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生态文明融合生态城镇化理论研究述评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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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城镇化又是我国无法跳过的阶段，因此转变城镇化的观念和发展方向至关重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诸多报告和会议都提出要实施生态、绿色、环保的新型城镇化。

　　2013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以及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指出，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坚持生态文明理念，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过程中。

在这些重要的会议和报告中，都提到了生态文明，要将生态文明融入城镇化中，由此可见生态城镇化将成为新时期我国城镇化的“优先”方式。

生态城镇化属于新型城镇化的一种模式，它是将生态文明融入城镇化的全过程，同时也将城镇化进程融入自然，有助于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真正实现我国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城镇化的起源

（一）国外关于生态城镇化起源的研究

　　国外学者较早探究生态城镇化，按照流派分类，可分为生态经济学、人类生态学以及生态伦理学，这些学派当中的一些观点对于推动生态城镇化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第一，生态经济学的观点。

国外学者对生态经济的研究较早而且较为全面，早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就已经蕴含了生态经济的思想。

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

鲍尔丁发表了题为《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重要论文，首次提出了关于“生态经济学”的概念。

之后1974年美国J?

塞尼卡等人所着的世界第一部《环境经济学》问世。

1976年日本坡本藤良所着的世界第一部《生态经济学》出版，以及2003年EricA?

戴维森的《生态经济大未来》出版，这些书籍均指出要把生态学的内容引入到经济学中去，为环境所面临的挑战找出解决之道，从而促进社会更好地发展。

生态经济学在世界各国的研究发展，适应了现代经济社会的需要，标志着人类与自然重建和谐统一关系的生态时代的到来。

　　第二，人类生态学的观点。

人类生态学在研究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方面存在着较多的观点。

1898年英国学者埃比尼泽?

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提出的建设田园城市的设想，对之后的城镇化的生态规划起了启蒙作用。

随后，格迪斯（1915）在《进化中的城市》中，发展了霍华德的思想，认为城镇化进程要遵循自然环境条件，要根据生态原理规划和建设城市。

1987年，美国生态学家理查德?

瑞杰斯特在《生态城市伯克利---为一个健康的未来建设城市》一书中，认为生态城市是紧凑、充满活力、节能、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聚居地，体现了城镇化发展中重视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

　　第三，生态伦理学的观点。

生态伦理观念源于生态平衡被严重破坏而提出，它的核心理念是：

认可自然生态的基本权利和价值、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关注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A.施韦兹（1923）在其著作《文明的哲学：

文化与伦理学》提出“尊重生命的伦理学”：

认为生命是大自然的伟大创造，人类对一切生命都要给予极大的尊重；

“保护、完善和发展生命”应是人类与自然的准则。

阿尔多?

利奥波德（1949）提出“大地共同体”的概念，认为人类应当尊重他的生物同伴，以同样的态度尊重大地社会。

　　总体来说，这三种学派的主要观点都突出强调了，要将生态学引入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去，不论是经济建设、城市发展还是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具有尊重生命，保护环境的义务。

只有基于生态理念的人类活动，才能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需要，才能真正保护自然。

（二）国内关于生态城镇化起源的研究

　　国内有不少学者对生态城镇化进行了研究，同时也有机构、部门对丰富生态城镇化的内容作出了突出贡献。

钱学森（1990）提出要尊重自然生态和历史，重视科学，要把把中国传统园林艺术应用到城市建设当中，这算是关于我国生态城镇化的早期理论。

1992年，建设部提出要将人均公共绿地、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作为生态城市的考核指标。

1994年，我国出台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白皮书》，初步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张。

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1997年国家环保总局提出要建设环保模范城市，提出环保模范城市的评价指标应该涵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设施完善、环境改善、等标准。

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将“绿色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绿色城镇化就成为我国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重要模式。

国内关于生态城镇化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成果颇丰。

“绿色发展”以及作为国家战略深入各项建设中，而我国的城市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只有将生态文明与城市建设相结合才能建设美丽家园，实现永续发展。

　　二、我国生态城镇化的内涵

（一）生态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李克强总理（2013）强调：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质量是关键，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是主要目标，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

辜胜阻（2013）、耿银平（2013）、匡贤明等（2013）、常华（2013）、袁崇法（2013）、刘金祥（2013）、李洁（2012）认为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以人为本，妥善处理好城市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以发展城镇化的名义重蹈盲目投资和扩张的老路，不能将城镇化简化为“造城”，这与城镇化的发展方向是严重悖离的。

