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家庭功能的变化1981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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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婚姻、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政策的实施；

（4）农村从“一大二公”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制向乡政村治治理方式的转变。

以上方面的深刻变化，无一不深刻影响到农村家庭组织管理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等一系列的改变。

而首先影响的，是农村家庭结构出现规模小型化和类型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大量人口外流导致的家庭空巢现象。

而家庭结构的变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到家庭功能的变化和发挥。

为了了解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家庭功能变化有关情况，本研究选择江西省安义古村，从2010年1月至6月，前后四次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走访常住家庭385户，发放问卷385份，常住家庭问卷访问率为72.4%，其中有效问卷为376份，有效率为97.7%。

以下是通过调查得出的安义古村家庭功能在社会转型时期前后的状况及发生的变化。

（一）家庭经济功能

1、家庭收入来源

根据收入来源占收入总额的比例，问卷设计了纯农业户等类常见的家庭经济活动类型表（表1）。

2、家庭消费情况

30多年前，安义古村经济发展落后，集体经济十分薄弱，社员家庭靠工分度日强劳动力一天赚8分、10分，每分才合0.1元左右，妇女和弱劳动力每天只赚到4、5个工分。

家庭既无收入来源，也无大的消费，还为温饱发愁，基本处于消费水平低、自给自足的状态。

30多年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

调查结果显示，古村2009年户均消费为16707.55元/年（标准差为1634.524），其中，用于生产支出为2866.26元年（标准差为285.945），生活支出为14171.34元年（标准差为1668.278）。

如果按照消费项排序依次是：

食品（占46.3%）、医疗（占13.5%）、教育（占11.8%）、交通、通信（占9.7%）、人情往来（占4.8%）、其他（衣饰、耐用消费品、建房等占13.9%）。

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一般随居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的为贫困，50%-59%的为温饱，40%-50%的为小康，30%-40%的为富裕，低于30%的为非常富裕。

通过计算，古村的恩格尔系数为46.3%，表明古村村民总体上处在小康生活的初始阶段。

而那些外出务工的村民，家庭财产积累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已不在少数；

家庭购轿车、在城里买房的更是不少。

这种消费水平与30多年前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二）家庭生育功能

在调查过程中，问卷设计了“生育态度”、“生育子女个数”和“养育子女的目的”三个方面的指标，以了解古村受访者对生育问题的认识和感受。

1、生育态度方面（表2）

2、生育子女个数方面（表3）

3、养育子女目的（表4）

（三）家庭教育和赡养功能

1、子女教育（表5）

2、家庭赡养

赡养是指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供养，即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

从赡养方式看，古村30年前后的情况见表6。

二、家庭功能变化分析

从以上调查中，得出了反映古村家庭功能在社会转型时期前后状况的数据。

这些数据，反映了农村家庭在经济功能、生育功能和教育、赡养功能等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一）家庭经济功能方面

经济功能是家庭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

自一夫一妻制家庭形成，群体共有制瓦解，个体家庭成为财产占有的主要单位，为维持家庭成员生活，生育繁衍，它承担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等功能。

在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经济不发达，农村家庭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

《汉书·

杨敞传》中记载，家长要“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图治产，以给公上”，就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

与这种状况相适应，是农村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的低下。

而且，这种状况在社会进入到工业化时期以后，变化也不是太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社会转型之前的20多年，由于农村实行“一大二公”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农村家庭传统的生产和消费功能受到严重抑制，家庭的生产功能呈现萎缩、不健全和单一化的趋势。

在这方面安义古村也不例外。

这从表1的数据中可以看出。

1978年村里的纯农业户占全部家庭的87.2%，以农业为主的兼业户占全部家庭的6.6%，这两项共占93.8%。

而所有其他经济类型和靠他人供养的家庭才占到6.2%。

可见种田务农是当时绝大部分家庭的主要经济活动。

到社会转型后的2009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纯农业户只占受调查全部家庭的17.3%，减少69.9%个百分点；

