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对原著文化身份的认同与重构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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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文学被看作是“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复合体。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作为读者去理解作者及其作品,又要作为阐释者和传达者,通过语言转换,让原作脱胎换骨,在另一种语言里获得新生。
[2]这就意味着译者对其行为的文化导向负有责任,成为了文化传播的向导、文化身份特征的决定者。
译者本人的文化身份及价值取向,决定了他对源语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
他一方面不得不认同异域民族的文化,同时,隐藏在他的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文化记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之发生冲突,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交融。
这就是译者对原著的文化身份既认同又建构的过程。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迄今有两种影响较大的英译本:
一是杨宪益夫妇翻译的ADreamofRedMansions,二是霍克斯和闵福德翻译的TheStoryoftheStone。
研究发现,由于译者的民族性、民族情感和文化背景不同,译者必然受到不同的审美心理和文化取向的影响和制约。
这种特殊的主客体对应方式,导致了译者对原著文化身份认同与重构的一系列形态,使得原作在新的解读和诠释中获得了特殊的文化审美价值和意义。
二、译者对原著文化身份的认同
作为文化传播的向导,译者首先发现了与本土艺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艺术内容和形式﹑文化观念和审美诉求。
译者面向的是本土的各种文化群体,怀着更为开放的姿态和视野,为了拓展本民族的审美视野,丰富本民族的审美趣味,获得新的灵感和艺术启迪,译者会有意识地接受更多的异质文化信息,吸纳有益的多元文化的营养。
这时,译者不强求译作必须符合本土主流的利益和价值观,而力求保持源语的真实风貌,较为客观地展现出异域的文化身份。
这种翻译,虽然对本国本土占主流地位的文化身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却会带来新的思想和新的价值观念。
在《红楼梦》英译本中,就能找到这种文化认同的痕迹。
(一)保持原汁原味
(1)……点缀着“岁寒三友”“玉堂富贵”等鲜花草。
(第五十三回)
霍译:
…“threefriendsofwinter”or“richesinajadehall”orsomeotherflowerarrangement,mostlyoffreshflowersthathadbeenspeciallyforcedfortheoccasion.(vol.2.p.578)
杨译:
…flowerssymbolizing“TheThreeCompanionsofWinter”and“WealthandSplendourinaMarbleHall”.(vol.2.p.209)
“岁寒三友”指“松、竹、梅”;
“玉堂富贵”指“牡丹”。
“‘岁寒三友’是松枝、竹枝、折枝梅花,‘玉堂富贵’是折枝牡丹或芍药。
这是最能显示豪富贵戚之家岁朝气氛的清供。
说‘岁寒三友’和‘玉堂富贵’一是为讨岁时吉庆的口彩、二是入谱、入品。
”[3]杨译和霍译对“岁寒三友”和“玉堂富贵”都采取了字面直译法,目的是要保持原作的文化风味。
(2)李纨道:
“放风筝图的是这一乐,所以又说放晦气,……”(第七十回)
“Butthat’sthemainreasonforflyingkites”,saidLiWan,“thepleasureofseeingthemflyaway.Nottomentionthefactthatitissupposedtogetridofyourbadluck.…”(vol.3.p.391)
“Kite-flyingisjustforfun,that’swhywecallit‘sendingoffbadluck’,”saidLiWan.(vol.2.p.518)
清明前后放风筝,祈求天赐好运,在风筝上有所寄托:
先在风筝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放上天去,再剪断牵线,让风筝飞走,认为这样可以放走厄运,消灾祛难。
[4]杨译“sendingoffbadluck”和霍译“getridofyourbadluck”都是字面翻译,完全认同了原作的文化身份。
(二)增译法凸显源语文化内涵
(3)……那一面旧诗是:
“竹篱茅舍自甘心。
”(第六十三回)
…TheversethatfollowedwasbyWangQi:
Contentbycottagefencetobloomunseen.(vol.3.p.226~227)
…thelineofverse“Contenttostaybythebamboofenceandthatchedhut.”(vol.2.p.382)
这是第六十三回行酒令占花,李纨占的签名,“竹篱茅舍自甘心”出自宋代王淇《梅》诗:
“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
只因误识林和靖,惹得诗人说到今。
”[5]李纨年轻守寡、恪守礼教、自处幽独、悉心教子,作者以梅比其操守,含义自明。
“竹篱茅舍自甘心”,杨译为“Contenttostaybythebamboofenceandhatchedhut”,霍译为“Contentbycottagefencetobloomunseen”,霍氏通过增译“tobloomunseen”(默默无闻地开放),凸显了主人公坚忍安分、洁身自好的品格与情操,用增译法传达了源语文化的审美效果。
(三)补偿法再现源语风味
(4)(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
(第三回)
NING-GUOHOUSE
FoundedandConstructedby
