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的香烟文学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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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取“异中求同”的考察方式，以这个时期的文学史料中频繁出现、内涵丰富的“香烟”为例，来展现某些易遭忽略的微观元素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史研究的价值。

一、印象和认识：

香烟广告与文人谈（抽）烟

据史料记载，西班牙烟草1620年直接进口到中国内地，海禁大开以后，卷烟、雪茄随其他洋货联袂输入中国。

1902年，英美烟草公司首先在中国设厂制造纸烟，美国禁止华工入境事件发生后，营口、北平、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均有烟厂成立，由于缺少资本，先后倒闭。

五卅惨案发生后，国人以购买外烟为耻，小资本的烟厂林立于海上，在1927年前后出现了我国烟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1928年以后由于国内环境以及资本匮乏等原因，华商烟厂开始呈衰落之势，而香烟的进口量却不断增加。

[2]随着本国烟业的发展和外国香烟的倾销，1930年前后的国人对于香烟的消费水平必定较过去有很大程度的提高。

就全国范围而言，香烟“向以上海销售最多”。

[2]

这个时期的中国香烟市场之发达也可以从香烟广告中得窥一斑。

1927至1933年在《申报》上登过广告的香烟品牌有：

中南、梅兰芳、好运道、薄荷、生生、大长城、也是、金鼠、金龙、领事、大吉星、白美、花容、白金龙、美丽、大联珠、小名山、旅行、黑白二美、万华林、吉士、小乔、新爱国、大喜、金圈、美敌、名花、白玉、康纳脱、猴、至尊、新九福、旗美、先令、亚司令、王美玉、梅林、绿女、霸王、飞轮、黄慧如、香花、石印、白兰地、三星白兰地、奇峰、大东、三珠、克雷斯、飞艇、金、国花、三妹、大香宾、可人、吉祥、金星、红绿、芬芳、送子、华盛顿、国权、克浦东、京山、红马、顺风、红大喜、惊世、买司干、民安、各花、风行、东南、万花楼、万宝山、发达尔、大乾坤、马占山、珍珠、素罗兰、金带、金库、七星、公司、红牡丹、邮票、九一八、克来文、一字、跑马、红唇、吉克、罗兰、公主、哈啰、金银、哈哈笑、金沙、金字塔、双龙、银壳、意中人、马铃、槟榔、蔡廷锴将军、胡蝶

可见当时的香烟品牌之杂多，而广告方式也是花样迭出，例如以知名人士的姓名为品牌名称、不断更换广告图案和内容、联袂推展烟厂的系列产品，不断翻新的广告战术将形形色色的香烟品牌潮水般地刊印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像《申报》这样传播面广的大型公众媒介当然是最好的广告阵地。

试问1930年代前后没有读报习惯的文人又能有几人？

而读报的文人当中不读《申报》的人又能有几人？

更何况1930年前后，国内最为盛名的作家大多涌向了上海。

这些长期不断地割取《申报》版面的香烟广告即便不能刺激读者养成抽烟的习惯，至少也能影响到他们对于香烟的印象程度和接受心理。

除《申报》这样的公众刊物之外，文学报刊杂志上也可见到香烟广告，例如《现代》上的一字、美丽、金鼠牌，《前锋月刊》上的美丽牌，《小说月报》上的大联珠牌，移到上海出版的《现代评论》上的白金龙牌，等等。

《紫罗兰》可谓香烟广告荟萃之刊，美女、大联珠、绞盘、美丽、白金龙、大长城、大喜牌香烟广告竞相出现，甚至在同一期上刊载三种以上的香烟品牌广告，尽显通俗刊物的广告价值与办刊理念。

这个现象或多或少显示了文学传播和香烟推销的一种外在的、直接的联盟，以及二者的共同繁荣和勃兴。

这一时期的文人看待香烟的态度是暧昧含糊的。

很多文人承认抽烟的正当性，有人以为抽烟是最好的“刺激和调剂”，[3]有人提出香烟是“度着单调生活的人唯一的慰藉品”，[4]有人主张“读书可以抽烟，做文章更要抽烟，与友人谈，必须抽烟”，[4]有人认为“有许多文人，当他构想时非抽烟不可的”，[6]甚至有人宣称“要做作家，第一先得学会抽烟。

