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30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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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文明、朱延平、唐云明、孟繁峰、韩建业、曹艳宏、周伟等倾向于这种认识。

朱延平先生认为“大司空类型晚于后岗类型，二者文化面貌迥然相异。

这暗示了它们之间尽管在时间上可能存在着缺环，但从文化系统上讲，大司空类型并非都是从后岗类型发展而来，甚至前者的主要来源未必是后者。

从大司空类型独具特色的彩陶风格上看，其主要来源之一，应该是庙底沟类型”、“在庙底沟类型的彩陶中，弧线三角图案是由早到晚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如果说大司空类型中最富特征的彩陶因素是弧线三角和平行线组合图案的话，那么这类因素应是庙底沟类型演变而来的”。

唐云明、孟繁峰先生认为河北境内的大司空类型由钓鱼台类型发展而来，其源当然在庙底沟类型。

曹艳宏、周伟先生同意此说。

他们对后岗类型、钓鱼台类型、大司空类型的有关文化因素作了比较，认为后岗类型与大司空类型具有鲜明的个性，有自身发展的清晰脉络，两者既无确切的地层叠压关系，器物演变上也很难找到线索，所以它们应当属于不同传统的仰韶文化遗存。

他们说：

“在钓鱼台类型的纹饰中，弧线三角纹中间夹的平行线数量较少，一般为2条左右，而且作风自然、古朴。

大司空村类型的这种图象，中间夹的平行线数量大增，多达十几条，而且柔弱细腻。

其他类型的纹饰也大多体现出这种特点。

这些十分清楚地表明，大司空村类型的源头应当在钓鱼台类型中去找。

至少可以说，钓鱼台类型的仰韶文化应当代表了大司空村类型的较早阶段”，同时他们也认为“至少在后岗类型的晚期，后岗类型的遗存与大司空村类型在豫北、冀南地区同时存在，不断发展。

而且，这一并存关系的出现可能会更早”。

　　三是认为大司空类型的主源为一种北方文化，从北方发展而来。

田昌五先生将下潘王、三关、钓鱼台等相关遗存与四十里坡遗存相区分，认为前者尽管受到后岗一期文化的影响“但却仍属于仰韶文化系统”，但后者“可归入大司空村类型系统”。

他说：

“北福地遗址第一期甲类遗存既同四十里坡类型有关系，也就提供了大司空类型的来历，它主要是继承从北方来的一种文化发展而来的，而同磁山文化没有承袭关系”、“新乡地区的一些材料还说明，大司空村类型是由北向南发展的，所以到新乡地区已近尾声了。

那么，它的源头在哪里呢？

北福地甲类遗存可能是四十里坡类型的先行文化。

这个四十里坡在蔚县东北，也是属于大司空类型的分布范围之内的”。

严文明先生曾经认为“大司空村类型应是钓鱼台类型发展起来的”，但他已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尤其是不见鼎和小口尖底瓶这两种庙底沟类型的代表性器物。

因此韩嘉谷先生说：

“山西地区的庙底沟类型遗存进一步演变为西王村类型，然而在河北地区不见，表明庙底沟类型在河北地区立足时间不长，为大司空村类型所取代，但绝不是大司空村类型的源头”。

冀中地区的容城午方类型，学术界将其归入大司空村类型。

韩嘉谷先生认为“大司空村类型和午方类型接近，午方类型又和小河沿文化接近，这样便出现了一条从辽西经河北到豫北的文化传播索链，午方类型是中间环节，从而透露了有关大司空村类型来源的线索，小河沿文化是重要源头之一”，并且他还认为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南下与“黄帝南伐赤帝”有关。

田昌五先生认为大司空村类型继承北方来的文化并继续向南发展，他也是将它与炎、黄、蚩之战和黄帝南下联系起来的。

　　上述三种关于大司空类型的认识，其差异之大是很明显的：

一是主源于豫北冀南的后岗类型，按“后岗一期文化”为东夷文化说，则大司空类型可划归东夷文化系统；

二是主源于庙底沟类型、钓鱼台类型，据此大司空类型当划归仰韶文化系统，其老家在晋南、豫西；

三是主源于北方，与北福地甲类——四十里坡系统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一系有关。

事实上，有些学者在论述大司空类型时承认一时还无法明确其渊源和性质。

李友谋先生认为豫北的后岗类型与大司空类型的关系，以及冀南的西万年类型与百家村类型的关系，应当是一纵向关系，两者有文化上的承袭和发展，年代上有早晚之别。

不过他一方面说“豫北的大司空村类型当是后岗类型的继承者，冀南的百家村类型当是西万年类型的继承者”，一方面又说“但是，这种发展、承袭关系不仅在陶器特征上缺乏比较清楚的演变和延续线索，而且在地层关系上亦未获得确凿的证据”，同时他也承认百家村类型对大司空类型有影响。

