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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曹操其实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大相径庭，他是历史上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一个胸襟广阔，求贤若渴的英雄人物。
具体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英雄与奸雄
曹操，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
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
其父曹嵩，乃宦官曹腾的养子，因此说曹操的出身并不好。
东汉末年，皇帝幼弱无能，外戚、宦官互相争斗，交替把持朝政。
汉朝社稷倾颓，社会动荡不安，农民起义频繁，各地手握重兵的诸侯蠢蠢欲动，都在伺机寻找机会进兵驻洛阳，以“挟汉”为名争夺大汉江山。
各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战争一触即发。
所谓乱出英雄，曹操正是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崛起的英雄人物。
曹操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是北魏政权的奠基者。
政治上，他礼贤下士，挟天子以令诸侯；
军事上，他运筹帷幄，计谋过人；
诗歌创作上，他豪放大气，文采出众。
如此一位文武全才，却惨遭世人的唾骂，究其原因，是《三国演义》中的“乱世奸雄”之说？
是戏剧舞台上白脸佞臣的扮相？
还是扬刘抑曹的封建“正统”在作祟？
孙盛《异同杂语》云：
太祖（即曹操）问许子将（许劭，字子将，当时的人物评论家）：
“我何如人？
”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
“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这句话有两种理解：
其一、曹操是治理国家的能臣，扰乱社会的奸雄；
其二、曹操是治世中的能臣，乱世中的奸雄。
这样看来，曹操不是只能做奸雄么？
然而鲁迅先生评价曹操说：
“曹操是一个很有本色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然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1]也许曹操能听到这样的评价，该有些许安慰吧。
可见，并非所有人都鄙弃曹操的。
当然，我也应算是曹操的忠实“粉丝”。
小时候，抱着一份童稚无知看过连续剧《三国演义》，曹操那副奸诈的面孔早已在心里烙下印迹。
如今怀着对曹操的“憎恨”读《三国演义》，却别有一番体会。
曹操的形象渐渐高大，于是开始喜欢曹操、敬佩曹操。
方识英雄本色时才知道世人对他的误解有多深！
二、曹操的英雄观
《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讲到曹操煮酒论英雄。
当时刘备也住在许昌。
有一天，曹操请刘备到俯中饮酒共论天下英雄。
刘备列举了当时雄据一方的封建军阀，如淮南袁术，河北袁绍，荆州刘表，江东孙策，却被曹操一一否定。
于是刘备问谁能当之，没想到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刘备听到这话，吓得汗流浃背，匙箸落地，后借听到雷声才掩饰过去。
曹操说：
“夫英雄者，胸有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日月之志者也。
”那是说，凡是称得上英雄的人，都有吞吐天地宇宙的宽广胸怀，有宏远高大的凌云壮志，更兼决胜千里的雄才伟略。
凡此三者备，可谓英雄也。
可见，曹操对英雄的衡量标准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关于一个人是否为英雄，曹操更看重的是个人内在的素质修养，兵在精不在广，斗智远胜于斗力。
而将当时兵少将寡，辗转漂浮的列为除己之外唯一的英雄，则体现出他的慧眼如炬。
他知道刘备胸有大志，非池中之物，不会久居人下，断定刘备也是个英雄人物。
但他当时也许也是出于一种试探，并没借机除去刘备，还将这条“蛟龙”放走了，后来果应其言，刘备成了三分天下的割据势力之一。
这可能是曹操一次重大的错误决策吧。
三、煮酒论英雄
1、少年孟德，放荡不羁
曹操出生在当时极有势力的官宦家庭，其父曹嵩在汉灵帝时官至太尉，这已是朝廷中的高官。
因此曹操从小就衣食无忧，与许多官家子弟一样，整天穿街过市，飞鹰走狗、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据《三国志》载：
太祖少机警，有权术，而任侠放荡，不治正业。
曹操的叔父看不惯他放任无度，便屡次向他父亲告状，曹操也因此受到责备。
于是有一次，曹操在路上碰见叔父，便假装中风之状。
