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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tragedyitselfisaveryimportantpartofworldliterature,originatedintheancientGreekgodofwinesacrificespirit,slowlyevolvedtobecomeanindependentliteraryfield,whichinfluencethedevelopmentofthelaterliterature,andinspirethespiritofthepeople.MentaldifferencesexistbetweenChineseandwesternclassicaltragedyculture,whetherChineseorwesterntragedy,hasthecharacteristicsoftheirowndevelopment,andtheinfluenceofdifferentculturaldifferencesandregionaldifferenceshaveinseparablerelationship.Keywords:
tragedyWesterntragedyChinesetragedyThetragedyofChineseandwesternculturespirit
绪论
悲剧是古希腊的一种戏剧形式，源于古希腊的一种歌剧“酒神颂”。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这样认为“悲剧这种戏剧形式和这个术语，都起源于希腊，这种文学体裁几乎世界其他各大民族都没有，无论中国人、印度人、或者希伯莱人，都没有产生过一部严格意义的悲剧。
”西方著名的悲剧有，《俄狄浦斯王》、《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安娜·
克里斯蒂》、《浮士德》、《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油画《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麦克白》。
中国也有很多著名的悲剧，如《雷雨》、《椅子》、《红楼梦》、《窦娥冤》（关汉卿）、《汉宫秋》、《赵氏孤儿》、《琵琶记》。
中西悲剧艺术各有特点，与双方的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本论文主要论述的是“文化”差异，也就是精神上的差异来论述。
具体论述过程为：
首先，从中西悲剧与文化精神中来论述中国古典悲剧的“天人合一”，所体现出来的“主客统一”和“中庸精神”与西方悲剧的“天人相分离”所体现出的主客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的描述。
其次，本论文将继续论述中西悲剧的差异性，从中国古典悲剧的“悲剧不悲”中借助各种资料来体现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特点及其发展的原因。
再从西方悲剧中的古希腊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现实主义社会悲剧，以及现代悲剧中的生存悲剧来进行论述中西悲剧差异。
最后，将从近代悲剧转型期的发展变化来论述中西悲剧的文化价值，从中国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及历史发展的变化来论述中国大团圆式的悲剧，以及西方悲剧精神对我国悲剧发展的影响。
从而完成对论中西悲剧文化的差异的论文完整的撰写。
一、中国悲剧与文化精神
中国古典悲剧文化所体现出来的是有着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观点，中国古典的悲剧创作乃至整个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传统伦理美学这一规范，使得其创作凸显出形式上的协调，审美心理上的统一。
它很少像西方的悲剧一样，在矛盾冲突中表现出很强的理性或生活的逻辑。
中国的悲剧深受地域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特点，在中国古典十大悲剧里，每一部都有着差不多的结局，都以缓和的气氛和平缓的矛盾冲突来引出最后美好的结局。
这是一种精神，一种不愿违背人意和天意的精神，也是这种善良和朴实的悲剧结局，造就了中华民族那种坚强不屈的民族文化。
究其原因，我国拥有着儒家文化的熏陶和教育，有着道家文化的点化和道德精神的影响，它们都提倡物极必反的教化思想，这一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和充实的。
还有着不一样的影响就是中国地域宽广，地广人稀，地大物博的自然地理条件，这也形成了悲剧发展过程中物质基础上必不可少的支柱，正是这种自给自足的物质文化造就了中国人民软弱善良的性格和喜欢团圆的思想意识，为悲剧结局大团圆做了精神和文化上铺垫。
