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谈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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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一个中学生写部小说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社会说是真是假，我没有调查，我没有发言权。
我认为学校能够给孩子提供这样的环境，我想在中国的青少年能出现各种各样具有鲜明特点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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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记者:
各位委员下午好，我有一个问题请问各位委员，我们主要到一个现象，现在很多农村的务工人员带孩子进城务工的时间一般是在学期中，而学校基于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的考虑，他们根本不收他们的孩子。
在当前产业升级，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类型的背景下，大批务工人员将回流，农民工子女无法按时入学的现象也越来越多，请问几位委员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现阶段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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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山西省副省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平:
我先回答一个关于韩寒的问题。
一是我觉得这涉及到教育模式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看待一个学生，如果八门课他全部都优秀，他是一个好学生，然后进入重点学校，受到老师的表扬。
如果一个学生只喜欢其中的三四门，这三四门很优秀，就说他是差等生，不好的学生，再就是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中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这种模式我个人认为，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趋同，认为那种模式适合那里的学生，这里的模式适合这里的学生，我们不能以一种模式来判定这个学生好与坏，然后说他叛逆或者他是非常乖的一个孩子。
另外，刚才这位记者说到，我认为现在农民工回流或者农民工去哪个地方打工，这是一个社会变化，经济发展的结果。
过去我们打工带着孩子，现在是为了孩子打工，随着孩子年龄的变化或者年纪的变化，会不断迁移地方，这当然也跟我们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偏远城市，特别是西部经济快速发展有关系。
像我们山西对这类孩子全部无条件接受，因为山西的教育情况是参差不齐的，有的情况好、有的情况差，但是均等的学校很多，所以这些学校随时都可以接收，但是像一些发达地区，像北京、上海接收就有困难。
我认为作为政府应该无条件接收、不打折扣的接收，但是接收的过程中怎么样区别对待，这里面有很多是不是合乎法规，比如他在这个城市已经学到这个阶段了，到那个城市已经学到那个阶段了，还有一个衔接的问题，但是作为政府要无条件的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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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中央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
我来自上海，韩寒也是一个上海的学生，韩寒的出现确实引起整个社会的一种思索，他当年就是一个“偏才”，七门功课不及格，但是他写作特别好，得了一个新概念的大奖，出了小说，最后成为影响力这么大的年轻人。
这可以使我们反思我们的教育制度，但是韩寒使这么多的年轻人，有些年轻人有点无理性的崇拜他、跟随他、模仿他，我认为这条路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走得通的，你拒绝学校、拒绝考试、拒绝现在的教育，不可能每个人都能走到像韩寒这一步，韩寒提供了一种不可复制的榜样，这应该引起我们社会的思索。
关于方舟子质疑这件事情我也在关注，但是我认为很难下结论。
我相信韩寒当年的得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他后来在网上发表的言论，是不是有人替代他，我们都在看，到底是真是假大家都在看，但是韩寒这件事情可以引起我们全社会的思索，年轻人到底怎样成才，怎么成为一个真正有责任、有水平、有思想、有文化的人，全社会都应该在思索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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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卫视记者: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2年教育经费将占GDP的4%，支出将会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但是在2011年中国内地普遍出现了校车安全问题，给很多孩子带来很多伤害。
我想请问张平委员，2012年超过2万亿人民币的教育经费投入如何花在刀刃上，如何更好地拒绝教育经费的腐败问题？
2012-03-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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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
这个问题很大，我就说一下我们山西的情况。
如果按达到GDP4%的目标，去年增加60多个亿，今年增加100个亿，增加100个亿对山西省这样一个中小省份来说是非常大的一笔资金，这个钱怎么用，全社会都在关注，省委省政府也非常关注。
但是我们省主要是用在以下几个方面，刚才你提的很对，一是怎么用，二是怎么能用得更廉洁，让老百姓更放心。
第一，我们的校舍安全工程提前一年已经完成，山西投入170个亿，加上各级各类、各级政府的资金一共投资300多个亿，我们超额一年完成了校舍安全工程。
现在到了山西，最差的村子，最好的建筑还是学校，不管哪个村子、哪个校区、社区，家长最放心的地方还是学校。
这是2008年以后，5·
