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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素描，总有其不清晰的地方，司马迁在这段不长的文字中用了不少的“或曰”就充分说明老子的形象有模糊处，如“或曰老莱子亦楚人”，“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所以难怪后人会有“模糊的老子”的看法。
因为模糊，所以会有对老子的称谓、姓氏、名字、出身、仕宦、生卒年代的不同考证和解释。
（老子）当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岁，于楚国陈郡苦县厉乡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时生。
而孙以楷先生则认为老子生于公元前571年。
对于老子的出身同样有不同的说法。
《新唐书》卷七十《宗室世系上》作了梳理和解释。
从这段史料中我们知道，老子李姓源出于理官，“理”、“李”相通；
还使我们知道老子祖上原本为官，所以老子出身贵族，能够在周朝做官，掌管国家礼仪图书之类的工作。
然而就是老子这样的出身，在有些人的眼里也并非如此，如唐朝释法琳在对唐太宗的陈述中就认为老子出身低微。
还因为模糊，所以会有人对老子，老莱子，老彭，周太史儋等人关系的考证和解释。
如老子与老彭的关系，程树德就在《论语集释》中视老子与老彭为一人。
有如老子与老莱子，太史儋的关系，有人就以为老子就是老莱子。
同样又有人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老子，老莱子为二人，老子也不是太史儋。
老子的模糊处还引发人们对老子身份的无限引申。
如汉刘向在《列仙传》中就将老子列为一位可以保佑民众的神仙。
因为有模糊处，人们又何尝不可将老子与佛祖相联系呢？
种种猜测，其结果只能是一无所获。
这就像事物一旦需要考证的那样，只能是考不胜考，证不胜证，只能是考其大概，证其有限，由此看来，历代盛行的考证永远无法一劳永逸的理清老子身上的“模糊”，撩去老子身上的朦胧。
引发的只能是繁琐的考证，无端的猜测，无尽的争讼。
第一，老子为陈国（后为楚灭）苦县厉乡曲仁里人。
苦县，即当今河南鹿邑。
第二，老子任周守藏室之史。
因为任周收藏室之史，从事记录天下诸侯的状况及管理周室之史料的工作，所以也必知晓天下变化之理。
第三，孔子问礼于老子之事。
第四，老子也是有老师的。
第五，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
对于社会时代的衰败，老子这样的智者是有体悟的。
“善之与恶，相去若何”。
即社会事物的善恶、是非标准已发生移位。
一般来说，社会原有的善恶，是非标准发生变化，而新的为大多数民众接受的善恶，是非观又未被建立，这社会是可怕的，它随时会发生倾斜、崩毁。
对此，老子敏锐的感受到这点。
老子对秦人逢氏之子的倒错行为作评价，说明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是清晰的，并且以他特有的智慧为此“离周”行动做了有力的支撑。
第六，老子去周之秦，“至关”，遇关令尹喜。
这也是清晰的。
第七，老子“自隐无名”，要做隐士。
第八，与“自隐无名”相一致的是，老子还谦下，柔弱，贵愚，挫锐，曲全，和光同尘，功成弗居……这些也是清晰的。
最后为了给一个“清晰的老子”，不妨再一次按传统重申：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
”而与老子同时代的老莱子是老子的学生弟子，周太史儋则是老子在周的数传弟子。
老子“见周之衰”，去周之秦出关而迫于关令尹喜之请，不得已著五千余言《道德经》，即《老子》。
与老子其人模糊与清晰密切相关，老子的著作《老子》一书也是既模糊又清晰的。
并且，由于《老子》一书直接代表了老子的智慧与思想，因而成为了历代学者研究讨论的一个重要对象，学者对于《老子》一书的研究与争论之热情，丝毫不亚于他们对老子其人的考证。
《老子》一书是老子在出关时，应关令尹喜之请而作的，并且其书分“上下篇“，共五千余言。
然而，对于太史公如此清晰的《老子》，在经过了两千余年的传承之后，反而变得越来越模糊，这种模糊缘于历代学者对《老子》一书的内容、分篇等问题的不同理解，乃至对《老子》一书作者与成书年代的怀疑。
首先，最为关键的是《老子》一书的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
北魏时的崔浩曾说，“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
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设败法之书，以乱先王之教？
”陈师道、叶适、黄震等人提出了对《老子》一书作者的怀疑。
如南宋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就认为《老子》的作者是一个不知名的隐者。
清代，如汪中作《老子考异》都专门针对《老子》一书的作者作了较为系统的考证与质疑，而清代最为著名的辨伪学者崔述亦在其《考信录》中提出了自己对《老子》一书作者的怀疑。
近代，对《老子》一书作者与成书年代的争论更加白热化，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将老子列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有名可考的哲学家，在《老子》作者及写作年代上，否定了前人对《老子》的怀疑。
