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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认为苏联共产党以暴政专制手段统治人*徐泽民,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现为南昌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特聘教授;
袁小平,南昌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助教。
民,这本身就是邪恶的;
而邪恶的事物最终都会逃不过被毁灭的结局。
[1]其二,亦有论者认为苏联共产主义制度有先天性的缺陷,那就是这个制度本身不能、也不容许别人纠正源于内部的错误或来自外部环境的冲击;
而所有缺乏内部调整功能的制度都是注定被淘汰的。
[2]宿命论者所说的“暴政必亡”或“先天不足者,注定被淘汰”,听起来似乎很有哲理,类属警世名言,但经不起逻辑科学的论证及历史事实的检验。
若“暴政必亡”这一说法成立,则可以引伸为:
暴政程度越高,灭亡速度越快。
相对于斯大林时期的暴政和专制,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种种措施和政策可说得上是“仁政”了。
若此,则苏联社会主义早在斯大林时期就该灭亡了。
为什么要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结束呢?
这是宿命论者无法解释的;
也说明了“暴政必亡”说法经不起历史考验。
从纯粹方法论的角度看,“暴政必亡”这个命题有触犯“定义重复”错误之嫌———假定一个统治集团为实施暴政后,暴政就成为促使统治集团崩溃的主因。
同理,“先天不足者,注定被淘汰”这个说法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经不起历史考验和逻辑论证。
二、综合论说法与评介
根据评估改革成败的方法不同,综合论者又可细分为两个流派:
理论派和历史纪实派。
理论派通常是经济或政治发展理论的支持者,并以其所支持的理论去评估改革的成败。
例如,阿斯仑（A.Aslund）、高德民（M.Goldman）、赖雅与帕卡（R.Layard&
J.Parker）、陆南泉及周新城等人,都可列入理论派。
[3]历史记实派一般都没有预先定下一个评估改革成败的准则;
他们只从追踪改革进程及翻阅改革文献中去寻找改革失败的原因。
采用这种方法的有狄卡（D.Dyker）、艾民与康托罗域治（Ellman&
Kontorov-ich）等人。
[4]尽管综合论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去探讨改革失败成因,但他们一致认为改革失败的原因可分为两大类别:
历史遗留下来的包袱及改革本身的失误。
为除繁就简,现试归纳整理综合论者所列举的改革失败原因（见表1）。
表1 综合论者列举的改革失败原因
历史包袱
改革失误
1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去吸引力
个别改革政策失误
2
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
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不协调
3
民族问题没妥善处理
民主开放失控
4
延误深化改革
领导层内哄
5
特权阶级根深蒂固,官僚贪污成风
缺乏社会凝聚力
6
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
没有及时调整以军工企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7
社会变迁（如革命热情退减、教育水平提高及社会病态严重等）的影响
没有及时展开价格改革
8
政治管制渐趋松弛
消费品短缺严重
9
外来事物的冲击
妥协性策略失败
开列出上述导致改革失败的因子,在探讨改革失败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方面在学术界并没有引起很大的争议。
但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在这些因子与政策失败之间构筑一个因果连带,即要设法说明每项因子透过什么因果机制去导致改革失败,并尝试把这些研究结果与现存发展理论联系起来及互相印证。
以下将分别探讨理论派和历史纪实派在这方面的缺失。
（一）理论派的缺失
上文提过,理论派通常预先定下一些准则作为评估改革的成败得失。
而经常用于评估苏联改革成败得失的准则有两个:
一为自由市场及民主政治原则,另一为社会主义原则。
凡是采用这种方法去探讨苏联改革失败的学者,都忽略了具体的改革过程;
他们只顾从理论模式中去评估现实世界。
换言之,凡是改革政策或实施过程有什么地方偏离他们所坚持的原则的,不管它们的真正成效如何,都会一概被视为导致改革失败的原因。
这即是说,理论派只假设“偏离原则的政策”就是导致改革失败的主因,而实际上却没有从具体的改革过程中去寻找两者（偏离原则的政策与改革失败）之间的因果机制。
现试在下文举例说明之。
以农业改革和企业改革为例,初期（1985-1989）农业改革只涉及承包制和改组中央农业部委;
1988年1月生效的《企业法》所包括的范围,也只限那些产量占全国同类型产品总产量50%的企业,而其它企业则要一年后才按照该法案的指引运行。
其实,这两项改革都是按照缓进的方法,逐步走向市场化的;
而且无论在苏联或中国都行之有效。
可惜,在坚持市场原则的学者眼中,当时的改革却被认为是失败或不可行的。
[5]
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涉及到党政分开,并把决策权和立法权逐渐由党转移到议会和政府手中。
与此同时,戈氏又设法使苏联由一个一党专政及单一公有制的国度逐步转变为一个多党制及产权多元化的国家。
以上种种变化,对那些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学者来说,都是导致改革失败的主因。
[6]果真如此吗?