而外出务工户由占受调查全部家庭的0.5%，上升为36.2%，增加35.7个百分点；

以工商为主的兼业户由占受调查全部家庭的3.1%，上升到占13.8%。

这一降一升，反映了30多年来古村家庭的经济功能，由单一的农业经营，转变为面向社会市场的工、农、商等多元经营。

导致家庭经济功能发生变化的原因，有内外两个方面。

从外因看，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经济的开放；

二是农村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治理方式的取消，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家庭有了更大的自由和从事多种经济活动的可能和积极性；

三是各种经济政策的允许和鼓励。

从内因看，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不少家庭人数和代际层次减少，小家庭更有利于在相对过去更复杂、更开放的市场经济中经营并获取更大的利益。

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家庭经济功能的最大变化，是随着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从过去的封闭单一，转向开放多元。

村民们回忆：

大批人外出打工发生在1990年代中期，1995、1996年特别多。

现在年轻人（20-40岁）外出打工的达到80%以上。

由于安义农民工主要从事塑钢铝合金行业，在全国占到了70%的市场份额，基本垄断了全国的市场。

各个厂商的唯一总代理往往是安义人。

从1980年代开始，安义人就在外面从事铝合金业。

刚开始的时候，有些人是给别人打工，后来有点本钱就合伙或者自己开店在外面创业成功的人，邀请自己的亲戚、朋友一块出去不少人还将妻子接出去帮自己打理，现在80%都是这种夫妻店随着儿子读书毕业后，他们也带着儿子从事这个行业，所以很多店都是父子经营。

等到儿子熟悉经营后，就交到儿子手上了，父亲只起到帮助作用。

有几个儿子的，等儿子娶媳妇后，往往就会分开经营。

由于经营的是夫妻店父子店，因此夫妻之间父子之间不仅仅是一种婚姻关系、父子关系，还是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

凭借着家庭和同乡的关系网，他们的事业越做越大。

家庭经济功能的另一面是消费。

消费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活动带来的收入。

改革开放前，安义古村绝大多数家庭处于贫困状态，从访谈中反映，几乎没有多少现金收入，因此谈不上什么商品消费，更不用说像高档日用品的消费。

家庭只能直接从事粮食油料蔬菜肉类和一些副食等日常生活必需物质产品的生产，以供家庭自用自足家庭的经济功能表现出明显的直接生产和消费方式。

30多年后，虽然源于家庭那种自给自足的直接生产和消费的方式在安义古村还普遍存在，但村民家庭的消费形式和内容已发生很大的变化。

从总体上看，村民家庭消费已经从贫困跨越到小康初期的阶段，绝大多数家庭再也不用为温饱而发愁，而且，消费水平在稳步上升，相当一部分家庭添置了电视机、电脑、手机甚至小轿车等高档消费品；

家庭的消费方式，已经从传统农村家庭的直接生产和消费的自给自足方式，转变为部分农副产品自给自足，加上相当一部分成员的劳动就业方式和商品的消费方式；

家庭的消费结构，从单一的粮食、蔬菜、肉类和一些副食消费，扩展到食品、医疗、教育、住房、通讯、娱乐等多元消费，结构不断丰富。

综上所述，社会转型时期安义古村家庭收入来源和消费的变化是巨大的。

这种变化反映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既来自家庭结构、家庭功能自身的变化，也来自社会转型时期农村改革开放中制度的变迁和各种政策的导向。

而且，家庭消费变化的趋势是越来越好、越来越丰富。

（二）家庭生育功能方面

调查结果表明，社会转型以来这30多年，古村家庭人口和规模呈缩小趋势；

家庭代际层次也相对减少；

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成为主要的家庭类型。

而联合家庭和混合家庭也占到受调查家庭总数的25.8%，所有这些状况，都与这一时期家庭生育观念的影响有关。

在村民的生育观念中出现两种矛盾的状况。

一方面受经济发展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及计划生育宣传、政策的影响，持“生男生女一个样”的生育意愿比例较过去提高，达到受访家庭的39.9%（见表2）。

