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原生态文化的人类学思考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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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1X（2010）03-0005-09

　　仲尼有言：

“礼失而求诸野。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①

　　田野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变迁中的美拉尼西亚人和非洲人。

经过与世界各种文明的接触他已经受到影响，成为了一个世界公民，实际上他是生活在多种文化的支配之下。

　　研究变迁的土著的原理一方面是他们确实使我们得以不用通过猜臆，或偶然地漠视一块棉布、一种基督教信仰或令人烦恼的一种欧洲禁忌来重构他们在受到欧洲文化影响前的文化，而是探究这些事物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们如何与他们（土著——作者所加的注）的原本文化发生冲突，或者它们是如何被吸纳入他们的文化中。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现在眼前所发生的那样，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事件中，文化传播的过程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对该过程研究的忽略，无疑是对人类学最大要务之一的失误[1]。

　　人类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对文化变迁的探索应该成为他在田野工作和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

“未被污染的”土著的虚构必须从田野探索和研究中被摒弃。

对此的最有力的理由是“未被污染的”土著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2]。

　　读到题目许多人或许就会指责其语法的不通。

而这一看似不通的语句则是借用于被许多网民评为2009年最流行的汉语表述方式。

笔者在这里想通过引用一位网民的博客中的两段话来对该题目作一个说明：

　　“被XX”，是一种特殊社会状态下生成的特殊词性。

在2009年的中国，一系列具有同样构成方法的新词在互联网上广为流行。

中国网民在“捐款”“就业”“代表”等不及物动词或者形容词前加上“被”字，此种语法看似荒谬，却也恰恰以此嘲弄了“被时代”的荒谬。

　　“被XX”的，总是弱势的一方。

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连定义权也只能任由掌握权力的另一方拿去。

……只有网民所加的一个“被”字，可以还给弱者一点点公道，道破他们在强权面前的委屈与无奈。

　　从人类学学理来看，如果说该网民关于“被XX”的说明是基于“主位”视角，具体说是主体性感受的一种表述，那么近年来被主流媒体、文化掮客和官员等广泛使用的“原生态”标签则是基于“客位”视角，即以主流（强势）话语对非主流事物的评判。

换言之，从非主流事物社会主体来看，他们所实践的事物是“被”贴上“原生态”标签的，被归为“原始”的、“落后”的、“野蛮”的、“与世隔绝”的、“不变”的文化。

往往也由于一般认为代表主流社会的城市人早已丧失了“淳朴”性，所以将具有褒义的“淳朴”一词也往往被赋予非主流的乡土或边缘社会主体身上。

或许也不能忘记在现代话语中“淳朴”也常常包含“土”“憨傻”“不开化”的隐喻。

　　根据《汉书》记载，孔子曾有言“礼失而求诸野”。

开篇引此言之目的是为了说明生活在二千伍佰多年前，好于周游列国竭力复兴周礼的孔子就已从“礼失”中悟出文化变迁和传播的现象。

其中还隐喻了“野”中有“礼”之普遍现象。

在人类学发展初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奥和英国就先后发展出了传播论学说。

当20世纪末“全球化”不仅成为政治学、经济学讨论的热门议题，而且也成为了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人文学科研究的关注焦点之时，传播论学说在人类学研究中再次被重新审视和强调。

对于人类学来说“全球化”就是指随着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日益被纳入到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大体系（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众多的跨国大企业等）之中，人民、物质、货币、技术和各种信息在全球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速度急剧流动[3-6]。

世界各国、各个地区、和各种族群的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和冲撞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这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指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全球时空高度压缩的发展时代[7]。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致使正值在太平洋美拉尼西亚的特洛布里安岛上考察岛民社会文化的马林诺斯基被迫滞留长达两年多，也因此成就了他长时段参与式观察田野调查方法以及功能学说。

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他认识到人类学不仅要研究“原始”族群，也要探讨欧洲和东方社会。