由此，中国的悲剧便多以大团圆结局来展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历史的必然趋势。
形成了悲剧创作过程中的天人合一的文化思想，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人民独特的审美方式和整体性的思维方式。
而西方的悲剧与中国的悲剧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的悲剧是深深地建立在希腊文明确立的西方文化基础上的。
希腊的独特地理环境，使希腊人不断地向外开拓，形成了一种主客对立的文化哲学精神，从而也导致了西方悲剧强调冲突的艺术品格。
西方的悲剧文化是狂野的，充满着矛盾的，它的悲剧过程和结局往往是震撼人心的和崇高的，那是一种个性，是一种对美的极度追求。
然而，西方人的悲剧却是主人公自己创造的，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悲剧的深坑，然后在努力挣扎和呐喊，想要挣脱灵魂的控制，却又总是被与命运和上天联系起来，总是逃脱不了命运的控制，却又不甘心被命运所缚，极力反抗，与命运做斗争，与天斗的主客对立，这种与天斗、与强大压迫势力斗的反抗精神，形成了西方悲剧毁灭性的结局，最终形成了一悲悲到底的悲剧精神文化。
巧妙地把那种天人相分离的强大的矛盾冲突，在悲剧的从发展到结局的过程中表现出来，也正是这种崇尚自由和反抗压迫的民族精神文化，才能谱写出可歌可泣的悲剧大作和崇高的民族精神。
（一）中国古典悲剧的“天人合一”精神
中国的悲剧发展受到西方悲剧的影响，却又有着本民族的优良传统民族风格和悲剧意识，这种独有的悲剧意识和风格越来越走向世界，面向社会和大众。
随着社会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演进，悲剧也在快速发展，明代时成为悲剧发展的高峰，一直到如今留下了广为流传的十大杰出的悲剧作品。
然而，追溯中国悲剧起源应回到远古时代商朝时期的乐舞，而屈原的《九歌》正是战国时期乐舞的代表作品，在《九歌》里所出现的几位神灵并非是对偶神，而只是在寻找爱情，他们都非常渴望真爱，但最终却只是发出“爱而不得”的悲叹和呐喊。
因此，可将《九歌》看作是中国古典悲剧的起源。
从《九歌》及现存广为流传的十大悲剧作品内容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实质是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表现出劳苦大众的意愿，反映客观现实及概括在现实生活中酝酿的理想愿望，以鼓舞来世者，这样便完整的将表现生活的、历史的必然趋势同我们民族传统的审美理想结合了起来。
既然追求一种“合一”的观念，再尖锐的矛盾冲突都会在肉体的灰飞烟灭后，融合于天地的运作中，升仙也好，化蝶也罢，这是人生的追求，亦是表现人生的悲剧的追求。
然而，这一悲剧所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却又与中国自身的地域文化有着极大的关系，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有着浓厚的封建礼教地侵染和洗礼，使广大人民百姓都习惯在这样一个团圆和谐的氛围下生活。
这样的氛围诸如中秋团圆夜、除夕夜的团圆饭，也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讨厌战争和爱好和平的顺应自然的精神。
这种精神也就随着文学的发展慢慢的融入到了作品内容之中，尤其是在悲剧的发展过程中体现最为明显，形成悲剧的结局往往是以大团圆式的结果，给人以心灵上的宽慰。
还有那地大物博的自然经济模式下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依赖于土地，不喜欢征伐讨战，久而久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就形成了主客统一，顺应自然的天人合一及儒家的中庸精神，进而影响悲剧的发展也顺应了人民大团圆的悲剧结局愿望。
在纪君祥的悲剧作品《赵氏孤儿》中，面对屠岸贾施加的白色恐怖，程婴、公孙杵臼等人并没有被吓破胆，而是视死如归和屠岸贾进行殊死的壮烈斗争，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生命来救出赵氏孤儿。
在邪恶的势力面前，他们仍不计较个人得失，毫无畏惧的与那远远超过自己的外在强力做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最后杀死仇人，让赵氏一族沉冤得雪，算是完美结局，从而达到大团圆的结果，也证应了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思想，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
能表现此种精神，能将人的精神境界引领到如此高的境界，这就是悲剧所表现的力量。
