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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它告诉我们，有机体被塑造了的一切结构都拥有明显的功用价值，即它们都是被‘设计’用来解决特定的生存和繁殖问题的。
然而，在对遗传机制的解释上，达尔文用亲代特征的“混合”来说明子代获得的特征，这种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但这并不影响自然选择理论的科学性。
事实上，自然选择的“科学性”甚至比它的解释性更加重要。
Buss曾在书中多次强调，就生物的多样性及其适应机制而言，自然选择是到目前为止最为科学的理论（Buss，2004，p.38）。
那么，将这种科学的理论应用到对作为构成有机体的重要成分的人类行为及其内部心理机制的解释中当然是极具诱惑力的。
然而，要实现这一步却需要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内容上做出一些突破，以便在不损害其“科学性”的基础上增加其解释性。
事实上，当前被广为接受的自然选择理论是后人在继承了自然选择的科学气质的基础上，对其内容做了修改之后的修正版本。
这里所说的修正，主要受惠于20世纪初遗传学中基因概念的提出。
基因的发现导致了“基因型”（genotype）与“表现型”（phenotype）的概念划分，并塑造了“基因型”决定“表现型”的思想态度，即将生物体的表现于外的性状及行为作为“表现型”理解为是由生物体的基因组合作为“基因型”所决定的产物。
这一观念为达尔文在进化论中未能解决的关于生物性状的代际传递问题提供了科学解释的可能性，从而在20世纪30~40年代造成所谓综合进化论（theModernSynthesis）的运动。
（高申春，2007）综合进化论抛弃了达尔文的混合遗传理论，而将基因遗传理论确立为自然选择的理论基础，极大地推进了生物进化论在科学界被接受的广泛程度。
Buss在谈及综合进化论时就曾说道，综合进化论“有力地证实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从而以对遗传本质的深刻洞察将之奠定在更加稳固的根基之上（Buss，2004，p.11）”。
基因的观念不仅仅为自然选择奠定了科学的、稳固的遗传理论基础，还进一步为进化论本身提供了一次“突破自身限制”的契机，使人们开始以“基因之眼看世界”（gene’seyethinking）。
（2）族内适应性及其衍生理论
20世纪60年代，英国生物学家Hamilton（1964）提出了族内适宜性（inclusivefitness）理论。
他认为经典适宜性（classicalfitness）概念仅仅关注个体自身的成功繁殖率，这种解释太过狭窄。
而族内适宜性则强调，自然选择倾向于选择有机体的那些有利于其基因最大化传播的特征，而不局限于仅仅选择那些有利于其基因直接传播的特征。
由于个体自身及携带其基因的其他亲族的生存和繁殖都将增加其基因的成功繁殖率，因而，自然选择将不仅仅选择那些有利于个体生存和繁殖的特征与行为，还将选择那些有利于个体亲族生存和繁殖的特征与行为。
族内适应性极大地扩大了自然选择的解释范围，它为很多社会性行为提供了解释工具，如利他、群体生活、合作等。
Hamilton的工作引起了美国生物学家GeorgeWilliams的注意，他通俗地推广了Hamilton的族内适宜性理论，并利用这个概念解释利他行为。
按照他的观点，如果亲族在适应上获得的利益大于个体自身付出的代价，那么利他行为就能获得进化。
此外，Williams（1966）还提出了三条确定适应功能的标准：
可靠性（reliability），有效应（efficiency）和经济性（economy）。
这三条标准，外加一个精确性（precision）标准，构成了Buss评估适应机制的功能的四个标准（Buss，2004，p.39）。
Hamilton族内适宜性的提出及Williams对这个理论的阐释引发了RobertTrivers在70年代的理论创新。
他相继提出了互惠利他主义理论（theoryofreciprocalaltruism）、亲本投资理论（parentalinvestmenttheory）及亲子冲突理论（parent-offspringconflicttheory）。
在自然选择理论已经作为事实被接受的前提下，及Trivers收集到的丰富的行为数据的支撑下，这三个理论的科学性几乎也是被普遍认可的。
至此，当代进化心理学据以产生的主要生物学理论形式都已完成。
2、当代进化心理学的诞生
（1）进化心理学与社会生物学
然而，上述成就并没有直接催生出进化心理学，反而是Wilson在一种综合的动机下，将分析生物学、神经生理学、习性学、比较心理学、群体生物学等学科的知识统一起来，提出了一门新的学科，即社会生物学。
