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课礼仪与教化教案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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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118厘米
宽54厘米
重64.28公斤
3、虎噬鹿器座（金银错）：
（思考2：
）
1、当人类有了国家之后，如果这个国家没有秩序会怎样？
会乱
2、那么怎样才能维持社会的秩序？
礼仪与教化
二、实例：
鼎（青铜器中听的最多的礼器之一）
古代炊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用于煮、盛肉食和调和五味。
形状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也有四足的方鼎）。
是在新石器时代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鼎的形制因时代而异。
在商周奴隶制社会，鼎被奴隶主贵族用来“别上下、明贵贱”，作为标志统治权力和等级的一种器物。
进人封建社会以后，鼎就失去了这种性质。
鼎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相传禹铸九鼎，以象征九州，以后成为传国的重器，所以“问鼎”是比喻图谋篡权政权。
在中国古代，用鼎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
根据贵族等级，祭祀时对鼎的数量和形式都有规定：
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依此类推，而普通人都不能用，如果超越上面的规定，是犯罪的。
《楚王问鼎》书本P18
思考3：
鼎的作用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变化?
炊器—礼器
实用物品—祭祀用品
我国青铜器的铸造，远在四千年前的夏朝就已经出现。
商朝和西周是青铜器铸造的鼎盛时期。
1、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
重要的礼器：
司母戊鼎因其腹内壁上有铭文“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王祭祀其母（名戊）的纪念器物。
司母戊大方鼎
（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通耳高1.33米，长1.10米，宽0.78米，重875公斤。
商代后期王室青铜祭器，。
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饰纹。
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
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
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
耳侧以鱼纹为饰。
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
鼎腹内壁铸有铭文"
司母戊"
。
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
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2、铭文最长的青铜器——毛公鼎
（迄今为止铭文最长的青铜器）
毛公鼎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作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
内壁铸有多达497字的长篇铭文。
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
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
3、大盂鼎
西周康王时期。
鼎高100.8厘米，口径78.3厘米，重153.3公斤，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
相传此鼎於清道光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为该地郭氏所得，后归周雨樵。
同治间左宗棠以重金购得，又归苏州潘祖荫。
解放后，1951年潘氏后人捐献国家。
为上海博物馆所收藏，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
这件周康王时的大盂鼎，是现存西周青铜器中的大型器。
造型端庄稳重，浑厚雄伟，典丽堂皇，为世间瑰宝。
大盂鼎属於瑰丽凝重这一类，铭文大字，字体庄严凝重而美观，故在成、康时代金文中，以书法的成就而言，当以大盂鼎居首位。
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4、大克鼎
铸造于西周孝王（公元前10世纪末）时期，清光绪中期在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出土，当时出土的另有7件克鼎，形制与纹饰都和大克鼎相同，只是体积小得多，同为西周一个名叫“克”的贵族。
大克鼎气魄雄浑，威严沉重，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颈部饰有三组变变体龙纹，间隔以六道棱脊，腹部饰以宽阔的波曲纹（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
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
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内壁铸刻的长篇铭文共计290字，是少见的金文书法杰作。
其内容依大意可分成两段：
前段是克歌颂祖先师华父谦逊的品格和美好的德行，能够辅弼王室，靖远安内，周王追念其功绩，任命师华父的孙子克担任宫廷大臣，出传王命，入达下情；
后段记载了周王对克的册命辞，重申对其官职的任命，并赏赐礼服、土地和奴隶，于是克叩拜谢恩，称颂天子的美德，并铸造大鼎来祭祀师华父。
这篇铭文一向被视作研究西周奴隶制的重要史料。
三、青铜器的分类：
有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及车马具和生活用具等。
（影片介绍制范法）
四、三个时代青铜器的纹饰有什么不同?