但是随后，首先向胡适发难的是在当时学界享有盛名的梁启超，他在《评胡适之<
中国哲学史大纲>
》的第五节《论<
老子>
书作于战国之末》一文中首先承认了司马迁《老庄申韩列传》是我们考证《老子》一书作者与著作年代的“最可靠”的史料，但同时指出这段史料“实在迷离惝恍”、模糊得很。
两三年后，冯友兰一反胡适把老子列于中国哲学史首位的做法，以孔子为中国哲学史的开端，甚至将老子列于墨子、孟子等思想家之后。
他认为《老子》系战国时人所作。
并得出结论：
李耳为战国时《老子》学首领，但老聃则为传说中的人物：
今所有之《老子》，亦经汉人之整理编次，不能必谓成于一人之手。
除了胡适、梁启超、冯友兰之外，尚有马叙伦、高享、唐兰、罗根泽、郭沫若等众多学者对《老子》一书的作者与成书年代从不同角度作了考证，得出各种各样、莫衷一是的结论，从而使得我们对《老子》一书的作者与成书年代的认识变得更为模糊。
《老子》内容的模糊首先涉及《老子》一书的各种传本。
《老子》内容的模糊还涉及《老子》的篇章结构。
最为关键的是，《老子》内容模糊更与《老子》内容本身的语言特色与丰富内涵有关。
众所周知，《老子》以五千字作呕的语言蕴含了十分辽阔的意境，可谓语精义深。
第一，《老子》作于《庄子》之前，为道家的首部传世经典，这是清晰的。
随着1973年和1993年的两次重大的考古发现，《老子》在道家的首出性地位便变得清晰与牢固了。
第二，《老子》的作者是年长于孔子的老聃。
这也是相当清晰的。
第三，《老子》共计五千余言，分为《道经》、《德经》两大部分，它既为我们展示了一种高妙的形上智慧，同时又以现实社会为落脚点。
历史上对于《道经》和《德经》谁者在先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二者哪个在先，都有其道理。
其一，若是以老子悟道的先后顺序而言，则是《德经》在先，《道经》在后。
其二，若是从作为哲学家的老子向他人述道的先后次序而言，《道经》在先，《德经》在后则更为合理。
最后，我们还是向读者展现清晰的《老子》为：
《老子》的作者是孔子问礼的老聃，创作年代大致为春秋末年，为老聃出关时受关令尹喜之请而作；
《老子》一书共五千余字，又名《道德经》，分为《道经》和《德经》两大部分。
体现了老子在春秋末年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对于社会人生的敏锐观察和超凡的智慧。
（1）老子的弟子与战国道家后学
关伊子，也就是《史记》中的那个“关令尹喜”，据说他姓尹，名喜，字公度，是秦国人。
庚桑子，据说名楚，陈国人。
文子是目前老子弟子中记载较为详细的，且著作流传至今并较为完整的道家学者。
文子的传世著作《文子》一书今存十二卷，从中可以发现文子与老子思想的紧密联系。
杨朱的生平已经不可考，对他的思想的概括是“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
列子，名御寇，战国初期郑国人；
相传列子家贫却不为世俗所累，为得道之士，今传有《列子》八篇，著名的愚公移山的典故就是出自《列子》一书。
庄子，名周，战国中期宋国蒙人。
关于庄子的思想，他同老子一样，对现实社会非常的不满。
庄子认为儒家和墨家所尊崇的礼乐教化等“圣知之法”已经根本不足以救世。
他从道法自然的高度，将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作了更为具体的发挥。
他认为，从理论上讲，人应该是自由的。
（2）老子对先秦其他各派系的影响
墨家的创始人为墨子，名瞿，战国初期宋国人。
他的主要观点有十个：
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和非攻。
就具体思想上来看，墨子主张节用，节葬，非乐，提倡一种节俭的生活方式，反对统治者的铺张浪费，与老子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主张是一致的。
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他是战国末期的韩国贵族。
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是最早对《老子》做注解的书，而司马迁更是在《史记》中将韩非子与老子列于同一篇章《老子申韩列传》中，可见韩非子与老子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了。
正是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韩非子在提倡“法”的同时处处不忘大道的存在。
除了儒家，兵家，墨家，法家之外，名家，纵横家，阴阳家等学派也无不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
（1）黄老之学与汉初的修养生息
黄老之学中的“黄”是指黄帝，“老”指老子。
所谓黄老之学，实际上就是“老子之学”，特别是老子道法自然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应用。
那么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汉初的统治者为什么独独选中“老子”之学作为自己的施政思想呢？
这主要是源于汉初的统治者对于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的反思。
（2）黄老之学与汉末农民起义
