揽工是在当时全国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进行的，当时的政策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入城打工。
后来去大牙湾煤矿，他也是通过一步步合法的程序最终成为了一名正式煤矿工人。
在这种艰苦、繁重而又危险的工作中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一步一步向人生理想迈进。
在他看来连伟人的一生都充满了艰辛，作为一个平凡人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毫不掩饰，我们想出人头地，想使自己对生命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
如果我们连眼前这一点困难都无法克服，不具备起码的吃苦精神，我们将永远成为权力的奴仆和城市的雇佣军”。
[3]（P632）这正是对他执着进取、奋斗不息精神动力的最好诠释。
当然在孙少平的身上也不乏伦理道德的光彩。
早在上高中时他就在抗洪抢险中抢救过曾伤害自己的侯玉英。
对身陷窘境的昔日恋人他不记前嫌、解囊相助。
为救助受辱的小翠不惜砸掉自己的饭碗而愤然辞工。
与田晓霞再次相遇和相恋，使他对生活充满了玫瑰色的青春梦幻。
而晓霞的牺牲让他体味到了“命运”的严酷。
但他并没有被“命运”摧垮，他按约定来到黄原古塔山，在杜梨树下祭奠他与晓霞的爱情，祭奠他“青春之恋”的终结。
师傅的殉职和晓霞的牺牲最终发展为他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协议工这一行为上。
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对父母尽份孝心，对妹妹尽份责任。
在揽工期间他就开始积攒工钱为父母箍建新窑，尽力细心地资助兰香上学。
这显示了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
三、结局的不同。
一心要做“城里人”的高加林几经波折最终还是被城市无情地抛弃，而与浪漫多情的亚萍的结合也成为泡影，此时被他抛弃的巧珍也在悲愤中出嫁。
最终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走在回村的路上。
对高加林来说他在事业和爱情上都是一个失败者，在已走过的人生道路上也以失败而告终。
而孙少平就不同了，他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走出一条最终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最终他成功了，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他都是一个成功者，一个值得当代青年学习的成功榜样。
三
相似的经历，不同的结果，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两人不同的人生结局呢？
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两大因素：
一是客观原因，即社会原因；
二是主观原因，个人原因
一、社会原因。
对高加林而言造成悲剧的有三重社会因素：
城乡差别，农民与知识分子观念的差别和不正之风。
第一，城乡差别。
在高加林生活的时代，中国依旧是一个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
而建立在此结构基础之上的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政策就决定了他“农民”的身份。
农民要跳出“农门”，在当时只有三条路可走：
一是被招工当工人；
二是参军当兵；
三是上大学。
然而，对高加林而言它们都是行不通的，在这种城乡壁垒森严，制度死板保守的情况下，他别无选择，只有冲进城时，从“乡下人”变成“公家人”才能实现他的理想。
然而，当他确定尚未来得及，也还不能从历史和社会不具备现实土壤的基础上滋生出冲破或改变这不合理社会制度的自觉要求的，他已被特定社会制度的游戏规则本身逐出了这个“冒险家”的乐园。
第二，农民与知识分子观念的差别。
具体表现在有理想、有文化、不安于现状、时刻想出人头地的高加林和文化水平低、陶醉于已获得爱情中的刘巧珍之间的矛盾激化。
当高加林成为国家干部后，巧珍就再也走不进他的生活圈子了，巧珍认为自己没文化，配不上加林。
而加林又讨厌巧珍只会念叨老母猪下了几个猪娃，死了几个剩下几个之类的话。
农民和知识分子观念的不同，导致他爱情、事业双失落。
第三，不正之风。
当时的干部队伍中存在着像高明楼、马占胜等专搞不正之风之流，还有克南他妈这样假公济私的党员。
有时，他们为了私利而毫无顾及地给这些徘徊在生活十字路口的人当头一棒，使他们对生活和社会失去了信心。
有时出于个人目的，他们又一下子把这些人推到社会的顺风船上，转眼间时来运转，使得这些人在高兴的同时也感到茫然。
而孙少平的成功在于当时改革开放的城乡社会生活为他提供了一个施展身手的舞台。
当改革的春风第一次刮到双水村这样一个偏僻的农村时，我们既为孙少平失去当老师的机会而伤心，也为他能外出闯世界而欣喜。
实行生产责任制，孙少平一家有了剩余劳动力。
随着时势的变化，孙少安运用知识，抓住机遇率先“发”了起来。
这样，客观环境提供的可能性与主观上的强烈愿望，共同促使他终于走出了双水村。
二、个人原因。
高加林和孙少平最终有不同的结局，一方面是社会原因造成的；
