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孔庙是儒教的圣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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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孔庙是儒教的圣域

为什么说孔庙是儒教的圣域？

台湾学者：

为什么说孔庙是儒教的圣域？

最新文章澎湃新闻陆胤2016-11-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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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碰到一些名学者，他们就说你研究的这个是“臭老九”，是“封建迷信”，你一个年轻学者，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上面。

2016年9月，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邀请，台湾“中研院”院士、副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黄进兴到访北大；其间，接受了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陆胤的访谈，谈及自己的求学经历、研究理路，及政教文史之间的关系。

旁人看起来，黄进兴“年轻的时候是西方理论观念的急先锋，走在最前沿的，现在怎么在批判西方的理论？

”他说并非如此，对待西方文化，不可一味排斥，但也不能东施效颦，学些西方所谓文化跟哲学的皮毛；应以持平的心态领略中西文化优点，也看到各自缺点。

在孔庙研究之外，黄进兴近年着力研究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

“究竟我的心态跟现代的美国人比较近，还是跟三百年前的顾炎武比较近？

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

”2016年11月11日《文汇学人》刊发了此次访谈的后半部分内容，题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史语所所长黄进兴：

我们不能永远亦步亦趋》，因篇幅所限，刊出时有所删节。

澎湃新闻此次发布的是未删节版，标题、小标题系编者所拟。

孔庙研究是“一条大鱼”陆胤：

我想请您谈谈孔庙研究。

您在台北孔庙“约会”的故事，已经成为学术界流传的佳话。

然而，除了个人际遇的偶然因素，您从围绕“观念”的传统思想史研究，转入注重制度仪式和祀典空间，甚至带有“人类学面向”的孔庙研究，是否也有一条“内在理路”可循？

这方面转变的契机为何？

黄进兴：

那是一个意外。

所以我对方法论不太迷信，我找到孔庙（的题目），完全是一个偶然。

后来我慢慢自己做，但刚开始的时候，坦白讲，中文系跟历史系的老先生都不支持。

包括到大陆来，碰到一些名学者，他们就说你研究的这个是“臭老九”，是“封建迷信”，你一个年轻学者，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上面。

所以两岸学者都不是太鼓励。

直到后来碰到一个人，对我比较鼓励，就是张光直先生。

我跟他讲，自己学问遇到了一个瓶颈，再上去要花很大的力量，所以我想做孔庙。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晚上，在“中研院”，那时候他当副院长，我们两个在一起笑谈人生。

他说：

“听你这样讲，我直觉地感到，你看到了一条大鱼，你要补网把它捞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当时我自己只是有兴趣而已，不知道这个题目可以解决多少问题。

当然现在不同了，像我下个礼拜要去清华大学讲演，说反思儒教研究，其实是反思我自己。

现在我当然会讲得冠冕堂皇，套上理论、很多的学术，事实上不是那回事，那是事后重建的逻辑。

在当时，我的这个发现过程其实有很多非理性的因素，我就是对它有兴趣。

你问我为什么要研究这个？

坦白凭良心讲，我真的不知道，但冥冥中孔庙这个议题就是你来研究吧，好像孔子一直在叫：

研究这个。

——也不要讲得太神秘，就是一直吸引我，我要一探究竟，所以我就一直做下去。

后来当然有一些初步的结论慢慢出来。

有一个洋教授问我：

“进兴我问你一个问题，是孔庙本身就非常地重要，还是因为你研究它才变成很重要？

”他问我这个问题，我也呆了，我说它应该本身就是很重要吧，只是没有人去注意这个问题。

后来我才发现，今天来看，我做的只是很基础的工作。

很多年轻人都做得比我有深度，宽广得多。

孔庙的研究，现在当然还谈不上是显学，但绝对是方兴未艾。

很多人把稿子、消息寄给我评审，我大概会看得到全世界孔庙研究的动态，包括法国、日本、美国，大陆这边。

所以我常常会审很多的有关孔庙的议题，这批资料让我了解传统中国的很多政治、文化、学术，还包括经济的内容。

孔府档案里面有很多地方，把当时吃了哪些食物、花了哪些钱，明清以来孔庙跟政治和社会的关系，都记载了下来。

孔家一直是明代以来很难管，让地方官员很头痛的一个家族。

有时候孔家又要做点“生意”，常常要求到朝廷去觐谒。

他们当然要带一些地方土产，皇帝就要有所回报，假设我们用金钱来换算，你带来了一千两白银价值的物财，皇帝不能说我给你五百两，皇帝是回给你五千两。

所以孔家常常要来看皇帝，皇帝就说，可以免了，以后再来，因为来的话，皇帝总是要表示，我高高在上的皇帝，出手不能很小气的。

像这样，你可以看到很多趣闻。

但学问上，一般我们研究儒家哲学、儒家思想，不太看到这些事实，这些事实跟我们今天坊间所写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是有落差的，就是有不协调的地方，也不能说完全不一样。