众所周知，汉朝初年的黄老之学并未一直贯彻下去，窦太后去世之后，汉武帝逐渐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老之学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然而，事情发展到了汉代末年，黄老之学却以“黄老道”的名义，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不过这次它是兴起于民间，并且成为当时农民起义中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黄巾军的精神武器。
从东汉末年黄老道传播开始，老子思想再次受到社会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由此，老子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以至于形成了后来被称为“新道家”的魏晋玄学，而继续向前发展的道教，以及从西域传入不久的佛教，都与以老子为核心的道家思想发生着极其紧密的关系。
在唐宋元明清时期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情况下，老子思想的主要影响体现在儒、释、道三教的对峙和论争，渗透与合流这两大历史动向之中。
首先，由于儒、释、道三教代表着不同的思想情绪，并且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当它们处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中时，就势必会有对峙与争论，以致互相排斥，甚至于借助政治的力量来摧毁对方。
儒、释、道三教自唐代以来相互影响，互相渗透以致合流的最大的一个成果，就是宋明理学的诞生。
除了宋明理学的产生，老子思想在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数以百计的《老子》注本的出现。
不过这些注本在本质上仍属于老子研究的传统范围。
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这样的巨变中，人们对于老子思想的态度主要有两种：
一是将其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来研究；
二是在中西文化历史交融的背景下，试图从老子思想中阐发出新意，从而服务于当代社会的文化，政治之发展。
前者可以称作是历史的研究，后者可以称作是哲学的研究，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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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论”与“道法自然”
一、老子的“道论”
1.站在“十字道”上的人
2.处在“一通道”上的人
二、老子的“道法自然”
1.何为“自然”
2.“自然”的三重含义
老子的“道”主要包含两层意思：
“十字道”和“一通道”。
老子“道法自然”中的“自然”主要包含“道以自然为宗、天道自然和人法自然”三重含义。
1．站在“十字道”上的人
众所周知，《老子》一书中出现最多的字眼要数“道”了。
下面我们不妨从“道”说起。
《老子》文本中的“道”字，在郭店楚墓竹简《老子》释文中作“
”字。
因为“
”字为古“道”字，所以就“
”字来说，大致表现为“
”。
在这里，如“
”即“道”的话，这“道”的意思就是说，“人处十字路口”。
而为什么说这“
”（道）是表示“人处十字路口”呢？
这是因为去掉中间的“人”的“行”字原本在甲骨文和今文中都作“
这照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说来，“像十字路口（
）。
‘行’本义是道路，行走是引申义”。
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少学者（罗振玉，郭沫若）将“道”释为“行”，是有其道理的。
去掉中间“人”的“行”字为“
”，那么中间加了“人”的“
”（道）字也就理所当然的被看做是“人处在十字路口”：
“
这说明“人处在十字路口”，能左（阳）能右（阴），能南能北，也即老子所说：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
因为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所以《淮南子·
说林训》会说这样的话，“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
”这是说，人处岔道歧路，前进方向不明，前途具有不确定性，所以会忧愁，愁苦乃至哭丧。
所以这“
”（道）实际上就是指不确定，模糊。
然而，就是这“道”理，老子认为“天下（人）莫能知，莫能行”，这是因为平常人只知道“一通道”的“道”（确定性），而不了解“十字道”的道（不确定性），所以也就不了解我老子（“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
为此，老子叹息：
“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我）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而这不确定性，实际上意思模糊，不清楚，不可识。
所以《老子·
十五章》会说，道“微妙玄通，深不可识”。
