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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与黄金挂钩，全球货币与美元挂钩）；
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擅自单方面放弃“双挂钩”责任，并推动IMF于1976年通过“牙买加协议”（“牙买加协议”的核心，一是多元基准货币，二是浮动汇率制度）。
理论上，1976年后多元基准货币是对美元的削弱，但由于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络，有全球最活跃的金融市场，有全球一致认可的金融评级机构，有全球居垄断地位的会计师事务所，有美国自身可控制的国际规则制定和协调机构（IMF、WB、ISB等），使得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没有降低美国的国际金融霸主地位，反而合法地放弃了本位币所应尽的国际义务（本位币的发行国有义务控制自身的货币发行量，确保全球的金融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被废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之一正是限制美元的超发），并可以利用汇率浮动的机制，限制和干预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甚至政治事务（如1985年“广场协议”带给日本的金融效果）。
“牙买加协议”的实施，导致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美国。
1985年，协议实施仅仅9年后，美国即结束长达71年的国际净债权国地位，一变而为国际净债务国（当年国际净债务1074亿美元），从而与80年代初期开始明显呈现的贸易项下逆差相呼应，开启了当代美国独有的经济循环模式：
经常账户项下逆差由资本项下的顺差弥补，即借他国的钱来满足本国的消费。
从1985年至今的25年时间里，尽管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放大，但国际收支逆差（经常项下与资本项下之和）却都控制在GDP的1%范围内。
也就是说，在长达25年的期限内，美国借助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每年占用他国的资本来满足本国的消费，且这一趋势日渐扩大，难以逆转。
这一模式具有明显的内在矛盾：
一方面，一旦美元失去国际信任，或遇到其他国际货币的挑战，国际资本净流入将会减少，则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其对超量进口商品的消费；
另一方面，如美国国内消费无节制膨胀，超过国际资本净流入所能提供的支撑，则经常账户项下赤字将无法弥补，国际收支失衡。
两种情况下，都会导致美国模式破产。
本次金融危机，虽未出现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但对美国模式却产生了阶段性、结构性影响。
由于在美国民众利用国际资本享受低息住房贷款的同时，也推高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并通过虚拟资本的放大效应产生连锁反应，导致金融危机，使得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短时间内无法像从前一样，将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送到美国民众手中。
因此，至少在中短期内，支持过度消费的消费金融模式面临着调整。
这就阻断了国际资本向美国消费者的传递，进而大幅降低美国经济“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消费对美国GDP的贡献在70%以上），进而产生大量失业，造成实体经济恶性循环。
这种资金链条的中断，对美国而言，虽还不至于导致美国模式破产，但也意味着美国模式的暂时中断，意味着美国必须或修复旧有模式、或重建新的过渡模式。
修复旧有模式，意味着美国继续危机前的低储蓄、高消费、高经常项目赤字、高资本项目盈余的模式。
客观上说，这一坐享其成的模式是美国人民最愿意恢复的，但微观上有两个障碍将导致短时间内难遂其愿：
一是金融机构尚未完全恢复，无法提供大量的消费信贷。
从事美国住房次贷的金融机构已大部分倒闭，所剩的机构需要整体金融市场恢复后才可能重新进入；
其他消费金融领域，如信用卡和汽车按揭，也因金融机构风险容忍度的下降和消费者违约率的上升而收缩信用规模。
二是美国居民的借款记录、抵押品、就业率等消费贷款所必需的要素尚未恢复，还无法满足金融机构放贷所必备的一些（哪怕是低限）要求，还需要时间。
大部分美国民众并非像有些经济学家估计的那样，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他们并不会自愿放弃原有的轻松的消费模式，只是限于外界条件的变化，不得已而过起节俭的、积累了储蓄才能消费的“苦”日子。
可以肯定地说，一旦三五年后外界条件具备，2008年前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美式生活”必将重演。
只是在这调整期间，美国必须要找到新的过渡模式。