另一方面也有个人的原因，其中个人因素是主要的。
“他们有远大的理想，但没有高加林式的好高骛远；
他们有实现理想的奋斗决心，但却没有高加林式的极端个人主义，比起高加林来，他们更现实，更愿把理想的实现附丽于整个农村现状的改良”。
[P162]其实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造成他们不同结局的个人原因。
高加林渴求新生活，呼唤农村的变革，追求城市文明，但只凭一股热情去追求，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一方面他在遭受生活的惩罚后对自己简单化、不准确地否定，把对现代文明的追求看成是自己的“虚荣心”。
没能从社会发展的高度意识到追求同历史发展的必然之间的一致性。
因而，不能把个人的生活道路同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心中就没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这就使他的追求没有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也就不能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另一方面，高加林人生追求的盲目性还表现在这种追求缺乏正确的人生观的指导，他的全部活动都是围绕个人的种种需要进行的，这就使他的追求向着“发展个人欲望”的方面发展，以致为了自己切身的利益，虽然内心不安，也还是利用了权势，走到了不择手段，只问目的的地步，这就埋下了悲剧的根苗，最终导致了悲剧的结局。
高加林不满于农村生产力的落后，不满于农村生活的闭塞，有追求新生活的进取性，但遗憾的是他缺乏扎根于家乡土地上实现自己理想的决心。
他对农村的落后感到痛苦，但又缺乏改变它的信心，他心灵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倾向促使他总想展翅高飞，到大城市去寻找自己的理想乐园，殊不知理想的乐园正是怀抱他的黄土地。
他企图依靠个人奋斗去争取自己的前途，却不知生他养他的大地母亲才是他力量最深厚的源泉。
高加林片面追求“自我价值”是导致其孤独奋斗的根源。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
人的价值标准是个历史的阶级的范畴，它和人的职业、社会地位没有必然联系。
高加林对人生价值的认识显然是不全面的，他醉心于个人前途，生活信念薄弱，这是导致他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
孙少平“绝不等同于高加林，这种不同，最突出之点就是他们在渴望改变现实的同时，表现出他们对自己的位置，对应该改变的现实的合理性认识，对父辈们的生活有充分的理解。
”[P60]他家境贫寒，忍着饥饿求学，但在同学面前不自卑，并且成绩优秀。
虽然物质生活贫乏但却无法掩盖他精神气质上的光彩。
他从农村中走出来，先做揽工汉，继而当煤矿工人。
对生活没有脱离现实，不切实际的幻想，人生步伐迈得扎实沉稳，同时他以自立自强的性格魅力赢得了田晓霞的爱情。
农村古老的生活方式既培养了他坚忍不拔的毅力。
同时，又使他产生不满足的心理。
城市生活的冲击、科学文化知识的熏陶，使他强烈地渴求文明的生活和心智。
但这种渴求却并未发展成一种毫无根基的好高骛远，一种狂飙突进式的迫不及待。
翻开他的人生履历，我们可以看到：
从教书先生到小工再到煤矿工人，他并没有取得任何令世人眩目的成就，但他一步一个脚印，艰难而坚定地不断前行，以自己扎实稳健、铿锵有力的步伐奏出了令人震撼的强音！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对高加林和孙少平形象的比较发现：
在他们的身上有许多的相似点，但由于两人在对理想的认识和追求方式上的不同，最终导致了截然相反的结局。
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
这就启示我们为了使更多的青年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
一方面，要不断改革社会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创造一个有利于青年人发展的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告诫广大青年人驶向理想彼岸的成功经验只有一条，那就是脚踏实地地去做事。
[参考文献]
[1][美]A.H马斯洛，动机与人们[M]，许金声、程朝翔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李星，无法回避的选择—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J]花城，1987，（3）
[3]路遥，平凡的世界[M]，北京：
华夏出版社，1994.746。
[4]李国平整理，一部具有内在魅力的现实主义力作——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座谈纪要[J]小说评论，1987，
（2）:
162。
[5]钟建波，论路遥小说的悲剧情绪和苦难意识[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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