这些政治因素背后，也是儒生在运作。

我最近审了一篇文章，觉得很好，他讲地方的一个读书人怎么从祀孔庙。

作者抓到要诀，讲一个人的从祀，地方上要动用多大力量。

比如说水利建设，就要突出这个人的贡献，还有地方治理，还有他书籍的整理、年谱的编定，从地方官到朝廷京官的关系怎么运作。

写得好极了！

他用了很多地方志、大家看不见的资料，把历史的真实感跟具体感做出来。

所以我就极力推荐。

在我当初所做的只是一个中心观点，一个骨架而已，现在一些人就把这个肉填上去了。

从祀孔庙的有一百多个人，还有那些罢废下来的人不算，还有一些中间被提议而没有进入。

你看清代有很多人被提，但是后来没能进入，这是很可贵的材料。

为什么进不了？

地方为什么提这些人？

好几个人，我觉得道理上应该进去，但还是没能进去，就饮恨终身了。

又如在清代的时候，荀子已经越来越重要，让荀子进入孔庙的呼声已经很高了，但最终还是没办法，没能进去。

所以我自己写一篇《孔庙的缺席者：

荀子从祀考》。

我有一次无聊打电话到余英时先生，问：

“老师你觉得荀子怎么样？

”他说荀子当然非常了不起，汉代荀子还比孟子重要。

今日我们常常说孔孟，其实孟子还是一千两百年后才进孔庙。

我说：

“你就写一篇文章呼吁把荀子从祀孔庙。

”余先生说：

“现代学术哪有人这样做？

你要做你去做，我才不要管这个事情。

”——被他训了一顿，很迂的事情。

陆胤：

您前面提到史华慈教授最后的赠言，希望您把中西学问融会贯通一处。

您关于孔庙的研究，我感觉还是体现了一些西学的视野。

黄进兴：

多少有一点，但是我研究孔庙，我老师没看到，他已经没办法知道我后面做的东西。

儒学是哲学，还是宗教？

陆胤：

不同于清末民初以来将儒教“去宗教化”的思路，您的研究似乎揭示了另外一种更宽泛的“宗教”定义，让人想起韦伯（MaxWeber）的比较宗教学研究。

那么，在世界诸宗教文明的比较视野下，您如何定位“儒教”的特点和位置？

儒家从什么意义上可以成其为“教”？

黄进兴：

清末民初那一代知识分子，刚好遭遇基督教大规模进来。

事实上“宗教”这个问题很复杂，那时候基督教在中国的呈现，已经是以私人宗教的方式。

而基督教在两千年来，不完全是这样，当初也曾经有过国教的阶段。

但当时这种基督教是启蒙运动以后改造下来的，所以清末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间百姓，从广东、上海，到山西，他们所接触的基督教已经都是私人宗教，就是为了个人的祈福——生老病死，财源广进，科考高中这种事情。

这种私人宗教，跟传统儒教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你不能到孔庙说保佑我考试高中。

孔子说言义不言利，你谈的不能是自己的私利，应该都是集体、国家的事情——国泰民安，文运昌隆，所以事实上它是一个国家公共仪式的地方，它是一个公共宗教。

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孔庙之外有文昌、梓潼、魁星，为什么读书人一科举，就要跑到这些庇护个人考运、学运的地方，而不是要到孔庙去。

当然，传统读书人小的时候，常常会刻一个三寸的孔子像放在那里，你读的都是跟他有关的经典，不管是著述还是后来整理出来的东西。

但是真正祈求对你私人命运的保佑，并不是在孔庙，而是在文昌、魁星这些地方，所以是另外有一个私人的领域。

清末以来的知识分子所谓的“宗教”，是拿当时的基督教范式当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讲，他就说儒教不是宗教。

而且后来“宗教”已经变成一个贬义的名词，跟康有为那时候不一样，康有为那时候以为西方之所以富强是因为基督教，但是很快一二十年的转移，整个西方也好，中国也好，宗教成了一个贬义词。

你看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来中国讲学，基本上是一个不可知论者，还有些人是无神论者，尤其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更认为宗教跟迷信等同，是一个要祛除的对象。