这种站在平面“十字路口”而产生的不确定之体验，又被老子转化为立体认识，他在《老子·
三十五章》中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
总之，这“道”是不可识，不清楚，不确定，模糊一团，你用任何自身器官都无法认识它。
这对于爱已胜于一切的杨朱来说，确实麻烦，因为自身实在找不到落实处，如悬空一般，难怪要“哀哭之”。
如上所述，老子将平时站立在“十字路口”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在思想层面上反复强调，说明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
究其原因，不外乎二。
其一，农业生产上的不确定导致老子对“道”之不确定的认知；
其二，人生道路上的不确定导致老子对“道”之不确定的认知。
这“玄乎”事窜端匿迹，“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长期浸泡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长期踩踏在这种人生道路上，又怎能不产生“道”之模糊，不清晰，不确定的观念呢？
“道”字在《说文解字》中被释为“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
在这里，这“达”也即“道”。
所以，“道又有着“一通道”的意思，也即是说，你“所行道”时，不是走在南北道上，就是走在东西道上，你总得行走在这“一通道”上。
而在做到底是走南北还是东西道的选择时，如我们不是以“巫”（占）来决定的话，倒是可以按自然原则（天则）来决定，那就是，一般而言，如南北取道的话，朝南走要优于朝北走；
如取东西道的话，朝东走要优于朝西走。
这种按自然原则（天则）来取舍“行道”方向的做法，在《老子·
二十五章》里被称为“道法自然”。
所谓“道法自然”就是遵循天地自然，人体自身的存在及发展的需要这一原则来取舍事物，以便使人体自身更能趋吉避凶，以防止不确定的事情发生。
道法自然：
东（左）、西（右）相对，则取“东”（左）、柔、刚相对，则取“柔”、上、下相对，则取“下”、水、火相对，则取“水”、老、少相对，则取“少”。
行走在“一通道”上的老子由“东西道”的两个极端推衍到所有一切领域，认为均存在着两个极端：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
二章》）。
然而，千万不可以认为老子对这种两个极端（相对）是平均对待的，老子是有取舍的，老子是去彼取此的。
如难易相对，老子取其易，认为“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如贵贱相对，老子取其贱，认为“贵以贱为本”。
如动静相对，老子取其静，认为“清净为天下正”。
如玉石相对，老子取其石，认为“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又如多寡相对，老子取其寡，认为“少则得多则惑。
”
又如厚薄相对，老子取其厚，说：
“是以大丈夫出其厚，不居其薄”。
又如有无相对，老子必取其无，因为“‘无’能生天下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又如祸福相对，老子认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又如进退、主客相对，老子取其“退”和“客”，说：
“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
又如雌雄相对，老子取其雌，认为“知其雄，守其雌”。
1．何为“自然”
“自然”一词在现代汉语中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与“人类社会”对应的“自然界”；
二是与“人为”相对的“自然而然”，或者说各种自然而然的事物和状态。
当然，“自然”的两个上述含义是同源的，因为“自然界”是一种最为“自然而然”的存在。
然而，在古代汉语中，“自然”其实只有“自然而然”一个义项，“自然”之指称“自然界”则是在近代以来，在翻译英语“nature”一词时产生的。
《老子》一书中共有五处言及“自然”。
显然，《老子》一书中的“自然”，指的是事物生成与发展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是一个状态词。
因此，当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时，这里的“自然”并不是与“人，地，天，道”相仿的一个高高在上的存在物，而是指“人，地，天，道”所应当具有或遵循的一种状态。
2．“自然”的三重含义
（1）道以自然为宗
老子在其书最关键的一章，即《二十五章》中对“道”进行了如下颇为浑沦和神秘的描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怠，可以为天地母。
吾不知其名，强子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之后，紧接着就点出了道的内在特质在于“自然”：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由此，如果我们说“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概念的话，那么“自然”则是老子思想的核心精神或基本理念，失去了这个基本精神或理念，“道”便无所依傍了。
