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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以美国和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这是一种维护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全球化，它的前途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肆虐，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两极分化进一步加深，在全球范围内潜在着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严重危机；

一种是建立在区域经济集团化（经济多极化）、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基础上的全球化，它的前途是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有效遏制，南北差距的逐步缩小，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全球化。

这是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造福于全人类的、本真意义上的全球化。

现在的问题是，要使这种全球化真正形成并获得健康发展，它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体现出的基本要求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除了它对全党全国工作的指导意义外，是否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国际意义？

这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与“三个代表”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

我们所主张的经济全球化决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体化，而是分工体系国际化，在全球范围内公正而有效地配置资源，平等互利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以及市场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等等。

但是，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是由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

这些国家的经济科技实力雄厚，掌握着国际经贸组织以及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通过数以万计的跨国公司和受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加紧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渗透和扩张，将发展中国家与它们所控制的世界经济体系捆在一起，并将其作为“金元大国”的原料供应国、技术附庸国、资本输出国和剩余产品倾销国纳入全球劳动分工的新格局。

在这种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强大冲击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各方面处于相对被动和弱势状态。

这样的经济全球化，造成了一系列全球性的严重问题，如世界资源配置不公正不合理，南北差距扩大，贫富两极分化，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金融资本泡沫化等等。

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这种现状应当改变。

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并行，区域经济集团化或经济多极化也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

区域经济集团化与经济全球化是对立的统一。

在现阶段，区域经济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削弱和抑制经济上的霸权主义，有利于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因而它在本质上是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行不悖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应当充分认识现阶段资本全球化“双刃剑”的特点，它对自己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应紧紧抓住历史机遇，迎接严峻挑战。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应充分利用资本全球化的条件，大力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加快高新技术的发展，形成新的品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扩大世界市场的占有份额，同时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法规，建立国家经济安全的预警系统；

另一方面对美国及其追随者不应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能靠说教，更不能靠施舍，只能靠走跨越式发展道路，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

当然，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应认识到，自己的发展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因此在经济上扶持不发达国家，不仅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而且是自己长期发展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要形成公正合理的经济全球化，关键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而发展中国家要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首先应当大力发展本国经济，尤其是要注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三个代表”首先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首先要体现在先进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上：

先进生产力之于物的因素，它要求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或者说只有高科技包括信息化、网络化，才能构成当代的先进生产力；

先进生产力之于人的因素，它在本质上要求人的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尤其是要具有创造和掌握高科技的能力以及高超的领导管理水平。

其次是要体现在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层面上。

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改革和调整与其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包括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等。

三是要体现在上层建筑层面上，就是说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法律体系以及意识形态必须与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相适应。

总之，要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上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的一个客观事实。

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参与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以及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与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密切相关。

在20世纪60-70年代及其以前，全球经济是以“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的“中心—边缘”发展格局，那时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先进的工业文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对落后国家的统治，而处于农业文明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则被“边缘化”；

而在当今全球经济呈“后工业文明（以高科技为主体，以信息化为标志）—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梯次结构为基础的“中心—半边缘—边缘”发展格局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则处于中心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如不高度重视发展以高科技为主导的先进生产力，而只是以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为目标，甚至停留于农业文明阶段而止步不前，毫无疑问，必将长期处于被半边缘化甚至边缘化的被动地位。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紧紧抓住并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机遇，努力提高自己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能力，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就应当按照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发展战略等方面作出一系列必要的调整和改革，使其生产力要素的培育以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

当然，发展中国家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很不平衡的，存在着大量落后的生产方式，对此既不能脱离实际的简单的排斥，也不能采取安于现状、保护落后的制度和政策，而应立足实际，创造条件加以改造、改进和提高，通过长期努力，逐步使它们向先进适用的生产方式转变。

总之，从本国国情出发，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去发展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人的素质和改革调整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发展中国家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和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由之路。

二、文化全球化与“三个代表”