一旦脱离了金融杠杆的支撑，这个新的过渡模式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打工吃饭”，靠实实在在的工作，靠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靠实实在在的出口加工，微观上获得工资收入，宏观上提高就业人口。
而美国的生产要素高于全部发展中国家，高于相当部分发达国家，短期内如何提高美国的出口竞争力，如何吸引新的产业回流美国本土，调整金融要
素价格就成为最简单、最便捷的选择。
一方面是利率政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投入了大量货币，导致资金市场货币供给远远过剩（由于美国实体经济对货币的真实需求有限，这部分流动性无法进入实体经济），利率被大幅压低。
另一方面是汇率政策，尽管危机前后，美国实体经济相对全球而言，并没有明显虚弱，但推动美元贬值却是美国上下的共识。
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的相对价格又有太多的人为因素可以主导，尤其对于控制着全球主要金融市场、主要评级机构、主要市场评判机构的美国而言，发动汇率战争不必像“战争”字面上那么血腥，似乎是经济规律、似乎是自由交易就可以自然导致美元大幅贬值、他国货币大幅升值的效果。
而他国如要进场干预，则要受到指责和惩罚。
通过压低利率价格、通过压低汇率价格，使得美国的生产要素价格在短期内迅速优于竞争对手，从而产生比较优势，推动产业投资的涌入，推动出口的增长，从而创造就业、提升居民收入，从而恢复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这就是美国所选择的过渡模式。
由于需要改变外部需求，这一模式中，汇率的作用无疑要远大于利率的作用。
因此，推动他国汇率升值，就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货币战”现实一幕，甚至连美国的亲密盟友——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也均未放过，更不用说东南亚、拉美这些原本就虚与委蛇的国家了。
但是美国采取的这一“货币战”模式，对于那些采取固定汇率的国家则无法适用。
“牙买加协议”后，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但并非全部的货币都浮动，按照协议，各国可以自主选择汇率制度。
现实情况是，有实力的发达国家的核心货币大多选择浮动汇率，无实力的发展中国家的外围货币则多半选择固定汇率。
中国就属于后者。
鉴于中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如果不能从中国分得一杯羹的话，美国的过渡模式仍无法进行。
这也就导致美国在应对中国时，丝毫没有金融市场操作的娇羞掩饰，而是采用赤裸的货币要挟与攻击，如直接通过关税手段、直接通过立法程序，来推动中国减少对美国出口、增加从美国的进口、减缓美资企业向中国的转移等。
如前文所述，美国模式的破产，除过度消费外，另一个因素是国际资本不再流入。
那么美国当前推动美元贬值，为什么不担心对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呢？
对于持有大量美元债权的国家而言，为何还要不断地购买美国债券（即使利率接近于0）呢？
这就是当今特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赋予美国的超级地位所致。
“牙买加协议”后，美元成为事实上的全球本位币，美国通过其全球最发达的资本（尤其是债券）市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健全的金融机构，控制了全球的国际贸易结算、资本融资和交易、外汇交易、衍生产品交易、大宗商品交易，各主权国家在外汇储备中必须保有足够比重的美元，才能最高效率地应对各种经济活动需求。
因此，全球国际储备货币中，美元占有65%以上的份额（其GDP只占20%左右）。
即使美元贬值（但终究有个度），只要其他边界条件没发生明显变化，各国对储备货币结构的选择就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所以美国人才能自豪且无所顾忌地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当今世界惟一能威胁美元地位的，只有欧元。
就在美国去年底开始明确推行其过渡模式以来，欧洲却“及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欧元震荡，许多本已经在考虑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国家，不得不暂时放弃了此种计划。
时间上如此巧合，无怪乎引发世人许多遐想。
美国的政策将加速下一轮金融危机的到来
目前，全球对2008年因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并未形成一致答案。
对危机累积的微观成因有所共识，如对次贷申请人还贷能力的忽视、对次贷衍生品交易的不透明性、对金融机构高风险杠杆的监管缺失等；
对危机传导的机理有所共识，如各金融机构在交易账户持有了共同风险敞口（MBS、CDS、CDO等），导致风险迅速传递，并共同面对流动性危机等；
但对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并未有深刻的反思和共识。
我们必须要看到，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在于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