他的研究工作从蚂蚁一直延伸到人类，甚至主张人类的一切现象，包括文化、宗教、伦理和美学等都将能够被社会生物学加以解释。
Wilson的这些观点，特别是他有关人类的讨论，遭到了当时社会科学家，甚至是普通民众的强烈反对。
究其原因，主要是它将生物学的理论应用到对人类社会行为，特别是对人类文化的说明上，从而在达尔文将人类从上帝的天国拉回到凡间之后，再一次将人类从一种特殊的生灵打落到一种在本质上与其他动物无异的地位。
而这当然是每一个人都难以接受的。
恰如上文论述所暗示的，进化心理学与社会生物学共享一个普遍的、作为事实被接受的前提，即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及其一切结构都是生物在漫长的演化历史中通过自然选择的作用进化而来的；
不仅如此，它们还拥有大量共同的研究内容、一般理论、研究方法等。
因而，进化心理学要想在社会生物学的基础上实现出自身，就不得不面对社会生物学曾经遭受过的那些质疑。
Buss认为，Wilson虽然的确缺乏有关人类的实际证据，但是这并意味着Wilson的思路是错误的，相反，人们对Wilson的横加指责是出于人们“对进化论及其在人类身上的应用存在一些常见的误解”（Buss，2004，p.18）。
这些误解主要包括如下错误的信念：
第一，人类行为由基因决定。
针对这一点，Buss反对将进化理论与遗传决定论相等同。
在他看来，人类行为的发生取决于下面两个条件：
一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适应机制；
二是激活相应适应机制的环境输入。
因而，Buss强调行为取决于有机体已经形成了的适应机制与环境输入的交互作用。
（Buss，2004，p.19）
第二，我们无法改变进化形成的行为。
根据对第一点的澄清，Buss认为只要知道了我们进化形成的心理适应机制，以及相应的环境输入，就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改变行为。
他甚至主张，“有关进化心理机制的知识，我们了解得越多，改变行为的能力就越大。
”（Buss，2004，p.20）
第三，当前的机制是最优的。
Buss（Buss，2004，p.20）提出了两点反对意见：
其一，人类是先前环境设计的产物。
狩猎—采集时代的环境与人类现在的生活环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而在狩猎—采集时代因进化而形成的具有适应性的心理机制放在现在的环境中就不是最优的了。
用Buss话说，“我们现代人肩上扛着的，乃是一个石器时代的人脑（Buss，2004，p.20）。
”其二，适应存在代价—收益权衡。
当一种机制的收益远远大于它所可能付出的代价时，这种机制就会被选择。
例如，人类害怕蛇的心理机制并没有严重到让人类不敢出门，虽然很多人类仍然会因为被蛇咬而死亡，但是总体而言，这种并不完美的怕蛇机制反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更大的收益。
因而，“尽管我们拥有大量能够有效解决适应性问题的因进化而形成的机制，但它们并不是最优的，而是会受到代价的限制（Buss，2004，p.21）。
”
即便对社会生物学做了以上澄清，从社会生物学到进化心理学仍然欠缺重要的一环。
社会生物学用基因直接说明人类的行为，忽视了人类的意识或心理的重要作用。
进化心理学的一个关键步骤是要重新给予人类以独特的地位，具体而言就是重新确立人类心理作为基因与行为之间的中介环节，只不过即便是这些独特的人类存在也能够被纳入到生物进化的解释框架中加以说明。
从而实现用进化论来说明人类本质的目的。
（2）进化心理学与认知心理学
恰如前文所已暗示的，社会生物学因受其研究对象的限制，不可能去设想，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与人类的行为之间还存在着某种作为中介的内在心理结构。
所以，以人类内在心理机制为研究对象的进化心理学要想在社会生物学本来的研究框架下直接实现出来是不可能的，它还需要心理学为它提供一个契机。
这个心理学的契机是由认知心理学提供的。
在具体阐明这个契机之前，有必要通过Tooby和Cosmides对“标准社会科学模式”（standardsocialsciencemodel）的批判大致地把握进化心理学的旨趣，这将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进化心理学以认知心理学为而不是行为主义为契机实现出来。
进化认识论主张，个体的“先天知识”是种群历史的产物，从而一方面保留了先验论的合理成分，即个体后天知识确实有赖于先天的结构；
