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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马者乃武家之要枢也。
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治不忘乱，何不励修炼乎？
”[3]61同时实行“定府制”和“交替参觐”制度，即规定各藩的大名定期轮流到将军驻扎的江户朝见将军并居住大约一年时间，“大名、小名在江户交替所相定也，每岁夏四月中可致参觐。
从者之员数近来甚多，且国都之费、且人民之劳也”[4]63。
“参觐交替之仪，每岁可守所定之时节”[5]66。
大名妻子还须按幕府规定长期居住江户作为人质，便于将军控制大名。
兵农分离政策的推广，使武士居住在城堡中的领主宅邸内，完全脱离了对农业生产的直接管理经营。
他们的生活，侍奉他们的随从、奴仆的生活，以及往来于江户和藩地之间的日用生活品皆需要花费金钱，这一切只能靠市场交换来满足。
于是武士们便将作为俸禄的大米向市场出售，以换取生活必需的金钱。
在向农民征收租税时，大名武士也往往要求农民将禄米到市场换成现金缴纳。
这样一来，农民种植水稻便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投放市场销售，促使大米不仅成为生活必需品，更重要的是变成商品。
从下表可知近世日本大米的商品化率已达相当高的程度[6]68：
从上表反映的大米商品化率平均已达到50％，这实际上在不知不觉间便逐渐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并促使城市作为商品交换的重要场所迅速兴起。
从各藩运送来的农民缴纳的年贡米源源不断地进入大阪市场囤积，再由大阪向各地销售。
德川时期最初为了方便商品交换，在武士居住的没有围墙的城堡周围，逐渐兴起了从事商品交换的集市。
这些集市的发展，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
在这些城市中，有了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居民，被称为“町人”，即城镇工商业者。
因此，日本近世城市的兴起虽然最初的直接原因在于政治统治的需求，但这种需求也只能导致作为满足政治军事需求的城堡的出现。
从根本上考察，城市的兴起与日本社会内部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兴起密切相关。
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在“长期无战事”的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下，生产力不断发展，一些地方由于耕作技术的提高，产量的增加，产品有了剩余，农产品加工迅速崛起，市场交换逐渐活跃，为了投入市场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也逐渐兴起。
以后，这种为了市场销售而进行的商品农业不仅限于水稻，而且扩大到其他农产品。
日本以前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国，所以水田历来比旱地更受重视。
但后来因旱地出产的经济作物可投放市场赚取更多利润，人们便转而重视旱地。
时人三善庸礼在《国家损益本论》中曾描绘天保时期扩大耕地种植经济作物的状况：
“辨别旱地之好坏肥瘦，应当等同于辨别水田。
古代至元和八年时，多有森林、湖泊、原野、山岗、沼泽、泥淖等，但开垦为旱田耕作之事甚为少有。
至今，从原野山岗森林到薮原沼淖，悉开立为田、旱地、住房用地。
尤其所有空地开为旱田，是以种植五谷杂粮为所务。
旱地之年贡都定为以大豆上交，现大豆进贡之外，也可用银购买……以今考见，旱地古代劣于田地，但至今价贵倍于田地，百姓专好求田地而作，可得莫大之所务。
