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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

1.略说

什么是“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对此德里达会挑剔说“什么是……”这种句法本身就有毛病,它暗示世上存有某种事物,而这事物不但能被人理解,还能被贴上不同的名称或标签。

解构主义拒绝这种僵硬的定义,它称自己是一种针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一套消解语言极其意义确定性的策略。

这些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2.解构主义的思想渊源

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并要求“重估一切价值”。

他的叛逆思想从此对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一股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思潮,尼采哲学成为解构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

另外两股启迪和滋养了解构主义的重要思想运动,分别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以及欧洲左派批判理论。

尼采猛烈的揭露和批判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和现代理性。

在认识论上,尼采是极端的反理性主义者,他对任何理性哲学都进行了最彻底的批判。

尼采要建立新的哲学,将生命意志置于理性之上的哲学,非理性的哲学。

作为对理性提出了挑战,他提出了强力意志说,用强力意志取代上帝的地位,传统形而上学的地位。

强力意志说的核心是肯定生命,肯定人生。

强力意志是一种本能的,自发的,非理性的力量。

它决定生命的本质,决定着人生的意义。

尼采比较了强力意志和理性的不同特性,理性的特性是:

冷静,精确,逻辑,生硬,节欲;强力意志的特性是:

激情,欲望,狂放,活跃,争斗。

尼采认为,强力意志源于生命,归于生命,它就是现实的人生。

人生虽然短暂,只要具有强力意志,创造意志,成为精神上的强者,就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

①赵一凡、张中载、李承恩:

《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260页

②百度百科“尼采哲学

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对西方哲学里的某些传统观念进行了“解构”。

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认为语言表达的主要形式是陈述性修辞,只有陈述(如科学语言)才能传达真理。

受此影响,诗学传统也认为文学语言和科学语言的区别就是陈述的真伪。

但海德格尔认为,真理的源泉不在语言的陈述性,而在语言所要陈述的事物本身,因为在语言开始陈述之前,事物本身就已经被假设为先在。

使用语言进行陈述只是揭示事物的手段之一,对形而上的事物,另一些话语手段比陈述还要有效,如行为、沉默以及文学描写。

陈述性语言叙述业已存在的事物,而文学作品则创造想象的事物,所以它的揭示更加初始、直接,不能用一般的陈述标准来衡量。

朱刚: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第266页,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解构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

1968年,一场激进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

在法国,抗议运动被称作“五月风暴”。

可悲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昙花一现,转眼即逝。

在随之而来的郁闷年代里,激进学者难以压抑的革命激情被迫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

不妨说,他们明知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摇撼,却偏要去破坏瓦解它所依赖的强大发达的各种基础,从它的语言、信仰、机构、制度,直到学术规范与权力网络。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为了反对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乃至一切封闭僵硬的体系,解构运动大力宣扬主体消散、意义延异、能指自由。

换言之,它强调语言和思想的自由嬉戏,哪怕这种自由仅仅是一曲“带着镣铐的舞蹈”。

除了它天生的叛逆品格,解构主义又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

用德里达的话说,解构主义并非一种在场,而是一种迹踪。

它难以限定,无形无踪,却又无时无处不在。

换言之,解构主义一旦被定义,或被确定为是什么,它本身随之就会被解构掉。

解构的两大基本特征分别是开放性和无终止性。

解构一句话、一个命题、或一种传统信念,就是通过对其中修辞方法的分析,来破坏它所声称的哲学基础和它所依赖的等级对立。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解构主义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是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的。

如此看来,解构主义不过是一种典型的权宜之计,或是一种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对抗策略。

——————————

①赵一凡、张中载、李承恩:

《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260页

4.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

雅克●德里达(1930-2004),法国哲学家、文论家。

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近郊的一个犹太裔家庭,据说孩提时代最早的回忆,便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感。

他19岁获得学士学位后赴法国,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哲学史。

70年代起定期赴美讲学,影响日益扩大。

他的主要著作有《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这三部1967年发表的著作标志着解构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影响已经波及哲学、文学、艺术、神学等几乎每一个文化领域。

他的著作还有《播撒》(1972)、《白色的神话》(1974)、《真理供应商》(1975)、《有限的内涵》(1977)、《著名活动的语境》(1977)、《继续生存》(1979)、《联系的补充》(1979)、《类型的法则》(1980)等十余部。

5.从“结构”到“解构”

Deconstruction是德里达新造的一个词,源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所用的destruktion(意为分解、翻掘和揭示),以便使消解的东西可以在被怀疑和超越中得到把握。

正如阿布拉姆斯所说,解构主义“要推翻这样一种过于绝对的理论,即:

作品有充分的理由在所使用的语言范畴内确立自己的结构、整体性和含义”。

解构主义便是对结构的拆解,以证明语言的多义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

(赵宪章2002:

208-210)

德里达指出,结构概念和西方哲学、科学、认知一样古老,其基本形式就是结构总需要一个中心的在场(presence),以限制结构内部由索绪尔所说的差异活动造成的不稳定(德里达称之为“自由游戏”),保证结构的平稳延续,但是这个“中心”虽然属于结构,却必须凌驾于结构内一切其他因素之上,不受结构运转规则的限制,否则就无法“统领”所有其他的结构因素。

