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庭审策略用交叉询问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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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人庭审发问的目的与目标
与侦查阶段讯问不同,控辩双方的庭审发问并非纯粹去探求事实真相,而是服务于各自的诉讼目的。
公诉人的庭审讯问主要目的是为了展示犯罪或者揭示犯罪事实,为指控服务;
而辩护人的庭审发问则是为了通过发问展示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情节,为后续质证辩论铺垫,引导法官重视辩护观点。
因此辩护人在法庭发问时,往往是明知故问,以答案为中心,并非以问题为中心。
展开来讲,主要有两个子目标:
一是有利的,展示辩点。
即将被告人无罪或罪轻行为、事实与情节问出来,让法庭了解,为下一步辩护打下基础。
此种情形下,发问的对象往往是自己的当事人、立场一致的同案被告人或者辩方证人。
在法庭发问时,一方面,应全面展示对被告人有利的辩点事实,要问全面、问仔细,问遍实体和程序、定性与量刑、主观及客观、事实同理由、事前到事后。
另一方面,发问还要注意与接下来的辩护人质证、举证、辩论的衔接,尤其对被告人有依据的辩解,应当在法庭发问时就通过发问的形式展现出来,在质证和辩论时提出相应的意见才不显得突兀。
例如,一起驾车驶离将人摔倒致死的案件,被告人被指控故意杀人,辩护人作至多是过失致人死亡的轻罪辩护。
庭审发问时,辩护人详细问了双方有无重大过节、事情经过、当时相关人员站位、注意力和视野在哪里、被告人驾离前为何踩油门一耸一耸、什么时候知道人死的、知道后什么表现等问题,这些问题展示了被告人认识因素上没预见,意志因素上反对危害结果的辩解,既展示了辩点,也明确了审理焦点,为庭审后续环节辩护奠定了基础,取得良好的开庭效果。
二是不利的,问出模糊。
即当证据还存在不确实、不充分的地方时,向法庭展示该证据不确实性、不客观性、不可采性以及证据链的不完整性,从而为下一步辩护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方面,发问的对象既可能是自己当事人,例如曾违心做过不利供述的被告人,通过庭审发问让其陈述自己受过非法方法取证;
但多数情况是同案被告人、被害人或者控方证人。
通过设计发问将原先看似言之凿凿的供述或陈述,问出模糊、问出矛盾,以便质疑客观性,说服法官不予采信。
例如,一起贩卖毒品的案件,贩卖的数量达三十多公斤,但涉案毒品的性质一直未查明,如果是冰毒(甲基苯丙胺),依此数量极可能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如果是其他新型毒品,则有望保命。
各被告人在笔录中也未曾供称过是冰毒,但在庭审中一名辩护人发问其当事人:
“涉案毒品是什么?
”其当事人回答:
“是冰毒。
”这一回答极为不利,辩护人愕然,不敢继续发问。
后同案其他辩护人发问:
“你说涉案毒品是冰毒,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名被告人回答:
“是警察抓了我以后,告诉我的。
”
这一追问,将不利的陈述问出了模糊,有力质疑了陈述的客观性。
辩护人庭审发问的方式与方法
分组设计、层层推进。
发问设计要分组,就是要所有发问的问题按照一定主题和逻辑设计为若干组。
在每一组发问前可以“戴个帽子”,以“接下来,我将问你一组关于某某方面的问题”为导语,然后围绕此方面问若干问题,最后视情形需要概括总结,以“审判长,通过这组发问可以证明……”收尾。
如此,辩护人问得清楚,被告人答得明了,法官也听得明白,有利于辩方把信息有效地传达给法官。
发问的分组根据具体案情,可以采取按照事情发生顺序的“过程法”、或者按照犯罪构成体系的“要件法”,抑或是按照辩护观点的“辩点法”等不一而足。
只要不是随意无序,而有逻辑层次,便于法官接受信息即可。
在分组“戴帽子”时,要尽量使用客观中立的语言,不能把辩护观点的具体内容直接内含其中,否则会被控方以诱导式发问反对。
例如,在一起强奸案中,辩护人想要通过发问展示被害人并未醉酒的事实,那么辩护人“戴帽子”时不能以“关于被害人是否醉酒情况,我问你几个问题”为“帽子”,这诱导性太强了。
相反,如果以“关于被告人喝酒的情况,我问你”为导语,则客观中立。
发问结论应该通过法庭调查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万不可在开头就“泄露天机”,让人认为结论是辩护人暗示得出的。
拆解提问、步步为营。
拆解提问是指问题设计应当细致入微,围绕着发问想要得出的结论要设计三到五个客观小问题支撑,通过这些拆解的小问题自然而然得出结论。
例如为了得出“强奸案中的被害人尚无意识”,肯定不宜开门见山地问“被害人当时有没有意识?