“布雷顿森林”体系（双挂钩）废除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完全纸币时代，货币发行不再有“锚”来约束，呈现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各国货币发行多少完全凭各自政府和央行的主观判断。
从现实操作来看，各国大多参照通胀率作为货币发行量的依据。
然而，货币创造出来后并不必然与当期物价指数一一对应，相当部分沉淀下来，暂时脱离资金的投资—消费循环，如货币当局不予超发货币的话，就可能导致流通中货币不足，产生通货紧缩的假象。
但事实上，这些沉淀下来的货币并未消失，随时可能形成现实购买力，当沉淀量达到一定数量级后，一旦有外界合适的诱因，必然爆发金融危机。
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又都参与了全球货币的创造。
而美元因其特殊地位，成为事实上的全球（纸币）本位币，各国出口商品最后都变成美元的累积，即所谓的美元外汇储备。
因而，美元货币约束就成为全球货币供给失控与否的根本。
可叹的是，美国恰是此种货币体系的最大受益者，美元的发行不仅不必考虑全球的真实需求（发行美元购买他国商品、供本国人民消费，何乐而不为），甚至不用过多地考虑美国自身的通胀水平（大量美元沉淀在海外持有人手中，并不立即冲击美国本土居民消费市场），其对货币发行的道德约束是排在获得本国利益之后的，这就导致美元货币创造迅速膨胀。
第三，浮动汇率和外汇自由交易机制，使得前两个方面的货币创造又循环派生。
某国货币过多地创造出来后（如日元超发部分），通过外汇交易市场可自由兑换成美元（或其他自由兑换货币，如欧元），形成美元（或欧元）的超量投放，反之亦然。
在此种国际货币体系中，货币叠加积累，形成超量供给就是一种必然。
这也是为什么当今世界虚拟经济迅速膨胀，远超过实体经济的真实货币需求，却依然在自我加速、自我创造的本质原因。
超量货币创造出来以后，就具备了独立“人格”，就要逐利。
而实体经济提供的可供虚拟经济分配的剩余价值又相对有限，其结果必然是虚拟经济自我创造交易产品和交易机制，自我进行虚拟价值创造。
我们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反思，为祸作乱的MBS、CDO、CDS们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至今仍把它们归结为金融家的贪婪、监管机构的缺失、交易杠杆的过高、交易机制的不透明等等。
但是，很少有人思考，如此海量的货币供给，不发起和参与虚拟金融交易的话，他们会去向何方？
他们具有如此庞大的资本力量，又是哪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上为资本服务的）政府和国会所能阻挡得了的？
这些资金是次贷产品反复打包销售的购买者，也是次贷产品反复打包加工成新产品的创新者，他们在愉快地进行着左右手互搏的游戏，乐此不疲，却又注定自甘沉迷、难以自拔。
直至有一天，危机出现，他们便结伴集体出逃，侥幸成功出逃者，便立即寻找下一个战场，酝酿着下一个自我交易的游戏。
针对本次金融危机，全球进行了深刻反省，并推动着一系列制度的创新，诸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Ⅲ、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IMF和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银行税、逆周期拨备等等，但所有这些都是围绕微观金融机构的约束、监管，微观金融风险的产生、传递来展开的，都假定金融主体是可以理性和可以约束的，都假定监管机构是中性的和可以超然于资本力量之上的。
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努力确有价值，对于缓解金融危机会有所帮助，但也必须要看到，如果国际货币体系不改变，货币创造的机理不改变，就无法约束货币创造，无法约束虚拟经济的进一步膨胀，也就无法阻止超额金融资本的逐利冲动，也就仍然无法预防和控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
事实上，本次对金融危机的救助行为，恰恰在加强下一轮金融危机的势能。
美国率先祭出“量化宽松”这一严重违反金融公理和常识的手段，悍然以基础货币（超能货币）来随意购买“有毒资产”、企业债券、企业股权、政府债券，全然没有任何顾忌和约束。
究其原因，有应对危机、救急所需，但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印钞票，其后果是全球、而不是美国自身来承担的。
紧随美国其后予以效仿的欧洲和日本，也是同等道理。
因为他们的货币也在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有份额，它们的浮动汇率、自由交易的货币机制，也使得他们的超量货币供给可以向全球范围输出，而不必（暂时）自吞苦果。
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无法走出国境，超量派生的货币都反应为本国通货膨胀的话，政府的决策决不会如此轻率和不合经济学基本常识。
近期，美国在经济已经企稳，已经宣布渡过危机的情况下，竟然准备重启“量化宽松”政策，可见得美国连最后一点道德底线都已放弃。
如果说2008年启动该政策还可解释为“救急”的话，那么现在启动，则完全是为了引导市场对美元贬值的预期，完全服务于美国急于确立的过渡模式。
