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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的一生都处于颠肺流离的状态之中,所以她的作品中有一种耐人寻味的苍凉和冷静,让人在极度客观和冷静的叙述中体会出不同的痛与乐。

也许是源于自身的坎坷经历,她的作品中沉淀了某种不同寻常的吸引人的魅力。

三萧红论文的摘记

(1)她的作品中具有一种萦绕于心的挥之不去的悲凄和寂寞,体现出浓重的悲剧意识。

(2)在《生死场》中,她尖锐的指出在乡村生活的人们是一群“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和动物一样,出于完全自然的生命状态的人。

(3)人应该像人,应该有与动物相区别的独具尊严意义的形象,这是萧红作品中的生命意识的最基本的观点。

她在《生死场》中无情的鞭笞人的动物相。

(4)“爱”的意识的觉醒,是人的意识觉醒的前提。

呼唤“爱”的意识的觉醒,是萧红作品生命意识的表现之一。

她说:

“失掉了爱的心板,相同失掉了星星的天空。

”(萧红《沙粒。

二十九》,《萧红自集诗稿》)(5)对生命异化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反思,是萧红作品生命意识的又一表现。

(6)萧红作品的生命意识还表现在对“人的精神”的

呼唤。

(7)从城市到乡村,从知识分子到农民,看不到蓬勃的朝气,这就是萧红的小说世界——一个生命的荒原。

她一唱三叹的感慨:

“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呼兰河传》)(8)萧红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她能在极其平凡的生活中发现潜藏在其背后的深厚意蕴。

她正是在“卑琐”而又“平凡”的实际生活中发现了生命世界的寂寞轮回。

(9)被压抑的原始生命力在轮回的寂寞中,寻求着解脱,盲目地寻找着生命的消遣。

生命渴求超越。

这是萧红作品的又一表现。

(10)纵观萧红的作品,生命在萧红笔下呈现两种样态,一种是经不住打击,稍纵即逝;

一种是百折不回,坚韧无比。

(11)萧红感佩他们的生命力,同时又悲悯他们的蒙昧。

……然而她又挡不住他们身上顽强生命力的诱惑,而深深地向往。

……到一九三六年,她已经到了“身体和精神全很不好”的程度。

(萧红,萧军的信载两地丛书《萧红与萧军萧军与王德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版)(12)萧红的一生是不幸的。

她命运多劫,又始终被人生诸多解不开的问题所缠绕。

她经常陷于痛苦,孤独,寂寞,迷惘中不能自拔,她时常感到“心就像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同上),她呼喊着:

“痛苦的人生啊!

服毒的人生啊!

……什么能救了我呀!

上帝!

什么能救了我呀!

”(同上)(13)萧红描写“生”是要唤醒人们的生的意识,唤起人们对有价值的人生,对完美的生命形态的追求;

她描写“死”是为着警醒人们对于现实人生的高度重视。

(14)萧红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

她在短短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

无论是流浪,饥饿,无论是疾病还是爱情的挫折,她始终坚持笔耕不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还惦记着未完成的“半部红楼”。

(吕新 

 

追寻生命的真义——论萧红作品的生命意识 

浙江学刊2001年第五期99~104)

(1)萧红曾说:

“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的,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

虽然那块土地再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

”(萧红《失眠之夜》见《萧红全集》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1059)

(2)认为其少小离家,漂泊寻家,异地思家,等等概莫能外。

实则萧红对“家”的观念是很单薄的。

家庭成员中只有祖父给了她“家”的温暖,而其他的家庭成员却是永远的冷漠甚至是残忍。

……无国又何谓家,生于国难和动荡时期的萧红一生都在漂泊,却终无肉体与精神的家园归属。

(3)“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令人发抖的地步。

”(萧红《永远的憧憬和追求》见《萧红全集》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1043)“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身上生了针刺一样;

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1043)(4)萧红的父亲作为一种称谓存活在她的世界里,而这称谓却笼罩着巨大的父权专制和男性偏见的阴霾,并追随了萧红的一生。

