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二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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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苇湘、杨铭亦主张敦煌首次陷落于建中二年，其后因一再发生汉人反蕃起义而导致敦煌的“陷落”和“降下”不止一次。

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对山口瑞凤提出的贞元二年说做了有说服力的论证，此说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这一阶段我国学者还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沙州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矛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沙州的最高军政长官称“节儿”，王尧依据藏汉文书碑铭考出了这一语词的含义和来源，指出它是吐蕃官制中一城一地的守官。

邵文实《沙州节儿考及其引申出来的问题》，考出沙州节儿执掌当地军事、财政和司法大权，其上司是节度使，其属官有都督、部落使和判官等。

吐蕃统治者用部落制取代了沙州的县、乡、里行政组织，有关情况日本学者曾作过初步探讨。

王尧、陈践和杨际平都曾涉及这方面问题。

姜伯勤《沙州道门亲表部落释证》，在详尽考证由道士、女官及有关内亲外亲组成的“沙州道门亲表部落”的同时，也概述了部落设置的一般情况。

姜氏和张广达还先后探索了沙州行人部落的性质，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认为担任驿传任务的人员属于行人部落。

杨铭认为敦煌地区的通颊部落管理人身地位较低的寺户、杂户等。

荣新江《通颊考》充分利用藏汉文书资料，对通颊部落的渊源、组成及在敦煌、河西等地的设置情况进行了考证，证明敦煌的通颊部落是吐蕃统治者镇抚百姓的重要军事力量。

杨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考辨了吐蕃在敦煌设置部落的时间、次数、部落的名称与作用。

杨际平《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对吐蕃时期的计口授田制、突税差科和农业、商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所见沙州玉关驿户起义》，探索了吐蕃时期发生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的原因、时间和作用，指出起义打击了吐蕃在沙州的统治。

　　归义军政治史仍是学者们关心的热点问题，创获颇多。

姜亮夫《罗振玉补唐书张义潮传订补》，搜集罗振玉所不及见的有关文书和石窟题记等资料，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成文，意在拾遗补阙正误，但在参考研究信息方面存在不足。

苏莹辉《瓜沙史事概述》，似系综合旧作而成，但未能参考大陆有关新成果，一些地方沿袭了已为学界所不取的旧说。

孙修身《张淮深之死再议》，用充分的证据否定了流行多年的索勋作乱杀淮深兄弟、自立为节度使的旧说，并推测张淮深之死与唐廷有关。

此文引起了学界的反响，李永宁、钱伯泉和邓文宽等都同意孙氏对旧说的否定，钱伯泉为孙氏的观点补充了证据。

但对张淮深的死因，李永宁和邓文宽又分别提出了与孙氏不同的看法。

李永宁《竖牛作孽，君主见欺——谈张淮深之死及唐末归义军执权者之更迭》，认为杀淮深者为张议潮子淮鼎，淮鼎临终将幼子承奉托付索勋辅佐，不意索勋在淮鼎死后竟自立为节度使，被嫁给李明振的议潮女张氏诸子杀掉，张氏虽名义上复立侄承奉为节度使，实权却掌握在诸子手中。

荣新江《晚唐归义军李氏家族执政史探微》，在肯定李永宁上述推论的前提下，以充分的材料证实了李明振诸子执掌大权排挤张承奉的论断，并进而推论瓜沙大族在896年又发起倒李扶张的政变，张承奉得以掌握实权。

王冀青《有关金山国史的几个问题》，对王重民确定的金山国建立于905年说提出质疑，认为应在908年。

李正宇证明王重民确定金山国建立时间的依据不能成立，并提出906年说。

卢向前《金山国立国之我见》，对藤枝晃提出的910年说进行了有力的论证。

荣新江进一步为910年说补充了证据，并对金山国建立的日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现在，910年说已为多数学者接受。

