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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畔之吟，归于怨思。
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
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
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
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
于时六义始缺矣。
晋、宋已还，得者盖寡。
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
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
江、鲍之流，又狭于此。
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
于时六义浸微矣！
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
噫！
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
顾所用何如耳。
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
“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
“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
“采采芣苡”，美草以乐有子也。
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
反是者，可乎哉！
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
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
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
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
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
李之作，才矣！
奇矣！
人不迨矣！
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
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
至于贯穿古今，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
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
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
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嗟乎！
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
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
则知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
及五六岁，便学为诗。
九岁谙识声韵。
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
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
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
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
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又自悲。
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赋。
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
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
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
每与人言，多询时务；
每读书史，多求理道。
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
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
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
上以广宸听，副忧勤；
次以酬恩奖，塞言责；
下以复吾平生之志。
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又请为左右终言之。
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
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
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
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
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
大率如此，不可遍举。
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
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
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
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
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
其余即足下。
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
呜呼！
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
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
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
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
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
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
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
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
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
“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
”由是增价。
又足下书云：
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
何人哉？
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
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
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
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
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
古人云：
“名者公器，不可多取。
”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
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
今之屯穷，理固然也。
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屯剥至死。
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
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
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
彼何人哉！
况仆之才又不迨彼。
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
亦可谓不负白氏子矣。
微之，微之！
勿念我哉！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
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
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
讽谕诗"
。
又或退公独处，或移动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
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
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百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
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
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
微之，古人云：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仆虽不肖，常师此语。
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
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
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
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
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
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
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
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
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
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