这里不排除一部分人在回答问卷时没有真实地表达自己希望生男孩的生育意愿。

另一方面，受传统生育观念和农村依然以家庭养老为主现实状况的影响，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还是希望家庭多生男孩；

有些人甚至不惜罚款，也要超生。

这种情况在调查和访谈中，有明显的反映。

受访者中，50.3%的人表示“要有个男孩”，而且持这种意向的女性明显多于男性（107:

82）（见表2）。

在今天的农村，生育男孩确实有着重要的养老功能。

儿子生活条件好，那么老人的赡养也较好。

反之，无儿或儿子生活困难，老人的生活也难以保障，而女儿要嫁出去，起不到养老的作用。

另外，家庭势力的大小，决定了它在村里的地位和影响，而家庭势力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中男子的多少。

家庭人多势众，说话都硬气，而家庭势力小，只能低眉顺眼，夹着尾巴做人。

家庭人丁单薄，在日常生活中，感到处处受人欺负，平常说话都不敢大声因此作为一家之长的公婆，往往就担负着经营家庭势力的重任，他们不断地督促儿媳妇多生。

“养儿防老”、“重男轻女”观念，在古村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村民对生育和男女的态度和倾向，更多是缘于落后的传统观念，以及家庭贫困无助和对农村养老保障预期的担忧所致。

综上所述，生育作为人类繁衍发展的本能和家庭的基本功能之一，在社会转型时期还在延续着；

但它受到多数村民头脑中顽固的传统生育观念与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之间矛盾斗争的影响；

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后者的强制性力量似乎更大，加上农村经济的发展家庭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促使相当一部分村民的生育观念发生变化；

这一切，导致了总体上人口生出率降低、家庭人口减少家庭规模缩小。

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家庭的生育功能受到社会政策的限制而萎缩了。

同时，也不可忽视传统生育观念对农民的影响。

（三）家庭教育与赡养方面

家庭教育。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依靠三项基本的活动，即经济活动、人口生育和教育。

自人类婚姻家庭形成，这三项活动都制度性地赋予了家庭，成为家庭的基本功能。

人类社会的进步，仅靠经济活动和人口生育还不够，还必须通过教育，完成人的知识化、社会化过程，把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劳动生产技能和科学、文化、社会等知识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促进社会的发展。

家庭在子女教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大量事实证明，一个人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过程中，家庭的教育影响和规范作用占很大的比重，这是因为家庭成员的文化、道德水平、职业技术结构和兴趣爱好等所形成的特定家庭文化氛围，对生活于其中的子女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就形成了家庭教育的传统，产生了诸如司马谈的《命子迁》、刘向的《戒子歆书》、蔡邕的《女训》、嵇康的《家诫》、陶渊明的《与子严等疏》、颜之推的《严氏家训》等传统的家庭教育的名篇经典，备受后人推崇。

流传久远的《三字经》中的名句“养不教、父之过”，就是家庭教育功能的具体体现。

进入近代，新学兴起，后至现代，更是学校林立。

在此形势下，家庭的教育功能出现向社会外化的趋势。

社会转型时期，在城镇化和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的浪潮中，农村的家庭教育功能更是受到很大冲击，不少家庭除了负担子女的衣食，对他们的文化、道德、技能等方面的教育，几乎完全依赖于社会。

这种状况从安义古村也可反映出。

从表5调查数据看，“完全靠学校教育”、“学校为主、家庭教育为辅”这两项，1978年分别占受访家庭的40.6%、38.0%，而到2009年则分别占48.9%、36.5%，这两项比例合计为85.4%，占比是相当高的。