他叔父惊慌跑去找他父亲，可当他父亲到来时却见他完好如初。
从那以后，叔父再说曹操的坏话，他父亲都不相信了。
少了叔父的约束，曹操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可见少年时的曹操是一个颇有心机的人，竟能将他的父亲和叔父玩弄于股掌之中。
还有一次更加离谱，曹操伙同一群朋友去偷别人的新娘子，其中就有出身名门望族的袁绍。
当大家都在喝酒时，曹操大喊一声：
“有贼啊！
”所有的宾客都跑出去抓贼。
他冲起洞房，把新娘子偷出来就往外跑。
袁绍笨一点，一头钻进灌木丛，灌木把衣服勾住了，跑不掉让曹操帮忙。
谁知曹操将手往袁绍那一指，大家就把袁绍当成了贼。
袁绍一着急，就从灌木丛中蹦了出来。
从这出小小的闹剧中不难发现，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曹操仍能从容不迫，随机应变。
相比之下，袁绍就逊色多了。
虽然出的点子是损了一点，但也只是玩伴间的玩笑，不足以说他是奸诈之人。
2、执法严明，治军有方
曹操二十岁就做了孝廉，可谓仕途得意。
《曹瞒传》曰：
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
造五色棒，县门左右个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
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既杀之。
京师敛迹，莫敢犯者。
这样一来，就触动了宦官集团的利益，若换作其他人，一定不得好死。
可碍于他父亲是太尉，后台强硬，权贵们也无可奈何。
但他们也决不会善罢甘休。
为拔掉曹操这颗眼中钉，他们便以曹操治理有方为由，保荐曹操做了顿丘令。
在当时那种黑暗的社会中，曹操一心想做个好官，严明执法，却处处受到排挤，阻力重重，举步为艰。
后来曹操做过议郎，因看到宦官专权把弄朝政，就几次大胆直谏，却始终未能为灵帝所纳。
曹操为此倍感失望，于是不再献言。
之后，曹操又做了几任官，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为官原则。
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无论是谁犯法，他都全依法惩办，毫不手软。
曹操初涉政坛便能刚正不阿，执法严明，他试图以法律来整顿吏治，改变当时已腐朽不堪的官场风气，从而挽救岌岌可危的东汉政权。
但他的做法触及许多权贵的切身利益，加上统治者慑于他们的势力，因此曹操的政治主张注定要落空。
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太子刘辩继位，大将军何进为了诛杀宦官而引董卓入朝，董卓废少帝，立献帝，京城大乱。
曹操借献刀之名欲刺杀董卓失败，逃归故里，招兵买马。
开始他戎马征战的军事生涯。
建安三年夏四月，曹操率兵南征张绣，路经麦地，当时麦子已熟，农民看到大军到来，不敢割麦。
于是曹操出榜安民曰：
“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
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
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
于是“百姓无不欢声称颂，望尘遮道而拜。
军官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而过，并不敢践踏。
”就在这时，田中飞起一只鸟，曹操的马眼生，窜入麦中，践坏了一大片麦田。
曹操让行军主簿拟议自己践麦之罪，主簿说：
“丞相怎么可以议罪呢？
”曹操说：
“我自己制定的军法，自己触犯了，如果不治罪，怎么可以服众呢？
”随即拔出腰间佩剑要自刎，众人连忙拦住。
谋臣郭嘉说：
“古书《春秋》上说，法不加于尊。
丞相统领大军，怎么可以自杀呢？
”曹操沉思良久，最后用剑割断自己的头发，又派人传示三军。
这就是“割发代首”的故事了。
当然，曹操绝不会为了一条军令而赔上自己的性命，因此很多人说曹操这中做法很狡诈，虚伪。
其实不然，试想，一个人要领导一支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军队，除了个人的魄力，更需要有行之有效的治军策略。
既要考虑百姓的感受，以赢取良好的舆论环境，又要严肃军纪，令士兵心服口服，这需要有高超的治军驭人之术，曹操做到了。
虽然之后曹操违反了军法而割发以代首，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依法办事，但仍取得“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2]的效果，可见曹操治军手段之高。
假如当时曹操真的依法办事，将自己砍了，那必将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曹操一死，庞大的曹家军事集团群龙无首，必将分裂溃散。
少了曹军的制约，个地的割据势力会蜂拥而起。