既然结构中心同时处于结构的内部和外部,其本身就不稳定,很快会因脱离结构因素而枯竭,造成结构的瓦解。

有人对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宇宙观做了如下的比较:

解构主义结构主义

无绝对权威中心崇尚神或逻各斯

无预定设计,不停变化永恒不变,皆神与理性的预定设计

无序,轨迹运动有序,真善美的运转

宇宙不可全知,无绝对真理神全能全知,赐理性,人可用来掌控世界

歧异丛生,相互补充相互转换二元对立

无等级的多元世界一元主导下的等级多元世界

(朱刚2006:

302)

解构主义虽然力图打破西方传统中的“天”的结构(破先验玄学里的“永在主题”)和“人”的结构(破人的自我核心,“核心”只是人把自我感觉理性化而已)。

然而德里达并不是“彻底地反传统”,他批判形而上传统,但并不愿意以“一元消灭另一元”,重新进入二元对立模式。

他所主张的其实是一种多元主义,是结构成为一切因素的游戏场所,矛盾因素互补而非对抗。

①(朱刚2006:

303)

5.1举例:

消解结构的解构策略

例如,“树”与“植物”作为两个不同的能指,可以指向同一所指;同样,一个能指(“树”或“植物”),可以指向多种所指。

这是因为,语言的意思是由“不同”或“差异”产生的。

“树”不同于“菽”,也不同于“澍”等等,任何词的意思都是在与其他词的联系与差异中产生的;同理,也可以用不同的符号来表示,“树”的意思就可以用“植物”来表示。

这就是语言的歧义性。

例如,“今夜月光真好”如果出自正在湖畔漫步的恋人之口,它象征这对恋人美妙的心境;如果出自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之口,未免使人毛骨悚然。

从这一意义上说,“今夜月光真好”这句话的所指在此就变成了能指,而这一能指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有意义。

②赵宪章:

《文艺美学方法论问题》,第208-209页,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5.1举例:

德里达解读列维-斯特劳斯

德里达首先从自然与文化的对立这一最基本最古老的命题入手,解构了列维-斯特劳斯在亲缘关系上的悖论。

德里达说:

“对乱伦的禁止是普遍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它是自然的。

但是,它同时又是一种禁止,是一种规范和限制的体系;而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又可以说它是文化的。

”③由此可见,二元对立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德里达进而对西方形而上学的一整套二元对立的系统如上帝/人、理智/情感、意义/形式等加以解构。

德里达说:

“在一个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中,我们所见到的只是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绝无两个对立项的和平共处。

其中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

解构这个二元对立,便是在一定的契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

”④(德里达:

《立场》,巴黎,1972年版,第56-57页)

——————————

①朱刚: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第266页,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②赵宪章:

《文艺美学方法论问题》,第208-209页,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③德里达:

《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见王逢振等编:

《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德里达认为,所有二元对立中的等级关系都是不稳定的,在自然和文化这对二元对立中,自然并不能自足,它需要文化,而且总是寓居在文化之中。

人类的进化和发展史,就是文化对自然补充的历史,到头来文化甚至反客为主。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如果这些二元对立中的关系可以被颠倒,二者皆可居为本原或中心,也就不再有固定本原和中心。

而鉴于二元对立丧失了它的等级地位和优先权,中心即被消解。

①(王先霈:

《文学批评原理》,第176-177页,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由此可知,语言的意义是不稳定的,存在多种因素的交叉,不仅与文本内部的因素交叉,而且也与文本之外的因素交叉。

因此,没有任何文本时真正独立自足的,作品的意义总要超出文本的范围,并不断游移,就想一顶“毡帽”,戴在游击队员的头上与戴在阿Q的头上,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意义。

结构主义设想有一个“超然”的结构决定语言的意义,为了寻找这种意义而竭力描述文本的结构。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正如伊格尔顿所说:

“语言远不像经典的结构主义学派所认为的那样是稳定不变的。

它不是一个包括一组组对称的能指词与所指词的含义明确、界限分明的结构。

现在看来,它酷似一个漫无头绪的蜘蛛网,各种因素在这张网里不断地相互作用、变化、任何一种因素都不是一清二楚的,任何一种因素都受另一种因素的钳制和影响。

这实际上是否认文本的内在结构及其终极意义的存在,就像巴特所说的那样,文学作品就像一颗葱头,“是由许多层(或层次、系统)构成,里边到头来并没有心,没有内核,没有隐秘;没有不能在简约的本原,唯有无穷尽的包膜,其中包着的只是它本身表层的统一”。

这并不是否认作品有意义,而是否认有惟一不变的、终极的意义;也并不是否认作品作为结构的存在这一现实,而是否认结构概念的简单化、模式化;并不是否认结构分析的科学性,而是否认结构分析的有限性、静态性。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解构主义是结构的解放、语言的解放、文本的解放。

总之,德里达通过吸收借鉴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差异系统,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任意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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