”[7]352即因为旱地可以种植大豆等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农民更希望拥有旱地。
说明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的观念已在迅速加强，这也促使大量的非粮食产品成为商品投向市场。
如1737年8月到1738年3月期间，在河岸批发商小松家的大福账中，报告了销往江户的商品有枥木的麻、结城和真冈的晒木棉、水户的烟草等。
根据对这个时期输送的商品和货主的研究，关东农村已从自给自足性质的农业经营转变，逐渐开始与江户直接进行商品流通。
当时送往江户的商品最重要的有宇都宫的干瓢、水户和大山田的烟草、真冈和下馆的晒以及鹿沼、枥木的麻丝等。
这个时期的商品流通，随着北关东地区经济需要的扩大（如不可能自给的必需品糖、鱼肥、盐、酱油、衣料等），向江户输送商品的品种和数量飞速增长，形成“江户经济圈”的萌芽。
许多农民参与了商品流通，商品生产已非偶然发生，而变成经常的、有组织的经济活动。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地区分工，出现了专门生产一种或少数几种商品的特产地[8]14。
唯物主义思想家山片蟠桃（1748-1821）1820年曾描述了这种商品生产的地区分工：
“如今各国有饶于米谷者，有饶于布帛者，亦有饶于木材、纸张之类者。
所以，大多数诸侯国均出产一两种大宗物产，而不能自行制造他物，必定前往都会，即与诸物交易，以满足国用。
若仍不能满足，即向外国寻求，从远至一万三千里之国送货物来，以作为日用之物。
虽说为升平世界，也有些过于自由。
”[9]263该材料表明商品生产分工的扩大和流通范围的不断拓宽，已成为当时日本的普遍现象。
又如在广岛藩，酿酒业比较发达，这些酒不可能完全由当地消费，于是便向外地出售盈利。
由于酿酒有利可图，开始由幕府垄断，到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便完全放开自由竞争。
于是为了投放市场的酿酒生产逐渐兴旺，如三原地方的酒有70—80％销售到濑户内海各岛[10]181、184。
而麻的生产基本上都是为了投放市场。
都贺郡盐山村的麻种植面积逐年扩大，1766年为83.7反（—反为99lm[2]），占总面积的14.6％；
到1876年增至170反，占总面积的30％，增长成倍。
其邻村下南摩村的名主阿久津家出售麻的收入，1820年时为7两金，到1844年便增加到26两金，增长2.7倍[8]15、16。
一些商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藩，也希望学者出谋划策，力图加快本藩工商业的发展。
如著名学者海保青陵（1755-1817）便为加贺藩策划过如何发展该藩的商品经济。
他提出了自己对加贺藩的经济改革方案，尤其强调要加强商品流通：
“产品周转之类，对商业规模关系重大。
所以只要周转，便可大为获利。
但钱不上市便不能向民收买产品，不能收买也就不能使民获利。
民无利便不佳，民不佳便不能大量产物。
物之所以无法大量产出，因为产出它之物尚未产生。
米产出少恰好相同。
此乃国不富之因。
欲使国富，关注他国之富乃为其术。
”[11]379这是对历来重农抑商观念的否定。
他对加贺藩的具体建议包括：
1.建国初期以来，加贺藩采取了禁止进出口的经济政策，现随着时间推移，经济状况的变迁，已不完全适合社会的发展。
应下决心积极实行进出口。
2.加贺藩建国初期金钱过多，因此可以不鼓励开发天然资源和奖励产业。
但随时间推移，支出增多，恐怕超过当初一百多倍。
尽管如此，收入依然不变，因此造成赤字。
3.即使奖励输出，也应投入力量开发天然资源和殖产兴业。
同时奖励蕃民在其中的劳动。
4.作为天然资源，加贺藩大量产出铅、明矾、硫磺、金银铜、水晶等。
由此在给既存的产品如药材、火药、纺织品、酒等增加附加值的同时，应生产新的产品。
5.应当改善销售法，藩应极力保护、致力于大量输出。
6.山上有大量木材，海里有丰富的鱼类，此也可活用。
应努力于海盐的大量生产。
7.据调查，被禁止输出的商品如下：