”而应该围绕当时被害人行为动作、说话语气、表情神态等客观情况进行细致发问。
再如,为了得出“抢劫案中的被告人只在案发前,未在案发后帮情妇交养老保险,赃款去向不明”的结论,不能仅仅简单地问“案发后你是否帮你情妇交养老保险”。
而应该通过“你有没有帮她交过养老保险?
(答:
有)”“什么时候帮她交的?
2011年上半年)”“为什么2011年上半年要帮她交(答:
她和我一起做废纸生意)”“2011年下半年你是否帮她交?
没有)”“为什么后来不帮她交了?
下半年她自己找其他工作,不和我做生意了)”的一组细致的问答,既说明缴纳的时间点,又解释了原因,得出的结论更令人信服。
适时调整、避免重复。
按照庭审流程,首先由公诉人讯问被告人,再由辩护人发问。
这往往会出现事前准备好的问题已经被公诉人先问了,或者针对公诉人的讯问辩护人临场想到新的问题,抑或被告人回答公诉人问题没讲清楚。
对此,辩护人应当随时调整发问提纲,作必要的“删”“减”“增”“改”。
辩护人发问应定位为“补充发问”,以便提高庭审效率,节约诉讼资源。
首先,对于公诉人已经发问过,且被告人已经明确回答的问题,可以直接删除问题。
其次,对一组问题中公诉人已问过的部分,可以减略不问。
第三,对于公诉人没有问到的问题,以及根据庭审变化临场想到的新问题,要充分发问。
第四,对于公诉人、审判人员已经发问,但被告人没有回答清楚的问题,为了澄清误解,必须补充追问。
对此,为了取得良好的庭审效果,促使法官充分注意,把信息传达到位,在发问过程中可作些必要的铺垫。
例如,在发问前可以加一句“关于……问题公诉人已经问过你了,我们就不重复发问了,我们就问一个关键性问题”。
善用反对,勇于接招。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常有辩护人与公诉人互相提出反对。
然而,是否提异议就是喊“反对”呢?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最高法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没有“反对”而用“提出异议”这一提法。
我们认为,用“提出异议”这一提法更为妥当。
但是用“反对”,在口语表达上更加便利,辩护律师可以选择使用。
在司法实践中,控辩双方均有运用“反对”的现象,但在庭审实战中,辩护律师要谨慎使用“反对”,理由:
第一,“反对”可能会造成辩护人与公诉人气氛紧张,不利于宽松、文明、讲理的法庭庭审氛围的营造。
第二,我国庭审模式毕竟与英美法系对抗式庭审有所区别。
除了当庭陈述之外,原供笔录也是重要的定案依据,并不是以法庭上所说的为准。
第三,对方以不适当的方式进行讯问、发问得到的答案,本方有异议的,也可以在本方的发问中予以澄清,不仅不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而且有利于引起合议庭对某些问题的重视。
当然,如果是公诉人以威胁、诱导方式进行讯问的,使被告人无法正常回答时,或者对辩护律师进行人身攻击的,律师应当提出反对。
辩护人庭审发问的风险与风控
法庭发问并非问得越多越好,而是要恰当。
一些不当发问不仅不能展示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情节,实现辩护目的,甚至可能起到反效果,导致发问对象回答的内容失控,反倒坐实、加重了对被告人的指控。
不问没有底的问题。
刑事辩护法庭发问以答案可控为原则,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回答肯定有利,例如对自己的当事人发问要进行庭前辅导,确保回答有利;
另一方面回答虽然可能或确定不利,但有后手问题或者证据反驳。
相反,发问后回答可能加深不利,又没有进一步的应对措施,则不应发问。
例如,一起受贿案件,申请行贿人出庭作证。
辩护人先问了有无向被告人行贿以及行贿的地点,并一再确认,行贿人明确回答在被告人的办公室行贿的。
这些回答看似不利,但辩护人紧接着发问:
“被告人办公室在几楼?
层楼的什么位置?
”“被告人办公室格局如何?
是一人间?
还是多人间的?
”等一系列问题,行贿人支支吾吾不能回答,有力地展示了其说法的不可信。
不问铺垫过长的问题。
法庭发问应当尽可能短小精悍、简洁明快。
有些辩护人发问时,会铺垫很长一段信息,其中还往往夹着自己的观点,然后才提出问题,例如“被告人你的笔录讲到……(宣读笔录内容),那么说明……那么我问你……”这种问题,发问对象有时会迷糊,不能领会发问的意思,实现不了发问目的;
而且法官也往往觉得问得繁琐,频繁打断辩护人,要求直接了当,庭审感观差。
不问混合性问题。
所谓混合性问题是指在一次发问中含有多个小问题,要求发问对象一次性作出问答。
例如一次性连续抛出问题问:
“你是何时、何地把包裹交给光头的男子?