从名词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来，在传统社会一般讲“儒教”，进入五四以后，“儒教”的说法就少了。

只有在日本到现在还常常叫“儒教”，所以日本人就觉得奇怪：

中国人为什么称儒家为“儒学”，而不叫“儒教”。

我们认为只要扯上“教”字就是一个贬义的名词，所以今天这个儒家和儒教，已经完全被知识化，变成一个知识。

包括现在的“新儒家”，也很少把它当作一个信仰，当作是宗教信仰更是他们所不屑的。

“新儒家”其实是模仿西方哲学的样式，讲得非常精微。

而传统儒家的看家本领，成德的要方，修身的面向，就被挤压到很少。

我也受西方哲学家哈多（PierreHadot,1922-2010）的影响，我有一篇文章，叫《再现传统中国的思想》，登在《文汇学人》2014年的某一期上（按：

见2014年10月31日《文汇报》）。

我就讲中国近代哲学的方向，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要走向一个论述化、命题化的哲学，这个是不是未来中国哲学发展的康庄大道？

你把老祖宗擅长的东西丢了，所以现在有些学人会感觉到，不要把儒家思想哲学化。

另一方面，你心里隐隐会觉到，要是把儒家思想哲学化的话，那个精彩跟复杂度，还是比不上近代西方的哲学。

为什么教中国哲学的人，即使到现在的西方，也很难进入哲学系，都是在东亚系跟宗教系？

这就是西方知识成见对我们的定位。

这是西方的认识，他们觉得儒家就是讲了一个信仰的断言，谈不上论证，但是我们都很不服气，你歧视我们，我们为什么不是哲学？

我们一定要说自己是哲学。

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但是我觉得，中国文化到现在应该有自信站起来。

我这个态度，现在常常被人家说是“反动分子”，他们说你年轻的时候是西方理论观念的急先锋，走在最前沿的，现在怎么在批判西方的理论？

我说不是，在中国，比如唐朝，也是到一定的时候，过个一两百年，甚至几百年，才有自信，慢慢到宋明理学，才开始对佛学有一个回应。

我们不能永远亦步亦趋。

跟着西方最新思潮，这是对的，我们不是要排外。

但是现在也到了一个时候，要平心静气下来，理性地思考我们的传统文化到底有哪些缺点?

哪些优势?

而不是一味地排斥它，或者东施效颦，学些西方所谓文化跟哲学的皮毛。

这一点是我自己几十年来接触西方文化，最终的思考。

我自己非常欣赏西方文化，我有时间还是读读“蝌蚪文”洋书啊，但是我现在的心态就比较持平，我领略他们的优点长处在哪里，但是另一方面，我不会因为这样就忽视传统文化的一些好的地方。

不是说对方好了，就必须要用他们的好来说中国的坏，这个态度我是不赞成的。

什么是儒家文化的真正特色？

陆胤：

在您有关孔庙祀典的研究当中，指出一般老百姓对于孔子是“尊而不亲”，孔庙作为“圣域”，不是所有人都能涉足；像您刚才所说的，在孔子之外，有文昌、魁星等民间崇拜，儒教主要是一种国家祀典和士大夫信仰。

然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国学热”渐起，儒教重新获得关注，甚至有成为一种全民运动的势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黄进兴：

我想大陆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因为两岸分隔六十年，要谈这个问题，就不能一杆子把两个打在一起。

我自己也在观察这些现象，国学热，还有更早的“文化热”。

大家现在觉得说，中国好不容易经过了近百年的屈辱，可以站起来，总是要找一些自我认同，尤其在文化上面。

在文化认同方面，最容易找到的，就是以儒学为代表的国学，国学当然远超过儒家的范围，诗词、元曲、艺术、绘画，这些都是国学，不是儒学可以局限的。

从这个背景来理解，可以知道我们除了要在物质、经济方面赶上西方，更希望在精神跟文化方面可以与西方有所抗衡，这样来讲，（国学热）并不错。

但是这种东西最怕跟其他目的发生干系。

我觉得应该是要制造一个氛围，鼓励大家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解和欣赏，但是不要人为地去主导它，主导它的话，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对知识分子会有一个反作用。

经过清末，尤其五四运动的洗礼，有多少人从内心真正地由衷地感佩孔子之教？

但你敢说孔子学术是不对？

这个大家都讲不出来。

有一个汉学家去世了很久，叫作列文森（JosephR.Levenson，1920-1969），他的一些话我觉得还是有些的道理。

他说，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在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