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唐朝文学的影响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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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

唐初一位叫那提的印度僧人在游历印度各地及南亚和东南亚后来到中国，观之中国佛教盛况说：

“脂那东国（之中国）盛传大乘，佛法崇盛，瞻洲称最”。

由此可见唐代中国佛教的兴盛，居于世界第一。

这种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政治上统治者的扶植推崇、经济上发展繁荣和文化上交流融合及翻译和崇佛作家的出现。

故而唐朝文学受佛教影响是必然。

（一）文体

唐代佛教对于文体的影响尤为深刻。

首先佛教之经典翻译到我国，或是五七言之新诗体，或是长行。

长行之中，亦有说理、述事、问答、乃至譬喻等，与中国之文学方面，亦有极大之裨助。

中国唐代翻译的人物大师辈出，不下数百，都带有极丰富之西域天然语趣，不但对中国思想界辟一新天地，而且对中国文学之影飨尤巨。

至于新译时代，则转趋意译，其文笔之生动有趣，格式之新颖，词语之创新，结构的精美，竟使中国文学，为之变质。

佛教典籍中如《维摩经》、《法华经》等，本身也是瑰丽多彩的文学作品，为文人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和欣赏。

可以说佛经本身的翻译，就是我国翻译文学产生的标志，使之成为我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典的译出，不仅创造了融冶华梵的新体裁－－翻译文学，而且为中国文学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文体。

其次，传奇、杂记之小说等在盛唐发展很快，是由佛教的发展而来。

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中国志怪小说都非常短小，每篇仅以一个故事为主，从头到尾平铺直叙，佛教故事则不然，它一般都以一个故事为主干，在叙事的过程中再穿加许多小故事。

这种手法对小说的创造产生巨大的影响。

尤其是唐传奇的创作。

再次，唐朝变文的发展也是有佛教影响而来。

所谓变文起初是指佛教僧侣宣传佛教讲唱佛经的底本。

最初变文仅限于佛教经典，后来则开始讲唱其他故事，讲唱的人也不限于僧侣。

变文对传奇和后世的说唱文学都有很大影响。

最后，佛教对于文体的创作的内容也有影响。

唐的传奇小说常说因果报应、入冥转世、南柯黄梁、幻化诙奇，这些多不是中国人固有的思想，掺杂着不少从印度传入的佛教观念，因此文学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调。

唐时文人好佛之风更盛。

著名的王勃、王维、白居易、柳宗元等，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他们的文学作品代表着作者对世界的观察、心得及生活积累，同时也是作者思想境界的反映，精神信仰的折射，很多文学作品都蕴涵着佛理，流动着禅意。

（二）诗歌

佛教对唐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唐代描写佛教的诗文不计其数。

从全唐诗来看，共唐诗约五万首，其中与佛教有关的诗占了近十分之一。

这些诗，赞美佛寺风光，歌颂僧俗有宜，有不少写得相当精彩和生。

唐以来名僧的社会地位很高，文人纷纷为他们树碑立传，留下许多渗透佛理的散文。

主要来说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诗歌创作人的影响。

《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响了唐代诗人李白、杜甫、孟浩然、贾岛、柳宗元、吴道子、王维、白居易等。

诗人中崇佛最甚者当推王维。

他早年就信仰佛教，曾“十年座下，俯伏受教”于道光法师，并与慧能的嫡传弟子神会有直接的交往，连他的名号都取自佛教史上的维摩诘居士，取号“摩诘”二字。

而到了晚年，他更是“长斋奉佛，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王维取名于《维摩诘经》，且为六祖慧能撰碑文，诗饶禅味，李白耽道而传“金粟如来”之句；

杜甫崇儒，亦有“白首重闻止观经”之咏；

白居易虽佛道兼修也最终皈依佛教，自号“香山居士”。

正如他在《赠杓直》诗中所说：

“早年以身代，直赴《逍遥篇》，近岁将心地，回向南宗禅。

”

其次，对诗歌格律的影响。

伴随佛教的传入，印度的声明论被带入中国，导致音韵学和诗歌格律的发明，推动唐朝格律诗题材的繁荣。

中国之反切与音韵，受梵文拼音的影响发展而来。

六朝时由“华严字母”等翻译，始有萌芽，至唐朝我国之切音学乃得以完成。

汉字是以音节为单位的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南朝时人在佛教梵声的影响下，把字音的声调高低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用于诗的格律，推动了律体诗的产生。

第三，佛教思想尤其是般若空观和禅宗禅理给诗歌内容以强烈的刺激，渗透，开拓了诗的意境，是诗歌的面貌更为绚烂多彩。

为诗歌创作丰富了新内容、提供了新的境界，而且随着佛学的盛行，许多诗人涉足佛教。

这也使他的诗常常深含佛理禅趣、含蓄隽永、神韵超然。

以王维为例，《终南别业》中的：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过香积寺》中的：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等都是字字入禅之作，是以禅喻诗的代表作。