文化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以及政治全球化在文化层面上的集中反映和体现，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我们所主张的文化全球化决不是要消解各民族文化，更不是让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文化称霸于全球，而是建立在文化多元化基础上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特别是各主要民族先进文化的充分交流和某种程度上的全球交融与全球接受，文化内容的延伸与文化受众的扩大，充分体现时代特点的文化观念的更新与文化审美的演化等等。

文化全球化的目标是要形成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万芳竞秀、彼此借鉴、繁荣昌盛的局面。

在当前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问题也相当突出：

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文化泛化于全球；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文化渗透，一方面鼓吹文化多元化，以消解对方国内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鼓吹新自由主义，推行干涉主义，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价值观；

在西方文化及其新自由主义、新干涉主义的冲击下，一些国家的民族文化呈萎缩之趋势；

作为对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文化之泛化和强大冲击的反动，一些发展中国家固守或复活文化“原教旨主义”，从而严重妨碍了民族文化之适应新时代的创新发展。

要有效地遏制西方文化霸权，积极推进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就必须按照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来推进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

同时，先进文化也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

而“三个代表”之一就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首先应当明确什么是先进文化，什么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我认为，先进文化是指对人类社会实践具有正确导向功能，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教化功能，对民族具有凝聚功能，对后进文化具有改造和引导功能，对反动腐朽文化具有抵制和批判功能，对异质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具有融合功能，对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具有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功能，而且具有与时俱进、发展创新品格的文化。

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文化是否先进，关键在于是否从根本上反映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能否有力地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愿望、意志和根本利益，能否不断地满足最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最先进的文化。

当然，这种文化同样要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色。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主要是指：

全面深刻地反映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思想文化的基本要求，能够为此而及时提供必要的思想指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具有面向世界的开阔视野和战略眼光，积极借鉴、吸收和融合世界各民族和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有力地应对全球性问题对文化的挑战；

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善于洞察时代发展的未来趋势对文化的要求，不断自觉地超越自身文化发展的既有界限，深刻揭示更高层次的潜在的发展萌芽，大力推进文化的创新发展。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所代表的方向，就是当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文化之于民族及其事业的兴衰成败息息相关。

民族文化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觉醒，总是起于思想文化上的觉醒；

一些民族的沉沦，正是始于文化上的沉沦。

民族文化对于本民族来说是基础，是根。

这是因为，民族文化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渗入到本民族一代又一代国民的血脉之中；

本民族的许多显著特征是由民族文化造就的。

更为重要的是，民族性是文化的脊梁，是文化的价值所在，是文化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基础和前提。

文化创造和艺术创作最基本最重要的性质、特征和规律，都或直接或间接、或彰显或隐蔽地体现在其民族性之中。

对于文化来说，愈是民族的，便愈是世界的。

是否具有鲜明而浓厚的民族特色是此一民族文化能否在文化全球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决定性因素。

民族文化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民族文化总是在维护和承继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质和内核的基础上，随着本民族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总是在与外来文化的交往和吸收、融合中不断丰富的。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决定于它是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落后于时代，是民族文化走向自我消亡的开端。

民族文化要创新发展，决不能囿于本民族的狭小圈子内。

历史证明，民族文化如果止于“近亲繁殖”，必然走向衰微；

只有发扬“远缘杂交”之优势，才能兴旺。

因此，是否具有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包容性，是民族文化之内容是否丰厚，形式是否新颖，能否源远流长、创新发展的关键。

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长盛不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中华民族文化本身就是国内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的产物；

从汉唐以来的漫长历史岁月中，中华民族文化又实现了与外来文化的四次大的结合。

第一次是汉唐时期印度文化伴随着佛教的输入，与中国儒学、道家学说的逐步结合；

第二次是明末清初西方文化伴随着天主教、基督教的输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第三次是五四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文化的输入，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大的变革；