姜亮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搜集史籍、文书、洞窟题记中有关曹氏父子夫妇、家世婚姻的资料，汇为一编，为进一步研究曹氏归义军史提供了方便，但文中对一些史料定年或内容的理解存在问题。

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指出了姜文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确定曹氏取代张氏始于914年，推定曹议金卒于935年，考定曹延恭卒于976年。

姜亮夫《瓜沙曹氏世谱》，试图通过考辨莫高、榆林窟题记和敦煌文书来组织曹氏家人关系，但在利用洞窟题记时存在一些错误。

孙修身《谈瓜沙曹氏世谱的几个问题》，对姜文做了补正。

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与莫高窟》，也为探索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的事迹作出了贡献。

起初，人们都以为曹氏归义军的首任节度使是曹议金。

60年代，日本学者最早提出曹仁贵应为曹氏首任节度使的说法。

马楚坚于1982年提及曹仁贵取代张氏的问题。

以后，苏莹辉对曹仁贵为曹氏首任节度使做了初步论证。

唐耕耦《曹仁贵节度沙州归义军始末》，为落实这一问题提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新材料。

但曹议金为曹氏归义军第一代执政者的说法也是言之有据，于是，如何解释仁贵与议金的关系成为难题。

贺世哲、李正宇先后撰文论证仁贵就是议金，不过不同时期使用了名和字，此说虽无直接证据，但推论合理，已为学界接受。

荣新江《敦煌卷子札记四则》，考定议金卒于935年二月十日。

谭蝉雪《曹元德曹元深卒年考》，考定元德卒于939年，并为陈祚龙所考曹元深卒于944年提供了新的证据。

至此，历任归义军节度使的卒立时间与世系已基本明确。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还对归义军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荣新江《初期沙州归义军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和《沙州张淮深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指出在归义军表面归顺唐廷的背后，双方实际上存在着明争暗斗的关系。

尤其在张淮深主政时期，自867年至887年，多次遣使求授旌节，但长期未能得到朝廷的有力支持。

荣氏找到证据证实直至888年朝廷才授予张淮深节度使旌节。

杨秀清《晚唐归义军与中央关系述论》，提出将双方关系划分为互为声援、逐渐疏远与名存实亡三个阶段。

李正宇考察了曹仁贵归奉后梁的过程和时间，并曾论及曹元深与中央朝廷的关系。

荣新江《归义军改元考》，在藤枝晃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考证了归义军时期中原王朝年号在敦煌文献中的始见和终止时间，为人们了解归义军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疏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归义军官制方面，苏莹辉对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的称王及受封为王的情况作过初步探索。

荣新江《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搜集考辨大量有关史料，对历任节度使生前死后由低到高的各种加官称号做了系统分析。

此文总的来看做得比较彻底，已成为人们确定相关文书年代的依据。

卢向前《关于归义军时期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考察了归义军所属各机构的名称和各机构长官的职衔。

荣新江对归义军府僚佐的情况进行了考证。

齐陈骏、冯培红探讨了归义军的基层将领“十将”及其下属诸职。

陈国灿《唐五代敦煌乡里的演变》，考证了唐五代各个历史阶段敦煌乡里的增减情况。

　　对归义军社会经济的研究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冷鹏飞《唐末沙州归义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对张氏归义军时期的户口、土地制度和赋税做了开创性探索，但其有关归义军政权处分土地原则的解说和对文书年代的判定都存在问题。

唐刚卯考察了归义军的请田制度。

杨际平《唐末宋初敦煌土地制度初探》，对归义军时期请射土地的范围和原则做了进一步论述，并对归义军时期的土地所有制性质提出了看法。

近年，刘进宝连续发表了《号〈壬申年官布籍〉研究》等系列论文，对归义军时期“布”、“地子”等赋税的有关情况做了进一步探索，并尝试利用敦煌文献中的材料结合史籍观察同期中原地区的情况。