这牵涉到定义问题。
如果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学者认为,任何社会主义国家一旦采纳或实施产权多元化或党政分家后,就已经不能算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那么,改革的确使社会主义变质;
但却谈不上是改革本身的失败。
因为开宗明义,戈氏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抛弃传统社会主义的一些妨碍经济发展、窒息个人创新发展能力的体制或制度。
再者,中国的改革业已证明社会主义可以实行产权多元化、党政分家、政企分家,而且能够取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坚持者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认为戈氏是有预谋推翻共产党、取缔社会主义的。
[7]这个说法是完全背离事实的。
因为共产党之所以被取缔,是在“9.18政变”之后。
原因是:
1、戈氏因不满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纪处没有阻止政变发生,而建议他们自我解散,并另行组建新的社会主义政党;
2、叶利钦亦于当日（1991.8.24）禁止共产党在俄罗斯境内活动及查封其物业;
3、苏联最高苏维埃也于8月29日禁止苏联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活动。
[8]从整个过程看来,“9.18”政变是突发事件,而苏联共产党被取缔也属改革过程中的一个“无心插柳”之举。
面对这些例证,马克思主义坚持者的“预谋论”是站不住脚、也很难令人信服的。
总括起来,理论派中坚持市场原则和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做法,都似乎带有一点“先验论”的色彩。
这样,就有意无意中把他们所坚持的原则变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
这与当年斯大林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是无二致的。
所不同的是,前者以高压残酷的手段去落实他的主见;
而后者则不是以理论权威或学坛泰斗的姿态去慑服他人,就是以获得工业先进国家（如G-7联盟）[9]及国际机构（如IMF）[10]的援助作为诱饵。
这种以理论去检验或评估实践的单向做法,无异是要实践屈从理论,而不是促使理论与实践互相对话、互相印证。
可不是吗?
如果纯粹按照或屈从市场或社会主义的原则,中国的改革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事实上,中国的改革不但打破单纯的市场与中央计划的对立、也突破了单一公有制的限制。
尤有进者,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打破了单一模式的神话,可以同时推行多种发展模式,如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
因此,理论派的单向分析方法,很容易堵塞社会经济理论的发展及妨碍社会改革者在模式上或方向上的选择。
（二）历史纪实派的缺失
正如上述,历史纪实派只从改革过程及改革文献中去寻找失败的原因,不预设一个评估改革的理论准则。
这样做,虽然可以避免以理论检验实践所造成的缺失。
但却未能梳理好这些因子之间的因果层次和因果次序,更没有把研究成果作有系统的归纳,并使之提升至理论层次或与现存有关理论互相印证。
三、引入新的分析架构,再探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
上文已分别评介了宿命论和综合论在探讨苏联改革失败方面的缺失。
所得的结论有三点。
第一,宿命论不但犯了定义重复的错误,而且由此衍生出的命题经不起历史考验和逻辑验证。
因此,从宿命论角度去解释苏联改革失败不可取。
第二,综合论所开列的失败原因并没有引起很大的争议。
但由于理论派以实践屈从理论的单向分析方法,很容易误导社会改革在模式或方向上的选择及堵塞社会经济理论的发展。
故此,理论派对苏联改革失败的解释也不可取。
第三,纪实派从改革实践中寻找失败的因子;
但却没有梳理这些因子之间的因果层次和因果次序;
更没有把研究成果作有系统的归纳,并使之与现存有关理论互相印证。
因此,纪实派得出苏联改革失败的结论———改革失败是背景因子和改革因子互相交汇的结果,也是很笼统、粗糙和未尽人意。
其实,从更为宏观的社会发展角度讲,苏联的改革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导向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过程。