纹饰“神秘、恐怖性”淡去，更注重“等级、秩序性”。
五：
课堂总结（请同学们一边看“台湾故宫青铜器”，回想前面所讲）
思考问题：
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来欣赏青铜器？
1、造型
2、纹饰
3、文字
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在造型上都各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中国的青铜工艺始于夏末，兴盛于商和西周（青铜时代）。
商代青铜器形制厚重华丽，充满了神秘、威慑的色彩。
西周中期以后，风格趋向简朴，追求朴素、典雅之美。
春秋中期以后，器形趋向轻灵、奇巧，装饰手法写实。
补充材料：
1、制范法、失蜡法和金银错
一、块范法
块范法（或称土范法）是商周时代最先采用的，也是应用最广的青铜器铸造法，其缺点是铸器上会留下范痕。
块范法的第一步是铸模，第二步是铸范，第三步是装配型范，第四步是熔铜，最后是脱范。
以铸造容器为例，先制成欲铸器物的模型，模型在铸造工艺上亦称作模或母范。
再用泥土敷在模型外面，脱出用来形成铸件外廓的铸型组成部分，在铸造工艺上称为外范，外范要分割成数块，以便从模上脱下；
此外还要用泥土制一个体积与容器内腔相当的范，通常称为芯，或者称为心型、内范；
然后使内外范套合，中间的空隙即为型腔，其间隔为欲铸器物的厚度；
最后将熔化的铜液注入此空隙内，待铜液冷却后，除去内外范，剩下的就是欲铸器物。
贾文忠在仿制长信宫灯蜡型
二、失蜡法
失蜡法指用容易熔化的材料，比如黄蜡（蜂蜡）、动物油（牛油）等制成欲铸器物的蜡模，然后在蜡模表面用细泥浆浇淋，在蜡模表面形成一层泥壳，再在泥壳表面上涂上耐火材料，使之硬化即做成铸型，最后再烘烤此型模，使蜡油熔化流出，从而形成型腔，再向型腔内浇铸铜液，凝固冷却后就得到了没有范痕而又光洁精密的铸件。
问：
目前复制青铜器大多采用什么方法？
答：
精密铸造的方法，其蜡模制作得非常好，有范线、合范痕、疣痕、垫片，其铸出的铸件经过加工、修整后就开始作旧（作锈）。
青铜器的表面地子和锈的颜色与其合金比例有关，那么，如果你所复制的青铜器的合金成分与原件相同，复制出来的外表与原物锈蚀就基本相同。
作旧前要分析原件上的锈色，一般来说：
白色是氧化锡，灰白色是氯化亚铜，亮绿色是碱式氯化铜、红褐色是氧化亚铜等。
高仿青铜还需要研究地子的演变和生锈的过程，然后采用时期加速的方法，即研究其腐蚀环境元素年代，也就是用几天或几个月的时间采用化学腐蚀的方法，采用时期加速的方法作旧，这样做出的锈与原物基本相同。
2、四羊方尊（制范法）：
四羊青铜方尊，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
造型雄奇，肩、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在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
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
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上饰四条高浮雕式盘龙，羊前身饰长冠鸟纹，圈足饰夔龙纹。
方尊边角及各面中心线，均置耸起的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此器采用了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巧妙地结合为一体，使原本造型死板的器物，变得十分生动，将器用与动物造型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并擅于把握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之间的处理，达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出土器物的湖南洞庭湖周围地区在商代是三苗活动区，在此地发现造型与中原近似的铜尊，表明商文化的影响已远及长江以南的地区。
1938年4月的一个上午，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的转耳仑山上，姜景舒、姜景桥、姜喜桥兄弟三人正在半山腰垦荒栽种红薯。
忽然锄下“当”的一声金属碰撞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一件硕大的金属器物出现在姜景舒兄弟眼前。
他们不知道这个墨绿色、带有4只卷角羊头的东西为何物，猜想肯定是个宝贝。
如获珍宝的三兄弟，不停地打量着这件宝贝，并用工具敲敲打打，不小心竟将器物的口沿敲掉了手掌心大小的一块碎片。
姜景舒把它抱回家后，用老式的杆称称了重量，大约64市斤，虽然并不清楚这件宝贝到底有何价值，但不凡的外形和如黑漆般的色泽，让姜景舒以为挖到了“乌金”，倍加珍惜。
姜景舒挖到宝贝的消息很快在镇上传开了，由于长沙历来就是青铜文物出土的宝地，文物贩子在乡村往往布有很多眼线，因此黄材镇万利山货号的老板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他当即开出了四百大洋的价钱要购买这件后来被称为“四羊方尊”的稀世珍宝。
