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鸡奖前评委于中宁谈《芳华》真善美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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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标准早就存在，这就是真、善、美。
真善美是人性的标准，是反映人性的文学艺术的标准，也是衡量由人组成的社会的标准。
真善美是真正的普世价值，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各种意识形态，都共同承认真善美，共同推崇真善美，所以真善美是我们讨论的一个重要基础。
一、一个典型的讨论有一个群，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他们的父辈都是老革命，都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他们在文革期间都当了兵。
他们对《芳华》有不同的认识。
我把他们的讨论完整地引用在下面，分别用女、男1、男2、男3做代表：
女：
刚刚回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约了战友去看《芳华》。
着急给冯小刚的票房做贡献，只是因为它“差评如潮”。
我们是含着眼泪看完《芳华》的，在让人或哭或笑方面，冯小刚还是有本事的。
看过后，我们几个当初的女兵，讨论结论如下：
《芳华》只是把当时社会人性扭曲的一面，集中反映到了几个女兵身上，有些表面化、夸张而已，但不失真实。
从这一点看，冯小刚在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方面，有些简单粗暴，水平有待提高。
我们都是从那个特殊年代过来的，经历过批斗、歧视、朋友反目，这些人性扭曲现象难道在部队中没有反映?
我情愿相信，那些把部队形容得像世外桃源一样纯粹的人，无非是想让自己的青春更显绚丽而已。
不过认真说，我们每个个人对历史的经验就像盲人摸象，只是一个碎片。
而千千万万的碎片合起来，才能构成完整的历史。
我觉得《芳华》的作者是从刨析人性的丑恶之中而反呈人性善良。
只是一种表现手法，有人能理解，有人不喜欢，仅此而已。
能讨论就是进步。
男1：
姐啊!
还不失真实哪?
!
你们那部队有哪个傻姐们儿、傻哥们儿说我爹是谁谁么?
有集体欺负一个新兵的事儿么?
反正我自己和我同时代当兵的同学、朋友中从无听说此类事发生（俺71年兵）。
也就是说，既使真有，它也是小概率事件而为主流所不容。
冯小刚把这玩艺儿拿出来表现，确属自己心理阴暗还要恶心他人。
没经历过那个时代部队生活的年轻人看了你们如此芳华，谁还想去当兵?
打个不一定准确的比方。
你是一个基本健康的人，我却说你是癌症患者，不信你去医院查去，你身上准有癌细胞，我说的真实可信吧?
你难道不知道你身边战友家里是干什么的?
我们那里都知道，谁是谁的儿子、侄子，女儿，甚至未来的儿媳妇;
歧视现象到处都有，只是理由不一样。
另外，现在的部队，比当时更差（近两年整顿后或许有所改变）尽人皆知，你不知道?
如果说经历不幸，并把它们写出来，就是心理阴暗，那么你们光明从何而来，难道不是个人感受的表现?
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的理解、感受，有人会觉得痛苦、不幸，有人却能体会到光明;
有人会被癌症吓到崩溃，有人却能快乐生存，对吧?
不要用自己的感受强加于人。
嗯，部队买官卖官那时还真罕见!
严歌苓，冯小刚就是把自己的感受强加于人，利用电影强大的渲染手段，咱们想强加都没那能力!
我们好多战友看完电影出来就觉得别扭，咱部队生活是那么不堪么?
另外，我们确实知道某司令、某参谋长的孩子是谁。
但第一，他们本人都夹着尾巴做人;
第二，他们也没比那些表现好的农民子弟先提干!
总政某副主任就出自我们部队，他来自江西大余农村，我们都71年兵。
我看完也不觉得有多么不堪，比起我的经历，那些还不算什么。
75年底，我父亲再一次被批判、打倒，我不得不复员。
那时，人性善恶也在身边战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好人总是多数，特别是一些基层干部，他们心中有数，但也只能保持沉默。
对啊!
他们对你有没有墙倒众人推啊?
你自己已经给出答案了!
电影里的也不都是恶人吧，我看那个政委（?
）和舞蹈教练就不错。
呵呵，俺尊敬的大姐，俺不说了!
我属于那批没有完成从老百姓到战士过渡的落后分子，真的不喜欢部队的生活。
作者只通过小女兵反映了部队基层一些现象，还没写到高层，高层应该更加不堪。
当然难忘。
不许看圣经、不许学英语，看点书就是不安心服役。
当然也有让我感到自豪的时候，如受到嘉奖。
总之，那是自己的青春，我们都希望她是美好的。
其实和知青的“无悔”没有太大区别。
男2：
这是根本。
每人经历不同，感受也不同，严的作品批判的多，再加上艺术有夸张，就容易引起众怒。
而恰恰又是当年的部队，这一特殊群体，感觉味道不对，不象当年的部队。
十几岁当兵，虽然很苦，但终生受益。
以后的工作态度，时间观念，办事干脆，雷厉风行，正直，善良，干事负责任，待友坦诚等等，都是部队的培养，包括对国家的感情。
怎能忘部队?