”[7]但也有一些文人认为抽烟浪费财物，过多的刺激也不利于健康（如1932年10月21日《申报·

本埠增刊》上的《建议革除烟酒的恶习》）。

这两种态度在某些方面是冲突的，但后者主要以经济浪费作为立论依据，并不能很好地驳斥前者对于吸烟的激情鼓吹。

虽然有人讽刺“非喝酒抽烟不能算是文人的作家”，[8]“有些便去吃酒，吃烟，走着颓废的路而自称为正深尝着人生的痛苦”，[9]“或者凝视着纸烟的青烟幻想巴黎的神秘”，[10]但完全否认文人的抽烟需求反而可能带来尴尬，有一位写“戒烟文”的人也不得不承认：

“没有钱买菜，吃不放酱油的豆腐都可以，但是烟却不可不抽。

特别是手拿笔在纸上写些什么的时候，而左手却不能不夹一根金鼠牌，否则便不能写满一张五百字的稿纸。

于此可知，烟草之对于弄笔墨的人，真是太有因缘了。

……读《啼笑因缘》或《爱力圈外》更须抽烟。

”[11]不仅创作需要抽烟，连阅读张恨水和张资平的小说也离不开抽烟，作家又如何能戒烟呢？

在一些文人眼里，抽烟常常与人格形象相关联。

郁达夫发现鲁迅在北京时总是吸“哈德门牌”的香烟，吸烟时“总探手进他那件灰布棉袄的袋里去摸出一枝烟来吸”，“不晓得是为了怕麻烦的原因呢，抑或为了怕人家看见他吸的烟，是什么牌。

”还说鲁迅到了上海以后这个吸烟的习惯仍然保留着。

[12]许广平却说鲁迅最爱吸“黑猫牌的香烟”，由于价钱贵所以很少买来吸，偶尔也吸雪茄烟，但“似乎并不很爱”，到了上海以后经常使用烟嘴，吸烟时总要吸到“手都拿不住才弃掉”，很是俭省。

[13]而萧红回忆说“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的，……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

另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的，白烟听放在鲁迅先生书桌的抽屉里。

”[14]萧红突出了鲁迅先生以烟待客时宾主待遇的不同，体现了他的高尚人格。

但是在1930年代也有人对鲁迅的吸烟进行了攻击，说“鲁迅要做中国的高尔基”，“高尔基吸烟，我们的鲁迅先生也吸烟了。

”[15]借讽刺个人生活习惯（且与事实不符，鲁迅一直吸烟）攻击其政治立场的做法确属幼稚。

相反，据说“胡适的饮食都是乡土化，可是他吸纸烟是洋化了。

他吸的纸烟都是舶来品，如听装的白锡包，听装的大炮台等。

烟瘾不大，要吸好的纸烟。

”[16]胡适不但自己喜欢抽上等香烟，还鼓动别人吸烟而且能够引起好感。

（有人虽然对胡适的治学方法提出质疑，却为胡适的和善态度所感动：

“爱他那叫我吃卷烟，——他说，‘要做这种工作，倒不可不学会’”。

[17]鲁迅和胡适的吸烟情形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文人也许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从容地保持一些个人的生活情趣和权利，而左翼文人或带有左倾色彩的文人的生活习惯常常会粘上政治标识。

除鲁迅之外，陈望道的爱抽“美丽牌”香烟也曾被反动当局作为污蔑其行为的谣言材料。

[18]当然，“美丽牌”香烟有时也可能承载着正面的政治意义，1932年秋，离开上海前往江西苏区的李一氓交给中央局的介绍信就是“美丽牌”香烟。

[19]政治冲突也许会波及到香烟业的市场行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的“大联珠牌”香烟纸壳曾托给商务印书馆印刷，在内层纸壳上印上了C.P.字样（本意为商务印书馆英文名称缩写）的商业符号，不得不以“特别启事”予以澄清。

[20]

当时作家抽烟的“盛况”可见一斑，那么“香烟”又具备了怎样的叙事话语社会学功能呢？

二、“堕落”之讽喻：

“香烟”叙事话语功能之一

在阶级意识较为强烈的作家笔下，雪茄或高档香烟的消费往往成为“上等人”腐化、堕落的证据。

王独清对租界咖啡馆中的“酒香，烟香，妇女底粉香”表示厌恶。

[21]段可情眼中“吸着雪白而带香味的卷烟”跳舞的绅士和“吸着卷烟，神游在幻想的世界里”的西装少爷[22]都是畸形社会的堕落分子。

柔石刻画了一个“坐在一把安乐椅上吸着雪茄烟”[23]的政治投机者。

何典叙述了昔日从事“革命”的国民党党员“一边使劲吸烟，一边看墙上挂的总理遗像”，津津有味地闲谈着“跳舞场，电影明星，浴美大会”。

[24]江荫描摹了两位故作风雅的伪“教授”，其中一位从“画着裸体女人的香烟盒”中抽出一支“白老鼠”牌香烟，另一位评价说“和白金龙的味道差不多”，[25]便完成了双方对于“教授”形象的认知和模拟对接。