由于中华民族有着独特的审美理想，与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中国的悲剧创作便呈现出表层次的喜感与深层次的悲感相结合的形式。
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内心所渴望大团圆式的民族悲剧意识，顺应天意的发展结局，也正式把天人合一传统文化与悲剧精神的发展在更深层次上真正的融合，成为了中国悲剧独特的发展特点，这也就与西方那种极度强调“天人相分离”的悲剧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西方悲剧的“天人相分离”的矛盾冲突
西方悲剧应从希腊悲剧谈起，希腊悲剧起源于酒神祭祀，题材大都取自神话，但悲剧诗人往往给神话以新的解释，借以反映现实生活和表达自己对于各种事物的看法。
古希腊最有名的悲剧诗人有三位：
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
在他们看来，“人们的命运是生前注定的，无法加以改变；
但是他们也尊重人类的自由意志，并在人类的自由意志和命运的冲突中建立悲剧主题，教导人们怎样积极的从事生活和斗争。
古希腊的悲剧理论也有着丰富的遗产。
”古希腊战乱频繁，客观上推动了不同地区文明的融合，促进了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发展，同时也正是这些的发展，推动了悲剧艺术的发展。
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这样写道: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
他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
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
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喜剧高于史诗和讽刺诗，而悲剧又高于喜剧。
而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则认为悲剧本质是“冲突说”的体现，黑格尔第一个将辩证法应用于悲剧批评，把悲剧看成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
他认为矛盾冲突是悲剧的基础，是悲剧的推动力量。
黑格尔重视由于精神差异而产生的冲突，认为理想的悲剧是以由于精神差异而产生的冲突为基础的悲剧。
他还提出了悲剧冲突有着这样几种类型：
一种是由客观条件产生的冲突，如自然原因、亲属关系、阶级地位等外在因素产生的冲突；
另一种是心灵的冲突，黑格尔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冲突。
他认为悲剧的结局是“永恒的正义”或“永恒的公理”取得胜利。
这种结局更是冲突双方同归于尽，或是一方自动退让，放弃片面性，双方和解，因而“永恒的正义取得胜利”。
而西方的悲剧正是这两种中的第一种，那种毁灭性的结局，正是同归于尽的真实写照，在西方众多悲剧作品中也深切体现。
而西方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强大的悲剧影响，与人民自身的好战性和地域狭小、物资匮乏、气候条件恶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西方悲剧，尤其是古希腊悲剧中，总是把悲剧中的主人公的命运与上天联系起来，总是逃脱不了命运的控制，却又不甘心，极力反抗，与命运做斗争。
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作品《俄狄浦斯王》就这样描写着主人的悲剧。
在古希腊神话中有这么一个预言：
底比斯王的新生儿（也就是俄狄浦斯），有一天将会杀死他的父亲而与他的母亲结婚。
底比斯王对这个预言感到震惊万分，于是下令把婴儿丢弃在山上，但是有个牧羊人发现了他，把他送给邻国的国王当儿子，俄狄浦斯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父母是谁。
长大后他做了许多英雄事迹，赢得伊俄卡斯忒女王为妻。
后来国家瘟疫流行，他才知道，多年前他杀掉的一个旅行者是他的父亲，而现在和自己同床共枕的是自己的亲母亲。
俄狄浦斯王羞怒不已，他刺瞎了自己的双眼，离开底比斯，并自我放逐。
就是因为这个预言，造成了最后悲剧的发生，最难逃脱的命运再一次降临在了他们的身上。
俄狄浦斯一生都在和命运做斗争，还是无法摆脱命运的束缚和控制，最终也不甘心，自我流放和刺瞎双眼，成就了西方悲剧的主客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表现着悲剧自身的天人相分离的哲学观点，也体现出西方悲剧的一悲悲到底的悲剧思想。
从主人公这一抗争的过程中体现出人们宁可牺牲，也绝不妥协于命运的控制，那种为了自由而战的精神，也表现出西方悲剧不可被超越的高贵精神。