他叫什么?
你们有没有交谈?
谈了什么内容?
”如此发问,发问对象往往选择性回答,不一定能回答全面,如果遗漏了还需要再发问,庭审效率低。
发问时应一个问题就确认一个事实点、争议点,一问一答,再问再答。
不问开放性过大的问题。
开放性过大的问题,往往没有焦点,极易导致长篇陈述,发问对象回答的内容漫无边际,不受控制,要么与案件事实无关联性,要么引出不利于当事人的说法。
例如,一起家暴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问:
“讲一下你和你老公的过节?
”被告人可能从陈年旧事讲起,事无巨细地描述起因、经过及结果等与案件处理无关的事项。
如果换个问法,通过“你与你老公婚姻是否和谐?
”“他有没有出轨?
谁可以证明?
”“有没有家暴?
频率如何?
有无报过警?
”的一组发问,封闭性问题和小的开放性问相题结合,引导了回答方向,更有效达成发问目的。
不问没有关联性的问题。
法庭发问应与本案事实、案件处理关联,否则容易被法官以与事实无关为由打断。
当然有时检察官、法官会不明白辩护人用意,将有关联性的问题误认为没有关联打断,对此,辩护人应向法官解释,或者换个更能呈现关联性的问法。
不问诱导性、误导性问题。
一般理解的诱导性问题有两种:
一种是限定了答案并带有答案倾向性的问题,如英美法系交叉询问对方证人时问的问题,采用的句式结构往往是:
事实陈述+是不是、对不对的设问;
另一种是问题中包含着争议性前提事实的问题,例如,被告人有无卖陆龟尚存争议,却直接问“涉案陆龟是多少钱卖出去的?
”就是诱导性问题,也称为误导性问题。
对于诱导性、误导性问题一般不应问,但有时为了辩护策略,在特殊情况下,也不妨反其道行之。
例如,在一起强奸案中,辩护人针对隐瞒是自愿发生性关系被害人,辩护人问:
“当时你是否愿意和某某发生性关系?
”被害人:
“我不愿意。
”辩护人:
“既然你不愿意,为什么还采取女上式姿势,和某某发生性关系长达十几分钟?
“没有,就几分钟。
”辩护人最后的问题明显是包含前提事实的问题,但利用被害人急于表达观点的心理特征,引出了预期的案件事实,很好地实现发问目的。
不问表述过于专业的问题。
被告人、证人、被害人往往没有法律知识,辩护人发问应该使用通俗、易懂的生活语言,切忌使用专业性太强的法律专业词汇。
例如,问:
“当时对方有没有采用暴力手段?
”如果发问对象文化不高,可能不十分清楚“暴力”的含义,答非所问,为了确保听懂,问题完全可以转换为生活语言,问:
“当时对方有没有打你?
不问争论式的问题。
法庭发问是通过一问一答,让发问对象自主自愿回答呈现案件事实,发问不应与对方进行争辩,逼迫其接受预先设定的答案。
例如以质问、反问的句式进行发问,不但不能引导法官形成有利心证,反倒起到负面效果。
慎问意见性、猜测性问题。
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
“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
”可见,一般来讲,发问获得的意见性、猜测性陈述,不能采信。
发问时应当区分意见和事实,除了专家证人、鉴定人等特殊类型的证人外,不宜问例如“你怎么看待对方的行为?
”“你讲一下这种行为有没有损害公司利益?
”“你认为某某有没有可能参与走私?
”等意见性、猜测性的问题。
当然也有例外情形,如果问答内容是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意见性陈述,是容许的。
例如,一起诈骗案,被告人从事废旧物品回收生意,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在废旧物品(其中含有泡沫、板边等)称重时通过作弊器遥控的方式,增加空车重量(约2吨)以及减少载货整车重量的方式,减少回收物品实际重量,从而减少应付款项。
为了质疑作案方法,辩护人问:
“一车装满能装多少重量的泡沫?
”被告人:
“几百斤。
“就几百斤,你认为有没可能一边做大车重两吨,一边又做小车载货的重量方式作弊吗?
“不可能。
”辩护人问:
“为什么?
”答:
“泡沫就几百斤,做大车自重两吨,又做小泡沫和车的重量,肯定要出现负数,穿帮了。
不问假设性问题。
假设性问题常见句式结果是“如果(假设)……,那么……”法庭发问是通过事实的展示来服务辩护目的,应当针对确定性的事实进行发问,而不应以不存在事实为前提进行发问。
实际上,假设性问题回答的内容往往不是事实,而是猜测性、意见性的陈述,也不能采信。
由上可见,对每一位刑辩律师来说,用好交叉询问,既是每一个案件总体设计的谋略,更是每一次发问技巧运用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