胡也频（署名为“白丁”）以香烟渲染政府官员客厅里的奢靡气氛：

“香烟和雪茄烟的烟气不断地升起来，飘着，分散着。

”[26]提到抽雪茄的姿态，谁能比得上茅盾《子夜》中的赵伯韬的盛气凌人？

他傲慢地“从烟匣中取一枝雪茄衔在嘴里，又将那烟匣向李玉亭面前一推，做了个‘请罢’的手势，便又埋身在沙发里，架起了腿，慢慢地擦火柴，燃着那枝雪茄。

”[27]即使直面吴荪甫的逼视，他也能照样“悠然抽着雪茄”。

[27]

以香烟来讽喻抽烟者之堕落的叙事方式不仅仅为左翼作家所独用。

“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运用联珠般的短句勾勒大都市纵情声色的流动画面，例如“请喝白马牌威士忌酒……吉士烟不伤吸者咽喉……”[28]“白马牌”威士忌酒和“吉士牌”香烟通过各种途径主动地向寻欢者发出呐喊并将其引向沉醉而辽远的幻境。

在海派色彩浓郁的《金屋》月刊上，竟然有人以香烟为讽刺武器，将矛头指向了“革命的青年作家”，在作者放肆的笔下，那位“无产文学的新进气锐之士”构想文章时总离不开香烟，[29]虽然一贫如洗，却享受着“据说五十枝装，要三块多钱一罐”的香烟，以此来证明“革命”青年的腐化堕落。

在自由主义文人创办的《新月》杂志上，李青崖的《上海》含蓄地讽刺了爱抽“大仙女牌”香烟、侃侃而谈却无真才实学的“上海的专家”，[30]借香烟来烛照海派文人表面上追求新潮而实质上不学无术的负面形象，正好符合自由主义文人的思想立场。

1930年前后，美化女性吸烟形象的广告比比皆是，广告词频频更换：

美丽牌香烟的广告词可谓五花八门，如“不论男女老少，都道美丽烟好”，“依也爱吸，郎也爱吸”等；

意中人牌香烟的广告词为“君赞此烟好，侬赞此烟好，同是意中人，白首期偕老”；

红绿牌香烟广告词是“人人爱吸，大众赞好”；

花容牌香烟广告词是“明月其貌，好花其容，口衔香烟，亦曰花容”。

配有女性吸烟图画的香烟品牌还有名花、亚司令、白兰地、大东、香花、金星、中南、国权、红大喜、买司干、珍珠、红牡丹、金库、九一八……这些五光十色的香烟广告为女性吸烟的风潮推波助澜。

但是，1930年前后的中国女性还不可能与男性享受对等的权利。

1932年6月1日的《申报》上有一篇题为《妇女吸烟与风化》的文章认为妇女吸烟“是绝对可以的”，但是在道德观念上讲起来还是“设法消弭为是”，因为“她们在化妆上服装上处处都比男子们消耗得多”。

承认妇女吸烟的合法性却否定其合理性，说明当时的男性文人身上依旧保留着较多的性别特权意识，一些作家眼中的女性吸烟的形象感染了堕落的病症，吸烟的女性一般带有放荡、虚伪、贪婪等种种不良习气。

《语丝》上的诗歌《夜半电车上》抨击了大都市女性吸烟的媚态：

“处女的气息——小口肥圆着，/寒调，抖抖地，哦，吃烟！

”[31]丁玲的《梦珂》将一些丑恶的嘴脸呈现在少女梦珂的面前，例如应付那“几个吃香烟的妖妖娆娆的妇人”成为她接受侮辱训练的第一步。

[32]曾虚白的《偶像的神秘》刻画了怀里揣着“松香烟盒子”，“一手夹着支香烟撑在大世界的高墙上，一手支了腰”[33]高谈生意经的妓女形象。

抽烟的女性又何止“妖妖娆娆的妇人”和妓女，那些风姿绰约、令人倾倒的“皇后”也时常幽雅地吞吐着香烟，胡嫣红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