那时的姜景舒还只有17岁，生活在一个有10多口人的大家庭里，家里就靠爷爷做豆腐、父亲做短工的微薄收入度日，听说这件东西能卖个好价钱，也就只能忍痛割爱了，毕竟在当时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后，四百大洋最后到姜景舒手上就只剩下二百四十八块了。
姜景舒在卖掉宝贝时还下意识地将那片敲下来的碎片留下来做纪念。
1976年，他将残片献给了国家。
四羊方尊在被黄材镇的古董商买进后，很快辗转到了长沙县靖港镇某商号，一些心怀不轨的商人通过文物贩卖的渠道秘密放出消息，打算密卖宝物，内定起价二十万大洋。
当时的长沙因文物盗掘走私现象严重，政府部门对出土文物走私现象的查处也十分严厉。
四羊方尊出土的消息很快被长沙县政府得知。
为防止奸商贪利将国宝卖给外国人，长沙县政府立即派警员前去查处此事，并将四羊方尊没收，上交了湖南省政府。
宝物充公之后，被放在了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办公室里，张治中虽然知道这是个宝物，但并不知道它有什么价值，竟把宝物作为笔筒放在几案之上达3个月之久。
不久，日寇进逼长沙，四羊方尊被送到了湖南省银行保管。
1938年11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和省银行均迁往沅陵。
为了不让完整的长沙城落入日寇之手，当局决定实行“焦土政策”。
11月12日，延续两天两夜的大火，烧毁了长沙城近80%的建筑，史称“文夕大火”。
这把火不但烧掉了长沙城，也使四羊方尊在战乱中遗失了。
1938年四羊方尊出土、截获的消息，曾轰动三湘，其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均在长沙。
解放后，向来关心文物的周总理，于1952年亲自责成文化部派人追查四羊方尊的下落，经多方查询，最后得知四羊方尊在随湖南省银行内迁沅陵的途中，车队遭到日机轰炸，运载四羊方尊的车辆不幸中弹，四羊方尊被炸成了20多块。
之后这些碎片就一直被丢弃在湖南省银行仓库的一只木箱内，十几年无人问津。
得知这一信息后，经文化部指示，相关部门迅速通过专家会诊、攻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把破碎的四羊方尊修复了。
所幸，修复后的四羊方尊几乎看不出破损的痕迹。
这样，经过战火洗礼的四羊方尊才又得以重新面世，并成为了我国国家特级文物。
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家蔡季襄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到这个破碎的宝贝。
又过了两年，修复四羊方尊的重任落在了国内文物修复大家张欣如身上。
张欣如上世纪30年代便在河南省开封市的“倾古斋”学习古玩修复，1954年4月，张欣如调至湖南省文管会，当年5月，便接到任务修复四羊方尊。
清洗碎片、烙铁焊接……每天，张欣如都把30多公斤的方尊放在腿上，一手扶着，一手作业，丝毫不敢分心。
两个多月后，四羊方尊终于修复成功，再次展现出3000年前的瑰丽身影。
美中不足的是，尊的口缘部分始终还缺一块残片。
原来，农民姜景舒在卖尊给古董商时，曾有意识留下锄掉的一块碎片作纪念。
这事儿于1976年才被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发现。
为此，高至喜远走宁乡县，千方百计寻找到姜景舒两兄弟。
至此，尊口上的云雷纹残片才终于完璧归赵。
[1]
1954年，湖南省博物馆成立，1956年省文管会将四羊方尊移交省博物馆收藏，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四羊方尊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以后就一直留藏在该馆。
四羊方尊作为全国排名第三的十大传世国宝曾多次出国展览，并作为中国古文物的精华和古代青铜工艺的杰作编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和各类教材。
莲鹤方壶（春秋）（失蜡法）：
高126厘米，口纵25厘米，口横31厘米，重64.28公斤，1923年河南省新郑市李家楼出土
从1996年开始洛阳钟鼎国代艺术研究所历时2年，组织多名文物专家和高级工艺师多次观看原件、反复对比修改、终于将此件青铜器中的极品售价仿制成功，成为河南博物院赠送国际友人的重要礼品[2]
1999年钟鼎青铜器复仿制的莲鹤方壶被国务院指定为外交礼品，赠送给国家领导人和国外总统、首相。
其中有南韩前总统金泳三、新家坡前总统王鼎昌、坦桑尼亚总理弗雷德里克*苏马也、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台湾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夫妇等[2]。
莲鹤方壶1923年出土于中国中部河南省新郑县的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墓葬。
它以自身清新独特的艺术特色，反映出当时装饰工艺发展的新走向。
[2]
原件通高118CM口径30.5CM
复制小件
通高21CM/25CM/34CM/43CM/50CM/80CM/120CM
春秋礼器。
顶盖作镂空花瓣形，中立一鹤，昂首舒翅。
双耳为镂雕的顾首伏龙，颈面及腹四皆为伏兽代替扉棱。
四面自颈至腹饰以相缠绕的龙，圈足饰似虎的兽，足下承以吐舌双兽，兽首有二角。
造型奇特华美，为春秋青铜器中的精品。