(5)“这个母亲很客气,不打我,就是骂,也是指着桌子或椅子骂我。

客气是客气了,但是冷淡了,疏远了,生人一样。

”(萧红《祖父死了的时候》见《萧红全集》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927)(6)她穿梭在成人世界里,用童心窥探成人世界的秘密,思考着成人世界的问题,把一切的困惑锁在自己的脑海中,没有伙伴的分享,更没有可以无所顾忌追问的长辈。

萧红幼年的生活是残缺的,这也是她一生漂泊并试图重建精神家园的重要原因,更是她在作品中描写阴暗恐怖的人生状态,对人性不断拷问的深层文化背景。

寂寞的童年,可以对一个人后天产生两种性格上的影响,成年后习惯于寂寞;

成年后害怕寂寞。

(7)“不对,友情不如伙伴可靠,伙伴没有共同的前进方向,走的同一条路,成伙结伴,互相帮助,可以永不分离。

”(李洁吾《萧红在北京的时候》北京: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76)(8)萧红,陆振舜逃往北京后,几个月后又回到呼兰。

萧红遭到了家里近十个月的软禁,……1931年10月,二十岁的萧红又一次逃出了她的所谓的家,这次逃离,萧红终生再也未回到曾经哺育过她的呼兰。

(9)“世上的路是无尽头的。

谁能把世上的路走尽?

(李洁吾《萧红在北京的时候》北京: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76)(10)“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了!

”“往日的爱人,为我遮蔽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

让我怎样来抵抗?

”“说什么爱情!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过患难的路程!

都成了昨日的梦,昨夜的明灯。

”(萧红《苦杯》见《萧红全集》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5月,1172~1175)(11)1938年4月萧红和端木良一起回到武昌,在武昌举行了婚礼。

日本对中国进行大举进攻,武汉危在旦夕,婚后二人决定向重庆撤退。

端木先期到达重庆,而后,萧红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只身入川。

在宜昌的码头,自己绊倒,而身旁却没有一个人,自己躺在地上,直到天亮。

1938年九月,萧红在好友白朗帮助下,在医院产下一个死婴,二萧共同生活过的最后痕迹也消失了。

这个时期的萧红是孤独而忧郁的。

1939年夏天,萧红和端木住进嘉陵江边复旦大学文摘舍的宿舍里,完成多篇小说和散文,续写《呼兰河传》。

1940年1月19日与端木飞抵香港。

1941年12月8日,日军大举进攻香港。

疾病缠身的萧红几经辗转住进医院。

1942年1月22日逝世。

年仅31岁。

2.萧红名字及乳名、学名

  

幼年萧红

萧红乳名荣华,学名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乃莹。

她深得祖父张维祯的喜爱,经常带她到后花园玩耍。

这里面的后花园,也就是后来出现在《呼兰河传》里面的大花园,一个拥有她很多记忆的地方。

由于受到祖父以古诗为主的启蒙教育,使萧红从小就打下较好的文学基础。

  1920年萧红进入呼兰县立第二小学女生部读书,1924年升入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

她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作文尤其突出,曾多次得奖。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呼兰县也掀起反帝爱国热潮,萧红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爱国斗争。

  在萧红上小学期间,由父亲包办把她许配给呼兰县驻军邦统王廷兰之子王恩甲。

  1926年萧红小学毕业,因父亲阻挠、逼婚,没能继续上中学,辍学在家。

经过一年的顽强抗争,父亲被迫妥协。

3.萧红简评

  萧红(1911,黑龙江呼兰河县~1942,香港)

女作家萧红的雕像

中国现代女小说家。

原名张乃莹,曾用笔名悄吟、田娣。

生于地主家庭,因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

1932年在哈尔滨与萧军相识,并开始为报刊写稿。

1933年自费出版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

1934年与萧军一起到上海,与鲁迅交往密切。

鲁迅为她的《生死场》校阅并写序言,列入“奴隶丛书”出版。

1936年只身东渡日本养病。

这时期出版散文集《商市街》、《桥》,短篇小说集《牛车上》等。

1937年初归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在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并随同西北战地服务团辗转各地,写有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唤》,散文集《回忆鲁迅先生》和《萧红散文》。