　郑炳林《唐五代敦煌手工业研究》，全面考察了唐五代敦煌工匠的称谓、都料的身份以及归义军对手工业的管理等。

刘惠琴试图通过敦煌文书中有关纺织物的记载观察敦煌的纺织业。

郑炳林对敦煌的酿酒业和种植林业分别进行了探讨。

雷绍锋讨论了曹氏归义军使衙雇佣的“牧子”。

郑学檬《从敦煌文书看唐代河西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主要依靠敦煌籍帐资料，重点对瓜沙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进行了考察。

　　对莫高窟史的研究，这一时期成果明显增多。

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世族与石窟》，在概略论述莫高窟兴衰历程的同时，着重阐发了其兴衰演变的历史背景。

王素《敦煌出土前凉文献所见“建元”年号的归属》，论证敦煌文书和碑铭中记述莫高窟始建的“建元”年号应属东晋。

施萍亭《建平公与莫高窟》，以文书题记和石窟题名相结合，确定了第428窟为建平公窟。

贺世哲《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校勘》，依据供养人题记，结合敦煌文献、碑刻和史籍，对莫高窟部分洞窟的修建年代进行了考证。

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与莫高窟》，考出了一批曹氏时期洞窟的窟主和修建年代。

马德对这一课题进行了专题研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史研究》。

他在深入研究敦煌文献中的造像功德记及其它有关文书的基础上，运用石窟考古学上的崖面使用理论，结合供养人题记及史籍等多方面的相关资料，考出了一批洞窟的年代和施主；

并对佛教石窟建筑的起源、莫高窟佛教活动的社会性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有关唐宋之际西北民族的资料十分丰富，涉及归义军政权控制地区的少数民族、归义军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西北各少数民族的情况、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和西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

这些资料在前两个阶段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在以上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陆庆夫《略论敦煌民族资料的价值》等文，论述了敦煌文献中少数民族资料的价值及与唐宋时期河西少数民族的关系。

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等系列论文，考察了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及在敦煌佛教、敦煌农牧业和商业手工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从职业分布、婚姻关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方面探讨了敦煌粟特裔民的生活情况和汉化问题。

他还尝试依据敦煌写本判文考察唐长安的粟特聚落情况。

苏莹辉讨论了慕容氏与曹氏的婚姻关系。

郭锋《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略论慕容归盈出任归义军瓜州刺史前的身世》，认为曾担任瓜州刺史的慕容归盈一系出自吐谷浑慕容氏，并探讨了慕容归盈及其后代与归义军的关系。

从整体上探讨归义军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研究成果常与讨论西北各民族之间关系的成果交织在一起。

汤开建、马明达《对五代宋初河西若干民族问题的探讨》，最早对唐后期至宋初河西各民族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

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关系初探》，概略考察了归义军政权与凉、甘、肃、西、伊等州，楼兰、于阗等地的关系及归义军与周边各族相互影响的情况。

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和《吐蕃对河西的统治及归义军前期的河西诸族》，指出唐代西北诸族有与吐蕃融合的趋势，分析了归义军前期河西诸族的复杂情况及与归义军的关系。

钱伯泉《回鹘在敦煌的历史》，论述了甘州回鹘和安西回鹘对归义军历史的影响。

以上诸文均属综合研究，自不能对各个方面作深入细致的探索。

邓文宽《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主要利用四种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论证张淮深曾两次平定甘州回鹘。

此文的贡献是发掘出了有关回鹘与归义军关系的新史料，但由于这些史料没有具体年代，所记回鹘的族属亦不明确，因而不断引起学者们对这批材料的思考和研究。

黄盛璋认为淮深平定的回鹘应来自沙州的西方。

郑炳林《敦煌本张淮深变文研究》，认为淮深平定的是位于玉门关外曲泽一带的西桐回鹘，西桐回鹘属于西州回鹘系统；

《唐五代敦煌金山国征伐楼兰史事考》，讨论了张承奉征讨楼兰的时间、原因及当时楼兰所居民族的族属。

荣新江《甘州回鹘与曹氏归义军》、《曹议金征甘州回鹘史事表微》，对曹氏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关系做了全面探讨。