男3：
在我的记忆里，军人们的所思所想，部队的生存环境，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争先恐后。
从穿上军装的那天，我被反复灌输的军人意识，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学习雷锋四种精神”。
而那个年代部队里的争先恐后，涉及到每个军人的方方面面，贯穿在军人生涯的每时每刻。
也绝不仅仅是那个军人的个人问题，而事关一个集体，一支部队，甚至是整个军队的形象。
所以，凡是经历过那段部队生活的人，就不可能认同“芳华”里的与军人意识相违背的集体言行，也绝不会接受这种刻意的对人民军队的诋毁和污蔑。
他们的讨论在我看来具有典型意义，值得拿来做分析和探讨，作为一个个例来透视当今社会大众的社会心理，看看我们今天的扭曲在哪里。
二、真，就是真诚，就是实事求是。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描述那些怎么想就怎么说的人是“率真”，“真性情”。
但这不是哲学上美学上的“真”，不是真善美的真。
真善美的真有很高的要求，说到底它就是实事求是。
什么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首先需要态度的真诚。
如果你非要带着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问题，并且就想抬杠，诡辩，那么就不可能有实事求是，也不可能有讨论的基础。
如果事先就认定了一个普世永恒的真理，那么根本就没有“求是”的必要了。
然后是方法，分两个部分，首先要是怎么回事儿就是怎么回事儿，不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改变这个事实。
实事就是本真，调查研究是获得本真的基本方法，从艺术上说，深入生活，观察生活都是一种调查研究。
然后是用得到科学验证的方法，例如形式逻辑，数学等等，求得规律性、普遍的真实。
那么能不能像那个女同志所说，像瞎子摸象一样，许多碎片结合起来，就能成为一个真实的整体呢?
回答是不能。
首先是整体的真实是建立在局部的真实基础上的，如果瞎子把摸到的大象的脚非说成是老鼠的脚，其他人把摸到的大象的耳朵非说成是兔子的耳朵，那么这个整体的真实从何而来?
更何况所有的瞎子只摸到了大象的外表，而没有摸到大象的心肺肠子肚，那么这个整体的真实又从何而来?
从局部真实到整体真实，还需要一个排序结构，不知道这个排序结构，局部永远是一些没有关联的零件，而不能构成整体。
《芳华》中这个新兵女孩子，犯的不是纪律错误，也不是政治错误，而仅仅是一个过失。
一个新兵与集体中的任何人都还没有形成恩怨，仅仅因为一个无足轻重的过失，就受到整个集体的歧视和排挤。
如果是个别人，都显得个别人的气量过于狭小，但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是少数人，那么这个集体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
而在我看来，多数人和全体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为那意味着多数人和全体是天生邪恶扭曲，在一个少男少女的集体中，这种可能根本不存在。
更何况这是在不断进行教育，自我检讨，并且有严格纪律约束的部队中。
这样的描写不但是对军队的亵渎，也是对人性的一种亵渎。
这就是我在上一篇文章《芳华：
美的缺失》中所提到的，狄德罗所说的真实性和逼真性，真实性就是实事，逼真性就是求是，就是合乎逻辑的必然性。
具有时空、人物、情节进程的艺术形式，如小说戏剧电影，都具有程度不同的代入感，都对真实性和逼真性，也就是实事求是，有较高的要求。
而这个要求来源于我们对生活本身实事求是的要求，那种带有意识形态眼镜的人，无论是文革式的还是普世价值式的，他们对生活的观察本身就是扭曲的，他们对艺术作品的创作和接受也不可能是不扭曲的。
实际上这个女同志已经明确的说了，她当兵时周边的人，“当然，好人总是多数，”这话虽然有些勉强，但总算是承认了她没有经历过作者所描绘的那种集体。
那么她为什么会赞同作者扭曲的描述呢?