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去香港,在贫病交迫中坚持创作,出版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因病重无法回内地,次年病逝。

代表作为《生死场》和《呼兰河传》。

她的作品多取材于家乡,以其敏锐纤细的艺术感受力,朴实细腻的笔调,写出当时东北乡村小镇的闭塞与荒凉,塑造的人物鲜活可爱,风格明丽凄婉,弥漫着忧郁和感伤气息,为诗化小说的精品。

  在东北作家群中,最具艺术才情的作家是萧红。

萧的中篇《生死场》,写东北农村人民在沉滞闭塞生活中的挣扎,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他们的苦难与走向斗争。

  萧的后期代表作《呼兰河传》于童年生活的回忆中描写北方小城人民愚昧不幸的生活,画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

4.萧红小说的特点:

  以抒情笔调写自我主观感受;

散文化的小说结构;

重文化风俗和自然景物的描写,不重人物性格的刻画;

无完整的故事情节,然而韵味深长。

编辑本段二、求学

  1927年秋季,萧红考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

现为哈尔滨市萧红中学。

  在“东特女一中”,萧红除喜欢绘画外,还广泛阅读中外文学作品,校刊上发表过她署名悄吟的抒情诗。

1927年冬,哈尔滨学生联合会组织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游行,学生们情绪高昂,纷纷请愿。

萧红在这一抗日爱国运动中表现得坚定勇敢,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面。

  1929年祖父去世,萧红十分悲痛,因为祖父是她最亲的人。

祖父去世后,她对家庭已没有感情和留恋。

  1930年秋,萧红初中毕业。

她不顾家庭反对,在表哥陆舜振的帮助下到北平,进入女师附中读书。

因为没有家庭的支持,不久生活陷入困顿中。

1931年1月,萧红寒假中离开北平返回呼兰,被软禁在家中。

同年2月底,萧红再次去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到3月中旬,萧红与未婚夫一起离开北平回哈尔滨。

此时,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不满萧红去北平读书,代弟弟解除了与萧红的婚约,引发萧红的不满,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

庭审中,汪恩甲顾及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自己的主张,与哥哥无关。

萧红输掉了官司,回到呼兰,后随家搬到阿城县(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福昌号屯,被迫与外界隔绝。

在福昌号屯的这段生活,为萧红后来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她的一些小说、散文就是以这里为背景写作的。

编辑本段三、结识萧军

萧红与萧军

1931年10月,萧红从福昌号屯经阿城逃到哈尔滨。

一个月后,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与汪恩甲一起到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同居。

半年后,萧红怀孕,临产期近,由于汪恩甲没有足够的钱(欠下的钱相当于现在的5万那样)交给旅馆,弃萧红而去。

  萧红困居旅馆,处境艰难,只好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与孟希、舒群等文学青年先后到旅馆看望萧红,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两人日久生情,互相爱慕。

  1932年8月7日夜,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由于萧红欠旅馆的钱太多,旅馆仍然不让萧红离开。

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下来,萧红得以摆脱困境,到裴馨园家暂住。

不久她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

出院后,萧红与萧军住进道里新城大街(今道里尚志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共同生活。

  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生活非常困苦。

但他们患难与共,感情融洽。

  1932年11月,萧红、萧军从欧罗巴旅馆搬到道里商市街25号(今道里区红霞街25号),有了自己的家。

(萧红萧军,意思为“小小红军”)

编辑本段四、走上文学之路

  1933年3月,萧红参加了中共党员金剑啸组织的赈灾画展,展出她的两幅粉笔画。

同时,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1933年5月21日,她写出第一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

作品通过描写王阿嫂一家的悲惨遭遇,愤怒地控诉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她便以悄吟作笔名陆续发表了《看风筝》、《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小黑狗》、《中秋节》等小说和散文,从此踏上文学征程。