第四次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现代科学和文化的输入，使我国文化更为丰富多彩。

正是有了以上四次外来文化的大的输入，与外来文化的几次大的结合，特别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才形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蔚为大观、生机勃勃、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西方文化（欧美文化）之所以在当今世界上具有强势地位和巨大影响力，固然主要决定于西方在经济、科技上居于领先水平，但与其文化本身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也不无关系。

我们知道，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正是它的哲学、逻辑、数学、自然科学及其蕴含的理性价值，开启了西方文明的基本线索。

但古希腊文化本身是融合了古埃及、巴比伦、腓尼基、阿拉伯等西亚文化的结果。

在此后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又实现了欧洲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结合，以及与中国、印度等东方文化的融合。

当然，所谓西方文化是一个大概念，因为欧美各国各民族还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

创新发展是一切民族文化的本质性要求和生命力之所在，而走向世界是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只有走向世界，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比较中，才能更为深刻地认识本民族文化的特质、优势和弱点；

只有走向世界，在借鉴、吸收和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中，才能扬长补短，使本民族文化得以提升；

只有走向世界，才能使本民族文化逐步为其他民族所体认及某种程度的接受，才能使本民族文化真正成为“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在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对于文化来说，愈是世界的，便愈是民族的。

文化发展之最深厚的源泉存在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之中。

就总体而言，没有强大的经济力就没有强大的文化力——虽然不排除在文化的某一方面居于领先地位。

因此，按照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增强本国本民族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是繁荣发展民族文化之根基。

民族文化应当既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价值观是一切民族文化的本质，民族文化都具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在任何历史时期，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都是统治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利益的集中反映，这种文化实际上是以统治阶级的思想为主导的文化。

这就是它的意识形态性。

作为民族文化，还要适应本民族不同的阶级、阶层及不同文化层次群众的需求，因而必须有广泛的群众性，否则就不会为广大人民所认同。

群众性包括文化的内容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文化的表现形式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建设的极为重要的任务。

民族精神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

它不会因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而中断，也不会因国力的衰落而湮没，但应随着时代的前进，在承接和弘扬传统民族精神的前提下，根据社会、经济、政治特别是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提炼和充实新的内涵。

总之，文化全球化主要不是指文化的同质化（当然，由于全球化的推动和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人类的某些全球意识、全球观念必然应运而生），因而它不排斥文化多元化，恰恰相反，它必须以维护、保持和弘扬各民族文化为基础和前提。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全球化成为世界各民族文化特别是包括欧美文化、俄罗斯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在内的各主要民族文化群星灿烂、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文化全球化；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各民族文化相互学习、借鉴、激励，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良好环境和氛围；

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遏制文化霸权的干扰和破坏；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民族文化之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和维护国家主权、繁荣本国经济的重要作用。

当然，文化多元化的真正实现，即世界各主要民族文化形成相互倚重、竞争共存之格局，在旗鼓相当的意义上影响世界历史进程，这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过程；

在文化多元化基础上之文化全球化的真正实现，更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固然需要深入探讨世界各民族文化特别是各主要民族文化充分交流、借鉴和融合的体制、机制和途径，但能否顺应时代和历史发展的潮流，按照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顺应先进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无疑是能否真正实现文化多元化，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文化全球化之关键。

三、政治全球化与“三个代表”

政治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在政治层面上的集中反映和体现，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过程。

我们所主张的政治全球化是指在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基础上，在全球政治框架内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

它的重要标志是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发展模式多样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真正实现。

政治全球化的根本目标和宗旨是要形成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有利于世界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实现的政治格局。

在政治全球化的进程中，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呼声，和平、正义、进步和反霸的力量在增强。

但也应看到，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科技、军事等的优势，全面推进建立其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全球战略；

在帝国主义政策的背景下，由民族和宗教问题引发的地区性冲突频频发生；

毒品、暴力等国际犯罪不断，如此等等。

因此，现在与我们所主张的政治全球化目标的实现还相距甚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体现的基本要求，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形成本真意义上的政治全球化密切相关。

这是因为：

第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仅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层面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上层建筑的层面上。