田昌五先生认为大司空类型不能归属仰韶文化系统，但他也承认“以大司空类型的陶系而论，它除有灰陶、红陶外，还有黑陶和白陶，可说是以灰陶为主，四大陶系兼而有之。

加上其他方面的东西，怎能一捶子定音呢？

我看在没有清理出文化系统以前，还是以存疑为好”。

与后岗类型一样，如果仅仅依据物质遗存去寻找大司空类型的来源特别是创造大司空类型的主要人群的来源是很困难的，因为它的物质遗存显然有多种来源。

上面的几种不同的说法，有些也考虑到大司空类型彩陶纹饰的来源问题，但笔者认为尚不够深入、细致，有些判断和认识也有可商榷之处，需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以下就对大司空类型彩陶纹饰的源头谈一点个人的意见。

　　大司空类型彩陶纹饰最近的渊源当然是庙底沟类型，学者大多也是这样认识的，但笔者认为它其实与半坡类型更接近而与典型庙底沟类型相去更远，虽然在年代和地域方面大司空类型都与前者更远而与后者更近。

我们先看《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大司空村类型”条目挑选的三件典型器物之纹饰：

第一件“彩陶钵”外腹壁上段一周饰几组半坡类型彩陶上习见的平行斜条纹，斜条纹之间由两个底边靠着斜条纹的弧边三角纹一东一西、一上一下夹出一个露地椭圆在中间，两个露地弧形三角则自然出现在左上角和右下角相对位置。

平行斜条纹、中间拉长变成一条线的阴阳交午图形都是半坡彩陶的标志性纹饰，大司空类型这种彩陶钵纹饰增加的内容只是两个弧边三角纹之间夹出的椭圆形纹饰。

第二件“彩陶碗”外壁上段饰一个形如鼻孔的背向双钩纹，又如牛的一对盘角，旁边再加两个弧形三角重叠起来的纹饰。

牛羊的盘角状纹饰见于半坡类型，叠小三角的习惯则见于半坡类型的北首岭遗址。

第三件为陶盆，第三件为陶盆，上腹中部饰一周“”，应该是半坡立杆测影羊角柱形象的简省，也与炎帝文化有关。

大司空类型与半坡类型的年代相差一千年左右，但器物纹饰却好象存在一种遗传关系，这是让人深思的。

或者也可以说，大司空类型这些纹饰的祖源可以上溯至半坡类型，而不会是与庙底沟类型或其他文化有关。

笔者在《伏羲画卦》一书中正是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挑选的这几件大司空类型代表性器物的纹饰推断大司空类型为炎帝后裔文化，现在看这种冒险的推断可能是正确的。

下面我们继续分析大司空村类型的彩陶纹饰。

　　大司空类型彩陶纹饰《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描述为：

“彩陶风格和纹样较为特殊，在暗褐色地上施黑、红二彩，花纹元素是弧线三角、曲线、波浪等，构成带状图案，其间并缀以叶纹、S纹、同心圆纹、睫毛纹等”。

巩启明先生说大司空类型的“彩绘纹样有弧线三角纹、曲线纹、蝶须纹、梳齿纹、水波纹、叠人字纹、同心圆纹、平行线纹、网纹、睫毛纹、连钩纹、S纹、山字纹等”。

虽然大司空类型彩陶纹饰这样丰富，但其最具代表性的纹饰却不多：

朱延平先生认为大司空类型“彩陶纹饰中最常见的是对弧线三角与平行丝状线的组合，这种彩陶图案可分为斜向体和平直体两种”，并且认为“如果说大司空类型中最富特征的彩陶因素是弧线三角和平行线组合图案的话，那么这类因素是由庙底沟类型演变而来的”。

