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味百年三八妇女节征文选登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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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随着改革而来的各种新思潮新文化开始冲击中国的家庭,八十年代中后期,人们在经历过“懒得离婚”和“懒得结婚”的婚姻疲软状态之后,婚外恋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在婚姻中开始漫延,成为当前困扰中国家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婚外恋同其它任何困扰家庭的因素:
如经济、家庭暴力、物质滥用、代际关系不良等不同的是,它更多的要牵涉到道德、爱情信仰、文化认同等诸多因素。
所以,婚外恋即使不造成离婚,其对于婚姻的影响仍然几乎是颠覆性的,它使人们对于爱甚至对人性的信任均产生动摇,因此,它也容易带来更多的婚姻伦理问题。
所以,我们在此文中探讨的婚姻伦理的迁变,主要是因婚外恋或实质上的多妻制所造成婚姻道德方面的迁变。
从陕西省妇女研究会婚姻家庭咨询热线的统计来看,由婚外恋所引起的婚姻问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大约是我们热线咨询量的三分之一,(经笔者XX年对陕西一家心理咨询公司的了解,该公司开通的心理咨询热线中,因婚外恋来电咨询占40%,其中90%以上都是因丈夫外遇的女性打来的电话,可见婚外恋已是一个影响女性心理健康的高危因素。
)而在陕西妇女研究会的热线统计中,女性打电话说丈夫有婚外恋的占所有婚外恋问题的95%以上,而女性打电话说自己有婚外恋的再加上男性打电话说妻子有婚外恋的总和尚不到5%。
从媒体的报道和民间的一些流行语来看,婚外恋者也绝大多数是男性,比如:
“包二奶”已成为流行语,现在又有三奶四奶之说,但很少有人说起“包二爷”;
又比如,从《牵手》到《来来往往》到《结婚十年》再到《手机》,这些电影电视里的所有风流韵事都围绕男人展开。
因此,此文提到的婚外恋均指发生在男性身上的婚外恋,我只从陕西省妇女研究会咨询热线所能接触到的视野,来谈婚外恋对女性生活的影响。
关于婚外恋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按时下流行的说法,就是因为女人无能,缺乏魅力,拴不住自己的老公。
而在影视作品里,诸如上文提到的《牵手》、《来来往往》等,则凡婚外恋均有一个不正常的女主人。
至于类似于《中国式离婚》的作品,则认为导致中国式离婚的原因最重要的不是婚外恋,而是女人自身的脆弱。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改革的浪潮中,女性首先被社会边缘化让她回归家庭,但家庭又让她自强自立去承担自己的命运。
那些靠婚姻来维系生存的女性,她们的生活随婚姻的失守而全面失守,那些虽然不靠婚姻来维系生存的女性,却也在要事业还是要家庭、守传统还是走现代的两难选择中进退失据。
因此,中国的婚姻也就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而复杂的迁变。
作为一个家庭工作者,我接触过很多婚外恋的故事,作为一个偶尔与媒体打交道的人,我也经常听到媒体和民间都在不断重复的上文提到的那个时下非常流行的声音——老公有婚外恋是女人的错,如果一个女人看不住自己的丈夫,这只能证明她无能。
更有甚者,则还有另一种声音,认为妻子夹在丈夫与丈夫的情人之间,影响了他们的自由恋爱,这个妻子才是第三者。
这种理论就好比公民看护自己的财务妨碍了小偷行使偷窃的权利——是非善恶已变得极为模糊。
我不太愿意过早地去评判这种结论的是非,但这种声音却让我看到了婚姻伦理的巨大迁变。
上世纪七十年代,婚外恋是不能踩的雷区;
八十年代,婚外恋是作风问题;
九十年代,婚外恋是流行风;
二十一时纪,婚外恋是被遗弃者的无能。
关于陈世美,我们似乎是越来越宽容了——伦理,的确是一个时限性很强的东西。
但是,既然陈世美都可以原谅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一定为婚外恋寻找一个责任人,把它归结为被遗弃者的错呢?
其实,关于婚外恋是受害者的无能,这大多来自于文化人与媒体的误导。
文化,向来是为人们活着讨说法的。
比如:
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要追求永恒不变的爱情!