纸、楮、烟叶、油、油种、杂谷、大小皮革、木棉、武器、蜡、丝等。
8.虽未发出输出禁止令，但按照输出禁止令由商人自发控制输出之物品包括：
铅、漆、马具、马皮、牛皮、铜、古道具、茶具、刀、硝盐、硫磺、黄连、酒、盐、鱼鸟类、真棉、生丝、绢、布等。
应当积极地向他国出口这些商品[12]60-61。
这种商品生产及流通当然离不开发挥枢纽作用的城市的发展。
因此，近世日本城市的兴起的直接原因虽与政治统治有关，但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
二
随着兵农分离政策和定府制的推行，城下町在日本迅速兴起。
所谓城下町，就是围绕原来的政治军事中心城郭而兴起的城市。
战国大名在统一领国的过程中，将直属自己的武士和工商业者町人集中居住于城下町。
这样大量武士便按规定到城下町与町人杂居。
德川时代著名学者本多利明（1744-1821）曾描述了当时的这种状况：
“继承家康公意志之三代将军，确立了诸侯的参觐交代制度。
此为使诸侯之妻子共住江户城下，诸侯每年轮流住江户和领地，让其照管领国政治之方法。
当然有家康公深远考虑之原因。
至三代继承者，成为公开之制度。
一年间在国中，诸侯使各自领土人民提高产量，激励武士文武两道。
各国诸侯习于在江户会合之制度，在各藩也使武士全部居住于城下町。
”[13]32-33本多利明在此主要说明了城市兴起的政治原因和当时因这种政治需求而造成的江户城市兴起的状况。
但由于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因而反过来又发挥着促进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作用。
随着以买卖米谷为中心的国内市场的形成，町人经营的范围很快便突破了买卖大米的范围，既买卖其他商品，也从事一定程度的商品生产。
町人居住的城下町因交换的需要而迅速扩大为相当规模的城市，甚至出现了像大阪、江户、京都（合称为“三都”）那样的大城市。
随着各藩与大阪、江户结合的加深，推进了以年贡米和各地特产为主要商品的全国市场的形成。
在大阪、江户等主要城市，承担商品流通的批发商人，取代了织丰时期从事朱印船贸易的豪商。
其中大阪成为德川时代商业发展最为突出的城市，同时也是商品流通的中心。
大阪和江户不同，它并非政治统治中心，而是依靠工商业发展兴起的大城市。
大阪集中了来自各藩的年贡米、商人米和特产，其发展速度惊人。
各藩在大阪的库藏每年达到上百万石左右。
为了收藏各地运送来的商品并向全国各地销售，大阪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专职商业人员：
负责管理收藏大米和各类商品的仓库“藏屋敷”，向各地发送商品者的“藏元”，负责收取出售大米和商品换来的钱财并将这些钱财交送到江户和各藩者称为“银挂屋”，简称“挂屋”。
他们本来是领主和武士的手下人员，但后来逐渐被町人所取代。
从事这类职业最著名的是大阪的鸿池家族，他们通过承包买卖禄米和其他商品，积累了巨额财富。
同时，为了向各地批发商品，还出现了专职批发商“问屋”。
藏元挂屋等御用商人通过掮客，在北浜（以后为堂岛）出售。
运送到大阪的不仅有大米，还有各地需要的其他商品，如棉花、油菜籽、蓝玉、木材、干燥鱼肥、布匹等。
它们不仅要销售到各地，也要满足大阪城市居民自身的消费[1]187。
这样，日本的非农业人口数量急剧增加，构成了必须依赖于市场交换而生活的庞大消费人群，促使国内市场逐渐形成。
17世纪中到18世纪初，大阪批发商逐渐组成了承担主要商品集散功能的棉花、油菜籽、蓝玉、木材、干燥鱼肥等商品销售的同业公会组织。
还组成了专门向江户运送货物的批发商组织共24组[1]188。
工商业的兴旺带来了大阪城市的繁荣，由此使大量财富流入大阪。
据山片蟠桃描述：
“近年国内金银渐多，半数以上均聚于大坂（阪），所以全国以该城为最富饶的地方。
东西诸侯都到大坂来筹借资金。
北西、和中路各诸侯国的米谷，也都聚集于大坂。
而且红毛人经由中国将药材及砂糖等运到大坂，然后再转售于全国各地。
因此之故，多数经营均萃聚于此。