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系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也是全国已出土青铜器的稀世珍宝。
共出土一对，另一件现藏故宫博物院，著名学者郭沫若亲自为其定名“莲鹤方壶”[2]。
方壶装饰最为精彩的部分是盖顶仰起的双层莲瓣和伫立于莲芯之上展翅欲飞的立鹤。
它们所展示出的这种清新自由、生动活泼的意境，一扫前代装饰工艺肃穆刻板的风格，标志着中国装饰工艺的新开端。
2相关资料
国之重宝——莲鹤方壶
河南博物院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分别收藏有一件莲鹤方壶。
这两件莲鹤方壶原本是一对，它们硕大的器形、优雅的曲线、纯青的工艺、精美的纹饰，尤其是顶端盛开的莲瓣之中挺立展翅欲飞的仙鹤，清新隽永，令世人叹为观止。
然而，这对莲鹤方壶的发现、收藏和流传，却有着曲折传奇的经历，方壶的背后，也蕴含着的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文化内涵。
石破天惊 国宝重见天日
早在23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位于河南省会郑州市南郊的新郑还是郑国的国都。
公元前375年，韩国军队把新郑团团包围，新郑城下，旌旗招展，号角齐鸣，在韩国大军的强大攻势下，郑国很快就灭亡了。
之后，过了140多年，到了公元前230年，韩国又被强大的秦国消灭，新郑这个都城废弃了，昔日繁华的郑韩故城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随着时光的流逝，朝代的变迁，曾经发生在郑国的往事渐渐被人们遗忘了。
1923年，石破天惊，世人的目光被偶然发生的事件吸引到了新郑市李家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话还要从这一年的8月说起。
火辣辣的太阳照在乡绅李锐家的菜园里，由于干旱，蔬菜已经打蔫了，李锐决定在菜园里打一口井。
这位绅士怎么也没有想到，菜园的下面就是当年郑国的大墓，大墓里曾安睡的是郑国国君。
李锐竟挖出了不少青铜器，他挑选了几件比较完整的铜鼎去卖，发了一笔财。
俗话说：
没有不透风的墙。
李锐挖到宝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县里，县里马上派人来制止，李锐非但不听，反而挖得更起劲了。
说来也巧，恰逢此时，北洋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来新郑巡访，听说了李锐挖宝的消息，马上出面阻止，收缴了挖出的国宝，追回了被卖的文物，又派工兵继续挖掘，共出土青铜器100多件。
对于如何处理这批珍贵文物，靳云鹗的态度十分明确，“钟鼎重器，尊彝宝物，应该归于公家。
”靳云鹗的义举博得了一片赞扬声，当时的河南省议会致函靳云鹗：
“公道主张，至深钦感，肃此鸣谢。
”
靳云鹗派人把挖出的古物统统装上车，武装押运到省城开封，交给河南古物保存所收藏。
文物运抵开封时，城里城外张灯结彩，男女老少沿途欢迎，气氛异常热烈。
河南古物保存所郑重其事地接收了文物。
河南古物保存所就是现在河南博物院的前身，包括莲鹤方壶在内的郑公大墓出土文物，也成为河南博物院的首批收藏。
辗转流离 双壶劳燕分飞
郑公大墓出土文物运到开封后，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推荐山东的二位技师将破碎的大部分铜器进行了修复。
以当时的河南博物馆馆长关百益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对这批文物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著录，出版了四部有关的专著和图录，一时名声大振，时人称之为“新郑彝器”。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各地相继沦陷。
危急时刻，经河南省政府同意，河南博物馆选取新郑彝器在内的部分馆藏文物，分装为68箱，由开封经郑州南下，运抵武汉，暂存在法租界内。
然而形势急转直下，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武汉也危在旦夕。
河南博物馆深感暂存在武汉法租界的文物已无安全保障，几经商议，河南省政府再次决定，将文物运入四川。
1938年11月25日，河南文物由汉口乘客轮抵达重庆，保存在磁器口中央大学校舍内。
1945年抗战胜利，然而不久内战烽烟又起，铁路中断，交通阻隔，河南存渝古物一直没有回归的机会。
世事变化如沧海桑田，内战打了三年，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
1949年冬，国民党政府计划把河南博物馆文物全部运往台湾，但是由于战局迅速发展，打破了这个计划。
一部分文物被装上飞机运到了台湾，包括莲鹤方壶在内的另一部分文物来不及运走，被留在了重庆。
1950年，河南省代表会同国家文化部代表共同来到重庆，接收国民党政府在撤退前没有来得及运走的河南博物馆文物。
文化部挑选新郑、辉县出土的青铜器51件调往首都北京，分别被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莲鹤方壶中的一只被调往北京，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另外一只被运回河南，现在保存在河南博物院。