道理很简单，她和作者都经历了对个人的冲击，留下了心理阴影，并且久久不能释怀。
也就是说，心理的扭曲是不能实事求是、非要扭曲着看事实的重要原因。
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再展开，《芳华》的人物和情节并非全都不真实，例如复员兵受歧视，文工团被解散，甚至一个整人的政委，战场的细节虽然不够真实，但残酷性是真实的，所有这些具有悲情性的东西都会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作者把真实和不真实的东西杂糅在一起，很“艺术的”把不真实的东西参杂在真实的东西里面卖给我们，而我们在接受时，全在于我们更看重哪个部分。
在我看来，从艺术上看，《芳华》的真实部分基本是外在的，而它的不真实部分是内在的，主线型的，这决定了这部作品的整体真实性。
关于这一点，我在《阴暗的芳华》一文中，已经做了充分的阐释。
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人的意识至少分三个层次，最底层是无意识，也就是本能;
第二层是潜意识，是社会文化潜入而存在的;
最上层是表意识，又分为情绪思维和理性思维。
人对社会的观察，受着三层意识的影响，很难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先入为主是常态。
一个人如果性格固执（本能），个人利益至上（潜意识），又经常情绪思维，他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能做到实事求是的人不多。
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对中国是个大问题。
毛泽东思想说起来很丰富，实际上只有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服务人民，一个是实事求是。
前者是目标，后者是方法。
可惜的是，建国后，我们没有坚持实事求是，我们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都是违反了实事求是。
我们的目标可能没有发生根本的动摇，但我们的方法却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它使得我们伤害了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使得我们的党欠了一大笔“债”。
从社会的角度说，对《芳华》不真实情节的肯定，本质上就是这笔欠“债”的反应。
之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情节是真实的，道理很简单，是因为很多人都对过去的伤害和现实社会有不满情绪，也有一些人对自己生活过的群体有不满情绪，他们用情绪思维代替了理性思维，他们要宣泄自己的不满，而艺术本身是否真实，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无所谓的。
但是，当我们努力纠正自己不实事求是的错误的时候，我们能够允许从另一个方向来的不实事求是吗?
我们应该允许不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成为我们社会的主导倾向吗?
改革开放之后的商业大潮，对西方思想的囫囵吞枣，事实上加重了我们社会的不实事求是的倾向，从商品到思想到艺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假，这些假已经麻痹了我们的社会，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艺术趣味。
真实客观，实事求是，不但应该是我们在政治上的思想路线，而且也应该是我们在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等所有方面的思想路线。
只有我们不给“假”留下一点空隙，求真求实成为我们整个社会的共识时，我们才能少犯错误，我们的艺术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力。
三、善，不仅仅是对别人的善待，也是对别人的包容、理解和原谅。
善待别人相对容易，大多数人都能做得到。
而包容、理解和原谅别人，是更高的善，能做到的人就比较少，它需要性格本身的和善，也需要自我修养，还需要外在的帮助。
对一个人心理困扰和伤害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内源的，二是外源的，三是两者兼有，介于期间的。
内源的，如性格不合群，过于自我引起别人的不适，违反纪律犯了错误而引起别人的检举、揭发和批评等等。
外源的，如别人的嫉妒羡慕恨，有意的欺凌，政治和社会性的原因等等。
善，绝不意味着对有意欺凌的容忍，因为欺凌是恶。
但是大多数的困扰和伤害，或者由于内源的原因，对别人抱有怨恨，就缺乏合理的理由;
或者由于外源的政治社会嫉妒等等认识上的原因，并非是恶，就有包容，理解，原谅和善待的理由。
这样的善是一种有风度的善。
《芳华》中两个主人公的善，是逆来顺受的善，是懦弱的善，在这个恶的环境中，他们没有企图摆脱困扰，也没有相互的支撑，这种善，不是美的善，不是真正的善。
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个女同志，她因家庭拖累受到了冲击，这个冲击不是她所处的那个集体带给她的，而是社会、时代带给她的，而局部做出了反应，这使她产生了“情绪”。
另外，她很另类，有不同于绝大多数人的需求。
她要在共产党的部队中看圣经，并且是在文革期间，她的家庭已经受到巨大冲击的情况下。
她的这个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因此心生不满。
她说她“真的不喜欢部队的生活”，显然不喜欢部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她是这样一个人，家庭受到冲击，当兵显然是为了找一条出路，但她又不愿意受部队纪律的束缚，她不觉得她应该为了自己将来的前途而克制一下自己，也不愿意为家庭的安危着想。
也就是说，她认为重要的才是重要的，她认为应该的才是应该的，群体和他人必须要服从她的意志，即便是部队这样的组织都得这样。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性的典型的人：