12大地震以后，山西从2008年就开始实行校舍安全工程，2009年国务院在全国实行校舍安全工程，我们是从2010年就全部实现校舍安全工程，70%以上的学校全部改扩建，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我们投入量非常大，300多亿。
而且这方面我们系统的监督的程序是非常严的，我们省、市、县，一直到乡镇，每个学校，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同时介入，监理、制度单位，还有其他的建筑监理单位同时都介入，程序是非常严格的，这方面做的家长还是比较放心的，而且各地感觉到责任非常大，也不敢乱花，而且建立了责任书，谁建的，当时的校长是谁，如果十年、二十年以后这个地方塌了，确实是质量问题，还要追究他的责任，所以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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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增加的100亿，比如学前教育，我们每年建200所公办学校，中等职业教育，我们率先实行全省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全覆盖，每年投入10几个亿。
另外，我们全省资助体系已经基本建立。
高校新区，大家觉得山西是一个煤炭大省，有钱，其实在2002年以前，山西的煤卖一吨款10块钱，那时的煤卖不出去、电卖不出去，那时我们的财政收入是非常低的，那时我们错失高校扩展的时期，现在我们的高校是最拥挤的时候，这几年财政收入加大以后，我们成立了高校新校区纳入了11个重点院校，成立了高校新校区建设，所以我们这些钱陆续花到最需要的地方。
同时，我们的检察厅、纪检委，包括我们很多领域里领导组的组长是省长，常务副省长是副组长，我只是副组长，我们一是领导很有力，二是监管非常严，三是让老百姓直接参与，基本上还是比较放心的。
另外，如果有问题我们坚决惩处，我们这几年已经撤职的校长有11个，有各方面的原因。
另外，处理副校长以上的干部是117名。
老百姓是可以放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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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秉林:
我“两会”期间也接受了记者采访。
现在在新闻舆论界有一种乐观的情绪，把重点放到了增量怎么使用，今后占GDP百分点是不是要再提高。
我个人的看法是，实现4%的目标任务还很艰巨。
首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确保4%在今年要到位，这是我最关注的问题。
其次，涉及到怎么使用。
从政府来讲，经费增加了以后，应该在财政性教育经费的配置结构和配置方式方面进行优化，比如说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都有它自身的发展目标，像学前教育、职业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应该是积极促进、大力发展的；
像义务教育，还要保证它均衡发展；
像高等教育，主要是提高质量。
民办教育也要促进发展，经费的配置应该和发展目标相符合，抓住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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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置方式方面要优化，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我个人认为在经费增加之后，首先应该大幅度增加生均拨款的标准，使学校能有充分的自主权，根据学校的情况来使用这些经费。
二是在专项经费的使用方面，要尊重教育的规律，尊重大学的办学自主权，真正能够发挥出它的使用效益。
从学校的角度看，一是我们要把钱用好，有限的经费，我们加强预算的论证，加强管理，使它能发挥出最大的使用效益。
二是要管好钱，不要出现问题，我们加强预算、加强审计，同时我们也欢迎政府的审计和监管，欢迎社会和媒体对我们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目的就是对纳税人负责、对老百姓负责、对社会和国家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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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商报记者:
现在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社会上有一个说法，寒门难出贵子，请问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想请两位校长和李和平委员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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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委员，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
这位记者刚才谈的问题，应该说目前是一个事实。
这种情况不能长期持续下去，已经引起了全社会和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且已经在采取一些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比如以义务教育阶段为例，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这是教育公平的一种基本需要。
现在各个地方，我来自安徽，所以对安徽情况比较熟悉，在项目的设置上、经费的分配上，特别是在教师资源和校长资源的保障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得我们城区、城乡，包括一些偏远的地区，在条件改善了的背景之下，逐渐在师资队伍建设和校长队伍的建设出台了一些特殊的政策，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希望这种差距要逐步缩小，这样保证我们义务教育均衡的目标能够有效实现，这方面已经在做工作，也是可以有工作可做。
并且我们从地方了解的情况来说，已经有明显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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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记者朋友提到了一个很深入的问题，首先是关于教育公平的问题。
