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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并不是一个新话题。

从理论来源上看，它是资产阶级关于军队、国家、政党、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一些西方学者对此早有论述。

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1957年所著的《军人与国家》一书中，就明确主张军人要脱离政治，保持政治中立和政党中立。

西方国家把其执政党通过国家政府掌握兵权的军事领导制度，称作“军队国家化”，这是一个具有迷惑性的政治幻觉。

在我国，“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观点也很早就出现过。

最典型的就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当时，蒋介石向共产党提出了把人民军队交出去的所谓“军队国家化”要求，我们党则认为，这种“军队国家化”，说到底就是“要把人民的军队化为军阀的军队”，为争取中国和平民主的新前景，我们党进一步提出，实行“军队国家化”必须首先实现“国家民主化”，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然后国共两党再把武装力量交给新的民主国家，或者两者同时进行，但这遭到了国民党的拒绝，并以发动全面内战来回答。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地位的确立，“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问题曾一度趋于沉寂。

但进入新时期后，它们又再次被重提和热炒起来，这其中有着复杂的背景。

苏东剧变后，敌对势力加紧对我推行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而包括“多党制”和“军队国家化”在内的所谓“民主化”，就是其西化、分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民主政治的推进，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迫切希望中国向着“多党制”、“军队国家化”的方向发展，公然提出所谓“剥夺政党对军队的垄断权”、“政党组织应从军队退出”等政治主张，使得“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日益成为对我军渗透破坏的一个重要思想武器。

由此可见，“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不仅由来已久，而且有着特定含义和明确目标。

（三）“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内在联系

“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是意识形态领域引人注目的错误政治观点，也是敌对势力对军队渗透破坏的一个纲领旗号。

其中，“军队非党化”处于首要和核心位置，“军队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都是在不同方面对这一问题的延伸。

“军队非党化”否定军队与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内在关系，进而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

“军队非政治化”割裂军队与政治的联系，进而为鼓吹“军队非党化”奠定基础；

“军队国家化”是有意搅乱政党与国家、军队的关系，把军队的政治属性与国家属性对立起来，以军队的国家属性否定军队的政治属性，进而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最具蛊惑性。

二、为什么要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

（一）“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在理论上极其荒谬

1.“军队非党化”掩盖了政党与军队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极其荒谬和虚伪的。

军队和政党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军队必须接受政党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政党和军队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一定的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组建的政治组织和武装组织。

政党是阶级的领导力量，军队是阶级的暴力工具，军队只有接受政党的领导，才能保持自己的阶级性质，并成为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有效工具。

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来都不隐瞒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公开声明自己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明确宣示工人阶级政党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必须建立和牢牢掌握自己的军队。

早在苏联红军创建时，针对当时资产阶级所宣称的武装力量应当是“独立的”、要“置身于政治之外”、实行“非党化”等错误言论。

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世界不同国家的阶级关系、政党关系都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但马克思主义关于军队从属于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党这一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观察和认识政党与军队关系的基本思想武器。

有人推崇美军的所谓“非党化”，殊不知美军的最高统帅——总统，就不是党外人士，仅有“驴”与“象”之分而已，相当于军队还是处于党派的领导之下。

2.军队的政治属性不容抹杀。

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

“军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保持中立。

使军队不问政治，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伪善的奴仆们的口号，实际上他们一向都把军队拖入反动的政治中。

”因此，根本没有脱离政治、不为政治服务的军队。

海湾战争结束后，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四星上将鲍威尔说：

“人们有时说我是一个政治将军。

事实上华盛顿没有哪位将军不带政治味。

否则，他就不会成功，因为这是制度的本质。

”事实上，西方国家对军队本身的政治控制非常严格、有力，有一整套实施思想控制和精神灌输的严密制度和办法，一直把军队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工具。

西方国家是如何从政治上控制军队的呢？

主要是通过文官治军、严格挑选军官、牧师随军、寓“政治教育”于“公民教育”之中等途径，加强对军队的政治控制。

挑选军官方面，主要是确保那些赞同资本主义政治观点和资产阶级政治立场坚定的人选拔为军官并保留在军队。

如美国报考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普林其空军学校时，须有总统、副总统或议员、州长的推荐，从而在政治上把住军官入口关。