无疑，“量化宽松”政策所推动的美元贬值，已经是以邻为壑，已经挑起全球货币战争，而“量化宽松”政策本身所产生的基础货币的超额投放，又必然加速全球货币供给，增加下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势能。
原本是救助危机的手段，竟然成了助长危机的推手，这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使然。
鉴于美国在全球金融领域的占比，以及金融产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20%以上），当下一轮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也注定会对美国带来更大、更惨烈的冲击。
本轮美国“货币战”的本质特征
在确立我们的应对策略之前，一
定要认清本轮美国挑起的货币战的本质特征，其核心有四个方面：
第一，确立美国的过渡模式。
由于短时间内无法恢复消费金融模式，美国的过渡模式只能是通过增加出口，增加实体产业投资，从而增加就业机会，增加民众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奥巴马新政”阐述的要在五年内实现出口翻一番的目标，就是其内涵的最好诠释。
第二，调整金融要素价格。
只有通过调整金融要素价格（主要是汇率和利率），才能使生产要素价格迅速改变，实现过渡模式目标。
而对当前的美国来说，在金融要素价格中，汇率的作用远大于利率，利率政策的运用正是为了呼应汇率政策，较低的资金利率更容易推动汇率贬值。
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推低利率、形成汇率贬值预期，配合美元贬值策略。
第三，汇率战争针对全球。
在浮动汇率体系中，只针对一、两个货币贬值，则会因为汇率交叉换算而最终削弱贬值效果（如美元对日元贬值，如对欧元汇率保持不动的话，一旦欧元对日元升值，相应美元兑日元经折算的汇率就会上升，则美元贬值效果失效），因此，美国只有对全球主要货币，至少是美国主要出口目的地国家的货币进行贬值，才能达到其初衷。
在美国出口目的地国家排序中，加拿大、墨西哥、日本、中国、英国分列前五；
6至10名中，属于欧元区的有德国和法国，因此这些国家所属的货币，将成为贬值的重点对象。
这其中，人民币注定会遭遇“特殊对待”。
一是因为欧日等发达国家同是本次金融危机的受重创者，本国消费需求已经减弱，即使通过汇率手段调节，短期内也不会产生对美国进口的过大需求。
而中国在本轮危机中一枝独秀，且进口量持续攀升，只有增加对中国的出口，才能尽快解决问题。
二是因为中国实施的是固定汇率机制，不易为美国通过经济手段所操纵，需要通过政治手段来胁迫。
第四，美元贬值是一种中短期行为。
美元贬值只是服务于过渡模式的确立，不会持久。
美国最终会回到危机前的旧有模式上去，即一方面通过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掌控，使得国际资本源源不断流向美国，另一方面通过消费金融模式，将国际资本转化为本国居民的消费性支出，购买全球商品进行消费。
而美元如果持续贬值，则这一旧有模式将不可持续。
一是因为美元贬值会导致进口商品价格攀升，导致贸易项下逆差过大，一旦超出资本项下的顺差（国际资本流入额）所能支撑的范围，此模式便破产。
二是因为美元持续贬值，会使全球降低美元在国际贸易结
算和储备货币中的占比，降低在金融交易中的占比，降低美元的国际地位，从而导致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减少，此模式也将破产。
因此，一旦美国旧有模式所要求的条件恢复，美元贬值行为将中止。
这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国际金融市场企稳，又可以为消费金融机构融资（当然会伴随着新的金融行为创新），二是美国居民的借贷条件改善，基本能配合金融机构的要求。
中国的应对之策
现在美国已经亮出底牌并开始实施，对中国而言，除了积极应战，别无他法。
应对之策必然是对照其本质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回击。
第一，运用好“拖”字诀。
由于本轮美国货币战的目的是建立其过渡模式，并会逐步恢复到旧有模式上去，因此具有鲜明的时效性，以其旧有模式恢复所要求的两个条件来看，时间不会太久。
从国际金融市场来看，大的震荡已经过去，流动性风险基本解除，金融机构的资金量重现宽松之态，资本（股市和债市）市场融资功能迅速恢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基本稳定。
主要的新监管制度，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三）和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都已明朗，金融机构已经可以在既定的监管条件下重新调整经营策略。
从美国国内消费金融市场来看，美国的楼市基本企稳，新开工量和交易量都在回升，汽车按揭和信用卡贷款的不良率也在好转。
尤其是美国的失业率在达到10%以后，没有进一步恶化，且已经在向着好的方向转化，消费金融所要求的必备条件正在恢复。
基于此种判断，时间成为最重要的变量。
美国的战略方向随时会发生转变。
中美关系是最典型的“相反相成”的关系，会长期处于矛盾的对立与统一的进程当中。
因此，当前运用好“拖”字诀最为重要。
一方面，我们何时（至少国力未完全匹配前）都不能主动地成为美国明确的“头号对手”，需要与美国提出的明确而具体的要求相周旋；
另一方面，也不能轻率地对我们的既定方针做出结构性的重大调整，否则一旦外界条件发生变化时，我们今天“下得过实”的棋局会带来长久的被动。