”[14]58这里的“红毛人”即以荷兰人为主的欧洲人，说明大阪还担当起了国际贸易的重任。
城市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口迅速增加。
商业贸易的频繁，使大阪市的人口由1625年时近28万，激增到1709年38万多人。
与大阪发展并行，京都也完成了新变化。
这里也广泛成立了购物批发店，油、漆、纸、棉花、盐、鱼等按商品类别的批发店纷纷成立，同时又出现了长崎批发商、朝鲜批发商那样的输入品批发店。
仅输入白线的西阵机业，1705年机房便达2000间，相关的人口在17世纪后期便超过了1万人。
京都也是工艺品生产的全国中心地。
这种发展使京都由传统的政治都市向工商业城市转化。
人口到18世纪初达到35万[1]191。
作为政治中心的幕府所在地江户，也迅速向经济中心转化。
为了满足江户日趋增长的庞大人口群的生活需要，大量商品与年贡米从全国各地运送到江户。
德川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荻生徂徕（1666-1728）曾对江户规模的迅速扩大表示惊叹：
“江户城的范围年年扩大，没有谁批准，执勤管理人员中谁也没有注意过，不知不觉之间，北到千住，南到品川，居民住户的房屋连成了片。
”[15]366江户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逐渐与大阪齐名，成为商业大都市，完成了由政治中心向政治经济中心的转化。
1693年城镇人口已有35万，1721年便超过了50万，合并武家人口可达100万。
为了满足如此庞大人群的正常消费乃至部分人的奢侈消费，必须要有规模巨大的商品经济。
城市的扩大又反过来刺激了商品经济的扩大和繁荣。
在江户，以大传马街的棉花批发店为首，各种货物批发店十分发达。
它们在向江户的小商贩提供商品的同时，还充当对关东、东北各地批发店的中介。
而且，到17世纪末，与菱垣回船等大阪商人对抗，处理降价货物的江户各批发店组成了10组批发店，另一方面，白木店、越后店等大型零售店开业。
这样，“三都的商业、金融组织从17世纪中期到后期迅速形成和整备，形成了幕藩制社会的市场构造的框架。
它基本上具有这么一种特殊构造：
使中世纪末以来萌芽的农村内部的社会分工、市场关系解体，让农村手工业者、商人集中居住于城下町，使商品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决裂，将集中于大名手中的年贡米和特产物投放市场交换……三都的发展给予农民经济以很强烈的刺激，也带来了与幕藩制经济构造原理相对抗的农民商品经济的发展”[16][1]192。
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中小城市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
当时的贸易范围迅速扩大，不仅在“三都”这样的大城市交易十分活跃，其他城市也加入进国内市场。
同时，商品交易已逐渐超出了城市之间双边贸易的范围，构成不同藩和不同城市之间的多边贸易的繁荣格局。
海保青陵对这种格局曾有分析：
“根据商品之不同，作为大宗货物，应当运往大阪。
但并非只能在大阪、京都、大津之类的市场，而不能在其他市场出售。
假若是大城市，任何地方皆能交易。
而且，与其他城市一交易，不仅出售本方之商品，而且还可将该城市之货物便宜购入。
另外，不仅将本国货物卖往别国，将别国之货物买入本国，也可以将别国之货物卖往其他国家。
让商人从事买卖，并非国家之耻。
”[11]464如小城市桐生，到1840年，尽管人口仅有3300人，但“购绢商组合、帐簿店组合、当铺组合、纺织品店组合、小花纹染房组合、丝织品店组合、续麻店组合等成立，以至明显准备了工商业城市的体制”，甚至威胁到以纺织业闻名的西阵之地位[16]219。
若干这样的小城市经济实力的汇合，对于整个近世日本商品经济的繁荣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
三