就是说，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也要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不断进行变革和调整。

建立在有利于先进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经济全球化，必须有公正合理的政治全球化与之相适应。

没有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政治全球化，就难以为各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证。

第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积极建设先进文化，必然有利于促进公正合理的政治全球化的实现。

文化是政治的重要载体，政治越来越被文化所融汇，在许多情况下政治常常以文化的形式出现，并借助于文化而发挥作用。

文化所标示的价值观又必须借助于政治的力量才能化为现实，因为政治是以实现一定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为其目标或目的的。

先进文化基础上的全球化是先进政治基础上的全球化的先导。

按先进文化的要求建立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政治全球化不可能不是公正合理的，因为公正、合理、平等、相互尊重、民主程序、和平与发展等等理念是起码的人道和法治信条；

真正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所形成的政治全球化，也不可能不是先进的。

第三，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国际范围内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就是要以实现世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宗旨和根本目标。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生活要提高，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之所在。

世界持久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各国的共同发展是保持世界持久和平的基础。

没有和平与发展，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最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就不可能为最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技术基础。

因此，只有建立在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基础上的政治全球化，才能在全球范围内正确协调和解决各国之间各方面的关系问题，才能有力地解决全球性的突出问题。

首先，政治全球化要建立在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基础上。

这是因为，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经济、科技、文化、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各异等等，因而各国的发展必然要遵循各自的历史轨迹，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

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本国本民族的意愿，才能走出符合本国特点、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任何国家都不应也无权在别国政治模式和发展道路上说三道四、指手划脚、横加干涉，我们也应当相信各国人民会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选择出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只有承认和尊重发展模式多样化，才能形成各国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环境和格局，才有利于世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其次，建立政治格局多极化是实现公正合理的政治全球化的必然途径。

影响政治全球化进程的最大障碍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

在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并积极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情况下，任何善意的劝导都无济于事。

只有真正形成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即势均力敌的国际政治势力多足鼎立的格局，才能有力地遏制任何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在政治格局多极化的进程中，必然充满着单极与多极、称霸与反称霸的斗争。

这种斗争虽然是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但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第三，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政治全球化的重要目标。

国际关系民主化主要是指：

各国的事情由各国人民自己作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平等协商，全球性的挑战由各国合作应对（全球性的问题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性共同体都无力解决）；

在事关世界及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上，按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端，决不能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存在的情况下，在南北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下，政治格局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是充满着复杂斗争的长期的过程。

但是，建立一个多极世界，实现发展模式多样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利于世界各国和地区性集团在相互交往中彼此借重、相互牵制和竞争共处，有利于抑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扩张，有利于体现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有利于促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平衡发展，总之有利于本真意义上的政治全球化的实现。

（待续）

【原文出处】红旗文稿

【原刊期号】200308

【原刊页号】13～17

【标题】论全球化与“三个代表”（下）

【作者简介】董京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四、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与“三个代表”

全球化已成为我们时代的重要特征，但作为历史发展进程的全球化并非始于当代。

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就深刻地揭示了同一类社会历史现象，不过他们当时不是用“全球化”而是用“世界历史”这一概念加以概括的。

他们指出，全球化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是由地域性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89页）。

那时的全球化所基于的是世界市场和近代工业文明，而当今的全球化是建立在信息网络化、现代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基础上的。

这种全球化虽然在广度和深度上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就其实质而言，它仍然是指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由于相互依存、彼此交往和相互制约，已经或正在由一种地域性的存在而变为全球性的存在，成为“全球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具有了一种全球的性质和意义。

在全球化条件下，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选择和文化选择，不仅要植根于自己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基础之上，而且不可能不受到全球整体格局、时代主题和国际环境的有力影响和制约。

全球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世界性历史过程，在可以预见的时限内，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主权国家之间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充分交往、全面互动，以及不可避免的竞争、冲突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逐步形成高度整合与协调一致的全球社会的过程。

全球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