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
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
时之所重，仆之所轻。
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
闲适者，思澹而辞迂。
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
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
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
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
知吾罪吾，率以诗也。
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余。
攀、李在傍，无所措口。
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
何则？
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
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觉老之将至。
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
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
当此之时，足下兴有余力，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为《元白往还集》。
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
言未终而足下左转，不数月而仆又继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
又可为之太息矣！
仆常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
其间妍媸，益又自惑。
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
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
己尚病，况他人乎？
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
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是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
微之知我心哉！
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
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铨次。
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言也。
居易自叙如此，文士以为信然。
译文
月日，白居易，微之足下：
自从足下被贬到江陵府到现在，你赠送和酬答我的诗已近一百首了。
每逢寄诗来，你还不辞辛苦，有时作序，有时写信，都冠在卷头。
这都是用来阐述古今诗歌的意义，并且说明自己做文章的缘由和年月的先后的。
我既然接受了你的诗，又理解了你这番意图，也就常常想要回答来信，概略地谈谈诗歌的基本道理，并陈述自己做文章的意图，总起来写一封信，送到足下面前。
但是，几年以来，为事故拖累，很少空睱。
偶然有了空闲，有时想做这件事，又想到我所说的并没有超出足下的见解，所以有好几次都是铺开信纸又做罢了的。
最终没能实现过去的心愿，直到如今。
现在被贬调到浔阳任职，除去起居饮食之外，没有别的事可做，于是就浏览你到通州去时留下的二十六轴新旧文章，开卷阅读领会其中的含意，真好象和你会面谈心一样。
我长时蓄积于内心的想法，便想一吐为快，恍恍惚惚感觉你还在面前，竟忘记了你是在遥远的通州。
从而，我的郁积不平的感情想要有所发泄，于是就回忆起从前的心愿，勉力地写了这封信。
希望足下为我用心看一看，是很以为荣幸的。
所谓文，起源真是太久远了。
三才都有自己的文：
上天的文，以三光为首；
大地的文，以五材为首；
人间的文，以六经为首。
就拿六经来说，《诗经》又是为首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圣人就是用诗感化人心，而使天下和平的。
能够感化人心的事物，没有比情先的，没有比言早的，没有比声近的，没有比义深的。
所谓诗，就是以情为根，以诗为苗，以声为花，以义为实的。
上自圣贤，下至愚人，微小如豚鱼，幽隐如鬼神，种类有别而气质相同，形体各异而感情一致。
接受声音的刺激而不产生反响，接触到情感的影响而内心不感应，这样的事是没有的。
圣人懂得这个道理，就根据言语的状况，把它纳入六义，按照声音的形态，把它鎔入五音，使之合于规范。
五音有规律，六义有类分。
韵律协调言语就通顺，语言顺畅声音就容易动人。
类分明确情感就得以表现，情感得以表现就容易感人。
这样一来，其中就包含着博大精深的道理，贯串着隐密细微的事物。
天子和平民就以上下沟通，天地之气就能彼此相交，人们的忧乐相同，人人的心意也就达到和乐。
三皇五帝所以按正确的道理去办事，垂衣拱手就把国家治理很好，原因就在于掌握了诗的义和音，把这作为主要权衡；
也辩明了诗的义和言，把这作为主要的法宝。
因此，听到“元首明，股肱良”这样的歌，就知道虞舜时代治道昌明。
听到五子洛汭这样的歌，就知道夏太康的政事已经荒废。
用诗讽谕的人没有罪过，听到这种讽喻的人可以作为戒鉴。
实行讽谕的和听到这到讽谕的各尽自己的心力。
到了东周衰落秦国兴起的时候，采诗之官就废除了。
天子不以采诗观风的办法补救并考察政事的缺失，平民也不以诗歌宣泄疏导自己的感情。
于是颂扬成绩的风气兴起来，补救政事缺失的道理遭到破坏。
这时候，六义就不完整了。
国风演变为楚辞、五言诗开始于苏武、李陵。