自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当选苏共总书记后,便向国民说明了改革的理念和目标。
他在就职苏共总书记当日就表示:
要以发扬民主、自治的方式来实现加速国家经济发展及改善社会关系;
又称整个改革事业将会以苏联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中心。
[11]后来,戈尔巴乔夫又以更为完整及系统化的方式阐述他的改革蓝图,宣称人道主义是改革的目标———加速经济发展及建立一个人道社会主义社会。
之后,戈氏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都朝向这一目标。
因此,要探询苏联改革失败的真正原因,必须在社会发展理论的框架下进行,如此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
一般认为,社会发展理论可分为传统发展理论和新发展理论。
传统发展理论有关社会变迁的基本假设主要受马克思和韦伯的影响,他们先后提出社会变迁的主要导因为“生产力水平”和“文化”,认为社会变迁有一个固定的起点和终点,并按照一个既定的轨迹分段向前推进。
新发展理论极力回避传统发展理论带有浓厚先验色彩的假设———“单因直线分段进化论”。
他们把研究焦点集中于分析具体现象,并吸纳了各派传统发展理论的因子,把这些因子拼凑在一个所谓“综合分析框架”里,但却没有理顺各项因子的因果层次和因果次序。
从学术研究及各国发展经验看,传统发展理论和新发展理论均有局限性。
前者具有浓厚的先验论色彩,过于武断的强调外因或内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主导作用。
后者虽然纠正了这种极端的诊断,把一切发展现象视为内外因互动的结果,却忽略了因果次序问题,给人一种内外因并重,不分主辅的感觉。
综上可见,宿命论有犯定义重复之嫌,不具解释力;
理论派属于传统发展理论的范畴,历史纪实派则属于新发展理论。
在这两个理论框架下去寻找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很难得出客观的结论。
要避免此种缺陷,必须引入一套新的分析框架。
这套分析框架不仅要客观的说明苏联改革失败的因子,而且还要说明因子之间的因果层次和次序。
（一）一般分析架构的本质和功能
怎样才能梳理好因子间的因果层次和因果次序呢?
怎样才能在理论与实践鸿沟之间架筑起一座双向桥梁,使之可以发挥互相印证的功能呢?
我们首先应用一个分析架构去分析改革过程中各项因子的相互关系。
建立或应用分析架构的目标,并不在于预先假定各项具体因子的相互关系。
这种做法正是理论派的所为———他们以自由市场原则或社会主义原则为评估准则,凡是背离这些原则的改革因子都会预先被假定为导致改革失败的主因。
这是我们要反对的。
一般来说,分析架构内所讨论的只是一般因果关系、方法和假设,而不是个别具体因果关系的内容。
换言之,分析架构只假定分析的方法或形式。
[12]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有系统地去分析具体的改革过程及改革过程中各项具体因子的关系,而且还可使我们避免堕入定义重复、先验论或预谋论等漩涡。
（二）新的社会发展理论———复因或然论分析架构内容及功能浅释
在《社会发展理论:
评介与创新》一书中,笔者曾提出社会发展并没有一个所谓的起点和终点,也不承认它的运行会依照一个既定的轨迹。
但却不排除一些预测发展趋势或方向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的预测属于“或然论”的范畴。
所以我们不妨暂且称上述基本假设及由其引申出来的分析框架、论点或概推为“复因或然论”。
[13]“复因或然论分析架构”构建于以下两个基本假设之上。
第一,主导社会变迁的动力源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结合,不是源于其它社会内部或外来的神秘力量。
第二,由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结合会随着客观形势变化及科学知识进步而转变;
所以社会变迁不可能像“先验论者”所说,必然按照一个预定的轨迹运行。
社会变迁（苏联改革历程也是一种社会变迁现象）的方向和模式是多样化的;
改革者可以因应社会内部或外部客观条件和形势的变化而做出合理的选择和安排。
因此,这一分析框架的优点在于指出:
社会发展的轨迹和方向并非由一些神秘力量所预定;
其路向和模式经常受到各类（自觉或不自觉的）干预而作出调整与修正,任何社会因素或物质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必须透过人为的干预———即受到意识形态与权力汇流的影响。
那么,权力与意志的汇流又是如何具体的影响到社会发展呢?