苏北海、丁谷山、孙修身也都对这方面问题有所论述。

荣新江还考察了曹氏归义军与西州回鹘、于阗王国的关系和在文化方面的交往。

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探讨，以甘州回鹘最引入注目，成果虽多，分歧也很大。

诸家观点，难以备述。

大致说来，在甘州回鹘的建立过程与建立时间的诸说中，以荣新江《甘州回鹘成立史论》的论证最为充分。

关于甘州回鹘可汗的世系，高自厚、苏北海、周美娟、孙修身、程溯洛等都曾作过排列。

陆庆夫《甘州回鹘可汗世次辨析》，在吸收以上诸家成果的基础上，对甘州回鹘可汗的世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施萍亭、黄盛璋、邵文实等对“南山”部族进行了探讨。

郭锋《略论敦煌归义军时期仲云人的族属诸问题》，讨论了仲云的族属和活动时限。

黄盛璋亦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

陆庆夫《河西达怛考述》、荣新江《龙家考》，分别考证了达怛和龙家部族的有关情况。

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依据一篇文学文献考出了西州回鹘的一些官制和民族情况。

钱伯泉《沙州回鹘研究》，提出敦煌在归义军后应有一个沙州回鹘时期，并试图考定这一时期的时限。

李正宇《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认为沙州回鹘统治沙、瓜的时间约从1036年到1067年。

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论述了沙州回鹘国的建立消亡过程，以及政权组织、社会性质、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并附有相关回鹘文献译文和疏证。

钱伯泉综合考察了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西北各民族政权的交往情况。

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交通》等文，试图通过探索甘州回鹘与中原的交往，勾勒出五代时期中西交通的概貌。

荣新江考察了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阗的影响。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也利用了敦煌文献中的相关资料。

　　敦煌文献中的碑文、墓志铭和邈真赞等人物传记资料，对研究唐宋时期西北历史和民族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这一阶段大量原材料的公布为分类整理各方面文书提供了可能。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5辑最早对这类文献进行了全面释录，但文字释录存在不足。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补充了唐、陆录校遗漏的重要文献，在探寻这类文书之间关系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且在详尽的注释中备列并考释了大量相关文书，颇为学界称道，惜录文仍不完善。

姜伯勤、项楚、荣新江《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专门对邈真赞做了进一步的精细录校和研究。

　　在这一阶段对西北历史与民族问题的研究中，荣新江的研究最有特色。

荣氏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被收入其《归义军史研究》。

首先，荣氏是在对敦煌文献中有关文书进行了全面调查、整理、排年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与那些仅对一件文书或部分文书加以解释、阐发的学者相比，他的研究虽也存在局限和不足，但从总体上说对问题的观察比较全面，更具整体性和系统性。

80年代以后，在全面调查敦煌文献的基础上，对某类文书进行整理和研究的学者颇多，但对有关归义军史和西北民族关系的文书进行全面系统整理研究的学者尚不多见。

其次，荣氏的研究所含学术信息量较大。

他的论着都注意详列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并尽可能将自己所研究问题的正、反面资料和前人论说均加以考辨和评说。

在当前敦煌文献研究领域严重存在对前人研究成果重视不够的情况下，荣氏的做法特别值得肯定。

其三，荣氏的研究视野比较开阔。

如他力图将归义军史的研究放到唐宋之际中国历史的复杂背景中，故其成果对唐后期藩镇的研究也颇具参考价值。

近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分专题对归义军史开展研究，已初步显示出规模，亦值得注意。

　　利用敦煌文献中的少数民族文字文书研究历史在这一阶段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对吐蕃文献的译释和研究方面，王尧、陈践合作或分别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内容涉及吐蕃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宗教文化及归义军与于阗关系等诸多方面。