ImperialCommand(vol.1.p.87)
…writteninlargecharacters:
NingguoMansionBuiltatImperialCommand.(vol.1.p.35)
贾府尊享钟鸣鼎食之荣﹑皇亲国戚之贵,富贵非比寻常。
原文“‘敕造宁国府’这五个大字”透露出一种恢宏之势。
霍氏用大写﹑换行﹑居中的书写形式来对应翻译,可谓用心良苦。
虽然“五个大字”难以译出,但是霍氏尽量发挥英语语言的优势,形式上比杨译更具庄严神圣之美感,采取补偿策略再现了源语的文化内涵。
(四)力求整体效果“和谐一致”
(5)只见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颦秋水,面薄腰纤,袅袅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态。
(第三十回)
ItwascuriousthatheshouldhavethoughtheranimitatorofDai-yu,forshehadmuchofDai-yu’setherealgraceinherlooks:
thesamedelicatefaceandfrail,slenderbody;
thesame
…browslikehillsinspring,
Andeyeslikeautumn’slimpidpools;
—eventhesamelittlefrownthathadoftenmadehimcompareDai-yuwithXi-shiofthelegend.(vol.2.p.102~103)
Withherfinelyarchedeyebrowsandlimpideyes,herdelicatefeatures,slenderwaistandgracefulmovements,sheboreastrikingresemblancetoTai-yu.(vol.1.p.446)
这是第三十回,宝玉见到龄官痴划蔷的情景。
在宝玉看来,龄官外貌极似黛玉。
霍译以“thesamedelicatefaceandfrail,slenderbody”对应“面薄腰纤”,以“thesamebrowslikehillsinspring”对应“眉蹙春山”,以“eyeslikeautumn’slimpidpools”对应“眼颦秋水”。
西方读者看到“大有林黛玉之态”时或许不解,霍氏这时就采取了增译法,释说此态可与中国古代的西施之颦相比:
“eventhesamelittlefrownthathadoftenmadehimcompareDai-yuwithXi-shiofthelegend”。
其中“thesamelittlefrown”弥补了前译“眉蹙春山”之不足,“etherealgraceinherlooks”照应了“袅袅婷婷”之意。
译者不辞辛苦,重新排列各审美意象,利用增译、意译、改变体式、重新排列组合、前后照应等手法弥补意义不足,以求真实展现异域文化风情,达到“整体一致”的神似艺术效果与和谐的审美状态。
三、译者对原著文化身份的重构
文化认同性的变形表现在不同文化群体的交往以及随后的涵化过程里,对于主体来讲,文化认同性的形成恰恰是以内化了的文化冲突为前奏的。
[6]作为翻译主体,译者很容易在原著文化身份中发现一些本土读者难以理解的、陌生的或引不起兴趣的异质审美信息。
为了冲破审美隔阂、避免审美接受中的失望和迷惘感,反映本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译者往往从本民族文化出发,塑造另一个民族的文化、重构异域的特定形象,即译者会对异域文化进行民族化处理,重构原著的文化身份。
在《红楼梦》英译本里能发现许多这样的例子,译者通过将本土文化价值和政治价值强加于译本,来重新塑造外国文化的身份和形象。
(一)异质文化意象的移植
(6)怡红公子;
怡红院;
GreenBoy,TheHouseofGreenDelights
TheHappyRedPrince,HappyRedcourt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红色是七彩之首,代表着喜庆富贵、兴旺吉祥。
所以杨译忠实于源语文化,直接译出了“红”字。
然而在英美人眼中,红色意味着流血、恐怖、危险、愤怒和犯罪,这种情感抗拒,导致霍克斯把“红”字替换成了西方文化里寓意健康和快乐的“绿”字,是西方文化意象的移植再现。
(7)有几百株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
(第十七回)
…andhundredsofapricot-trees,theirblossomsbrightasspurtingflamesorsunlitclouds.(vol.1.p.233)
Insideitwereseveralhundredapricottrees,whosefloweringtopsresembledthebillowingrosycloudsofsomevegetablevolcano.(vol.1.p.334)
“喷火蒸霞”,描绘杏花的繁茂与艳丽。
杨译和霍译处理方法不同,杨译“brightasspurtingflamesorsunlitclouds”为字面直译,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源语文本相当吻合;
霍译为“resembledthebillowingrosycloudsofsomevegetablevolcano”,其中“rosyclouds”“vegetablevolcano”里面“玫瑰色的”“火山”这样的字眼就是西方审美意象的移植再现,具有鲜明的西方文化色彩。
霍译显然对源语文本作了重新建构,但其新颖的比喻和文采令人耳目一新,也易于译文读者的理解和审美欣赏。
(8)……粉面含春……(第三回)
…theever-smilingsummerface…(vol.1.p.91)
Thespringtimecharmofherpowderedface…(vol.1.p.38~39)
“粉面含春”是用来形容凤姐美貌的。
杨译“粉”和“春”分别译为“powdered”和“springtime”,符合源语文化的审美趣味;
霍氏“粉”字未译,“含春”译为“summerface”。
以“夏”译“春”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英国属温和湿润的海洋性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英国的夏天很宜人,跟我们印象里酷热难耐的夏天完全不同。
莎士比亚有诗为证:
“ShallIcomparetheetoasummer’sday?
”(我能把你比作夏天吗?