首先，人员在社会中进行流动，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中进行转换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其次，促进教育公平很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要关心刚才提到的一些社会弱势群体，我认为中国教育矛盾在于，优质教育资源严重短缺，满足不了老百姓需求，解决这个矛盾的治本方法是拓展优质教育资源，就是提高质量，我们把好的学校办多了，刚才这位记者朋友提到的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
但是提高质量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办教育不像办企业，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
我个人认为，从大学而言，一些重点建设大学、高水平大学，包括“211”、“985”的大学应该高度关注教育公平问题，应该为促进教育公平做出贡献。
我举个北师大的例子，根据我现在统计，北京师范大学全职在校学生2万名出头，在全市学生当中，来自西部地区的学生占到40%左右，来自农村家庭的学生占到1/3左右，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占到了25%，也就是1/4左右，来自少数民族的学生占到11%左右，在北京仅次于中央民族大学，而我们学校的女性学生占到50%以上，在本科阶段已经超过了60%，我提到的像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家庭贫困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女性学生，这都是我们社会广泛关注的所谓弱势群体，我刚才举的这些数字，起码在教育直属大学里，或者“985”工程建设学校里，这些数字都是位居前列的，但是我个人很遗憾的是，在目前国内每年颁布的各种各样的大学综合排行榜的指标体系中，没有一个排行榜能够把这些反映高水平大学为教育水平做出贡献的这些指标作为其中的指标来对大学进行评价，我希望在座的媒体朋友今后在这方面也帮助我们呼吁一下。
另外，我也希望政府能够重视我们在这方面为社会公平、为教育做的贡献，在经费上给予倾斜，以视鼓励，引导其它高校也重视教育公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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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铭:
我介绍一下北京的情况，北京属于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但是城乡教育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北京市委市政府也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从今年开始，实施中小学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据我所知，至少有两件促进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工程列为政府的实事。
一是鼓励中心城区的一些学校在城乡新区建设分校，这是城乡新区中小学建设工程，而且明确要求要实施一个法人一体化管理，不是说一个学校在那边挂一个分校的牌子就可以了，对于资源输出的学校，市委市政府予以奖励，并且补充一些编制来促进学校的老师到郊区新的学校任教。
二是北京从今年开始有一个工程叫“北京数字学校”，组织北京市最优秀的教师，在今年要提供9500节网络课，然后免费提供给全市各个学校。
这两件事情据我所知都被政府列入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实事，现在正在抓紧落实。
因为我也加入到这个工作当中，我们也在新建的新区建这个学校，而且明确要求我去当法人，我们的教师编制中有一些就是要派老师到那些学校去工作。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工作，我相信这个工程真正落实了以后，北京地区的教育均衡发展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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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界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郗杰英:
关于促进教育公平问题我补充一点。
促进教育公平应该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教育公平是公平的起点。
刚才政府或者教育部门都讲了，对于教育的投入，对于教育的重视，国家、政府是主导的。
我想补充一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大力发展公益和慈善事业，近些年来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慈善组织的发展、基金会的发展，也为促进教育公平做出了努力。
比如，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的公益组织基金会投入的力量和方向很大一部分是教育，而且重点是贫困地区和困难家庭，这样也有效地促进了教育公平的实现。
我举个例子，像团中央中国青基会搞的“希望工程”大家都比较了解，20年来已经获得各界捐赠80亿元，在全国建立了18000多所希望小学，培养了15000多名学校的老师，帮助近500万贫困地区的孩子重返校园。
还有像妇联搞“春雷计划、扶贫基金会、…基金会”大的工业组织在这方面都作出了努力，我补充这一点是说，促进教育公平是全社会的事情，不单是政府出力，各个方面都要为实现教育公平的目标做出自己积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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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手机报记者:
我有关于择校的问题请问李和平委员，我们知道在“两会”前夕，三部委共同下发了八条措施，要力争解决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问题，我们也知道其实从2004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不断下发各种通知，但是到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好转。
请问安徽省的情况现在怎么样，您认为这个问题久治不愈的症结究竟在哪，这次如果按照文件提出的时间完成预期目标的话，您认为有关部门现在要做出的最大突出是什么？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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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和平:
择校问题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强烈，特别是发达地区，包括我们安徽也是这样。
一方面我们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要求，同时我们结合我们自身的实际进一步落实有关政策。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大概从2007年开始，当时就制定了一个目标，用三年左右的时间，把城区里择校比例控制在5%以内。
应该说，到2010年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而且在有些地区数据几乎接近0了。
但是现在局部还是有这个问题，所以从2010年之后我们继续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
这里面要分析一下，择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教育资源的不公平，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这是最核心原因。
当然也有其它原因，户籍所在地的问题、交通问题等，但是所有家长都希望孩子上好的学校，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因此，要彻底根治择校的问题，还是要进一步加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建设力度，进一步使优质教育资源均等化，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均等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遏制住择校不正常的情况。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一方面从政策方面提出要求，加强监管，规范办学行为。
另一方面就在强力推进优质资源的均衡建设，希望再通过几年把资源的分布情况有效得到缓解，通过加强管理，两方面共同努力，力争尽快消除这种择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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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阿尔发电视台记者:
请问郗杰英委员一个问题，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郗主任是“希望工程”的创始人之一，而且长期从事青少年工作，请问郗主任，如何切实提高中国青少年的创新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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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杰英:
创新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国青少年现在创新水平总的来说还处在不太高的水平上。
我们觉得这方面和我们对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各方面都有原因，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孩子创新想法的鼓励不足，在学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阶段更多的是要孩子听话，有创新的思维或者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想法往往被压抑掉了，这也造成孩子长大之后，本来在小的时候有一些创新的思维、创新的想法，但是经过整个社会不是鼓励的做法，使孩子创新的想法在萌芽之中就消失了。
我觉得中国社会要真正鼓励青少年创新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比如我们对孩子要求的标准比较单一，以学业为第一标准，从家庭到学校这方面是主要要求，孩子只要学习好，什么都可以。
这样就压抑了很多孩子本身的特质和优势，经过多年研究，我们提出一个口号“人人能成功”，每个孩子衡量的标准不能用一个模子衡量一个学生，应该发掘每个孩子的特征和优势，鼓励他在学校中、社会中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行为。
我们在工作中推出这样一种理念，也在学校中，在我们的课外活动中来发觉孩子的优点和优势。
把人人能成功、人人有优点、人人有特点的理念到社会中去，特别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应该有这个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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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华商报记者:
在西安有一位叫杨林柯的中学语文教师，他在完成应试教育目标的同时，奉行大语文的教育观，希望给予学生立人教育，并在教学中给予实践。
但在最近有个别家长向学校投诉他，说他把学生教的不听话了，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学校的调查。
苦闷中，这位杨老师写了一封万言信，信中说到自己多年来在素质教育的努力，以及遭遇的挫折和困惑，华商报对这封信也进行了刊发，我想把问题提给钟秉林委员和李和平委员，第一，一个富有教学激情的老师在教育实践中却受到来自家长的反对，最后遭遇学校的压力，你们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第二，近年来各地都有不少老师在素质教育，就像杨老师一样，在素质教育上进行自觉的改革，推行注重人文素养和公民品格的立人教育，你们怎么看待这些老师的实践，他们在现实中往往比较孤独，如何看待他们的处境？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的基础教育，大家说起来都存在很大问题，包括奥数问题，在考试作为唯一目标的指挥棒下，孩子失去了童年、失去了健康、失去了灵性，这种现状在现行体制下如何寻找改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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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教师从事不同的教学方法，在不同的教育理念下进行教育实践，我觉得应该给予支持和宽容，当然你说的他的方法受到家长质疑，我在大学工作，大学的教学好像很少受到家长的质疑，你可能指的是基础教育，等会儿李和平委员可以回答。