由以上的论述可以得出，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悲剧，都有着民族自身的特点和高贵的精神。
在悲剧的发展过程中，中西悲剧之间确实精神上和发展的不同，也能看出中西悲剧之间存在的差异性。
二、中西悲剧的差异
中西方悲剧都是以文本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并得以流传后世，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精神。
西方悲剧体现出一种哲学思考，偏重于对性命层面的人文反思，中国悲剧偏向于对现实层面的裁判，偏重于对道德层面的评价。
悲剧已经成为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瑰宝，人们读悲剧，评悲剧，被悲剧所感染，利用悲剧解释现实生活的不满。
然而，中西方悲剧的表现形式却又有着不同。
西方人更遵循个体自由原则，而中国人在这种封闭的内陆环境中更强调整体性，对自由加以限制。
从社会制度方面来看，西方社会所确立的是民主制度，中国社会建立的是家庭国家的模式，以德礼孝为核心，强调贤者自制。
因为西方悲剧更能体现人类强烈的生命欲求，由此升华的旺盛的实践生命力是造成悲剧性的逻辑前提。
由于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所造成的这种原因，致使中国在对悲剧主体性研究方面有所缺失。
接下来，笔者将要对中国悲剧“悲而不悲”和西方悲剧“一悲悲到底”的差异性进行阐述。
（一）中国悲剧的“悲而不悲”
在中国，悲剧往往不是那么的受人们追捧，悲剧家们极力表现他们悲剧的可读性，提高悲剧的感染力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力。
因此中国的悲剧大部分都是以小故事、小人物、小团圆、市民化的形式出现。
使悲剧情节在人们内心跌宕起伏的时刻，一下子就会出现转机，就像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曲改良》中说：
“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点。
无论是小说，是戏剧，只是一个美满的团圆。
”其实，这并不是中国的缺乏悲剧的观点，而是中国的悲剧受到地域环境、人文风情、古老的“中庸”文化的影响，喜欢以好的、喜的、大团圆的结局展示给人们。
这种民众的善良和自然相统一的悲剧表现形式造成了中国的悲剧不像西方悲剧那样，情节复杂，矛盾冲突激烈，敢于反抗不公的命运。
当然，中国的悲剧里面，对待命运的态度很淡薄，悲剧的主人公也与神没有任何关系。
在十大悲剧里面，大都是以平和的散文形式描写出来的，没有长篇大论，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故事，就把悲剧的团圆结局描写出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悲剧形式。
也就形成了中国悲剧的“悲而不悲”的悲剧结局。
然而，这一结局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就形成，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沉淀和很多悲剧家的慢慢摸索而形成。
同时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高度集中的封建专制社会，还有中华大地地大物博的疆域文化有着不可剥离的关系。
中国的悲剧大多表现的是那种大团圆式的，符合国民善良淳朴，热爱团圆的性格和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更是充分体现出了中国悲剧的“天人合一”主观和客观相互统一的哲学思想。
中国的古典悲剧《窦娥冤》、《汉宫秋》、《赵氏孤儿》等十大悲剧，无一不是以大团圆和中庸的美好结局而完结悲剧，升华悲剧的崇高。
在《窦娥冤》这一悲剧故事里，窦娥自小被抵债送到了蔡家当儿媳妇。
然而，命运总是不眷顾她，两年后丈夫死了。
蔡婆向赛卢医讨债，没有成功，反而差点被勒死，幸好被张驴儿父子就起，不料这父子是流氓，逼迫蔡婆和窦娥嫁给其父子。
窦娥抵死不从，于是张驴儿想要毒死蔡婆而霸占窦娥，不料被自己父亲喝了，毒死父亲。
张驴儿为了推脱罪行，诬告窦娥杀人之罪。
太守严刑逼供，窦娥为了不让婆婆蔡婆受罪，只得屈打成招，承认了是自己下毒毒死了自己的公公。
被判处斩刑，临刑前，窦娥为了证明自己是冤屈，指天立三誓，一是死后将血溅白绫而不沾地。
二是六月飞雪掩尸。
三是楚州大旱三年，结果全部应验。
最后，直到其父窦天章得官回乡，才为女申冤平反冤案，得以昭雪。
同样的悲剧，窦娥用死捍卫着自己的尊严和正义，发三誓来证明自己的冤屈，使得悲剧的情节更加突出，让人悲从心出，怜悯窦娥的遭遇和痛恨时代的混乱黑暗，有着强大的批判力度。
在无力反抗压迫和强权的小人物窦娥的悲剧里，只能用发誓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最终以窦娥沉冤得雪来“中和”悲剧的气氛，从而形成了悲剧的悲而不悲的表现，也更适合国民的要求。