戴向明先生认为大司空类型“最惹人注目、最富特征的则是大量的折腹盆、折腹钵、敛口钵和饰于其上的独特的彩色花纹……其上大量装饰独树一帜的弧边三角夹平行线纹和蝶须纹等，使它成为一组具有独特风格的器物群，并以此表明了自身的独立性”。

所以认为大司空类型最富特征和有代表性的彩陶纹饰乃是弧线三角与平行线的组合恐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不仅如此，大司空类型与庙底沟类型、钓鱼台类型彩陶纹饰之间的联系、渊源关系也主要反映在弧线三角与平行线的组合方面：

朱延平先生认为大司空类型源于庙底沟类型，在彩陶纹饰方面是从这个角度对比的；

曹宏艳、周伟认为大司空类型源于钓鱼台类型、庙底沟类型，在彩陶纹饰方面也是从这个角度对比的。

即是说，从彩陶纹饰的角度去看，认为大司空类型源于钓鱼台类型、庙底沟类型主要甚至仅仅是依据二者在弧线三角与平行线的组合上的共性而得出的认识。

但是弧线三角与平行线的组合纹饰虽然见于钓鱼台类型，它们却不是典型庙底沟类型的特征性纹饰或基本纹饰。

相反，弧线三角与平行线这种纹饰的源头在半坡类型，而且它们是半坡类型的典型纹饰。

这意味着，钓鱼台类型、大司空类型与半坡类型可能有比较直接的、紧密的渊源关系，虽然钓鱼台类型被视为典型庙底沟类型的一个亚型或变体。

为此，我们有必要继续作一些考察和分析。

　　《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对庙底沟类型彩陶纹饰是这样概括的：

“主要是以圆点、钩叶、弧边三角及曲线组成的带状纹饰，还有垂幛、豆荚、花瓣、网格等纹样，此外有鸟纹、鱼纹和蛙纹等动物图形，沿袭了史家类型的形态和风格，而与半坡类型彩陶风格迥异”。

苏秉琦先生认为花卉图案彩陶是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

他对庙底沟类型的花卉图案做了综合分析，概括出两个主要种类：

“第一种，类似由蔷薇科的覆瓦状花冠、蕾、叶、茎蔓结合成图；

第二种，类似由菊科的合瓣花冠构成的盘状花序”，其中又以前者最为显着。

他甚至以“华山玫瑰”来指代庙底沟类型彩陶图案或庙底沟类型本身。

严文明先生对半坡遗址的彩陶纹饰作如此概括：

“动物花纹比较发达，鱼纹为主，次为人面纹、山羊纹和鸟纹；

图案花纹以宽带纹为主，次为三角纹、斜线纹、菱形纹、梭形纹、辫形纹、细腰纹和折波纹等，基本上是由直线或直边的三角、方块、长条等组成的，很少使用曲线，显得特别规整”；

对庙底沟遗址彩陶纹饰概括为：

“动物花纹很少，仅见蛙纹和一件似鸟纹者；

装饰性图案花纹却相当发达，主要有回旋钩连纹、垂直纹、凸弧纹、豆荚纹、花瓣纹、窄带纹、网格纹等，还有少量羽状纹、三角纹、圆点纹和横χ纹等。

构图多用曲线或曲边的三角、新月和圆点等，除用轴对称外，还采用中心对称的方式，一气呵成，显得圆润流畅、生动活泼”。

所谓“圆点、钩叶、弧边三角”或蔷薇科的“玫瑰花”图案或“回旋钩连纹”、“曲边的三角、新月和圆点”，据王仁湘先生研究，其地纹均为旋纹，而且这种“旋纹”很可能是庙底沟类型花卉彩陶图案表现的主题。

王仁湘先生还说：

“花瓣纹和旋纹是最典型的两种地纹彩陶，流行于庙底沟文化时期，分而范围较广，延续时间也很长，是中国彩陶文化中最精粹的内容之一”。

可以肯定，钓鱼台类型、大司空类型那种弧边三角与平行线组合的彩陶图案绝不会是由庙底沟类型那些“圆点、钩叶、弧线三角”、“玫瑰花”、“回旋钩连纹”、“曲边的三角、新月和圆点”演化而来，因为二者完全是不同的组合和风格。