另一方面又将“先验”的神秘成分消解在种群的历史过程中，即个体发生上先验的东西在种群发生上是后验的（许波，2004，pp.55-60）。
这些观点作为当时的哲学背景，为进化心理学对“标准社会科学模式”进行批判提供了助益。
以此为背景，Tooby和Cosmides（1992，pp.19-136）认为人类心理并不是一块儿万能白板，以一种毫无限制的方式适应任何形式的环境和文化。
相反，任何生物，包括人类在内，都必然具有以其特有的方式适应环境的内部机制。
人类所经验到的世界并不是外部世界本来的样子，而是我们以人类所特有的内部机制所把握到的外部世界的一种存在形式而已。
有机体所具有的不同的内部机制决定了它们将外部世界知觉为什么样的存在形式。
的确，假如没有这些先天的内在机制的话，面对这个复杂的未知世界，我们很难想象，人类如何可能如此恰当地，又如此一致地去适应它。
对标准社会科学模式的批判在本质上是对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指导纲领之理论表达的经验论的“白板说”的批判。
众所周知，在认知心理学之前，行为主义一方面否认心理或意识的存在；
另一方面将行为主要地解释为后天形成的刺激—反应联结。
上述观点所蕴含的关于行为的环境决定论实际上是“白板论”在逻辑上的一种极端表现形态，它不可能为倡导人类行为取决于遗传的内部机制的进化心理学提供契机。
所以，在行为主义盛行时，因为它普遍否定内在心理结构的存在，进化心理学没有产生的土壤（高申春，2007）。
而认知心理学的出现恰好填充了这一空白，并使得进化心理学分别在生物学和心理学领域内找到了实现自身的机会。
一方面，认知心理学借用计算机科学的语言，将人类心理理解为由大量专门化的信息加工模块所组成的认知系统，这就为进化心理学从社会生物学的背景中产生出来提供了前提条件。
一旦认知心理学重新承认内在心理结构的合法性地位并对它的机制做出科学的解释后，社会生物学家就能够很好的利用这个契机，在社会生物学领域将人类内在的心理结构及其机制纳入到他们的研究纲领，以内在的心理结构及其机制为中介环节来理解行为进化的历史。
另一方面，由于认知心理学自身不能为这些内部心理机制提供一种生态学的解释，反而沦为几乎不受任何约束的抽象的智力游戏。
进化心理学家就能针对这一背景，在心理学领域从适应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内在的心理结构及其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引入进化论的视野以规制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建构，从而赋予认知心理学关于人类认知过程的理论建构以方向和生态学效度。
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的意义上，进化心理学家普遍认为，进化心理学乃是社会生物学与认知心理学联姻的产物。
二、进化心理学的主要观点
进化心理学家反对特创论和播种论，主张用自然选择解释人类的本质。
他们认为人类本质的核心是在进化历史中由自然选择作用形成的心理机制及其属性。
正如Buss（2004，p.38）所指出的，“自然选择理论……是唯一一种能够解释复杂适应性机制的结构及其起源的科学理论（小至产生老茧的机制，大到复杂的大脑），正是那些适应性机制构成了人类本质。
”以此为基础，Buss（2004，p.49）进一步规定了进化心理学的研究范围，“进化生物学要对有机体所有的构成成分进行分析。
进化心理学则主要关注其中的心理成分，即对人类心灵进行分析，看它拥有哪些进化形成的机制，激活那些机制的背景因素是什么，以及那些机制会产生哪些行为。
1、进化的产物
Buss（2004，PP.39）和Tooby&
Cosmides（1990a）等人都认为进化过程产生了三种产品：
适应机制（adaptations）、副产品（by-products）和随机效果（randomeffects）。
其中最重要的产物是适应机制。
适应机制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适应机制是一种可遗传的、能够稳定发展起来的特征（characteristics）。
就前者而言，这些特征有相应的遗传基础，但是这种遗传基础并不是单个的基因，而是不同基因的组合。
此外，遗传并不意味着人类行为是遗传决定的，行为还取决于环境输入的激活。
就后者而言，适应机制能够在所有正常环境中的成员身上可靠稳定的发展起来，这些特征是大多数或全体成员共同拥有的，但不排除存在一些特定子群体。
第二，适应机制通过自然选择形成，它作用于每一代成员，那些不利于生存和繁殖的特征被过滤掉，而有利于生存和繁殖的特征则被保留，并一代一代遗传下去。