苏武、李陵、屈原遭遇都不好，他们都切合自己的情志，抒发感慨而写成诗文。
因此，“携手上河梁”之类的诗句，仅止于表达离别的伤感，“行吟泽畔”这样的吟咏最终也只归于怨愤的思绪。
诗中所表达的尽是彷徨难舍，抑郁愁苦，没有写到别的内容。
但是距离《诗经》还相去不远，六义的大概还保存着。
因此，描写离别就以双凫一雁起兴，讽咏君子小人就用香草恶鸟打比方。
虽然六义不完全，还能得到国风传统的十分之二三。
这时候，六义就缺欠了。
晋宋以来，得到国风传统的大概就罕见了。
如谢康乐诗的深奥博大，但是多耽溺于山水。
如陶渊明诗的超拨古朴，但是又多放情于田园。
江淹、鲍照之辈，又比这些诗还要偏狭。
象梁鸿所写的《五噫歌》那样的例子，连百分之一二也没有。
这时候，六义就逐渐微弱，走向衰落了。
到了梁、陈中间，大都不过是玩弄风雪、花草而已。
唉，风雪花草这类事物，《三百篇》中难道就割弃了吗？
这只是看运用如何罢了。
比如“北风其凉”，就是借风以讽刺威虐的，“雨雪霏霏”，就是借怜悯征役的，“棠棣之华”是有感于花而讽谕兄弟之道的，“采采苢”，是赞美车前草而祝贺妇人有子的。
这都是以风雪花草起兴，而表现的意义则在于刺威虐、愍征役、讽兄弟、乐有子的。
与此相反怎么可以呢？
这样，“余霞散成，澄江静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这类篇章，辞确实华丽，我不知道它所讽谕的究竟是什么。
因此，我说这些诗仅仅是玩弄风雪花草罢了。
这时候，六义就完全消失了。
大唐已经兴盛两百年了，其间的诗人不可胜数。
值得一提的，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
还有诗中的豪杰，世人把他们并称称为“李杜”。
李白的作品，才华出群，不同凡响，普通人没办法与之相比！
但是，探索其中的六义，在十首之中连一首也不具备。
杜甫的作品最多，可以流传下来的有一千多首。
至于贯通古今，格律运用纯熟，做到了尽善尽美，又超过了李白。
但是举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这样的篇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也不过三四十首。
杜甫尚且如此，何况不如杜甫的呢？
我经常对诗道的破坏感到痛心，恍恍惚惚地就激愤起来，有时正在吃饭就吃不下去了，夜里睡不着觉。
我没有估量自己才力的不足，就想的马诗道恢复起来。
唉！
事竟与愿违，又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尽的，但是还不能不向您粗略地陈述一番。
我出生六七个月的时候，乳母抱着我在书屏下边玩，有人指着无字之字教给我。
我虽然嘴上说不出来，但是心里已经默默地记住了。
后来有人拿这两个字问我，即使试验十次百次，我都能准确地指出来。
那么我是生来就与文字有缘了。
到五六岁，就学习做诗，九岁通晓声韵，十五六岁开始知道考中进士的荣耀，就刻苦读书、二十岁以来，白天学习做赋，夜里刻苦读书，间或也学习做诗，没有空闲时间睡眠休息。
甚至于嘴和舌头都生疮，手和肘都磨成茧。
眸子里面总是一晃一晃的，好象飞着挂着珠，动不动就以万计。
这大概是刻苦学习奋力做诗造成的，自己感到很悲哀。
因家庭贫困而又多事故，直到二十七岁我才应进士试。
考中以后，虽然专心于分科考试，还是没有停止做诗。
到了做校书郎的时候，诗作足有三四百首。
有时拿出来让足下这样的朋友们看。
大家一见都说写得工巧，其实我并没有达到诗作者的水平。
自从到朝廷作官以来，年龄渐长，经历的事情也渐多，每逢与人谈话，多询问时政，每逢读书史，多探求治理国家的道理。
这才知道文章应该为时事而著作，诗歌应该为现实而创作。
这时候，皇帝刚刚继位，政府之中有正直的人士，屡次下诏书，调查人民的疾苦。
我正是在这时升做翰林学士，又做左拾遗的官，亲手领取写谏章的用纸，除写奏章直接向皇帝陈述意见之外，有可以解救人民疾苦，弥补时政的缺失，而又难于直接说明的事项，就写成诗歌，慢慢地让皇帝知道。
首先是用来开阔皇帝的见闻，对他考虑和处理国家大事有所帮助。
其次是报答皇帝的恩情奖励，尽到谏官的职责。
最后是实现个人平生振兴诗道的心愿。
没有想到，心愿没有实现而悔恨已经产，诗歌没有闻于上，而诽谤却已经形成了。
我还要请你允许我把这件事彻底地说说。
凡是听到我的《贺雨诗》，众人就一起喧嚷起来，已经认为不合适了。
听到我的《哭孔戡诗》，众人就面呈怒色，都不高兴了。
听到《秦中吟》，有权势的显贵和近臣都相视变色。
听到我的乐游园寄足下诗，执政者就扼腕痛恨。
听到我的《宿紫阁村诗》，掌握军权的人就切齿痛恨。
大都这样，不能全都举出了。
与我没有交谊的人说我是沽名钓誉，恶意攻击，嘲笑诽谤。
假使是与我有交谊的，就以牛僧孺揭露时政而被斥逐的教训警戒我，甚而我的兄弟妻子都认为我是错的。
那认为我没错的，整个世上也不过二三个人。
有一个邓鲂，看见我的诗就高兴，不久他就死了。
还有一个唐衢，读了我的诗就哭泣，不久唐衢也死去了。
另外就是你的情况了，而你十年来又困顿到这步田地。
难道六义四始的传统，上天就要破坏它而不能支持了吗？
还是我不知道上天的意愿就是不让人民疾苦闻于皇帝呢？
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有志于做诗的人不顺利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
但是，我自己也思量过，我只不过是关东一个普通人罢了。
除去读书作文之外，其它事是胡胡涂涂一无所知，甚至连书法、绘画、弈棋、博戏那样可以与众人交换联欢的事，我都一无通晓。
就是说，我的愚笨是可想而知了。
当初应进士试的时候，朝廷里面连一个疏远的亲戚也没有，达官之中连一个曾有过一面之识的朋友也没有。
争取功名我不善于奔走趋附。
科举考试我也没有可靠的凭借。
但是，十年之间我却三次中第，名声为众人所知，足迹达到侍从之官。
在朝廷之外与贤俊之士相交结，在朝廷之中就服侍皇帝。
开始我是由于文章知名的，最后又由于文章获罪，那也是应该的。
最近，又听亲戚朋友们私下说：
礼部、吏部举行赞扬人才的考试，多用我应试的赋和判词做为标准。
其余诗句，也经常在人们的口上流传。
我感到很惭愧，也不相信这件事。
到第二次来长安的时候，又听说有个军使高霞寓，要聘娶一个歌妓。
歌妓大夸其口说：
“我能唱白学士的《长恨歌》，怎么能同别的歌妓一样呢？