虽然庙底沟类型彩陶花卉图案也有弧边三角纹甚至也有两个弧边三角对称、对顶的图式，但它与钓鱼台类型、大司空类型彩陶那种完全成对的弧边三角从构图到立意都有重要区别，前者圆润流畅并不一定成对或对称对顶，而后者却严谨、规整且一定成对和对称、对顶。

苏秉琦先生对庙底沟类型彩陶蔷薇科和菊科花卉图案发展、演化的排序可证笔者这种认识。

所以我们认为钓鱼台类型、大司空类型那种弧边三角与平行线组合图案的源头在半坡类型，而非庙底沟类型。

　　钓鱼台类型多分布于冀中和冀西北一带，冀南则罕见。

该类型彩陶纹饰中弧边三角与平行线组合图案的源头既在半坡类型，那么在考古学上有没有线索可供探源呢？

有的。

一种可能是与后岗类型有关，因为后岗类型的纹饰“与半坡类型略同”，比如它也有“平行斜线组成的正倒相间三角形纹”。

但更大的可能则是与分布于晋北——冀西北一带的马家小村类型有关。

关于马家小村类型和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晋中小区的白泥窑子类型，晋南的东庄类型，韩建业先生有一段论述：

它们虽然“都有对当地仰韶一期遗存继承的一面，但毕竟是次要的。

在它们身上表现得更明显的则是受半坡类型影响所形成的新因素。

但对于白泥窑子类型和马家小村类型来说，可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它们究竟是半坡类型先影响到晋南形成东庄类型后，东庄类型再北上影响的结果呢，还是半坡类型同时影响到晋南和北方地区，同时引起这一广大范围的文化变异？

绝对一些来讲，很可能是晋南的文化面貌先发生变异，因为北橄一期确存在与早期遗存明显的嬗递关系。

但可能差不多在晋南向北影响的同时，西部区也向北方地区施加影响。

由于这些变化的原动力都来自西部，晋南和北方地区又一直就存在密切关系，所以这种文化变异也可以理解成大概是同时发生的。

从东庄类型和白泥窑子类型早晚段各自对应、同步发展的现象也能看到这一点。

而不管是来自南方，还是西部的影响，在到达晋北和冀西北所在的桑干河流域后，都融进了不少当地文化因素，并受到较多后岗类型的影响，从而形成别具特色的马家小村类型”，而且弧线三角纹彩陶也是马家小村类型的主要器物之一。

我们注意到，韩先生提及白泥窑子类型与东庄类型同步发展，而并不言马家小村类型与东庄类型同步发展；

同时我们也知道，晋南北橄一期、东庄类型的发展方向正是典型的庙底沟类型遗存，而钓鱼台类型与这种典型的庙底沟类型是有较大差异的，特别是在彩陶纹饰方面，已如上述。

所以很可能马家小村类型中的半坡因素并非来自东庄类型的影响，而是可能直接与半坡类型有关，这一点也正与我们推测半坡类型可能发生过大逃亡相吻合。

当晋南东庄类型转为庙底沟类型、渭水流域出现泉护类型、伊洛流域产生阎村类型之际，北方地区一方面在当地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又保持着与周围地区，尤其是与晋南豫西地区的交流，所以还可以使用白泥窑子类型的名称，作为晚期阶段”，而“马家小村类型的一些特点，除黑红彩兼施等有所保留外，其余基本消失”。

这意味着马家小村类型在晚期可能有一个变动，而这个“变动”与钓鱼台类型在年代上刚好能够衔接，在彩陶纹饰上也有可衔接之处，或许其间存在着人群的重组与流动？

　　距今5000多年前，辽西地区红山文化中出现了女神庙、祭坛、积石冢大墓、金字塔式巨型建筑，学者认为这是仰韶文化北上与红山文化发生“花与龙”的碰撞的结果，但是有人认为红山文化女神庙遗迹当属炎帝族文化，笔者也认为红山文化寓含“天圆地方”观念的祭坛、积石冢也与半坡类型及西水坡45号墓穴形制所示文化内涵有内在的联系，而与庙底沟类型尚不能直接挂钩。

我们推测，红山文化中与半坡类型这种关联因素可能与半坡人的逃亡、远徙辽西有关。

现在，从钓鱼台类型的角度去看，红山文化有关现象更能得到一合理解说：

钓鱼台类型彩陶纹饰存在明显的半坡因素，说明这一族群可能是以半坡类型炎帝族裔为主体，或者它至少应是炎、黄两族后裔的联合体，从年代和地域两方面看，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存的产生都是与仰韶文化钓鱼台类型相衔接，而不会是其他类型，所以红山文化坛、庙、冢的产生得到一种合理的解释。