如今，“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打箱封条，还完好地保存在河南博物院里。
至此，1923年河南新郑郑公大墓出土的青铜器，分散在两岸三地四处，被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河南博物馆、台北历史博物馆四家博物馆收藏。
时光流逝，历史变迁，新郑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不禁在问：
80多年后还能找到那段历史的痕迹吗？
在新郑市文物局的院子里，矗立着一件巨大的莲鹤方壶塑像，如今它已经成为新郑市文物局的标志。
在出土莲鹤方壶的地方—新郑市，已经建立起巨大的标志墙，上面书写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郑韩故城。
昔日的郑韩故城早在1961年3月4日就已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定为全国文物重点单位，得到了精心的保护。
可惜，当年出土莲鹤方壶的李家楼郑公大墓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已经无法拍摄到它的真实画面。
值得庆幸的是，2000年，新郑市考古工作者在附近发现了面积为240亩的大型郑国墓葬群，里面有各类墓葬3000多座。
如今，墓葬群已经被开辟成保护区。
巧夺天工 青铜时代绝唱
壶是古代青铜酒具的一种，也是青铜礼器的重要种类之一，自商代就已有之，主要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诗经》中曾有"
清酒百壶"
的记载，所指的便是这类器物。
其造型多种多样，有方壶、扁壶、圆壶、瓠形壶等等，莲鹤方壶就是东周时期的代表器物。
莲鹤方壶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造型宏伟气派，装饰典雅华美。
壶颈两侧用回首之龙形怪兽为耳，腹部四角各攀附一立体飞龙，圈足下有两个侧首吐舌的卷尾兽，似乎在倾其全力承托重器。
构思新颖，设计巧妙。
方壶通体满饰蟠螭纹，这些蟠螭纹相互缠绕，不分主次，上下穿插，四面延展，似乎努力追求一种总体上的动态平衡。
壶上物像众多，杂而不乱。
神龙怪虎，神态各具。
当然，方壶装饰最为精彩的乃是盖顶仰起盛开的双层莲瓣，以及伫立莲瓣中央一只立鹤。
仙鹤亭亭玉立，双翼舒展，引颈欲鸣，表现出的清新自由、轻松活泼的感觉，形神俱佳，栩栩如生，曾使多少人为之倾倒。
因此莲鹤方壶被专家们誉为“青铜时代的绝唱”，它说明郑国的工业科技水平特别是青铜器铸造工艺，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
莲鹤方壶构图极为复杂，造型设计非常奇妙，铸作技艺卓越精湛，堪称春秋时期青铜艺术的典范之作。
莲鹤方壶需要几十个奴隶同时浇铸才能完成，是多范畴合铸工艺的代表。
鹤舞莲池 引领时代新风
莲鹤方壶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青铜器艺术在春秋时期审美观念的重要变化。
郭沫若先生指出：
莲鹤方壶的艺术风格已迥然有别于殷商、西周，在盖顶莲瓣中心立一张翅之鹤，全然超出了西周以上神秘凝重的氛围，显露出清新的气息。
郭沫若先生以极富文采的语言，称道“此鹤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踌满志，睥视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的飞翔。
”可以看出，他这里所描述的，既是指莲上之鹤，又是归纳了春秋时代青铜礼器之总的风格与趋向。
当此之时，旧的礼制迅速崩溃，新的观念正在形成。
表现在青铜艺术上，也正在开创一代新风，所以郭沫若先生说莲鹤方壶“乃时代精神之象征”，标志着中国艺术风格的一个新的开端。
春秋战国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空前活跃，人们个性张扬，崇尚浪漫情怀。
东周青铜器作为这一时代风貌的“物化”反映，器形由厚重变得轻灵，造型由威严变得奇巧，手法由浓厚的神秘色彩而趋向写实，装饰纹样也变得易于理解和更接近于生活。
莲鹤方壶的出现，是春秋时期时代精神的象征。
反映了一种新的生活观念与艺术观念，是活跃升腾的精神力量的形象体现。
朝晋暮楚 体现文化交融
以莲鹤方壶为代表的新郑彝器，还向我们展现了郑国青铜器的特征。
读过《春秋》经传的人都知道，当时的郑国居于晋、楚两大国之间，朝晋暮楚，在夹缝中求生存，形势十分艰难。
春秋中期以后，中原之晋，南方之楚，在文化上也各自形成中心，这也明显影响在青铜器上。
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的青铜器，既有接近于以晋墓出土器物为代表的中原色调，又有接近楚墓器物的楚文化因素。
可以说，它是中原文化南传和楚文化北传的第一驿站。
楚地浪漫的风格，使许多受这种风格影响的器物都具有了一种流动、飞扬的韵致，这种韵致与中原商周青铜器的肃穆、威严不同，洋溢着一种运动的生命力。
反映在艺术造型上，则表现出一种舒扬升腾的美感。
这件莲鹤方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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