极其自我，有强烈优越感。
用美国企业在判断员工时一句常用的话，就是“缺乏判断力”。
她甚至不知道怎样去适应环境，遵守纪律，保护自己，因为正像达尔文所说，适者生存。
在这一点上，她和作者实在是太相像了。
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特别容易遇到挫折，而他们的心理原因使他们在遇到挫折时，总是更多的责怪他人、集体和社会。
也就是说，她们都缺乏一种有风度的善。
正是这样一种心理，使她们在描绘甚至她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环境时都失实。
而从社会的角度来说，这正是泛政治化的心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更年轻一些的人，很多都倾向于认为作品是真实的。
他们的判断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他们听说的关于文革政治的混乱，使他们想当然的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并且想当然的认为文革十年和文革中的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他们不会用差别性的认识和变化的认识去认识他们听说的世界。
另一个就是他们有挫折感和焦虑感，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比当年要厉害激烈得多，他们即便没有强烈的自我和优越感，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也可能在工作事业上不会得到善终，这使得他们对人性的认识要阴暗的多，对人性阴暗的描绘，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
从这里我们看到商业大潮比政治大潮对人性的泯灭更厉害，更彻底。
年轻人的焦虑向更深层次的心理问题转化，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心理问题的纾解，使人们向善是一个社会工程。
在宗教传统深厚的社会，宗教起到了心理疏解、引导向善的作用。
一个人受了委屈，他可以到神父那里去做告解，神父说的虽然都是一些标准程序的废话，但对舒解心灵，引导向善，确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马克思说，宗教是麻醉灵魂的毒药，这话说对了一半。
宗教如果引导人们善待罪恶，那是麻醉;
但是如果引导人们善待错误，正确对待自己，那就是善举。
在西方，宗教提供了社会归属感，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
西方历史像中国那样一个朝代稳定几百年的情况是少见的，西方社会真正的稳定是二次大战后到本世纪初这短短的半个多世纪，上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重新获得显学地位后，西方社会又在酝酿着新的乱局。
在这不断的变化中，宗教不但提供了稳定，而且提供了心灵的避难所。
所有宗教都是建立在对来世的信奉中，中国文化不具有宗教基因，宗教在中国获得西方那样普遍的社会基础是不可能的。
而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民主必将带来更大的混乱和整个社会的解体。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有世界少有的稳定性，有人把它说成是超稳定结构，认为这个超稳定结构对于创新是不利的。
但是今天，我们恐怕需要重新认识这个所谓的超稳定结构了。
今天我们要确立新的社会归属，要建立有长远机制的心灵向善工程，只能向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传统去寻找答案。
中国在宗法社会阶段，社会归属是由官方价值观下的宗族家庭师生这样的社会联系维持的。
中国革命彻底打碎了这个社会结构，但用党的价值和直插基层的组织，替代了这个社会归属。
文革和后来的商业大潮，又破坏了这个结构，却没有立起新的结构。
这是当政者需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共产党能不能承载我们社会归属感的作用?
天主教的历史会有启发作用。
基督教诞生之初，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为号召，也就是以平等为基本诉求，面时罗马政权的镇压，反而不断壮大。
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小说“你往何处去?
”生动描写了这个过程。
而基督教一旦获得正统地位，就营建等級制，并转为压迫者，造成了欧洲一千年的黑暗，以后，东西分裂，十字军战争，新教革命，各种各样的丑闻都没有打垮天主教，它的平行线维持了两千年，为什么它的生命力这样长久?
探讨这个问题的著作汗牛充栋，主要是两点，一是天主教从来没有放弃理论上的平等，也就是初心，二是它保持了等级制架构，并有一套仪轨。
管理学家们认为，天主教和军队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两个组织。
在我看来，还要加上第三个，就是中国共产党。
它网络渗透之彻底，使其动员能力之强，世界上没有任何组织可与之相比。
人们只看到了现在的腐败，却没有看到组织架构给中国人提供的社会归属作用。
中国人是风险意识非常高的，而中国没有教会一类组织可以依靠，政治架构是唯一风险保证，也就是社会归属感的来源。
这一点在日本也存在，日本实际上门阀独大，但日本国民对政府有强烈的依赖，因为日本社会没有提供其他社会归属架构。
所以，这个组织架构对于中国来说，不管人们喜不喜欢它，但它提供了天主教那样社会归属的来源，也提供了日本那样政治归属的来源，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任何组织能够提供公平期望与强力架构相结合的社会政冶保障，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党应该管心灵，党能不能担起这个社会重任?