说到这里，笔者想对大司空类型、钓鱼台类型那种弧边三角与平行线相组合的彩陶纹饰的内涵表达作一解说：

弧边三角成对出现且为一种对称、对顶关系正是立杆测影所得阴阳交午图形的变式，大量见于半坡类型各种纹饰、器型，而成组的斜条纹、竖线纹也正应该是象征立杆测影之立杆、是对立杆测影的崇拜所致，红山文化中祭坛、积石冢方圆相配表示“天圆地方”也正源于立杆测影，几者在内涵表达上完全吻合。

所以我们推断，创造大司空类型的人群主要是炎帝后裔，其远源在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

　　“炎黄大战”第31项证据

　　大司空类型如果主源于后岗类型，那么它应该是一种炎帝裔文化，因为后岗类型蚩尤族为炎帝裔；

大司空类型如果主源于钓鱼台类型，那么它也是炎帝裔文化，上一节我们根据彩陶纹饰及考古学文化的流变关系已作分析。

大司空类型如果主源于北方文化，系从北方发展而来，笔者认为它仍应是炎帝裔文化或可能是这种文化，以下对这种认识略作申说。

　　田昌五先生认为大司空类型的来源历“北福地甲类——四十里坡类型”这样一个过程。

“北福地甲类——四十里坡类型”正是学者所论后岗一期文化系列，四十里坡下层为后岗一期文化，所以大司空类型可能为炎帝裔文化。

韩嘉谷先生认为大司空类型的来源与容城午方类型和小河沿文化有关。

从年代关系上看，大司空类型不可能来源于小河沿文化，因为二者根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文化：

前者的年代为前3600—前3000年间，为仰韶时代文化；

后者的年代在距今4870年以近，已进入龙山时代。

但是大司空类型、午方类型、小河沿文化确有相近的文化因素。

韩建业先生将北京附近地区以及广泛分布于海河、西辽河、滦河流域晚于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而早于龙山文化的遗存统称为雪山一期文化，其早期以冀中的中贾壁遗存为代表，午方类型和小河沿文化则是其晚期的两个类型，其早、晚期之间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雪山一期文化年代跨度大约为前3600年—前2900年之间，与大司空类型略同，二者一北一南相遇相邻于冀中，所以互有影响。

韩先生认为“中贾壁遗存的主体因素为继承后岗类型南阳庄亚型而来，但它盛行夹云母素面罐类器物，绝不见鼎，彩陶均为红彩，且其三角形和垂线、圆点组合的类似变体鱼纹的图案不见于南阳庄亚型”。

中贾壁遗存彩陶上那种“三角形和垂线、圆点组合的类似变体鱼的图案”以及那些尖角项对的菱形纹、网格纹其远源显然在半坡类型，而不会是庙底沟类型，更不会是辽西的传统文化。

韩建业先生还对雪山一期文化的彩陶纹饰作如此概括：

“流行对顶菱形和菱形网纹、对顶三角形、波浪纹、逗点纹、半重环纹、垂条纹、成组斜条纹等图案”，而且雪山一期文化与大司空类型“有明显的联系”。

可以看出，雪山一期文化彩陶纹饰与半坡类型彩陶纹饰有更直接的联系，其对顶菱形和菱形网纹、对顶三角形、波浪纹、垂条纹、成组斜条纹都可直接上溯半坡类型彩陶。

雪山一期文化与大司空类型还有一个重要的共性，那就是它们都不见鼎器和尖底瓶这两类重要器物。

学术界曾将午方类型归入大司空类型，于此亦可见中贾壁遗存、午方类型与大司空类型之亲缘关系。

　　上述讨论表明：

在仰韶时代，活动于豫北、冀中南、冀西北、北京地区的古代居民应主要是炎帝后裔。

由于大司空类型不见鼎器和尖底瓶这两类重要器物，所以我们认为创造大司空类型的主要人群可能不是来自流行鼎器的后岗类型。

从大司空类型彩陶的代表性纹饰“弧线三角和平行线组合图案”与钓鱼台类型相关来看，创造大司空类型的人群可能来自钓鱼台类型。

在仰韶文化中期，从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晋北到冀西北、冀中，可能存在着炎帝族与黄帝族后裔大面积的、广泛的联合、融合或者和平共处时期，这是渭水流域“炎黄之战”后在北方地区出现的又一次“炎黄联合”、共处。