  “牵牛坊”是画家冯咏秋的宅院,因院内种植牵牛花而得名,是位于道里水道街(今道里兆麟街)的一处平房。

萧红、萧军经常到这里参加左翼文化人的聚会,常来的还有罗峰、白朗、金剑啸、舒群等人。

通过与他们接触,使萧红开阔了眼界,增加了文学知识,而且还受到了一些共产党员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

  萧红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萧军、白朗、舒群等人在抗日演出团体“星星剧团”中担任演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

由于引起敌伪特务机关注意,剧团于公演前解散。

  1933年8月,长春《大同报》文艺周刊《夜哨》创刊,萧红做为主要撰稿人,在夜哨上发表了《两个青蛙》、《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八月天》等许多作品。

  10月,萧红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中共党员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

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

《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跋涉》集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怀疑。

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34年6月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

在青岛,他们与先到这里的舒群一家住在观象一路一号。

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集中精力,勤奋写作,不久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

此间,他们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

  青岛印象

  在萧军、萧红还没有来到青岛之前,他们认为这里“既未被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又无走狗们的横行不法”……然而来到青岛不久,他们就发现自己的想法错了。

当时青岛虽尚未沦为殖民地,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特务横行,民不聊生。

面对黑暗的现实,萧军曾写下了这样沉痛的诗句:

  归来了。

/这是我的祖国,我的母亲!

/在那里,/有鞭挞,有辗压……/这里也是一样?

/我的祖国,我的母亲!

———/在那里,/有罪恶,有不平……/有盈街的乞丐;

/有漫天的哭声……/这里也是一样?

———/我的祖国,我的母亲!

/这美丽的都市……/这就是合理的社会吗?

———

  这血泪凝成的诗句,正是当时青岛社会的真实写照;

这震撼人心的声音,正是对那人吃人社会的强烈控诉。

这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一步激发了两位年轻人胸中的反抗怒火和对千百万遭奴役的同胞的深切同情……

  两萧到达青岛后,靠了舒群等朋友的帮助,在观象一路1号一所石块垒成的二层小楼租了一间房子居住。

这里地处海边,环境优美,左右两边都可以看到大海。

那碧蓝的海水,起伏的群山,翠绿的树林,飘荡的船帆……都强烈地吸引着这两位渴望自由的青年,使他们常常暂时地忘却生活的贫困和烦恼,陶醉在美好的想象之中。

  在青岛的生活与创作

  青岛美丽的风光,并不能减少他们心头的忧伤,更不能削弱他们的战斗意志。

这时,萧军被朋友介绍到《青岛晨报》文艺副刊当编辑,工作之余便创作长篇小说;

萧红则一面创作,一面在家操持家务。

此时他们的生活,是相当困苦的。

据他们的朋友回忆说,这时萧红身穿旧布旗袍,脚穿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头发用一根天蓝色的粗糙绸带束着,每天要到街上买菜,再回到家中劈柴烧饭,做俄式大菜汤和烙葱油饼吃。

后来穷得连大菜汤、葱油饼也吃不成了,就到马路上去卖家具……尽管生活如此艰难,他们仍勤勉不辍地潜心创作。

在近半年的时间内,萧军完成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也完成了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生死场》。

这两部作品,是他们奉献给千千万万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的最好礼品,也是奠定他俩文学史地位的成功之作。

  这两部作品写成后,他们寄给了远在上海的鲁迅先生。

鲁迅对这两部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多方设法介绍出版,并亲自为这两本书写序。

在序言中,他赞扬《八月的乡村》是描写东北被占领小说的“很好的一部”;

“‘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但这书却与‘心的征服’有碍。

”而对《生死场》,鲁迅则赞扬它“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东北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

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正当两萧想继续留在青岛生活和写作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随着省会济南以及山东各地中共地下党组织遭破坏,青岛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市委书记高菘以及舒群等地下党员被捕,作为党的外围组织的《青岛晨报》也被迫停刊。

这种政治气候的突变,迫使两萧不能再在青岛呆下去了。

就在这年的11月1日,他们躲开了警察和特务的监视,抛弃了所有家具,搭乘一艘日本轮船逃离青岛去了上海,开始在鲁迅先生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下,投身于更加艰辛复杂的文学事业……