中国的悲剧是发生在文化相对封闭，自耕农业时代，相对和平和深受儒墨道家精神的影响，人们思想的平和性，地域文化的影响，我们不需要征战争取土地，夺取城池，所以不需要英雄的精神支撑。
我们悲剧的主人公和悲剧故事的来源，都是广大人民群众，都是小人物对深受压迫时的无力反抗。
从而，也就造就了中国悲剧不受到中国文学大师们的好评，甚至提出了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的学术话语。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是一个不喜欢战争的民族，民族自身的“中庸”特点，加上地域文化，气候环境等的影响。
众多的文学观点和论述表明，中国悲剧的“悲而不悲”特点，并不是中国悲剧的缺陷，而是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熏陶，造就了中华民族平和善良，喜欢什么事情都有美好结局的性格，形成中国悲剧发展的独有的特点和国民精神的需要。
也就形成了与西方“一悲悲到底”风格完全不同的悲剧色彩。
（二）西方悲剧的“一悲悲到底”
西方的悲剧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精彩的过程，最先发展的要讲古希腊的古典悲剧，有着著名的三大悲剧家以及作品。
西方悲剧却有着征战和抢夺所需物品的战争，好战性形成了西方民众崇拜英雄，崇拜神有着无穷的力量。
悲剧的主人公一般都是地位很高的人，或是有着被神性化了的人。
他们生活在地狱相对狭小，精神文化相对暴力野性的环境里，由于环境的恶劣性，使人们从小就形成了坚强，勇敢的具有反抗精神的性格。
他们相信命运，相信命运的不可战胜性，他们认为命运是一种超乎人类和神之上的抽象观念，是一种不可知但绝对邪恶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将正直、善良、勇敢的俄底浦斯投入杀父娶母的深渊。
个人与命运的冲突的表达是西方悲剧的核心思想。
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给人类盗来火种给人类，拒绝说出宙斯的秘密，终于遭到宙斯的严酷惩罚。
而这个秘密却是宙斯的统治终将被推翻，作为神的最高统治者同样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从这里体现出西方悲剧命运对人和神的支配。
但是，西方悲剧中的主人公，无论是人还是神，都不是消极的服从命运，而是积极地与命运作斗争，显示出勇敢的大无畏精神和强烈的个体斗争意识。
西方的悲剧具有着刚性的情怀，正是人民所需要的那种敢于反抗、敢于对抗压迫的精神，形成了中西悲剧的巨大差异。
古希腊悲剧中最为著名的要数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利彼得斯，以及他们的代表作品《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美狄亚》。
每一部作品都表现出了悲剧所要表现出来的悲，毫无保留的表现悲剧世界里那种歇斯底里悲，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矛盾冲突更是激烈。
就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主人公命运的一波三折，更是清楚的突出了主人公不甘于命运的束缚和控制，可偏偏就怎么也逃不脱命运的控制，最终虽然极力挣扎，只能在命运的路上越陷越深，走上杀父娶母的罪恶之路，后虽然自我流放，刺瞎双眼，可还是无法弥补自己的悲剧，形成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命运悲剧的悲。
然而，这样的悲，是一悲悲到底，毫无保留的把悲的力量带给了人类。
在西方悲剧的世界里，并不是只有古希腊有悲剧，随着社会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性格悲剧，更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表现出了悲剧的力量与人类性格的变化。
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就是这种悲剧的典型，主人公是王孙贵胄，自小衣食无忧，过着无忧无虑的王孙生活，性格放荡不羁，却又有着软弱无能的一面。
哈姆雷特是一位典型的西方悲剧人物，他自己策划了复仇，自己创造了悲剧。
丹麦王子哈姆莱特本在德国威登堡大学念书，奔父丧回国，见叔父克劳狄斯登上王位，母后乔特露德匆匆改嫁新王，既疑又愤。
好友霍拉旭告知他，父王的鬼魂每天深夜出现在城堡露台。
他按时静候，果然见到亡魂。
倾听诉说后方知父王正是被叔父所害。
哈姆莱特悲愤异常，诅咒这万恶的时代，考虑到形势严峻，他决定装疯卖傻迷惑叔父及奸臣。
他的异常言行引起了克劳狄斯疑虑，便召来哈姆莱特的两个旧友探其真伪。
哈姆莱特忽庄忽谐，疯话间以哲理，使两位佞臣摸不着头脑。
大臣波洛涅斯向新王献策，认为让他的女儿奥菲利娅去约会哈姆莱特，他们可偷听这对恋人的谈话，必能弄清真相。