后岗类型从内蒙古中南部、晋北、冀西北、冀中迅速撤离与这种“炎黄联合”有关，内蒙古清水河县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巨型鱼龙夯土雕像是这种“联合”的一个证据，钓鱼台类型的存在亦当是这种“联合”的反映。

如果说大司空类型来源于钓鱼台类型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么更准确的说法不如这样说：

创造大司空类型的主要人群很可能是从钓鱼台类型中分化出来的，即源于半坡类型炎帝族的那一群人从钓鱼台类型中分化出来了。

也就是说，当炎、黄两族后裔联合出现在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至冀西北、冀中时，蚩尤后裔迅速从这些地区撤离和消失了，而若干年后炎、黄后裔又开始分道扬镳，这与渭水流域发生的炎、黄联合击杀蚩尤后来又发生炎黄相争、合作结束相比较，仿佛是历史的又一次重演。

韩嘉谷先生分析认为：

庙底沟类型“虽一度通过太行山谷道到达太行山东麓，但从发现的数量和分布范围看，并没有在这里取得优势”，同时“山西地区的庙底沟类型遗存进一步演变为西王村类型，然而在河北地区不见，表明庙底沟类型在河北地区立足时间不长，为大司空类型取代，但决不是大司空类型的源头”。

河北地区“庙底沟类型”与山西地区“庙底沟类型”的差别或许正表明前者含有较多成分的炎帝文化而后者才主要是黄帝文化，所以当大司空类型炎帝后裔从钓鱼台类型中分化出来后，该类型中黄帝裔部分自然在河北地区形不成气候，而山西地区庙底沟类型自然与钓鱼台类型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它们才是黄帝族直系所以向西王村类型过渡。

如果创造大司空类型的主要人群有另外的来源，则韩嘉谷先生所谓进入河北地区的“庙底沟类型”因太少所以不会在河北地区长久立足是情理之中，因为二者分属炎、黄两族系。

典型的庙底沟类型是有尖底瓶和鼎器的，钓鱼台类型也有这两类器物，但这并不能证明不用鼎器和尖底瓶的大司空类型不可能来自钓鱼台类型。

舍弃鼎器和双唇口尖底瓶这两类典型庙底沟类型器物而发扬光大“弧线三角与平行线组合图案”这种与半坡类型相关的彩陶纹饰，或许正说明大司空类型是从钓鱼台类型中分化出来的炎帝文化、钓鱼台类型是一种炎、黄联合的文化遗存。

我们曾把半坡类型的壶罐口尖底瓶、庙底沟类型的双唇口尖底瓶解释为与炎、黄两族联姻、联合有关，从仰韶文化中、晚期尖底瓶的变化来看，这一解释似乎仍然具有合理成分：

一方面是拒绝尖底瓶和鼎器的大司空类型的产生，另一方面在晋南、关中、陇东乃至整个北方地区西部，庙底沟类型的双唇口尖底瓶都变成了喇叭口尖底瓶，这种现象存在于西王村类型、石岭下类型、义井类型、海生不浪类型等等与大司空类型同一时代的文化。

炎、黄的合作彻底结束，所以双唇口尖底瓶不必要存在了，而大司空类型也产生了。

虽然钓鱼台类型目前发现较少，大司空类型主流人群的具体源流关系还不很清楚，但大司空类型为炎帝裔文化应无疑问。

　　大司空类型与炎帝系的哪一位宗神相关呢？

我们认为它即是共工。

　　共工最着名的神话和事件即是与颛顼争帝，这方面的资料很多，如《淮南子·

天文篇》说：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

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兵略篇》又说：

“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又如《列子·

汤问》说：

“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

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楚辞·

天问》“康回凭怒，地何故以东南倾”王逸注曰：

“康回，共工名也。

《淮南子》言：

共工与颛顼争为帝，不得，怒而触不周之山，天维绝，地柱折，故地倾东南也”。

说明共工族的年代可能早至颛顼时期。

共工又与帝喾高辛氏相争，如《淮南子·

原道篇》说：

“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

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