调查表明，美国陆军军官出身大企业老板、高级军官家庭的占47%，出身于商人、官僚、农场主等中等阶层的占45%，工人和职员家庭出身的只占5%，由此可见，西方国家从政治上对军队的控制十分严格。

3.国家的军队与军队国家化不能混为一谈。

毫无疑问，军队自产生以来，就是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之所以能成为“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就是因为它“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这是国家与氏族社会的根本区别。

军队在国家机器中的地位非常突出。

列宁指出：

“最能表明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

”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是国家的，具有国家性质。

然而，“军队是国家的”并不能和“军队国家化”划等号，敌对势力就是通过混淆视听以达到扰乱军心、民心的目的。

军队不仅具有作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国家性质，还具有从属于执政者的政治性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现代国家通常是由执政党领导的，军队总是或直接或间接地体现执政党的意志。

包括军队在内的国家机器作为“器物”必须有人来执掌和使用，这个“人”就是执政者。

执政者离不开军队的支撑，执政必须“执军”；

但同时，军队的国家机器职能作用的发挥，只有在执政者的领导下才能实现。

脱离执政者领导，军队的国家性质必然发生根本变异。

历史和现实都说明，在政党政治条件下，军队能否有效地置于执政党的掌控之下，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国家、民族的命运。

军队一旦脱离执政党的领导，军权被个人或利益集团所操纵，对任何国家都不能说是好事。

这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局动荡、难于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国家化”主张的军队脱离党的领导而成为纯粹的国家军队的观点，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伪问题。

因为军队一旦脱离执政党的领导，就不是现存国家的一部分，不仅成为执政者的反对力量，而且也成为现国家政权的破坏力量。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军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军，时刻保卫着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更加重要。

敌对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对我鼓噪“军队国家化”，既没有理论支撑，也没有社会基础，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其根本目的就是企图在我党与军队的关系上打开缺口，挑动军队脱离党的领导，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军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从根本上搞垮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这个至关重大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

（二）“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1.“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危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兵权之所在，则随之以兴；

兵权之所去，则随之以亡。

”近代中国政权衰微、军权旁落、军阀四起、连年混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据统计，1960年至1980年的20年间，非洲大陆共发生160次军事政变，平均每年8次。

20世纪，中东曾经有17个国家先后发生60余次军事政变。

这些国家发生军事政变的重要原因就是其军事制度存在弊端，部队被反动分子利用，导致国家混乱，民不聊生。

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放弃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与军队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失去军权的时候也丧失了政权，造成了令人扼腕的历史悲剧。

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的国情条件和发展阶段，盲目引入西方国家包括“军队非党化”在内的政治制度，结果导致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尽管遇到了种种风浪考验，但始终巍然屹立，不断走向繁荣昌盛。

邓小平同志曾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国家所以稳定，军队没有脱离党的领导的轨道，这很重要。

”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

“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对此，我们应该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2.“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有害于我军的性质。

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是我军的性质和本色。

“军队国家化”把我军的性质与国家、人民性质割裂、对立起来，认为“军队应该是人民或国家的军队，而不是党的军队”，攻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公器私用”、“谋一党之私”。

这是与事实相违背的。

在中国，军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才能成为人民和国家的军队。

从一定意义上说，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一个为废“私”而立、为除“私”而存、为防“私”而续的制度，是一个真正保证军队始终为国为民的制度。

中国历来就有“兵归将有、兵随将走”这种个人掌握兵权的传统，这是藩镇割据产生的重要原因。

近代随着中国社会危机的加深，军权逐步落入个人手里。

各派军阀拥兵自重，彼此混战不断，给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如何铲除军权私有的军事领导制度，废除军阀政治，是中华民族求解放、争复兴历史进程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产生之前，几乎其他各种军事领导制度都在中国试验过，既有辛亥革命后对西方的照搬，又有大革命时期对苏俄的学习，但都不能根除兵权私有和利益集团所有的顽疾。

北洋军阀被打倒后，继之而起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国家境况越来越糟。

中国共产党在汲取前人教训的基础上，独创性地建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新型军事制度。

这使中国几千年来兵权私有的积弊为之一扫，彻底摆脱了军阀操纵政党及政治的梦魇，军队真正成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战斗的工具。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所具有的这种为“公”制“私”的功能，不仅在于其本身的科学合理的制度机制安排，更在于其自身的无私性即阶级性先进性的特质。