关于第二个问题，涉及到基础教育改革。
现在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太重，受应试的现象比较严重。
一是要进行系统改革，我原来讲过一个观点，应该是基础教育、学前教育、高等教育能够协同改革，教育界内和教育界外也应该协同起来进行改革，因为你培养一个人才，刚才郗委员讲了，创新人才，我们可以做出各种定义，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但是关键有一个检验的标准，就是他毕业之后走上工作岗位能够取得创新的成果和创造性的业绩，这是一个最终的标准。
从这个角度而言，比如“钱学森之问”，问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创新人才，我认为高等教育在这方面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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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不仅是问高等教育，也是问基础教育，不仅是问教育界的，也是问政府和社会的，因为最后成长为创新人才是要有社会的大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和政治环境，也包括用人单位的小环境，这样才能成长。
至于解决课业过重问题，我觉得除了现在要进行改革之外，据我了解正在推进新一轮的课程改革。
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现在能不能把一些基础课的教材内容能够精简内容、降低难度，这是很重要一个方面，中小学生到底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点，对知识掌握到什么程度，这些是值得研究的，有些应该放到大学去培养，有些应该放到更高层次培养，把内容精简了，把难度降低下来，然后再和高考招生这方面结合起来，可能会解决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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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素质教育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客观地说，某些地区应试教育轰轰烈烈，素质教育扎扎实实，分析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我们现在的评价制度，有考试制度，也有我们教育设置的不合理等等。
刚才这位记者提到这个老师，我基本态度和钟校长一样，应该鼓励他，现在如何深化我们的课堂深化改革，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包括教学内容的设计，包括教育环节的衔接，以及老师科学有效的施教，对于素质教育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因此应该支持老师来做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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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观点，对孩子的培养我有这么几个突出的感受：
一是要培养孩子的兴趣，二是要培养孩子正确的行为规范，我觉得这两点非常重要，一个孩子有了学习的兴趣，同时他有很规范的生活或者学习的行为，我想他就有可能在一种很自然的，在不知不觉中按照他自身的禀赋来开发他的智力，来提升他的素质。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内容的改革、方法的设计，如何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能够引导他有一个规范的学习行为，我想我们教学的内容、教学的过程、教学的方法和手段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在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要把多目标集合起来，通过我们有效的教学改革，通过我们有效的教学方式方法的变革，比如我们安徽省马鞍山就有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孩子本来学习成绩很差，特别是外语，后来外语老师做了方法上的改革，很快他的外语成绩就上去了，他不仅仅外语成绩上去了，而且他的别的成绩也上去了，由一个孩子带动一个班，由一个班带动一所学校，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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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评价的方式和方法。
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允许一些探索，不能责难社会，因为我们现在惯性很大，过去各个学校都是这么教的，现在如果有人要变，可能学生不适应，可能家长也不太适应，可能也会有些改革未必就是一蹴而就的，未必就是正确的方式和方法，我觉得要有宽容、理解的环境，要鼓励创新，也要宽容某些方面做的不到位的地方。
如果全社会都来努力，尤其是我们教育系统，包括我们教育工作者，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来不断深化改革，我相信这个目标应该也是能够实现的。
燕赵都市报记者:
我想问一个关于高校招生公平的问题，河北是距离北京和天津最近的省份，每年各重点高校在河北省的招生分数线，扣除考生扎堆报考的因素以外，在全国来看也是比较高的省份之一，尤其与北京、天津相比差别很大，因此很多河北考试千方百计到北京、天津参加高考。
请问钟秉林委员，全国各高校，比如说北京师范大学在对各省的招生名额分配上是怎样分配的？
您认为在分配过程中存不存在不公的现象，如果有的话，您建议应该怎样取消和缩小这种不公？
李和平委员作为安徽省的委员，据我了解安徽省得分数线也是比较高的，刘长铭委员作为北京的委员，北京的分数线是很低的，请您二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最后也期待其他委员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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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我很感兴趣。
我们安徽6800万人口，教育上的规模大概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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