他或写田园山水，或写花鸟树木，或吟闲适，或咏渔钓，实际上所表现的是一个圆满自在、和谐空灵的“真如”境界。

他既写山水景物，又不局限于山水景物，而把自己所感受的禅境，所领悟之禅意，与清秀灵异的山水景物融合在一起，没有直接言佛谈禅，但在言表意外却寓有佛理禅意，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非有妙悟，难以领略”。

作为一名山水田园派诗人，他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用了大量的“空”字，因为佛教所言一切皆空。

如诗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寒空法云地，秋色静居人”。

是唐代诗坛上出现的“以禅入诗”的代表。

还有孟浩然的“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

“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

柳宗元的“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

“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

唐代韦应物、魏源、李叔同等，诗中都有佛学的痕迹。

同时，由于佛教追求自我解脱，主张离尘出世，禅宗又以宣扬心中求佛，使文学界形成一种清淡悠远的艺术流派。

唐代诗人王维、韦应物奉佛最盛，王维大约在四十岁以后就开始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最初隐居终南别业，后在宋之问的别墅，优闲自在，吃斋奉佛，“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这种风格也体现得最盛，即使是其他流派的的作家，其世界观和创作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如唐代白居易的《读禅经》。

以诗歌理论而言，唐以后，主张“以禅论诗”，讲究诗歌创作要“物象超然”、“意境空蒙”，认为“说禅作诗，本无差别”。

以创作队伍而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不少和尚诗人，史书上称作“诗僧”。

著名的如唐代诗僧寒山、皎然、齐己、贯休，都有诗集留传后世。

在唐朝三教并行不悖的影响之下，作诗也少有忌讳。

注释：

瞻洲：

即南瞻部洲，泛指当时已知的世界所有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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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音：

汉字是以音节为单位的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南朝时人在佛教梵声的影响下，把字音的声调高低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用于诗的格律，推动了音韵学的前进和律体诗的产生。

在注音方式上，东汉以来盛行为直音改用反切，这也可能与受梵文拼音的影响有关。

至于在唐末僧人守温制定三十个字母，梵语语音体系汉语化。

我国知识界吸取梵文，由重视汉字的形象意义转向汉语的发音，并从此建立起中国的汉语音韵学，定出了“四声”，编定出依照声音分类排列的新字典。

而至隋朝，在分析汉语每个字的元音、辅音的基础上定出了汉字所有的读音系统并整理成书《切韵》。

而恰恰是唐朝的和尚守温，仿照印度梵文字母表制出一套汉语辅音字母表，使汉语语音分析更精密，汉语语音学又有了新发展。

就是现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亦源于佛教者甚多，仅丁福保的《佛学大词典》中搜集的源自佛经的外来语和专用词语就达三千余条。

如“宗教”、“世界”、“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一针见血”、“一尘不染”、“三生有幸”、“百尺竿头”、“天花乱坠”、“心心相印”、“不可思议”等都是来自佛教的语汇。

二、语法：

中国向来作文只是神而明之，或是“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并无文法可言至。

佛教传入中国，最初或是直译，或是意译，都不甚切当；

到唐时，我国沙门学者多至印度求得原本，不唯明经中之教理，且能通彼邦之文法，于翻译上亦多别开生面，故知唐时即有梵文之文法输入我国。

其“八啭声”，即是名词、代名词、动词、助词等，与西洋文法无异，然因当时无人应用，所以不能传播于民间。

大藏中之六离合释，亦是梵文文法之一种。

现在国人多以马氏文通为我国文法之鼻祖。

　佛教对汉语的句法结构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佛经既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亦不用朗文之绮丽词句。

三、名词：

从佛教传中国后，我国文学中亦增加数万新兴之名词。

佛经初期翻译，除固有名词对音转译外，其相象语者亦袭古，后研究日深，感觉旧语与新义，甚难配合，若仍用古语，未免笼络失真，或词不达意，因而致力于新语之创造，无形中促进国语内容日趋扩大。

现在最流行自由、平等之名词，皆是佛典之成语。

所以中国之文人皆好读佛经，以助其文章之精妙。

在唐朝的许多骈体文和文章之中多用这些新增的名词。

四、语录：

佛教禅宗语录也对后来的民间文学作品发生影响。

唐朝虽能改以前堆砌之骈体，然如韩昌黎等，终未离古文别创新体，至于佛教当时之大师，则能独辟蹊经，创白话之语录体，说明佛教之要义；

宋时程、朱之语录，皆是模仿于禅宗。

又如民国七八年时，胡适提倡白话，主张多读语录。

且谓余曰：

宋时佛教禅宗之语录，为我国古代极好之白话，亦可见其在我国文学中之重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