与此同时，他不断对自己原先特洛布里安岛社会文化研究的静态描述和分析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强调了要对文化接触和变迁给予特别的关注。

这在他1935年出版的《珊瑚岛田园及其巫术（CarolGardensandTheirMagic）》一书中的附录和注释中有清晰坦诚的陈述。

本文开篇所引的马林诺斯基的一段论述便是源自于他的上述陈述。

当30年代中期他有机会到非洲考察时，他发现不论是沿着飞机航线，或铁路，或公路，自己沿途看到的是三个组成部分“古老的非洲，输入的欧洲和新合成的文化”。

正是基于自己丰富和深入的经验研究，以及学理思考，他在题为《文化变迁的动力学：

非洲种族关系调查》遗著中提出了本文开篇所引他的第二个论断。

　　近年来在我国大陆出现了相当热的一个流行语——“原生态”。

说它热是因为它流行于上至中央电视台节目、官方文件、学者论文中，下至边缘旅游村寨和乡土文化展演的舞台上。

这也致使我们值得对其流行的现象进行探讨。

　　要讨论“原生态”文化，就需要探讨这个概念的缘由。

2010年3月20日在谷歌网搜索“原生态”，网页标示共有约12700000条相关信息；

搜索“原生态文化”，则有约7120000条信息。

同日通过XX网搜索“原生态”，网页标示找到相关网页约10500000篇；

搜索“原生态文化”则约有5010000篇。

根据XX百科网页的“原生态”词条的介绍，该词始见于对张艺谋《印象•刘三姐》（2003年）的评价上。

随后，杨丽萍的《云南印（映）象》、央视春晚阿宝的上演，也被贴上了“原生态”标签。

在2006年第十二届CCTV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新列了原生态唱法，与美声、通俗、和民族唱法并列为4种不同的比赛组别。

②自此“原生态”成为了与诸如娱乐、旅游等文化产业密切相关的，流行于主流媒体的名词或形容词。

后来又迅速渗透到包括其它诸如饮食等其它商业领域、甚至社会人文学科研究领域的研究话语之中。

其中有些社会人文学者不加任何学理思考、甄别和批判，将该名词或形容词纳入自己的学术用语中。

　　在XX百科关于“原生态”的一个网页中对该词是这样定义的：

　　（原生态指——作者所加）没有被特殊雕琢，存在于民间原始的、散发着乡土气息的表演形态，它包含着原生态唱法、原生态舞蹈、原生态歌手、原生态大写意山水画等新说法。

它借用了生态学科之“生态概念”。

从“原生态”一词由发明到流行、乃至成为大众想像的非物质文化的代名词，这一生产过程可以发现，原生态实际上是一个大众文化的符号，它是一种逐渐被人们遗忘或者抛弃民俗文化。

　　其实原生态艺术活动在民间已经发展许久了，因其质朴自然，而显得清新、真实。

原生态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最近一二年似4月的和风细雨慢慢的滋润着中国大地。

③

　　从该定义中不难看出，被冠于“原生态”的包括音乐、舞蹈以及艺术和文化形式，实际上就是原先被称之于民俗或民间艺术文化的活动或物品。

在现代消费主义，文化产业化背景下这些活动或物品被贴上了“原生态”的新标签。

“原生态”该词本身并非源自或创造于被赋予“原生态”意义的民间的、乡土的、“山野”的民众，而是出自殿堂里艺术或文化精英之口笔以及掌握有主流话语权的，自认为据有文明地位的媒体和文化掮客。

　　很有意思的是，在最早被冠于“原生态”歌手阿宝（原名：

张少淳）亲手执笔的“我的故事——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阿宝”一文中，通篇约1300字却找不到“原生态”一词，而只有“土民歌”“乡土音乐”“乡土民歌”。