相互混战，加剧社会的动荡，使百姓更加的水深火热，痛苦不堪。
而在此期间起着维系社会相对稳定，约束其他封建军阀由于野心的膨胀而爆发的混战局面的关键性人物就是曹操。
因此曹操“割发代首”以取军心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聪明之举。
曹操的严明执法，治军有方的优秀品格贯穿他几十年的征战生涯，这也是他能雄椐一方的重要因素之一。
3、爱惜人才，心胸开阔
自古以来，但凡能成大事者。
都是能容才，爱才，用才之人。
古语有云：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在那个诸侯群起，四方割据的乱世之中，曹操之所以能从一个起初只有五千人马的小小地方军阀迅速成长，历经几十年的东征西讨，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从而统一北方的大片土地。
应当归功于他的爱惜人才，心胸开阔。
《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讲到刘备兵败，投奔袁绍，兄弟分离。
关公被曹兵困与一座土山之上，走投无路。
而曹操对关公的神武仰慕已久，在讨伐董卓时见关公温酒斩华雄，便知关公乃不可多得的将才，一心想收为己用，苦于没机会。
现在关公败在自己手上，正是天赐良机。
于是他让张辽去劝降关公，结果关公答应了，不过附加了三个条件。
这也许是史无前例的投降方式吧，哪有败兵之将还有条件投降的。
而其中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第三条：
“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
[3]这样一来，曹操不是养虎为患再放虎归山吗？
曹操本可以一刀砍了关公，以绝后患，但他他舍不得。
他深知关公是个罕见奇才，杀了未免可惜。
于是他答应了关羽提出的三个条件。
回到许昌，曹操为了收买关公的心，便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邀请关公，金钱美女更不在话下，而关公却分毫不动，最后曹操连那匹日行千里的赤兔马都慷慨相赠。
而关公虽在归降曹操期间斩杀了袁绍麾下的两名大将颜良与文丑，为曹操解了白马之围。
但当他得知刘备下落后，便毫不犹豫的辞别曹操，前往投奔刘备。
曹操纵有千万个舍不得也没有强加阻挡，还亲自送行。
这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出来的举动，如果曹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那关羽怎能活着离开！
而且关羽在离开中，又上演了一出“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候五关斩六将”的“好戏”。
将曹操几员守城大将一个不留的杀了，然后扬长而去。
若是别人遭受如此损失，定会马上起兵追杀，而曹操却召回了私自前往追杀关羽的夏侯惇，以常人难及的大度放走了关羽。
有如，袁绍帐下的陈琳曾写过一篇讨伐曹操的文章。
他下笔千言，洋洋洒洒，痛骂曹操，历数曹操的种种罪行，从曹操的祖先骂起，搞得曹操很没面子。
后来曹操击败袁绍，俘虏了陈琳。
手下劝曹操把陈琳杀了，曹操却因为赏识陈琳的才华，不忍杀他而将他放了，收为己用。
由于爱才，曹操常常不计个人得失，只要是他认定的人才，他会千方百计去争取，但如果得不到，他也不会勉强。
他宁愿多一个对手，也不愿做那种“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的事情。
曹操的爱才和大度在他的诗歌中也大有体现。
公元207年7月，曹操率大兵北击乌丸，途经碣石，写下《观沧海》一诗：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在诗中，曹操以眼前之景加以想象，借大量意境开阔的景物，，描绘出一副气势磅礴的画面，刻画了大海吞吐日月，包含万千的景象。
充分体现了曹操博大旷远的胸襟和涵盖宇宙的气量，实非常人所能及。
公元208年冬，曹操挥雄师百万南下，意欲扫平南方群雄，统一中国。
开战前夕，曹操在战船上置酒设乐，大宴诸将。
他见南屏山色如画，东视柴桑之境，西观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觑乌林。
忽闻鸦声望南飞鸣而飞，颇有感慨。
于是立于江头，横槊赋诗，咏出了千古不朽的诗篇《短歌行》。
曹操在诗中抑扬交错，忧喜交加。
“青青子矜，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是曹操爱才心切，求贤若渴的真情流露。
曹操的爱才之心如此，谁可比之？
俗话说：
宰相肚里可撑船。
在我看来，曹操的气量和胸襟恐怕要比宰相大的多吧。
作为一个乱世中的封建统治军阀，若想独霸一方而虎视天下，完成统一大业，那么爱惜人才，胸襟开阔是必不可少的素质。
而曹操恰能以实际行动践行之一原则，使得许多人才愿意归顺于他，为他出谋划策，出生入死。