因此,如果有人背叛了这个爱的神话,那一定是该死的陈世美错了;
但如果陈世美太多,已有遍布天下之势,文化人就首先焦虑了——永恒之爱已有崩颓之势。
于是他们又找一个责任人,那就一定是秦香莲错了。
总之,别人都可能有错,但“永恒之爱”绝不能错,因此,秦香莲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因为丈夫“包二奶”而被推上了审判台,为当前婚外恋的泛滥成灾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
至于新闻媒体,它的特点就是以“新”求存。
新闻记者是最喜新厌旧的,他们倒是恨不得文化人能一天找到十个说法,他们的报道就会不断推陈出新、层出不穷。
于是,“秦香莲的错”就因媒体的播散也呈遍布天下之势。
但是,文化人虽是一家之言,没有太多的考证,媒体也不过是凑个热闹,但这种观点却让“秦香莲”们在遭受了社会的边缘化和家庭的遗弃之后,又要来承担被遗弃的过失。
这不仅使她们同时失去了社会和家庭的支持,而且还失去了任何道义上的援助。
但如果我们不被自己的假设蒙蔽双眼,采取一种比较客观和综合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代秦香莲是怎样“炼”成的。
从事实的情况来看,我们这个社会依然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
我们可以从现实与历史两个方面来探讨女性当前面临的现实处境,以及她们在婚姻中的尴尬地位。
从现实来说:
女性,从女童开始,她们在家庭资源的占有上就处于弱势,如果一个家庭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经济能力却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学,那么那个被剥夺上学权利的孩子通常是女孩。
因此,在一些贫困家庭,女孩被培养成长大后的“屋里人”,她们的生活由“当家的”屋外人来决定,她们的命运也就只能靠这个“当家的人”来决定。
即使是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女孩子有上学的机会,但等她大学毕业后,拿着一大堆的证书却找不到工作,到处被“不要女生”的用人单位拒绝,那她也只能自主不自主地相信: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找个老公做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屋里人”。
这样,女性对自己的命运就失去了自主控制的筹码,当老公发生婚外恋,她究竟是要维护自己的尊严,还是仰人鼻息、委曲求全地活下去——这可真是个同哈姆雷特的“活着,还是死亡”一样重要的问题。
其次,在性别社会化的过程中,人们对女孩子的期待是温柔、贤慧、内敛、不出风头、善解人意、小鸟依人、遵从男性的权威、注意给男人面子……等等。
父母是按这样的标准来培养女儿的,社会是按这样的尺度来赞扬女孩的,男人是按这样的规格来挑选配偶的。
女人也就在把自己培养成好女儿、好妻子、好女人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纳了这一套价值体系。
这样,婚姻中的女人如果有一些晋升、发展的机会与丈夫的发展冲突时,她们也往往放弃自己的发展而成全丈夫的发展——社会要求她不出风头、注意给男人面子,她怎能冒天下之大不讳一定要“强出头”呢,太强的女人也同样是容易遭到男人遗弃的;
何况,中国自古有“夫荣妻贵”的传统,丈夫成器了岂不是与自己成器一样吗?