城市的兴起对日本近世商品货币经济发挥出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较大规模的中心城市，更是向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大部地区辐射着自己的市场功能和金融功能。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其市场功能大致表现在以下多个方面：
（一）对市场的调节功能。
如大阪对全国的大米市场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山片蟠桃曾谈到大阪大米市场的这种作用：
“五畿七道之米谷没有不送往大坂者。
其中关东、奥州、东海道之米谷虽然进入江户，但原本是因其不足而由大坂补充的。
因此若江户米少，则由大坂多送，若江户米多则少送。
所以如血液在江户大坂之间畅通，价格不受影响。
”[9]267这种将年贡米投往市场进行的频繁交易使“领主经济以年贡米的商品化为起点，全面地卷入到商品经济中”[1]198。
（二）对市场的规范功能。
商品交易中由于双方利益不同，必然会产生一些矛盾。
为了规范市场，促使商品交易顺利进行，这时开始出现一些较早的市场规约。
例如随着桐生近郊“大开开绢市”的开张，桐生、伊势崎、前桥、藤冈、武州八幡一带的商人们汇集在一起，于1703年制定了《市场规约》，大意包括：
1.所谓绢市，最多可开两间大屋（门市）；
2.关于丝棉等货物的质量、价格，在开市前应当订立合同；
3.按以前规矩建立的古老市场，在商人市场之外的其余街道是否不留一人，可斟酌。
[17]83说明这时市场机制开始逐渐趋向规范。
（三）促进国际贸易开展的功能。
在城市的带动下，不仅国内市场逐渐形成，国际贸易也已开始出现苗头。
如第九、十两代将军时担任幕府老中笔头的田沼意次（1719-1788）就提出打破“锁国”，鼓励出口的主张：
“日本在长崎与荷兰、中国正进行交易，但仅有输入品，没有输出品。
由日本出口的仅有金、银、铜等重要金属类。
必须将流出的金、银铜等收回。
为此，要提高日本产品的附加价值，更加积极地向外国出售。
”[12]28一些藩已开始冲破幕府禁止与中国、荷兰以外国家通商的规定，致力加强商品生产，发展国际贸易。
如萨摩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认为“曾祖父时在许多感兴趣的地方实行西洋化。
我决不那样。
而要投入资金，使鹿儿岛工业化，由此将优质产品逐渐向国外输出”[12]40-41。
萨摩藩的工业产品举世闻名的是雕花玻璃。
雕花玻璃当时本是德国制品最优秀，但岛津齐彬指导的萨摩雕花玻璃制品则优于其水平，其高技术甚至影响到世界玻璃制品的产出。
除上述商品流通领域的功能外，城市的另一重大功能必须重点阐述，这就是其向城乡四周辐射的金融功能。
商品交易的活跃，势必导致城乡货币经济迅速成长。
在自然经济下那种物物交换的方式已被抛弃，货币经济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伸向了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
当时一些做买卖的商人常出现资金短缺无法周转的情况，于是一些拥有货币的商人便向其放贷。
如麻批发商源左卫门1759年从下总国八日市场忠五郎那里借入货物购买资金100两，以弥补购买资金不足。
“这种购买金的提前借贷，从江户、常总的需求市场到当地批发商，又从当地批发商通过中间商向生产者推广，使北关东的特产商品生产受到刺激，其范围和密度扩大”[8]14-15。
随着商品交易日益频繁，这种购前贷款的范围日益扩大。
如加东郡近藤家文书的记载，表现出近世贷款范围逐年扩大的趋势。
文书将贷款分为几个时期：
第一期从1748到1760年，贷款范围均在4公里以内。
说明市场狭小，商业活动不发达。
第二期从1761到1771年，贷款范围开始扩大，出现了14公里以外的3处贷款地方，但贷款的80％仍在加东郡。
第三期范围更加扩大，加东郡只占了57％，其余均贷往外郡。