熊龙等（2013）、李建新（2013）、曾磊（2013）认为在推进城市化的社会实践中要追求人、自然与社会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的发展观。

总之，生态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造城运动”，要在城镇化过程中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确保百姓幸福，社会稳定，生态健康。

（二）生态城镇化是非传统模式的城镇化

　　龚培兴等（2013）指出与传统模式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将生态文明和城镇化“捆”在一起，让城镇化骨子里都要闪烁生态文明的光芒，是一条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2013）认为中央在文字和措施两方面着重加强生态建设，要建设宜居的城市，不能再走破坏自然的老路子。

黄思涵（2013）、朱航（2013）认为生态城镇化要实现城镇居民与自然的互利共生，提高资源承载能力。

一言以蔽之，生态城镇化是不同与传统模式的新城镇化道路，它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分支”，属于新型城镇化的范围，它是对传统城镇化的根本超越，它更加符合人类发展的需要。

　　（三）生态城镇化是五位一体和谐发展的城镇化

　　新时期的生态城镇化是五位一体、和谐统一的城镇化，在建设城市的过程中，它强调生态文明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之间和谐发展。

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是密不可分的，只有二者有效地结合，才能更加积极、稳妥地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生态城镇化是五位一体和谐发展的城镇化，有学者提出以下观点：

沈基清（2013）认为要在推进城镇化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同步进行，这样才能使城镇化的速度、规模、强度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演替进程相适应，保证城镇化的发展始终在生态环境的阑值范围内。

王俊霞等（2011）指出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关键是整体规划人口、资源与环境，促进两个系统达到各自整体和功能最优，使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相互促进。

总之，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全方位多元的城镇化模式，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的全过程，并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我国生态城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

　　生态城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与城镇化有机结合的过程。

生态城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并对其结果起决定性的作用。

笔者认为我国生态城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是一个依据我国国情的科学配套的逻辑体系，其框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顶层设计。

有前瞻性、战略性的顶层设计，可以确保决策的科学化。

顶层设计主要解决战略层面的问题，包括城镇化发展战略、规划。

（2）运行机制。

解决运行规则问题，通过制度体系来平衡各方利益，保障生态城镇化的运行畅通。

（3）监督机制。

解决约束力的问题。

通过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来实现。

要设计和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目标考核机制；

公众参与、多方合作机制。

（一）顶层设计

　　生态城镇化的顶层设计是指站在城镇化整体布局角度，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将生态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镇化，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以及不同要素等方面进行统筹规划，以集中有效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这一目标目标。

　　龚培兴等（2013）、赖明等（2013）认为要以生态为导向，强化以人为本理念，科学规划城镇空间布局，优化城镇规模结构，推动产业和城镇协调发展，明确发展红线，提高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

赵肖肖（2013）指出城镇化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着力点在于生态城镇理念中人的城镇化，要推动“理性经济人”向“理性生态经济人”的转变。

总结来说，要树立生态伦理观，倡导绿色消费；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

保持城市规划先进性、连续性。

（二）运行机制

　　生态城镇化的运行机制，是指在实现生态城镇化过程中，影响其进程的各因素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因素产生影响、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及其运行方式。

笔者认为生态城镇化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作用方式各不相同，相互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众多因素中，制度体系的构建十分重要，它是生态城镇化运行机制的主体。

　　王本兵（2011）认为社保制度改革应当遵循法制化、因地制宜、公平与效率相结合、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相结合的原则。

邓大松等（2013）认为完善的法律政策体系是生态城镇化能够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之一。

杨赛男（2012、2013）、张起梁（2012）、郭传玲（2010）、冯尚春（2009）认为健全城镇化社会保障是适应城市化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笔者认为制度体系的构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资源、环境保护制度。

建立耕地、水资源、环境保护制度，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

健全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2）经济、产业制度。

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舆论手段激励和约束政府、企业、消费者行为，保障城镇化按生态化方向发展。

（3）社会保障制度。

进行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农业人口的安置、与城市居民的融合问题。

　　（三）监督机制

　　生态城镇化的监督机制是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政府和公众的执行力将决定生态城镇化的兴衰成败。

目前学术界直接涉及我国生态城镇化监督的文献较少，笔者将考评体系和社会参与等内容纳入监督机制的范围中。

　　关于生态城镇化的考评体系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张海鹏等（2012）、周魏峰（2008）构建了城市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以及政府扶持力度三个大指标，及隶属的9个小指标，提出了城市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笔者认为生态城镇化建设的考评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体现生态城镇化目标要求的生态绿色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

第二，绩效考核、目标责任落实的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