因此，我们说“道以自然为宗”，这里的宗即“宗旨”之意，也即我们前面说的核心精神或是基本理念的意思。
通俗地说，老子所谓“道”主要是指世间万物之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变异之道，而此变易的过程完全是出于世间万物自然而然的内在的发生、发展规律，不假任何外界强力的干涉，特别是不假人为的矫揉造作，这应该说是老子“道法自然”、“道以自然为宗”的基本内涵。
（2）天道自然
我们知道，在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序列中，“天”的概念仅次于“自然”和“道”，居于第三位。
然而，如果从历史上这三个概念发生的次序来看，“天”确实为最早发生的概念。
据相关研究，从我们有文字可考的殷商时期起，“天”的观念便已经产生了。
但当时的“天”是紧紧与“帝”联系在一起的。
而到了周代，为了解释武王伐纣的合法性，周人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命题，将“天”与“德”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天”的意义从自然领域迅速扩大到社会政治乃至伦理领域，成为人们心目中念兹在兹的最为圣神的存在者。
而老子更是赋予了“天”一种全新的含义。
“天”之作为一种“自然”的存在，并不是指我们头顶上的那个浩渺的“苍苍之天”，而是指万物之总名。
更进一步说，“天”即是宇宙万物各循本性自然而然地发展的一种总体性的状态，也即宇宙万物自然而然地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一种状态。
这样，“天”也变成了一个状态词，一个与“道”、“自然”具有相同内涵的状态词。
“天”即“道”，“天”即“自然”。
老子的“天”和“道”最终都是指向“自然”的。
也就是说，在老子的语境中“天”、“道”、“自然”三者有相同的指涉。
而作为“万物之总名”的“天”则更加鲜明地突出了“自然”是“万物”的“自然”，“道”是对“万物”的最佳状态的描述。
（3）人法自然
人作为宇宙万物的一员，他在很多时候不能像宇宙中的其他成员循顺自己的本性自然而然地发展，这源于人的自由意志。
要对人的自由意志有所约束，老子提出的对策是“法天”。
而如前所述，“法天”就是“法道，法自然”。
要使“人法天”具有可行性，可实践性，就必须对此作出更为具体的说明。
老子常常以“物”来明理，试图以此来对他心目中的“自然”有更为准确的说明。
老子提出“无为”、“守柔”、“不争”等几个约束原则，作为“天、道、自然”这个总原则的大纲，以图带给人们有益的启示。
“无为”这两个字绝不是字面上的毫无作为，不作为之意，而是“不妄为”的意思。
“无为”是指排除了矫揉造作，强力妄为等不适当的作为，循顺万事万物之自然而然的发展状态而为的一种做人态度和处事原则。
“守柔”和“无为”一样，也不就字面上理解为坚守柔弱，甚至是软弱。
“守柔”主要是为了反对恣意妄为，一味强求，它主要强调了人们应当使万事万物循顺各自的本性而发展，不争强，不争斗，不妄为。
最后我们来看看老子提出的“不争”的观念。
如前所述，“不争”与“守柔”一样，乃“自然”、“无为”等观念之展开，指的是不争强斗胜，不妄为，循顺事物之本性而“为”，清虚自守，卑弱自持。
关于“不争”的论证，老子借助“物”来论“道”，提出著名的“上善若水”的论述。
上善之人像水一样：
水善于滋养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甘心停留在众人所厌恶的低洼之处，因此最接近于“道”；
居处善于像水那样安于低卑洼地，心胸善于像水一样虚静深沉，交友善于像水那样施仁亲爱，说话善于像水一样遵守诚信，为政善于像水一样精简清明，处事善于像水一样无所不能。
通过一系列的论述，强调的仍然是不去破坏其他事物的自然发展，并且还给其他事物提供有利的发展条件，这样便是一种“上善”，所以才不会有过错。
《道德经》的辩证思想、反智倾向及语言特征
一、老子的辩证思想
1．世界是相反相对的
2．相反者相成
3．反者，道之动
4．弱者，道之用
二、老子的反智倾向
1．“智”的含义
2．为学与为道
三、老子的语言特征
1．不言
2．正言若反
老子的辩证思想主要包括：
世界是相反相对的、相反者相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老子的反智倾向主要包括：
遵循事物发展规律的“大智”，反对人们出于自己的私心“小智”；
出于“为学”与纵欲的纠结和“为学”与逞能的纠结，“为学”与“为道”是对立的，所以要“反智”。
老子的语言特征主要包括：
不言与正言若反。
在老子那里，老子的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而且也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浸透着老子对现实人生的深刻而广泛的洞见，充满着深厚的现实情怀。
《老子》一书的相反相对的概念术语多达八十多对，主要有：
美恶，有无，巧拙，动静，盈冲，曲全，枉直，少多，雌雄，轻重，静躁，弱强，废兴，取与，贵贱，进退，成缺，寒热，祸福，损益，刚柔，虚实，清浊，存亡，亲疏，主客，始终，混乱，成败，有为无为，有事无事，有道无道。
这些概念既有对形而上的“道”的概述，又涵盖了具体领域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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