即,复因或然论分析架构还包括那些因子呢?
各因子之间的层次与次序又是如何呢?
在“复因架构”内,笔者认为主导社会变迁的因素———权力和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和潜在的现象,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必须透过一些“媒体”或“载体”,例如透过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发展政策、各级执行机构和个体行为等（见图2）。
从因果层次来讲,权力和意识形态是社会变迁的原动力或称之为动因;
而上述各项载体（如制度及个体行为等）则是社会变迁的源头或称之为变源;
它们两者的关系是互为表里的。
因此,在分析社会变迁或改革的过程中,溯源求因或求因必须溯源,就成为一个关键性步骤。
这正是综合论者所忽略的。
换言之,复因或然论把与社会发展有关的各项因子划分为变因和变源两个层次。
属于变因层次的因子有意识形态和权力。
而属于变源层次的因子则包括个体行为、执行单位的编制、政策、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等。
通过把各项因子区分为两个不同因果层次,可以避免传统发展文献里常见的“文化与制度谁重要”的不必要争论。
以此分析框架去探询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会更加客观、精准。
（三）再探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
如果我们的分析结果如下:
自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经过了“加速战略时期”和“体制民主化时期”,结果却是使苏联经济崩溃,党、国解组。
导致改革失败的因素,可归纳为两大类:
1、发展政策失误,例如党政改革过程中破坏原有机制和没有建立新的机制和秩序;
2、制约因素,其中包括历史包袱、突发事件和外来因素等。
并就以此作为结论、终止分析,我们就未能跳出纪实派的窠臼———即没有梳理好各项具体因素间的因果层次和因果次序。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以上各类具体因素与改革失败的关系,而是要更进一步深入探讨是否还有其它因素隐藏在这些具体因素的背后。
按照“复因框架”的“溯源求因”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
作为导致改革失败两大类因素之一,改革政策及其失误的出现,并非偶然的,而是受到隐藏在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影响。
进一步说,在苏联改革历程中,意识形态的内容（人道社会主义）与改革政策和改革结果有着密切和直接的关系,但改革者的思维方式（机械思维模式）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从因果层次上讲,苏联改革失败的基本原因在于戈氏借着总书记的权力,在机械思维模式的束缚下,以“人道社会主义”的目标来指引改革。
其中,机械思维模式的影响最大,使戈氏陷于一个“医不自治”的困局,无法自拔。
从因果次序上讲,经过对具体改革历程作审慎和详细的检视及对各项因素间关系作有系统的梳理后,我们认为改革政策及其失误是导致改革失败的主因,而其它制约因素是辅因。
理由是,改革政策及其失误直接诱发社会失控、政治混乱和经济崩溃;
而其它制约因素（如历史包袱）虽然令消费品呈现短缺、产业结构失衡和GNP增长率逐渐递减,但没有破坏社会、政治和经济等领域内的秩序和正常运作。
因此,可以说,当时苏联呈现消费品短缺、产业结构失衡和GNP增长率下降,只是令民众产生不满情绪,但仍未达到一个直接导致社会混乱和经济崩溃的程度。
如上所述,这些不利的制约因素在社会走向混乱、经济陷于崩溃的过程中,只扮演一个辅助角色,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把“机械思维模式”看作是导致改革失败的主要动因,是有充分证据支持的。
通过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历程考察可知,在戈尔巴乔夫的第二阶段改革中（体制民主化时期,1988—1990）,改革派放弃了经济改革,转而全面展开政治改革,完全是由于改革派带着“机械思维模式”去诠释人道社会主义及其与其它社会现象的关系。
他们认为（假设）:
只有在完成民主化和公开性改革后,其它问题才可迎刃而解;
使用武力是不人道的,并有违民主原则。
正是基于“政治民主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这一假设,改革派才:
1、放弃经济改革,把经济改革当作民主化的附属目标;
2、失去耐心,强求一些长远的改革措施在短期内发挥效能;
3、认为第一阶段的经济政策失误、经济增长不如理想,是完全由于民主改革不力;
4、把民主改革不力完全归咎于保守官僚的干扰;
5、忽略了一个事实:
在改革过程中,出现政策失误和官僚干扰是很正常的,只要做出合适的跟进和补救,改革就可以稳步向前。
而在第二个假设———使用武力有违民主原则———的影响下,改革派一头钻进民主改革的胡同里不能自拔。
可惜的是,戈尔巴乔夫似乎始终没有意识到这种机械思维模式可能带来严重的祸害。
他在苏联面临瓦解关头仍然认为:
政治改革可促进经济发展;
只要扫除专政独裁,给予人民自由,经济繁荣就指日可待。
另外,受机械思维模式的影响,他把人道主义和民主理解为绝对不使用行政干预、武力或军事镇压手段去解决问题。
这样就无形中把行政干预、武力或军事镇压与一党专政、中央独裁等同起来,并认为这些举措与改革目标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当民族分离分子及其它共和国领袖不顾“全民公决要求保留联盟”的意愿、坚决要求独立时,戈氏仍然拒绝使用武力,这就断送了联盟,最终使改革寿终正寝。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会掉入进僵化意识形态与机械思维模式的陷阱呢?