第三，被自然选择了的特征在解决生存和繁衍问题上比同时期存在于群体中的其他设计特征更有助于解决生存和繁衍问题，这就是适应机制的功能性，它常常被专门设计以解决特殊的适应性问题。
此外，进化过程还产生了副产品和随机效果。
所谓适应机制的副产品是伴随那些具有适应功能的特征出现的，它们不具有功能性，因而不能解决适应性问题。
例如，肚脐虽然不能帮助有机体解决生存或繁殖问题，但是肚脐据以产生的脐带却能够能够使婴儿从母亲那里获得营养物质，所以肚脐是脐带的副产品。
随机效果（randomeffects）或噪音（noise）则是因为有机体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故造成的，例如：
基因突变（mutation）和环境的突然的不可预测的变化等。
随机效果对于有机体而言，或有害或中立或有益，它与适应机制的适应特征无关，这一点与副产品不同。
虽然进化心理学强调动物（包括人类）的本质由大量的适应机制构成，但是进化心理学家主要关注构成人类本质的适应机制中一类特殊的适应机制，即心理机制。
2、进化心理机制
（1）进化心理机制的内涵
由进化形成了的心理机制是指有机体内部拥有的一套加工程序，它被设计为只能接收一小部分特定的信息，并根据决策规则将它们转换成有助于解决进化历史上存在的适应问题的输出结果。
具体而言：
第一，进化心理机制之所以表现为当前的存在形式，是因为它在进化历史中解决了某种反复出现的与生存和繁殖有关的特定问题。
Tooby&
Cosmides（1992，pp.19-136）将它比喻成为一把锁专门配置的一把钥匙。
第二，进化心理机制只能接收所有信息中一小部分特定的信息。
例如，人类的眼睛只能接收光线中的可见光，而紫外线和红外线则不能被人类的眼睛捕捉到。
第三，进化心理机制获得的输入信息使有机体获悉它正面临的特定适应问题。
而且这个获悉过程是一种无意识心理过程，它允许人类在面对特定的适应问题时能够无意识的激活相应的适应机制。
第四，进化心理机制通过决策规则将输入信息转换为输出信息。
决策规则指的是一套由‘如果，那么’构成的加工程序，它可以让有机体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策略。
第五，进化心理机制的输出可能是生理活动，或其他心理机制所需的信息，或外显的行为。
第六，进化心理机制的输入使有机体获悉它正面临的特定适应问题，而进化心理机制的输出则直接指向该特定适应问题的解决。
但是，进化心理机制的输出不一定是特定适应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而是在平均的水平上，它能够比当时存在于其进化环境中的其他竞争策略更好地解决适应问题（Buss，2004，p.52）。
”此外，人类当前的心理机制是根据远古进化环境形成的，它能够较好地解决远古环境中存在的适应问题，但是在当前的环境中不一定具有适应性。
（2）进化心理机制的特点
第一，进化心理机制是对人类心灵在不同的节点上进行的自然划分。
这里主要是针对当前心理学领域内各分支学科林立的现象而言的。
Buss认为这些分支学科的界限都是人为的和非自然的，而“通过适应性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来研究人类心理”（Buss，2004，p.53），即通过对不同进化心理机制的说明就能够以一种更自然的方法“在自然的节点上对心灵的本质进行划分（cleavingnatureatitsjoint）（Buss，2004，p.53）”。
第二，领域普遍性与领域特殊性。
大多数进化心理学家认为适应机制是针对具体问题的，从而形成特定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针对一般的适应性问题形成一般的解决方案，即适应机制具有领域特殊性，反映在人类的进化心理机制中就表现为心理机制的模块儿性。
所以，进化心理学认为心理机制是达尔文意义上的模块，而模块性的心理机制是领域特殊的，每一种心理模块只有在人类解决环境中特定的适应问题时才是一种有效的工具。
他们罗列了很多功能不同的心理模块。
例如，语法归纳、面孔识别、直觉力学、自我概念、做父母、避免食肉动物，等等（许波，进化心理学，pp.81-83）。
然而，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进化环境是不断变化的，人类为了应付进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颖问题或者为以前出现过的问题发展新的解决策略，领域普遍（domain-general）的心理机制就是必不可少的（Chiappe&
Macdonald，2005）。
所谓进化环境是指适应机制的进化环境（environmentofevolutionaryadaptedness），简称EEA。