  五、与鲁迅的交往

  12月19日,鲁迅在梁园豫菜馆请客,特意将萧红、

萧红的照片(7张)

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

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萧红的好朋友,对她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

不久,叶紫、萧红、萧军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并出版了“奴隶丛书”。

  此外,鲁迅还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关系,积极向出版社推荐他们的作品,萧红等人的书稿不但被介绍到当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有时还转到良友公司的赵家壁那里。

在鲁迅的热情帮助下,萧红到上海后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小六》很快就在《太白》上刊出。

  随后,散文《饿》,短篇小说《三个无聊人》分别刊登在《文学》和《太白》上。

从此,萧红的作品便陆续在上海发行的《生活知识》、《中学生》、《作家》、《文学季刊》、《中流》等多家杂志上发表。

萧红也开始在上海文学界崭露头角,成为一颗闪亮的文学新星。

编辑本段六、文学的收获

1935年月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也因此一举成名。

  《生死场》原名《麦场》,后由胡风改名为《生死场》,是她以萧红为笔名的第一部作品。

  《生死场》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真实地反映旧社会农民的悲惨遭遇,以血淋淋的现实无情地揭露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

同时也表现了东北农民的觉醒与抗争,赞扬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

  《生死场》的发表,符合时代的要求,呼唤民族意识的觉醒,对坚定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斗志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萧红在作品中大胆地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抒发了她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鲁迅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

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生死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社会影响很大。

萧红也因此成为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知名的女作家,从而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编辑本段七、参与社会运动

  1936年6月15日,鲁迅、茅盾、巴金、以群等六十七位作家联合签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反对内战,号召爱国文艺工作者,发挥进步作用,创作优秀作品,积极行动起来,为祖国解放,民族独立而斗争。

萧红是最初的发起人之一。

编辑本段八、情感生活的波动

  在上海,萧红、萧军经常到鲁迅家做客,向鲁迅请教。

萧红的作品(5张)

鲁迅和许广平不但在创作上指点他们,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像亲人一般照顾他们,使这两个异地青年在上海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正当萧红、萧军在上海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进行文学创作比较顺利的时候,二人在感情上却出现了裂痕。

这给萧红在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与烦恼,使她情绪低落,直接影响了写作。

  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决定用暂时的离别来弥补裂痕。

1936年7月16日,萧红离开上海,只身东渡日本。

  旅居日本,萧红过着寂寞、孤独的日子,但她还是写出了《红的果园》、《孤独的生活》、《王四的故事》、《牛车上》、《家族以外的人》 ,以及诗歌《沙粒》等作品,并在国内的一些刊物上发表。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

噩耗传到日本,萧红悲痛不已,她给萧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寄托了对导师的深切怀念。

  1937年1月,萧红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后便去万国公墓拜谒鲁迅先生的墓,表达哀思。

3月,她写下了《拜墓诗——为鲁迅先生》,发表在4月23日的《文艺》上。

  4月,萧红至北平,与老友李洁吾、舒群见面。

在北平没住多久,萧红又回到上海,和萧军的关系也有所好转,还参加了萧军编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的资料收集工作。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

在上海抗战期间,萧红、萧军不顾危险,积极热心地帮助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夫妇躲过特务机关搜捕,保护他们安全转移,脱离险境。

  9月28日,萧红、萧军与上海的一些文化人撤往武汉。

在武汉,他们结识著名青年诗人蒋锡金,住进他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5号的寓所。

不久,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也搬来与他们同住。

  萧红、萧军与从东北各地流亡到武汉的舒群、白朗、罗峰、孔罗荪等青年作家积极投身于抗战文艺活动,并在武汉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东北作家群。

  面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萧红创作热情高涨,毅然加入抗战的文艺队伍中,挥笔写下多篇以抗日为主题的作品, 《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

窗边、小生命和战士》等散文的发表,对宣传推动人民抗战起到积极作用。

此外,萧红还参加了胡风主编的《七月》编辑工作,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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