我不知道。
至少工青妇等各种社会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应该起到这类作用。
所以，从历史看，从现实看，中共的调整与改革，仍是中国发展前进的唯一路径。
四、美，社会之美与政治之美。
真不一定是美，但美一定需要真;
善也不一定是美，但美一定需要善。
缺少真心和善心的人，他们既创作不出真正的美，也欣赏不了真正的美。
但是，就像柏拉图所说，美和真、善一样，具有自己的独立价值。
艺术的美有形式与内涵的不同，有创作与欣赏的角度不同，有艺术样式的不同，有大众、时代、地域、民族、个性的不同，有主观与客观的不同。
这些，我们在上一篇文章《芳华：
美的缺失》中作了许多分析，这里就不重复了。
美和真、善一样，也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
自人类社会进入文明产生阶级以来，建立一个美好社会，就成了各种各样思想的一种终极目标。
公元前500年左右，人类产生了两大思想文明源头，这就是中华文明和古希腊文明，这两个文明不约而同的提出了美好社会的理想，并将其作为思想文明的终极目标。
中华文明的第一个伟大思想家孔子，提出了大同世界，他认为这个大同世界应该由一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秩序来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仁、礼、信、义、孝、智等等规则。
比孔子稍晚，西方文明的第一个伟大思想家柏拉图提出了理想国，他和孔子不约而同的认为，这个理想国应该由一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秩序来组成。
他说：
【“社会正义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项组织社会的原则：
社会由不同类型的人组成，他们在相互需要的推动下结合在一起;
由于他们结合成了一个社会，又由于它们专注于它们各自独立的职能，所以他们便构成了一个整体。
这个整体是完美无缺的，因为它是整个人类的想象和杰作。
”“人类只有在下述两种条件下，才能遇见盛世，或者是那些以恰当的方式，并真正理解哲学的人获得政治权利，或者是那些握有政治控制权的人，在上天所做的某种安排的引导下，成为真正的哲学家。
”】也就是说，柏拉图社会秩序的重点是专业分工，其中包括政治家。
只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专业上各司其责，社会就会完美无缺。
孔子和柏拉图都厌恶他们所处的乱世，在孔子是周代的分封制，在柏拉图是古希腊的民主制，他们认为这些制度带来了内部的纷争和外部无穷无尽的战争，他们希望一个有规则的和谐和美好的社会。
以后孔子的隔代学生孟子改造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平等的原则，他不但重视政治平等，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而且特别重视经济平等：
“省刑罚，薄税敛。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以平等作为修正柏拉图理想国的重要思想，但是他更重视法律平等，而对经济平等不屑一顾。
古希腊与中国古代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和经济背景。
古希腊本身就是雅利安人在上千年不断南侵，以部族为基础建立的城邦国群，而中国有自己绵延的历史传统;
考古发掘证明，中国早在公元前6000年至5000年就已进入农业社会，严格的说，中国并没有经历过长期标准的奴隶社会，而古希腊的经济以贸易和海盗为主，以雅典为例，奴隶占整个人口的1/3，外来人口占1/3多，只有不到1/3的人是雅典部族的后代，是具有政治权利的公民。
这种权力本质上是原始部族社会的一种遗存。
尽管中国和古希腊社会经济状况是完全不同的，但它们各自最早的两位思想家，都提出了美好社会的理想，并且都提出了这个美好社会的两个最主要的要素，这就是规则和平等。
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
人类学家和动物学家越来越明确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对于人类和大多数动物来说，群居生活和社会组织，是他们生存的基本手段。
为了生存，动物和人类都发展出了有效组织群居社会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最关键的两条就是规则和平等。
没有规则会造成社会失序，没有平等，也会造成社会失序。
规则和平等是一对矛盾，如何把握这一对矛盾的“度”或者说是“分寸”，以实现一个良序社会，一个美好社会，这就是政治的作用。
在哲学思想史上，有所谓“美政”之说。
所谓政策，也就是分寸。
一个政策，即便初心是很好的，但是分寸拿捏的不好，或者过于激进，或者过于保守，其结果一定是事与愿违。
人们常常把有分寸感的政策和政治行为，形容为政治艺术，这是因为这种政治体现出一种美感。
建国后中国的政策，“过犹不及”是主流。
改革开放后，过犹不及仍然大量存在，今天我们是不是能说已经掌握了政治的艺术，政治的分寸?
照我看，还差得远。
很可惜，人类的历史不是一个被政治艺术的分寸感所把握的历史，形形色色的极端思想，是人类政治思想史的主流，而正是这些极端思想，是岂今为止没完没了战争、屠杀和难民的根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伟大的思想家凯恩斯明确指出，对战败国的过分剥夺将是下一次战争的根源，但是战胜国的“情绪”是不可遏止的，他不幸言中。
受人类这种极端情绪的驱动，极端的描写及其共鸣，同样表现在艺术作品和艺术欣赏中。
所以，政治美，社会美，艺术美是相通的，搞艺术的，不但要懂得艺术美，而且要懂得社会美和政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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