在“没机会上学，（家庭）主要教点农活知识”这项中，1978年占被访家庭的13.9%，而2009年仅占3.5%。

这反映了有相当的农村家庭在子女教育上，家庭和社会都依靠不上。

至于家庭教育功能弱化、向社会外化的原因，在调查访谈中也有明确的答案：

一是在致富和利益的驱动下，家庭的经济功能得到强化，大量的时间用于从事经济活动，忙于赚钱，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只好把他们交给学校；

二是大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流动人口增加，家庭处于不完整、不稳定之中，影响到对子女的教育；

三是家长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尤其缺乏现代知识，难以胜任对子女教育的任务，只得依靠社会、学校教育。

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家庭赡养老人的传统，尤其在农村，家庭养老是一种普遍的形式。

“养儿防老”，就是这一传统在观念上的反映。

我国《婚姻法》第21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家庭在赡养老人时应承担的义务作了更明确、具体的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顾老人。

据安义古村老人的赡养方式问卷调查表明，社会转型时期前后对比，该村的赡养方式表现出很大差异性。

表6数据显示，1978年老人的赡养方式主要是“与子女一起吃住”，占受访家庭的61.35，其次为“老人独自居住、由子女提供财物”，占受访家庭的16.7%；

而2009年，“与子女一起吃住”下降为23.2%，“老人独居、由子女提供财物”上升为34.7%，另外，“老人独立生活”的占24.6%。

这三类共占到受访家庭的82.5%。

结果表明，现在老人的赡养方式具有离散特征，呈多样化形式发展趋势。

究其原因，家庭赡养发生的上述变化，既与家庭结构发生的变化，人口减少、规模缩小有关，更与家庭成员流动增加、结构不稳定有关，同时也与家庭经济发展、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有关。

这三方面的变化，都是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变化对农村家庭赡养功能响的结果。

三、结论

综上所述，一般而言，家庭具有经济功能、生育功能和教育赡养等功能。

这是维持家庭生育和延续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功能。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由于社会封闭，自给自足的家庭小生产占主体地位，且发展平稳，维持着农村家庭的稳定。

而在近30多年的社会转型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影响农村家庭功能发生变化的动因，来自内外两个方面。

外因主要有：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农村治理方式的转变。

为适应来自外部的上述剧烈变化的影响，家庭内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在家庭结构方面，多数家庭人口和代际层次减少，规模趋于小型化；

在家庭关系方面，传统的伦理差序让位于利益判断，经济利益成为各种社会关系中份量更大的因素。

在上述内外因的作用下，农村家庭功能发生了变化：

（一）经济功能不断强化

家庭成员从事经济活动分工发生明显分化，青壮年大部分进城务工，而大多数妇女和老人留守家中务农；

家庭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本村和农村，而是走出村外，融入广阔的市场，呈外向多元发展走势；

家庭经济活动在致富观念驱动下，不再满足于自给自足，积极性和趋利性增强，家庭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二）生育功能呈现弱化

农村家庭人口和规模缩小，代际层次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呈一种发展趋势。

这种趋势反映了家庭生育功能的逐渐弱化。

而影响和制约家庭生育功能的因素，首先是社会转型过程中长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由这一政策引起的对农村传统生育观念的冲击和改变。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外出务工人员的大量产生和对家庭富裕的追求，也在客观上抑制了家庭生育功能的发展。

（三）教育赡养功能向社会外化

在社会转型中，农村家庭经济的多元、外向型发展，导致传统的、封闭的家庭关系更趋开放。

家庭再也不是过去那种封闭于乡野，承担自身教育、赡养功能，自我循环发展的家庭。

而社会的开放和教育、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为农村家庭教育、赡养功能向社会外化提供了可能和必要条件。

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大量人口外出务工，又使得家庭教育、赡养功能向社会转移成为一种必然。

所以，尽管在现实中农村家庭还承担着传统的教育赡养义务，但毫无疑问，相当一部分家庭的教育赡养功能在减弱，在向社会外化。

以上农村家庭功能三种变化的倾向，向人们提出了加强和完善社会建设新的任务。

注释：

（1）刘宝驹著《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9月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