到第七期时，14公里以外的贷款已达58％，本郡只占到42％，说明货币市场范围进一步扩大[18]52-56。
这种贷款的利息相对较高，据统计，1786－1789年，最高利率可达50％，以后逐渐降低，到1867年，仍然达到平均29.2％[18]143、344。
商业资本向大名的贷款数额也逐年增加。
如京都的商人三井家向纪州藩贷款，由1719年的6万贯逐年增加，到1774年，达到655000贯。
年利率最低9.6％，最高达15％[19]39表、45。
货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导致货币替代物的出现，如大阪商人以藩商品提货单为担保向大名贷款。
德川中期以后，在大阪，幕藩藏物交易的昌盛压迫了批发商的商品，大阪商人也不再把资金投向批发商。
他们认为，藏物交易的昌盛是幕藩当局取代了批发商的结果，他们的资金伴随藩营专卖的发达，也就取代以前的批发店而向藩当局贷出，这是德川中期以后的大名贷的由来。
在大阪，直接与各藩发生金融关系的町人比较少，他们在兑换商中地位重要。
他们以将来回收为目的，用大米、砂糖、蜡的提货单之类的预藏提单为担保，对各藩进行贷款。
这是最普遍的方式，这就产生了融通支票[7]442。
还有一些藩由官方发行“藩扎”，即只能在藩内流通的货币。
在商品经济中心大阪，代替货币的票据十分流行。
发行票据者是一些从事商业后积聚了巨额财富的兑换商。
在德川时代的大阪，可用白银直接进行交易，而金币是限制流通的。
但向兑换商进行现金存款时，用的是黄金，交易时又必须将黄金兑换成白银。
故进行金银兑换的兑换商是不可缺的[7]419。
而随着交易的活跃和日益频繁，携带现金长途跋涉进行交易十分不便，也不安全，于是兑换商便扩大业务，发行货币的替代物票据。
普通兑换商称为“本两替”，经营兑换、买卖金银、存款、贷款、票据、汇兑等业务。
总数约有120到200家左右。
在天保年间（1830－1843），其中拥有资本20万两以上者达50多家[20]252。
近世日本把票据称为“手形”，是因为票据有“备忘录”、金额、本文、年月日和印章、署名以及记名人（票据领受人或票据支付人）等五方面内容，仿佛人的五指并列状态。
据说票据是由宽永五年在大阪开业的天王寺屋五兵卫开始发行的[7]336。
当时在大阪流行的主要有汇票、存款票据、付款票据、支票、大发票、期票、提货单据等7种票据[7]407。
在各种商业交易中，票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茶叶产地山城、大和、伊贺、近江、丹波、纪伊等地，其交易流行被称为“汇兑付”的方法。
即货主在运送其货物的同时，将卖价通知批发店，批发店将卖价的7－9成作为定金，汇款给货主，货物销售完毕后，计算金额，将余额汇去。
除此方法以外，批发商还以产地为对象，作为押金进行若干提前借贷。
煤炭业也类似，批发店在从日向、土佐、纪伊、伊予、伯耆、大分等产地购买煤炭时，习惯于将若干资金（称为山手金）提前贷给产地，山方以炭山作抵押。
这样批发商确保有煤炭，将炭卖完以后清算山手金[7]394。
这种票据盛行的状况当时人也有记载。
如海保青陵介绍：
“这样在大阪，终究金钱很多，因此各家大名制作了称为米提单的票据，以此借钱。
所以在真正的钱之外，还有称作米提单的财宝。
此外，还有称为支票的东西，类似汇票。
将应当从鸿池店领受的钱，不领钱而领票据。
或将此票据向饭馆出示，假定向加岛店出示，即便将此票据带到饭馆，带到加岛店，也可换成钱。
因此领受者不马上换钱，在其他需要用钱时再用票据。
应当收钱者只要有上述票据，任何时候皆可换钱，也可作他用。
这就是所谓支票。
这样，在金钱之外，在米提单之外，又有所谓支票的财宝。
”[11]377习78
发行票据的兑换商一般资金比较雄厚，当时要组建正式兑换店铺，“在天保时有20万两以上的兑换店50余处，其金额可说不低于今天的1亿元”[7]429注4。
当然有些兑换商发行的兑付票据往往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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