它由Buss提出，用表示在适应机制的进化时期，促使适应机制得以产生的选择力量的总和。
Buss强调EEA并不表示一个特定的时间或地点，而是表示在长久的进化历史中将该适应机制塑造出来的那些选择力量或适应性问题的总和。
每一种适应机制都拥有其独一无二的EEA。
（Buss，2004，p.40）
Buss（2004，p.57）也承认，人类心灵不可能完全由相互分离的领域特殊的机制构成，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心理机制之间如何共享信息的奥秘。
第三，进化心理机制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多样性赋予人类行为以灵活性。
人类面临着大量的适应性问题，而特定的适应性问题需要特定的解决方案，因而，进化心理学主张人类的心灵必定由大量的进化心理机制构成，以便能够解决适应过程中出现的大量适应性问题。
通常而言，这种一对一的解决方案是毫无灵活性可言的，但是进化心理学家却通过引入心理机制与环境输入的交互作用与本能论划清了界线。
按照他们的说法，行为的产生需要环境中的输入信息激活相应的心理机制，而心理机制越复杂，对输入信息进行加工的决策规则就越复杂，它提供的选择方案也就越多，行为就越灵活。
所以，进化心理学主张一种非常奇怪的论调，即先天的心理机制不会让行为变得死板，反而会让行为变得更加灵活，Buss（2004，p.56）说道，“我们拥有的机制越多，我们能够执行的行为的范围就越大，因而，行为的灵活性就越高。
按照Buss观点，行为的灵活性并不在于人类有意识的调控，而在于人类先天存在的心理机制的数量。
数量越多，行为越灵活。
事实上，这种观点早已在人工智能领域遭受了挫折。
第四，过去是理解心理机制的关键。
“过去”不只是指个体的成长发展经历，更主要的是指人类的种系进化史。
进化心理学家从一开始就坚信人类现存的心理机制是过去心理机制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遗传下来的，并推断人类当前的特征包含着大量关于人类心理起源方面的线索。
因而，他们采取一种逆向的方式，首先从人类现存的心理机制出发，推断这种心理机制可能的原始形式及可能的形成过程。
例如，对糖、脂肪和蛋白质的偏好很暗示在古环境下成熟的果实和好吃的肉是稀缺的和有价值的食物；
性嫉妒时的强烈情感则提示着古环境下不忠诚是严重的适应问题（许波，2004，pp.69-70）。
然而，心理机制这些可能的原始形式及可能的形成过程是否是像进化心理学家所推断的那样，并没有切实的证据。
因为，正如我们以前的工作所揭示出的，对人类的种系发生的研究在方法上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虽然生物学家可以借助于古生物化石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重构种的进化的历史的困难，但古生物化石的记录总是不完全的，所以，种的历史的系谱重构也就不可能在完全的意义上得到实现。
与生物学家相比，当心理学家试图对心理进化的历史进行系谱重构时，他们所面对的实际困难就更显突出，因为与生物学的形态结构或生理结构相比，心理结构本身是不可能以化石的形式留下任何直接的记录痕迹的；
虽然心理结构可以通过它的对象化的存在即生命活动的产物如人造物等的遗迹而得到某种间接的暗示，但与古生物学相比，考古学的时间透视力度却是极其有限的，而远远不能满足系谱重构的需要。
（高申春，2009，p.51）
3、功能分析
Buss（2004，p.53）在描述生理学家为身体划分的不同构成成分时说道，“功能提供了一种理解那些构成成分的合理的非任意方式……同样的原则可以应用到对心理机制的理解上……如果心灵的两个构成成分执行的是不同的功能，它们就能被视为彼此分离的机制（即便它们还以其他的方式彼此相互作用）。
”因而，他主张，“进化心理学的一个核心前提在于，确定、描述和理解心理机制的非任意方式就是去阐明这些心理机制的功能，即确定它们被自然选择所设计用来解决的具体适应性问题。
”这种功能分析的方法是理解人类心理机制的主要途径。
Tooby和Cosmides（1990b）还提出了功能分析的若干原则，包括使用适应主义者的术语；
区别适应机制与该机制的表现型；
适应机制必须曾经存在于EEA之中；
适应机制的表现型能够解决进化环境中相应的适应性问题；
等等。
4、适应性问题的确定
（1）确定适应性问题的方法和原则
如前所述，要考察人类的种系的进化史并确定人类曾经面对的适应性问题并不容易，甚至严格来说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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