所谓“绝对领导”，从利益关系来说就是“无条件领导”。

党领导军队、军队服从领导，都不是以利益满足、利益要求为先决条件的，除了国家、人民的利益外，没有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

党和军队这种在国家和人民利益指向的高度一致性，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能够实现的根本原因。

3.“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最终目的是改变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在当代中国，针对中国军队宣扬“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直接目的就是要“军队非共产党化”。

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着休戚与共的紧密关系。

党创建了人民军队，并依靠这支军队夺取了全国政权；

党的正确领导，保证了中国军队不断发展壮大和从胜利走向胜利。

党在军队各级建立起严密的组织，通过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作用，实现对军队思想、政治、组织上的领导和直接有效的指挥。

除了中国共产党和她的助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外，不允许其它任何党派和团体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和开展活动。

这些制度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军队的团结统一和纯洁巩固，保证了军队牢牢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形成了我党中国军队特有的政治优势。

国内外敌对势力宣扬“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其指向性十分明确，那就是要军队中不能有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能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说到底，就是妄图使中国军队脱离党的领导。

从更深意义上分析，宣扬“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

政党政治模式决定着党军关系模式，党军关系模式反过来又体现和影响着政党政治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一直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是我们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色。

与这一制度相联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军队的根本建军原则，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和直接指挥，是基本的党军关系模式。

这一政治制度和党军关系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各种敌对势力出于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竭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实质上就是要改变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根本制度，把西方那一套多党竞争的做法搬到中国来，在中国推行多党制，使中国丧失自己特有的政治优势，最终变成西方的附庸。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由其特殊的国情、党情、军情和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

近代以来，中国曾效仿西方实行过议会政治和多党制，但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

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实践，也是曾经饱受灾难和屈辱、又正在亲历国富民强的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

在当代中国，不存在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不容许实行多党轮流执政。

“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缺少基本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背离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没有任何推行的理由和价值。

（三）“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是西方国家宣扬“普世价值”的一种表现

现在一些人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说成是“普世价值”，把西方的三权制衡、议会制、多党制、竞争性选举、司法独立、全面私有制、军队国家化等也说成是“普世价值”。

宣称全世界各国都要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实行他们的普世制度，否则，就不是“民主国家”、不是“文明国家”，就要对其进行“颜色革命”。

实际上，所谓的“普世价值”，就是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理念。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承认：

“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

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

人类文明发展多样性的历史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党政治模式，同样也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党军关系模式。

政治制度决定军事制度，政党制度的不同决定了党军关系的差异。

不同的党情、国情和军情，必然会派生出不同的党军关系模式，把“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作为“普世规则”，用来衡量和评价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政党政治和党军关系，甚至试图把它强加给其它国家，不仅理论上极为荒谬，实践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三、如何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

围绕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根本政治原则问题的斗争和较量，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

对敌对势力骨子里的政治图谋，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觉，保持战略清醒和政治定力，坚决抵制错误思潮。

（一）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

立场是人们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

立场不同，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和得出的结论也必然不同。

那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人，不是不要政治而是要西方那套政治模式，不是要保持中立而是站在了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立场。

我军作为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就是要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坚定地站在学和人民的政治立场，保卫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我们与他们有着根本不同的政治立场，在党领导军队这个在是在非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出发，以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问题，决不能以西方国家为参照系，用他们的眼光和标准来评判我们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决不能为错误政治观点干扰迷惑。

（二）不断增强坚持我国基本军事制度的自觉自信

西方国家总是极力美化他们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极力掩盖他们寻套制度的反动本质，极力丑化其他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

对西方那套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我们不能有任何的迷信和盲从。

尤其要深刻认识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其科学性、真理性经受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敌对势力极力歪曲攻击这一制度，恰恰表明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适合我国国情军情，有利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和维护。

（三）自觉同各种错误政治观点作坚决斗争

围绕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尖锐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只要世界上还存两种社会制度、两种发展模式、两种价值观的较量，敌对势力就会始终把我军作为渗透破坏的重点目标，“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错误政治观点，就会以这样那样的面目出现，有时采取直接攻击的方式，有时搞所谓理论上的“包装”，目的都是企图制造思想混乱，动摇铸牢军魂的思想根基。

我们决不能犯政治幼稚病，决不能为各种错误政治观点所干扰迷惑，要理直气壮地时行批驳，切实划清是非界限，始终保持政治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