他们的论文多被收入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和王尧《西藏文史考信集》。

王、陈还合作编着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敦煌吐蕃文献选》，将部分重要的吐蕃历史文献译成汉文，并附有注释和疏证，为学术界利用这些文献提供了方便。

张广达、荣新江、林梅村、林冠群、任树民、马林、汶江、陈庆炎、端智嘉等也对吐蕃历史文献进行过研究或介绍。

耿世民《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及相关论文，全面介绍了敦煌突厥、回鹘文献的内容及研究情况。

　　李经纬《敦煌回鹘文遗书五种》等论文，译释了一些回鹘文历史文书。

牛汝极《六件9—10世纪敦煌回鹘文书信研究》等系列论文亦译释了一批回鹘文历史和宗教文献，杨富学也参加了其中部分工作。

黄振华《于阗文及其文献》，介绍了敦煌于阗文文献的内容、价值和研究情况。

张广达、荣新江在深入钻研有关汉文文献的基础上，对涉及于阗国号、年号、从德太子、使臣等一批于阗文献的年代进行了考证，并利用各种语言资料探讨了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和王家世系，于阗之佛寺等问题。

他们的主要成果已结集为《于阗史丛考》。

黄盛璋《敦煌汉文与于阗文书中龙家及其相关问题》等系列论文利用于阗文文书结合其它文种文献探讨了西北民族问题和历史地理问题。

黄振华《粟特文及其文献》，介绍了敦煌粟特文文献的内容、价值和研究概况。

林梅村《敦煌出土粟特文书信的断代问题》，推断敦煌出土的粟特文书信的年代可能在202年。

荣新江《古代塔里木周边的粟特移民》，依据敦煌和新疆地区出土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对于阗、楼兰、据史德、龟兹、焉耆等地的古代粟特移民情况进行了考察。

季羡林《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及相关系列论文，考察了吐火罗语的发现、资料内容、价值和研究方法，并探讨了吐火罗语两个方言之间及与其它语言的关系。

　　这一阶段对地理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常与对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李并成《敦煌遗书中地理书卷的学术价值》，全面阐述了敦煌地理文书对历史地理学的重要价值。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收集该类文献比较齐全，注释亦详，以辑录相关文书较多为其特色。

他在此基础上还撰写了探讨古代敦煌道路、山名等问题的系列论文。

王仲荦对一批地理文献逐篇进行考释，其成果经郑宜秀整理编成《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一书，其考释以征引史籍文献繁富为学界称道。

以上两书的录文都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充分利用了敦煌文献中的《大唐西域记》残卷。

　　周绍良《读〈沙州图经〉卷子》，考察了其中之“歌谣”反映的史迹。

黄盛璋《〈西天路竟〉笺证》等文，对该件所记地名进行了考释。

黄氏还对沙州曹氏归义军的军镇进行过探讨。

陈国灿《唐五代瓜沙归义军军镇的演变》，对唐五代瓜、沙地区军镇的职能、演变、位址等做了全面考察。

他还对敦煌四出道路作过探讨。

程喜霖《唐〈西州图经〉残卷道路考》，结合史籍对《西州图经》所记道路进行了考证。

宁欣《唐代敦煌地区水利问题初探》，依据敦煌文献对敦煌地区的水渠和对水渠的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探索。

通过实地踏勘的方式对地理文书与其它文书史籍记载的瓜、沙地区古城、关、道路、驿站、渠道等进行调查考证，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大进展。

在这方面以李并成和李正宇取得的成绩最为显着。

李并成发表的有关系列论文和《河西走廊历史地理》，调查考证的范围包括古城址、玉门关址、军镇和戍址、驿址、古道路、水系等，并对古代瓜、沙与河西的开发史和绿洲变迁、沙漠化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行了探索。