”因此，就抬高了身价。
足下书信中还说过，到通州的时候，看见近江的客舍柱子上有题写我的诗的，那又是谁呢？
以往我经过汉南的时候，恰好赶上主人集合一群歌妓，为别的宾客做乐。
那些歌妓看我来了，就指着我互相使眼色说：
“这就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
”从长安直到江西，一路三四千里，凡是地方学校、佛寺、施舍、行舟之中，经常有题写我的诗的，平民、僧众、寡妇、未嫁的姑娘也总有歌唱我的诗的。
这的确是微末的小枝，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但是现在时俗所重视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
即使前代有才能的人物如王褒、扬雄，前辈如李白、杜甫，心情也是注重这一点的。
古人说：
“名声是天下所共有的器物，不要索取过多。
”我是什么人，我获得现时的名声已经够多了。
既要获得现实的名声，又要获取现实的富贵，假使我自己成为造物主，能够同时都给予吗？
我现在的困穷，是理所当然的。
况且诗人向来是多难的，象陈子昂、杜甫，都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拾遣，而一直困难到死。
李白、孟浩然一辈，连最低级的官职都没做过，穷极潦落一生。
近来，孟郊年已六十了，才最后试用做个协律郎，张籍已经五十岁了，也没超过一个太常寺的太祝。
他们都是什么人物呵！
他们是什么人物呵！
况且我的才能又赶不上他们。
现在我虽说被降职调到远方的州郡，做个佐贰之官，但是官阶还是五品，月俸四五万，寒天有衣穿，饥饿有饭吃，除去供给自身之外，还能养活家人，也算对得起白家的先辈了。
微之微之呵，请不要为我忧虑吧！
我几个月来，在搜检书函过程中，得到新旧诗，按种类的不同，分了卷别。
自做左拾遗以来，凡是所遇所感，与美刺兴比有关的诗，还有自武德到元和年间即事立题而写的诗，题做《新乐府》，共一百五十首，叫做讽谕诗。
又有时公事完毕回家独处，有时辞官闲居，满足生活，保养元气，随意地吟咏性情的诗一百首，叫做闲适诗。
又有受到外在事物的触动，激起内在的思想感情，随着所感所遇而以歌唱表现出来的诗一百首，叫做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的绝句，长自一百韵短至二韵的四百多首，叫做杂律诗。
一共十五卷，大约八百首。
将来我们相见的时候，一定全部送给你。
微之，古人说：
“不见用的时候就只顾自我修养，见用的时候就要为天下人造福。
”我虽然不贤，也常常以这两句话为师。
大丈夫所坚守的是圣贤的大道，所等待的是时机。
时机到来，就是作云的龙，搏风的鹏，生气勃勃，勇往直前。
时机不来，就是深山的豹，远空的鸿，安安静静地，引身而退。
仕进退隐，往何处而不怡然自乐呢？
因此，我的志向是在造福于天下，我的行为是在只顾自我修养。
我所奉行并贯彻始终的是圣贤的大道，以言词表达出来的就是诗歌。
所谓讽谕诗，表达的就是造福天下的志向；
所谓闲适诗，表达的就是只顾自我修养的思想。
因此，读了我的诗，就知道我所坚持的圣贤之道了。
其余的杂律诗，有的是为一时一物所引起来的，有的是为一笑一吟所激发出来的，都是随意成章，并不是我平生所重视的，只是在亲戚朋友聚合离散之间，用它排除离别之苦，增加聚会的欢乐的。
现在选编之时，本能删去。
将来有人替我编辑这些诗文，把它们略去就可以了。
微之，尊重耳闻的，轻视眼见的，崇尚古代的，看不起今天的，是人的常情。
我不能远追古代的旧闻做证明，就像近年韦苏州的歌行，除去才气超拨，词藻华丽之外，很接近于以兴的手法表达讽谕的意义。
他的五言诗又高超雅正，安详适静，是自成一家的体制。
现在的作者谁能赶得上呢？
但是韦苏州在世的时候，人们并不太重视，一定等到诗人死后，人们才珍重他的作品。
现在我的诗，人们喜爱的，通通不过杂律诗和《长恨歌》以下那些作品。
时俗所重视的，正是我所轻视的。
至于那些讽谕诗，意思激切而言语质直，闲适诗思虑恬静，文词迂缓。
由于质直并迂缓，人们不喜爱也是应该的了。
现在爱我的诗，与我同时活在世上的，就只有足下而已。
但是，千百年后，怎么能知道再没有象足下这样的人出现，而了解并喜爱我的诗呢？
因此，八九年来，我与足下做官顺利，就以诗互相鉴戒，遭到斥逐就以诗互相慰勉，各自独居的时候就以诗互相告慰，住在一起的时候就以诗互相娱乐。
与我相交的和谴责我的，大都由于诗呵！
比如今年春游长安城南的时候，我与足下在马上互相作乐，就分别吟咏新颖的短律，不掺杂别的体裁，从皇子陂归昭国里，互相轮流吟唱，在二十多里的路程上吟诗的声音一直不断。
即使樊宗宪、李景信在旁边，也没办法插嘴。
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仙，不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魔。
心灵劳苦，声气耗费，日以继夜，而不知辛苦，这不是魔又是什么？
与志趣相同的人结伴，而对美景，有时是花开时节宴饮以后，有时是月夜之下酒喝得正畅快，吟咏诗句，彼此唱和，竟忘掉了老年将到，即使驾着鸾鹤，去游蓬莱瀛洲这橛的仙山，那种快乐也不会比这更高了。
那不是仙又是什么？
微之微之，这就是我与你以形体为外物，摆脱与俗人交往的踪迹，蔑视富贵，轻视人间的原因。
正在这个时候，你的兴致还有余，还要与我把交往的友人的诗全部索取来，选择其中最好的，譬如张十八的古乐府，李二十的新歌行，卢拱、杨巨源二秘书的律诗，窦七、元八的绝句，广泛地搜集，精心地选取，把它们编辑起来，称为《元白往还诗集》。
诸位君子得知考虑编选他们的诗这件事，没有不雀跃高兴的，把这看做一件大事。
计划没有实现，你就被降职调离，不几个月我也接着被贬官了。
性情没有兴致，什么时候能完成，又要为这件事叹息了。
我曾经跟你说，任何人做文章，都偏私以为自己的好，不忍心删削，有时缺点就在繁多上，其间好坏自己又辨别不清，一定得依靠朋友做出公允的评价而不加宽容，进行讨论删削，这样以后繁简恰当不恰当才能处理合适。
况且我与足下，写文章特别怕繁多，自己尚且认为是毛病，何况他人呢？
现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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