女人就在这样的陷阱中成就了男人。
但自古男人功成名就后带给女人的往往不只是“凤冠霞帔”,也顺带包括妻妾成群,而今天的男人则甚至把“凤冠霞帔”也披在别的女人身上。
此时,那个为了成就男人而付出了多年艰辛的“糟糠之妻”,如何在牺牲自己的青春和前程之后避免成为一个象影视剧里描写的那种有问题的女主人,的确需要面临极大的挑战。
第三,家庭是女人的精神城堡——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认为女人比男人更看重爱,更看重家庭。
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女人的舞台既然被限定在家庭,她的价值就只好由家庭来确认,就如男人的舞台既然被指定在社会,他的价值就要按社会的价值标准来确认。
我们前文已经阐述,由于传统的社会性别的诸多因素,女人在受教育方面占有更少的资源,而在同等条件下在就业方面却遇到比男人更多的阻碍,致使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不十分可靠的,那她就只好把目光转向家庭,让家庭为自己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依靠。
其一,她需要丈夫在物质上为家庭提供生存的基础,其二,她需要丈夫的肯定在精神上确定自己做为人的价值。
因此,在这一点上,的确印证了《中国式离婚》的观点,婚姻中的女人的确比男人更脆弱甚至神经质,她们永远关心男人是否爱自己,就如男人永远关心自己是否会失业。
第四,女强人是尴尬的。
女人即使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立足于社会,在社会上取得一个可靠的地位,但她在家庭的价值与在社会的价值不是按同一个标准来衡量的——女人如果要立足于社会,就要象毛泽东说的那样,“男人能办到的事,女人也能办到”,她得象男人一样能干;
但如果女人要立足于家庭,她又得遵从男人的权威、注意给男人面子,那她又应该表现出比男人无能。
这是女人生存处境的悖论。
所以,无论女人多么努力,她都不能象男人那样获得人生的和谐。
通常,如果男人事业有成,他在家庭里就可以被确定为一个能干的丈夫;
但女人不是这样,女人的世界是分裂的,如果她有能力,就必定要挑战男人的权威,但如果她没有能力,又被指责为不自强自立。
如果她努力使自己既是精明能干又是温柔贤慧的,一方面她要兼顾家庭与事业,肩负比男人沉重的负担;
另一方面却仍免不了要在事业与家庭发生冲突的时候左右为难。
并且,如果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认为与自己一样事业有成的妻子不够有女人味,他仍然可能找一个小鸟依人的女孩子慰藉自己男人的权威。
这时,再强的女人也会产生自我认同的怀疑——眼看着自己咬紧牙关、事业家庭一肩挑的努力只换来了家庭的破碎,很难说她能确定自己是一个成功的女人。
第五,女人遭受了“永恒之爱”的愚弄。
“永恒之爱”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但它未必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现实的生活。
在婚姻制度中,古时候有休妻制,现在有离婚制,休妻是男性单方面享有离婚的权利,当然这是男尊女卑的一项不平等制度,不过我们现在不讨论制度本身的问题。
我只是想说:
离婚制的设置本身就是对“永恒之爱”的一种否定。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爱是可能破碎死亡的,而不一定是永恒不变的。
“永恒之爱”其实与“路不拾遗”、“诚信友善”一样,我们可以把它当成理想,但我们出门的时候却决不能忘记锁门。
可悲的是,我们的确从不忘记锁门,我们对于陌生人的道德要求,向来是不怎么苛刻的;
但对于我们的亲人,我们的丈夫或妻子,情形则不一样——他如果不能永远地爱我,我们何以寻找自己心灵的归依和精神的家园,世间一切可是真切地成了靠不住的过眼云烟。
这种精神上的虚空与流离是人类普遍难以接受的处境,因此,作家作为人类的代言人,他首先站出来为人们构建“永恒之爱”的神话,在文学作品中去实现崇高的婚姻理想,甚至也包含着人生的理想。
所以,当当前的婚姻发生重大变迁,婚外恋遍地泛滥,“永恒之爱”被颠覆的时候,文人首先感到了家园的流离,他们首先不能接受伊甸园的幻灭,因此,他们一定要为“永恒之爱”的幻灭寻找一个责任人,为其寻找一条救赎的途径。
于是他们一开始认为是“陈世美”错了,但当他们发现这剂药方不灵的时候,他们又转过来找“秦香莲”的茬,认为是“秦香莲”错了。
而对于秦香莲来说,婚姻本身就是她们的一个重要理想,她们由于看重爱,自然更看重崇高的爱,所以当作家说陈世美错了的时候,秦香莲自然义愤填膺,而当作家说秦香莲错了的时候,秦香莲也似乎找不出什么反驳的证据,于是,她们在作家、媒体和公众的众口一词中,也开始相信守不住婚姻好象真的是自己的错。
如果我们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1949年解放以后,妇女的地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在社会地位上,毛主席告诉我们: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一样能办到。
”这种以男性标准来要求妇女的准则虽然有失偏颇,但妇女地位到底还是因为这样的革命发生了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