李正宇调查考证了敦煌的古塞城和唐宋时期敦煌县的疆域、四至、绿洲范围、耕植面积、水利灌溉网络、诸山位置等，绘制出了敦煌塞城、唐宋时期敦煌十二乡位置及渠系分布示意图、五代沙州归义军辖境诸山位置关系图。

李正宇有关敦煌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多被收入《敦煌史地新论》。

　　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代官制在这一阶段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及相关系列论文，依据史籍中有关唐代勾官和勾检制度的记载，结合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勾官进行勾检的实际记录，全面考察了唐代上自中央、下到地方的勾检制及其实行情况，填补了唐官制研究的一项空白。

薄小莹、马小红亦曾对唐代勾检制进行过讨论。

　　这一阶段对法制文书的整理和研究以刘俊文的成绩最为显着，他有关这一课题的系列论文涉及唐代律、律疏、令、令式表、格等方面。

其《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辑录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律、律疏、令、格、式、令式表等法典和制敕、判、牒、案卷等法律档案共50件，并对各件文书都进行了考证、校补和笺释。

他点校的《唐律疏议》亦充分利用了敦煌文献中的法制文书。

高明士《从英藏CH0045捕亡律断片论唐贞观捕亡律之存在问题》，对CH0045捕亡律应为贞观捕亡律的说法做了进一步论证，并对史籍关于贞观律无捕亡、断狱两卷的记载作出了解说。

赵和平《敦煌写本号性质初探》，认为该件是唐前期礼部据留司格拟定的公文程式，形成于永徽至垂拱年间。

　　军事史方面，王永兴《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利用了相关的敦煌文书。

王冀青《唐交通通讯用马的管理》、《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与长行马》，依据敦煌、吐鲁番有关文书，结合史籍记载，对唐前期交通通讯所用驿马、传马的异同及其管理措施进行了探讨。

卢向前《伯希和3714号背面传马坊文书研究》，考察了沙州的传马坊。

　　对经济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在这一阶段取得许多重要成果。

王永兴《敦煌经济文书导论》，介绍了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户籍、差科簿及有关田制、徭役的文书，并结合史籍对文书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5辑，收录了敦煌文献中与社会经济有关的重要文书和价值较高的历史文献1664件，分34大类。

该书在编排上采取上图下文方式，每类分若干细目，按年次先后顺序排列。

所收文书都包括定名和录文两项，部分文书附有注释。

由于此书收录范围较广，不免在资料搜集、文字释录、文书定名、定性、分类、归类、编排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但因其具有包容文书量大和附有图版、释文等优点，至今仍是史学工作者调查、利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的重要参考书。

此书还为敦煌文献研究者分类对社会经济文献做进一步的精细录校奠定了基础。

　　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均田制，仍是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这一阶段对唐代均田制的探讨是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进行。

上一阶段争论的焦点是均田制实施与否，但争论的双方都把均田制理解为按田令的标准授受土地。

主张均田制是“一纸空文”或“实际上并不存在”者的重要论据之一，就是敦煌户籍中各户已受田数字均与应受田数相差甚多，而已受田与未受田的比例各户又不一样。

但他们未能对户籍上为什么会出现应受田、已受田、永业田、口分田等符合均田令规定的名目，且各户合计应受田数与田令的规定基本相符作出解释。

反对者则以此为重要论据，论证均田制确曾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并用受田不足来解释户籍上已受田和应受田之间的差额。

这样的解释虽具有一定说服力，但并不圆满。

所以，在这一阶段初期，林天蔚《敦煌户籍中所见唐代田制新探》仍据敦煌户籍得出了均田制在唐代有名无实的结论。

但另一些学者则试图通过重新认识均田制的实质，对上述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及相关系列论文，从研究户籍法入手，探明均田制或均田令是封建国家颁行的有关各级官府和官民私人土地占有的法规。

田令规定的受田数即敦煌户籍上的应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