④“原生态”的名词或定语只有对消费主义下对消费“异”文化有着极大欲望的现代城市人，以及该文化商品的营销者有意义。

　　为了进一步阐明“原生态”一词被创造的社会文化背景，这里不妨列举两个田野志研究为例：

一个是出自于20世纪末笔者自己的研究；

一个是源自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海力波的研究。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纳西东巴文化的再生产

　　大众消费（massconsumption）被认为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而旅游消费又是大众消费的一个重要内容，旅游业的发展便构成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我国，这一情况也别无例外。

其中，作为旅游大省的云南是这一全球化内容的重要舞台空间。

在云南省的发展规划中，旅游业被定为其重要支柱产业，并要将云南建设成我国旅游和文化大省。

由于拥有美丽的自然景观和多彩多姿的人文景观，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丽江成为了云南省、乃至全国的重要旅游热点。

　　根据丽江县旅游局局长和平生介绍，丽江的旅游业是在1994年开始起步。

当年来丽江旅游的游客达到35万左右，旅游收入大约为4000万元。

而到了1999年，全年游客总数达到了216万左右。

全年的旅游收入达到10.9亿人民币。

1998年，丽江的旅游收入达到整个县GDP的43.2％。

1999年，这个百分比上升到了53.70％。

进入新千年以来，丽江的旅游业又有了长足的发展。

近年来，“原生态”的“广告词”也不断地被标示在丽江人文旅游景观的产品中。

值得指出的是，丽江的旅游热改变了丽江人文生态再生产的背景，为丽江百姓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的社会文化发展的机遇和舞台。

参与这些人文生态再生产的社会主体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们既有本土的，也有外来的。

既有纳西族，也有非纳西族。

既有国内人士，也有国外人士。

而参与再生产被赋予“传统”记号的旅游人文景观的人们所基于的理念，包括本土参与者的理念，已不仅仅限于本土的了，而且包括了许许多多外来的理念。

　　大多数研究纳西族的历史学者都认为纳西族源自于现青海、甘南河湟地区古羌的一支。

在秦汉以前就已开始逐步往南迁移，并达到了雅砻江和金沙江流域一带。

最迟不晚于唐朝，他们的一部分就已迁到了现丽江地区，并逐步形成了以丽江为中心的纳西族聚居区。

数百年间，他们“东与西番（普米族）、北与吐蕃（藏族）、西与怒江（傈僳族）、南与大理（白族）交错”，处于“川滇藏彝走廊”与“滇藏茶马古道”的交叉地，形成了纳西文化发展的多元文化互动背景。

⑤随着元朝以来中原王朝统治对该地区的进一步扩展，汉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藏传佛教也日益深入到这一地区。

此后，纳西文化的发展无不与这些文化的互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朝以来，随着中原王朝对该地区统治的加强以及出于军事和商业目的进入该地区汉民的增多，汉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也日益加强。

与此同时，这些外来汉民也随着漫长的文化互动和婚姻，逐渐融入纳西族之中。

　　在许多纳西学者看来，东巴信仰是纳西族族群性的最重要表现。

实际上，东巴教是纳西先民原有信仰和各种外来宗教，尤其是藏族本教互动而发展起来的。

70年代末，或许是出于对国内政治的考虑，纳西精英将19世纪末已经开始式微的纳西族东巴教信仰和活动归属于文化范畴，把东巴经文、东巴宗教仪式、相应的东巴祭祀舞蹈、东巴仪式画等都统归称为东巴文化。

其目的或许是为了使他们在弘扬光大被认为体现纳西族族群性的东巴教文化过程中，避免和减少各种来自“左”的思潮的干扰和障碍。

当然，在旅游业发展之后，东巴教文化也就成为人们可以加以大力开发的文化资源，并赋予它以新的意义。

从上述的情况来看，把东巴教的内容（经文、仪式、法器、图画和塑偶等）以及它所表现的深层符号体系和意义统称为东巴文化，并视为纳西文化的核心，实际上是在新的超地域背景下族群性的再生产过程中，社会能动主体的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