奸王依计而行，但依然不得要领。
哈姆莱特恐怕鬼魂之言不实，欲进一步证实克劳狄斯的罪行，便请戏班子来宫演剧，并约请克劳狄斯与母后及一干人等同来观剧。
因剧情与克劳狄斯所犯的罪行相仿，奸王心虚，不待剧终，便仓皇离去。
由此，你死我活的斗争真正开始。
克劳狄斯观剧受刺激后，独自在神像前忏悔，哈姆莱特正巧路过，本可一剑将其刺死，但虑及此举会将仇敌送入天堂，便放过了复仇机会，决定待其以后作孽时再动手。
他又来到了母后的寝宫，欲加以规劝，忽闻帷幕之后有动静，以为奸王在偷听便挺剑直刺，不料倒下的竟是邀功心切的波洛涅斯。
克劳狄斯闻知此事惊恐不安，找借口将哈姆莱特遣往英国，王子改写了随行者所带的密信，使两个卖友的小人代自己去英国受死，他则返回丹麦。
登岸后，遇见一个掘墓人一边干活一边在讽喻人生，哈姆莱特大受启发，宿命思想使他决心听天由命、静观其变。
克劳狄斯利用波洛涅斯之子雷欧提斯急于报父仇的心态，挑唆他与哈姆莱特决斗，并准备了毒剑毒酒。
决斗中，奸王假意祝贺哈姆莱特初战告捷，奉上毒酒，王后抢过喝下。
雷欧提斯违规下手，中剑的王子抢过毒剑还刺对手，雷欧提斯临死前揭发了克劳狄斯的阴谋，哈姆莱特在众人惊愕之际刺死罪恶累累的奸王，自己也毒发身亡。
他遗命由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继位。
这一悲剧故事中，处处都体现着哈姆莱特性格的自闭性和天生的懦弱性。
自己创造自己的悲剧，在这一复仇的最后，也是以自己的死来结局，把故事再一次推向了高潮，也把悲剧的一悲悲到底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西方悲剧通过矛盾冲突表现斗争双方迫害与反迫害的关系，其斗争往往旗鼓相当，难分难解，通过主人公的积极的斗争，表现其崇高的精神和品质。
而中国悲剧斗争双方主要表现为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主人公往往为某种传统的观念所束缚，从而导致了其悲剧命运，悲剧表现的是人物命运的悲惨。
这也就突出了中西悲剧之间的差异性。
也是因为如此多的本质性差异，引起了古今中外文学家对悲剧的不同看法和悲剧文化的价值评判。
三、中西悲剧的文化价值评判
中国的古典悲剧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和精神价值，有着符合中华传统美德的封建文化特点，成为了文学艺术史上必不可少的篇章。
往往在悲剧高度悲愤的矛盾冲突之下，会剧情突变，朝着中和的角度发展。
这也正体现出了中国悲剧“中庸”和主客观统一的哲学观点。
然而，这种“大团圆”式悲剧结局，又引起了大批文学家的批判，在《红楼梦评论》中指出中国人没有真正的悲剧。
而这一悲剧评析的理论却是来源于西方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他完全是在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来套中国的悲剧创作，将悲剧简单等同于悲观，此种定论完全站在西方悲剧发展的角度去评析中国悲剧，有些脱离了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脱离了中华民族最真的本性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性的理解。
鲁迅先生也曾对中国古典悲剧这样说过：
中国的悲剧就是瞒和骗。
“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统统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欺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
”鲁迅先生的这种对中国古典悲剧评论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对当时社会环境的愤懑与无奈。
此后出现的众多类似评论，他们的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但我们也应当明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这一批学者对于中国“大团圆结局”的批评，实际上都是把悲剧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以此作为反封建的一个武器，来批判中国旧的文化传统，并借此来宣传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由此看来他们的批判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就悲剧本身来探讨悲剧的本质，而是借批判悲剧进行启蒙和革命的工作。
这样的评论对中国古典悲剧显然是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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