这主要与当时戈尔巴乔夫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关。
自苏联成立以来,几代领导人都惯于使用偏激粗暴、公式化的手段去实施“急速或追赶型”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此种模式很容易导致社会理论贫乏化、思维模式公式化、社会生活呆板化、公民意识稀薄化等。
这点就连参与改革的雅可夫列夫都深有体会。
尤有甚者,有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高层领导或基层工作人员都不具备充分的社会科学知识或理论去应付繁重复杂的改革工作。
此外,无论是外国新闻记者抑或是苏联国内的社会调查专家,也都曾齐声指出:
1、在专制社会环境及僵化思想教育制度成长起来的苏联老百姓,不但有行为狂躁、喜爱煽情事物的倾向,而且还不具备良好、负责市民应有的品德和素养;
2、长期在一个“唯上级命令是从”的管理体制和环境中工作,职工和领导阶层经已习惯于遇事依赖上级决定、不愿承担责任,并且在工作上又显得缺乏积极性和创造能力。
在此种背景下,戈尔巴乔夫突破不了自己在旧体制里习染上的“机械思维模式”,这也就成为导致改革失败的动因。
（责任编辑 李敏焘）
[1]相关论述参见RichardPipes,Survivalisnotenough:
SovietrealitiesandAmerica'
sfuture（NY:
SimonandSchuster,1984）,pp.47-61;
MartinMalia,TheSovietTragedy:
AHistoryofSocialisminRussia,1917-1991（NY:
FreePress,1991）,pp.21-28;
J.F.Matlock,Jr.,AutopsyonanEmpire:
TheAmericanAmbassador’sAccountontheCollapseoftheSovietUnion（NY:
RandomHouse,1995）,p.648.
[2]Boettke,P.J.,WhyPerestroikaFailed:
ThePoliticsandEconomicsofSocialistTransformation（London:
Routledge,1993）,p.4.
[3]相关论述参见Aslund,A.,Gorbachev’sStruggleforEconomicReform,2nd.（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1）,p.225;
Goldman,M.I.,WhatWentwrongwithPerestroika（N.Y.:
W.W.Norton&
Co,1992）,pp.140-141;
Layard,R.&
J.Parker,TheComingRussianBoom,1996,pp.3-4;
陆南泉、姜长斌:
《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16-265页;
周新城:
《对世纪性悲剧的思考———苏联演变的性质、原因和教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21,36,123-128,181-235页。
[4]相关论述参见Dyker,D.A.,RestructuringtheSovietEconomy,（London:
Routledge,1992）,pp.118~119.Ellman,M.,&
Kontorovich（eds.）,TheDisintegrationoftheSovietEconomicSystem（London:
Routledge,1992）,pp.1-42.7
[5]Aslund,A.,Gorbachev’sStruggleforEconomicReform,2nd.（N.Y.:
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1）,p.191
.[6]周新城:
《对世纪性悲剧的思考———苏联演变的性质、原因和教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页。
[7]周新城:
《对世纪性悲剧的思考———苏联演变的性质、原因和教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0页。
[8]冯绍雷:
《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3页。
[9]G-7联盟成员包括英、美、法、德、意、加、日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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