4、用人唯贤，唯才是举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4]这里的“千里马”指的是人才，而“伯乐”指的是善于相人、用人者。
在三国这个特殊的分裂时期，华夏大地上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缺乏的是那善于挖掘人才的“伯乐”，而曹操堪称伯乐中佼佼者。
曹操深知人才的重要性，所以他求贤若渴，千方百计地网罗人才。
而且在用人技巧上也有其过人之处，因为他一向坚持用人唯贤，唯才是用的原则。
郭嘉在阐述“曹操十胜，袁绍十败”的论说中讲到：
“绍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
公外简内明，用人唯才，以度胜也。
”这句话并非逢迎拍马之说，而是能一针见血，点明袁绍与曹操在用人上的本质区别。
为了选拔人才，曹操在公元210年春下了一道《求贤令》，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之计，打破了依据门第高低人用官吏的标准。
在令中，曹操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自古以来的开国皇帝和中兴之君，没有一个不是得到贤才和他共同治理好天下的。
有鉴于此，曹操立足现实，指出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求贤最迫切的时刻，希望大臣们帮他把那些出身贫寒而被埋没的人才挖掘出来。
后来，在公元214年和217年，曹操又下了两道《求贤令》，反复强调他的用人制度。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曹操集中大量人才，当时个地投奔到曹操门下的人才数不胜数。
形成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
曹操的人才中，从老兵中提拔了于禁，乐进，典韦等将才；
从地方投降过来的人才中任用张辽、徐晃、张郃、陈琳、贾诩等人；
从地方豪强中任用李典、李通、许禇、臧霸等；
从东汉朝廷的小官吏中提拔荀文若、荀攸、王朗等；
从普通人才中起用郭嘉、刘晔等。
这些人才都是曹家大厦的顶梁柱，为曹家立了汗马功劳。
曹操用人不计名声荣辱，凡有治国用兵之术，都要举而用之。
曹操在任用人才时可谓独具慧眼，艺术高超。
曹操在兖州招纳贤士。
当时有叔侄二人，即荀或、荀攸来投曹操，荀或旧事袁绍，曹操与他共论天下大事，甚是高兴，说：
“以吾之子房也！
”于是任命他为行军司马。
荀攸为海内名士，曾任黄门侍郎，后来弃官归隐，曹操任命他为行军教授。
他们又向曹操推荐了几名当时有名的贤士，曹操都一一加以重用。
同时又有许多武将引兵投靠曹操，曹操先是观其相貌体格，再让他们当场展示武艺，然后录用之。
曹操移驾许昌，途中被徐晃拦截。
曹操见徐晃威风凛凛，便暗暗称奇，让许禇与之交锋，两人大战五十余合，不分胜负。
从而认定徐晃是个人才，并派人把他争取到自己手下。
官渡之战中，许攸由于所献计谋难为袁绍所用，连夜投奔曹操。
当时袁绍七十万大军虎踞官渡，想与曹操决一死战，而曹操仅有七万人马，且粮草不济。
当他听说许攸到来时，高兴得来不急穿鞋就跑出去迎接。
经过几番试探，曹操确定许攸是真心投降，便大胆采用许攸的计谋，果然大获全胜。
这就是曹操的过人之出，即使在极其不利的境地中，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用人有度。
而袁绍与之相比，简直相形见绌。
后人有诗叹袁绍曰：
“忠言逆耳反见仇，独夫袁绍少计谋，乌巢粮尽根基拔，犹欲区区守冀州。
”可见袁绍手下虽谋士众多，但不得善用，即使拥有百万之师，也是枉然。
而曹操却能抓住时机，用人不疑，终究力挽狂澜，以弱制强，以少胜多，给拥有四州之地的袁绍以致命一击，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能驾驭人才的人方可得天下，能让人才心甘情愿的为自己服务的人才可以巩固天下。
曹操这种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非袁绍之流能比的。
袁绍的“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比之曹操的“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的道行差远了，因此才有绍败曹胜。
5、挟天子以令诸侯
人们说曹操阴险狡诈，是篡夺刘家天下的乱臣贼子。
很大程度上是受通俗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
其一是许劭那句经典的评论：
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曹操听后放声大笑。
于是人们借这句话再加上《三国演义》中被极力丑化后的曹操形象，初步宣判他为奸臣；
其二，据《三国演义》记载，曹操借献刀之名刺杀董卓未遂，后逃离洛阳，返回故里.。
途中错杀吕伯奢一家，最后还抛下一句话说：
“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5]其三就是曹操最狠的政治手段：