)“正如尽人皆知的“东风”与“西风”之异,英国的暖风在中国成了寒风。
JohnMasefield作《西风歌》:
‘春天就在西风中到来,还有水仙。
’王安石有诗:
‘昨夜西风过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
译文若与别人的习惯相违背固然不好,但原文读者的习惯更违背不得,其理自明。
”[7]所以在这种审美心理作用下,霍氏对译本中的凤姐外貌进行了重新建构,从而产生了形式上的变异。
(二)源语文化因素的减略
(9)目若秋波(第三回)
eyesclearaslimpidaspool,…(vol.1.p.100)
…hiseyesbrightasautumnripples.(vol.1.p.46)
(10)面若春花(第十五回)
(Bao-yu)theflowerlikeface…(vol.2.p.288)
Hisfaceseemedaflowerinspring…(vol.1.p.199)
(11)丹唇未启笑先闻(第三回)
…theever-bubblinglaughterstarted
almostbeforethelipswereparted…(vol.1.p.91)
Andbeforehercrimsonlipsparted,herlaughterrangout.(vol.1.p.39)
例(9)是林黛玉初次见到的宝玉形象。
霍译“目若秋波”中的“秋”字省略不译,殊不知“秋”在中华文化里诗意隽永;
例(10)是宝玉和北静王水溶初次会面时的形象。
霍氏“面如春花”只译了“花”,“春”字未译。
例(11)中的“丹唇”译作了“thelips”,“丹”字未译,其意蕴美感消失殆尽。
而杨氏深谙源语境意义,很自然地从习惯性思维出发,均以直译法译出了“秋波”“春花”“丹唇”这些文化负载度高的词语,忠实地再现了东方文化中的美感。
由此可见,经过译者的权衡和选择,传统文化中一些很自然的语言关联最终消解和脱略了。
(三)源语文化信息的模糊化
(12)……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方腮。
(第一回)
…yet,thoughobviouslypoor,hehadafine,manlyphysiqueandhandsome,well-proportionedfeatures.(vol.1.p.58)
Hiscloseswereshabbyyethewaspowerfullybuiltwithanopenface,firmlips,eyebrowslikescimitars,eyeslikestars,astraightnoseandroundedcheeks.(vol.1.p.11)
这是描写贾雨村外貌的文字。
原文“腰圆背厚,面阔口方,剑眉星眼,直鼻方腮”在源语文化中是典型的器宇轩昂、相貌堂堂的审美意象。
杨氏基本采用直译法。
而西方读者对这种审美概念完全陌生,若直接译出,不仅欣赏不了其中的美,还会困惑不解。
所以霍氏采取了模糊译法,略去“腰背”“面口”“眉眼”“鼻腮”“圆”“厚”“阔”“方”“剑”“星”“直”这些细节性描写,笼统地译成了“身材魁伟,面貌英俊,五官匀称”。
这亦是译者对原著文化身份进行重构的一种方式。
(四)对源语文化信息的误读
(13)俏丽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
(第六十八回)
Prettyasapeach-treeinthespring
Eveninaustereautumn’sdress.(vol.3.p.332)
…shewasprettyaspeach-blossominspring,simpleandaustereaschrysanthemumsinautumn.(vol.2.p.473)
这段描写是尤二姐眼中的凤姐形象。
原文“俏丽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是非常整齐的对仗句,意思是王熙凤像春天的桃花一样娇俏,像秋天的菊花一样素洁。
杨氏对原文理解充分,译文形式上对仗整齐,符合传统审美观。
霍译前半句的“peach-tree”不妥,源语文本是说像“桃花”一样美,而不是像“桃树”一样美。
加上后半句,译文意思变成:
即使穿上素简雅淡的秋装,也依然如春天的桃树般俏丽。
这显然与源语审美心理相左,此处译者对原著文化身份进行重构的结果是源语境下审美韵致和文化内涵的失真和走样。
四、结语
文化身份同时具备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含义。
这就意味着译者对其行为的文化导向负有责任,译者成为了文化传播的向导、文化身份特征的决定者。
《红楼梦》英译过程中,译者通过文化移植、源语文化因素的减略、源语文化信息的模糊化,以及对源语文化的误读,对原著文化身份进行了重构;
通过保持原汁原味、以增译法凸显异质文化信息、以补偿法再现源语风味、和而不同的整体效果,获得了对原著文化身份的认同。
这些都进一步说明了文学翻译过程总是伴随着译者强烈的文化心理活动,在充满激情的审美活动下,是不同文化类型的交流、撞击、融合,及动态形成新的文化形式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华汀汀.文化身份与翻译[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3,(5).
[2]许钧.翻译论[M].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3]邓云乡.红楼风俗名物谭[M].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4]聂鑫森.走进中国老节日[M].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
[5]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M].北京:
中华书局,2005.
[6]《第欧根尼》编委会.文化认同性的变形[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8.
[7]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8]Hawkes,Davidtrans.TheStoryoftheStone[M].ByCaoXueqin.Vol.1~5.London:
PenguinBooksLtd.,1973~1986.
[9]Yang,Hsien-yiGladysYangtrans.ADreamofRedMansions[M].ByCaoXueqin.Vol.1~3.Beijing:
ForeignLanguagePress,1995.
(宋华山西太原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