具体落实到汇率政策上，一是应该坚持我们的主动、渐进、可控的汇改方针，在美国政府和国会的舆论达到顶点时就适当调整一下，在处于各方所能容忍的限度内时，就盘整一下，不温不火、气定神闲。
二是决不急于对汇率制度和外汇管制政策作大的结构性的调整，决不能一次性大幅升值，更不能承诺放弃对汇率和外汇流动的管制。
在美国没有调整到位前，国际间各种经济、金融、政治的关系都是不稳定的，都应在互动中微调，而不是单方面结构性改变。
应该承认，人民币小幅升值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也是较大的，会导致境外投机性资金的持续流入。
但是，相对于一次性大幅升值，对社会的震荡要小，同时也存在小幅升值与贬值交替进行的可能，技术上具有与投机资金周旋的空间。
货币升值几乎是金融领域最重要的事情，凡大的改革事件，时机最为重要。
无疑，当美国情况企稳重回旧有模式时，美元将步入升值通道，届时才是人民币放开管制进行一系列改革的最佳时机。
当前，最重要的是忍耐。
第二，运用好“合”字诀。
大国生于天地间，法无定法、纵横捭阖，唱好合纵连横的大戏，自然进退有余。
本轮美国的货币战针对全球，尤其涉及到其亲密盟友欧洲、日本、加拿大等，相应地留给中国的回旋余地就比较大。
当前在货币合作上，我们有三个方向可以主动把握：
一是强化与欧元区的合作，支持欧元。
美国对欧元的态度注定会反复无常。
一方面担心欧元强大，威胁美元霸主地位，减少国际资本对美国的依赖，因而希望欧元区震荡，欧元贬值；
另一方面又担心欧元贬值，会影响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欧美产品的同质化较强，如果欧元相对贬值，国际采购必然偏向欧洲产品，必然导致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受阻。
当前欧元区震荡的背后有着太多美国的身影（评级机构、学术机构、IMF等），因此，欧盟无法就稳定欧元与美国展开实质的合作。
这也恰恰为我们留出了合作空间。
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欧元，一方面，高调参与欧洲主权债券的发行，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欧洲货币基金（EMF）的组建，共同构建欧元救助机制。
二是强化与日本的合作，探讨“亚元”。
今年以来日元兑美元已升值12%以上，日本企业苦不堪言。
但对于政治、国防完全依赖于美国，且主流民意仍崇尚美国文化的当今日本而言，只能选择默默忍受。
日本民主党前党首鸠山由纪夫所倡导的“脱美入亚”政策虽是昙花一现，却也反映出日本一部分有识之士对现状的强烈忧虑。
日元始终没有完成国际化的战略，虽早已经自由流通和兑换，却始终无法成为国际贸易结算、金融交易和外汇储备的主要计价货币，仍只是美元区的一个附庸。
在亚洲，尤其是“东盟10+3”范围内，形成一个独立的货币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日本曾对“亚元”做过很多研究，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提出过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建议，但因美国强烈反对无疾而终。
随着中国人民币的崛起，日元在亚洲已经出现被边缘化的倾向。
亚洲与欧洲的文化、经济背景完全不同，“亚元”成为亚洲货币区惟一货币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尽管如此，能否参与探讨“亚元”仍是一个国家货币地位的象征。
如果在“东盟10+3”范围内讨论建立货币区，而日本却被排斥在外的话，那将是日本无法承受的。
我国可以考虑由民间（如政府出面，美国会直接阻止）发起“亚元”论坛，并主动邀请日本（当然还有其他国家）参加，创造中日货币联盟的概念，以此分化日本追随美国迫我升值的力量。
此外，还可考虑中日之间直接以本国货币作为清算货币，并阶段性锁定人民币与日元的汇率。
此举对于当前难遏日元升势的日本来说，不啻于一根救命稻草，必将大大瓦解来自日本方面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三是强化与俄罗斯的合作。
俄罗斯代表石油国家，但其不像中东那样已完全为美国所控制，独立性较强，而且其对中亚石油走廊国家有较强的影响力。
因此，强化与俄罗斯的金融合作，会直接削弱美元在石油交易上的垄断地位，直接威胁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
而俄罗斯也有着货币独立的强烈愿望，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已两次倡议召开了圣彼得堡论坛，探讨区域货币合作。
我国应加快与俄罗斯签订货币互换及石油等大宗贸易往来以本币计价的协议，并在与中亚、中东的类似合作方面释放谈判的信号，以此牵制美国迫我升值的气焰。
第三，运用好“推”字诀。
所谓“推”字诀，即指加快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随着美元的贬值，东盟国家的货币普遍处于升值状态，对这些出口导向的中小国家而言，压力巨大。
而东盟相当部分出口是对着中国，其产品出口到中国加工集成后，再转出口到美、欧。
以人民币作为东盟与中国之间的清算货币，对减少其汇兑损失意义重大。
此外，随着国际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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