挟天子以令诸侯。
其实，当我们立足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去分析曹操的这一做法，就不难发现，这是比较保守而且高明的。
东汉政权传至献帝，早已名存实亡，完全沦为一个傀儡政权。
在献帝登基之前，就已经和少帝饱受军阀割据，颠沛流离之苦。
当时有一句童谣说：
“帝非帝，王非王，千骑万骑走北邙。
”正是小皇帝这种生活的真实写照。
公元189年，西凉军阀董卓借铲除宦官之机领兵进驻洛阳，东汉政权很快落入董卓手中。
他废献帝，然后以天子之名发号施令，为所欲为。
可惜董卓生性过于残暴，没过多久，就被义子吕布给卖了。
可见，“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招并非曹操首创。
公元201年，献帝遭受李傕之乱，在外辗转后返回洛阳，见宫室烧尽，街市荒芜，往日都城只剩残垣短壁，满目萧条。
于是决定前往山东暂避，曹操闻知后，马上前往迎接，并在众谋士建议下，移帝驾于许昌，从此朝廷大权尽归曹操。
曹操利用汉献帝的名义发号施令，对其他割据势力或招降，或让他们互相攻打，然后自己以逸待劳，坐收渔翁之利。
例如曹操曾发诏令刘备讨伐袁术，刘备虽知是计，但出于对刘家天下的耿耿忠心，也不敢违背诏令，于是出兵前往讨伐，却留张飞守城，致使最后徐州失陷，刘备无家可归。
只得依附吕布。
而在三国鼎立形势出现后，曹操更是频频以天子之名发诏让吴蜀相攻，若他们不遵诏令，那曹操便可师出有名地出兵讨伐。
曹操这一做法不过是想以一种更好的方式完成他的统一大业。
他非常了解那些地方诸侯心里打的如意算盘，每个人都在竭力表现自己的忠心，动不动就打着光复汉室的旗号组织军事联盟，发动战争。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一来可以牵制那些对皇位虎视眈眈的人，二来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他的统一大业。
只是由于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称帝，追封他为魏武帝，因此曹操便逃脱不了篡臣的罪名了。
然而，凭什么说姓曹的称帝叫“篡汉”，姓刘的称帝就称“续正统”呢？
难道姓刘的无能，还要抱着玉玺和天下百姓同归于尽，却不允许那些有才有德的人来管理国家，使百姓安居乐业？
自古以来，帝王之位，能者居之。
如果说曹操是汉室的乱臣贼子，那么商汤灭桀，武王伐纣，刘邦诛秦，又算作什么？
难道说他们也是奸臣？
无奈历史总以成败论英雄，如果曹操能在有生之年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统一中国，缔造一个太平盛世，那么现在一定是一个受万民顶礼膜拜的有道明君。
可惜历史已成定局，曹操纵有万千冤屈，又有谁能说清道明？
总而言之，我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并无多少过错，至少是一种很聪明的手段，是他高超的政治本领的体现。
至于其他人为何一直贬斥他的这种做法，我想大概是曹操做了那些人一直想做而又做不成的事吧。
陈寿在《三国志》中对曹操是这样评价的：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
太祖远筹渲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才，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
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仅仅八十九言就展现了历史上较为真实的曹操形象。
我认为这应是比较客观合理的评价。
毕竟在那个战火纷飞，军阀割据的动乱年代，作为一个封建统治军阀，能胸怀大志，爱惜人才、知人善用、文武兼备、体恤民生、策马驰骋华夏、挥鞭平定北方，堪称一世之英雄。
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英雄本色不容诋毁。
注释：
[1]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2][3]罗贯中:
《三国演义》,岳麓书社,2001年9月版,第十七回,第二十五回。
[4]韩愈:
《杂说》第四篇《马说》，第一段。
[5]陈寿：
《三国志、魏书
（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五页。
参考文献：
1、罗贯中：
《三国演义》,岳麓书社，2001年9月版。
2、西晋陈寿：
《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
3、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4、易中天：
《易中天评三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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