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亚洲政策的表现及其影响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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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北约的“亚洲政策”包括中东政策、中亚政策和亚太政策三个部分，三者交叉进行，互相影响。

北约“亚洲政策”的整体战略设想在于：

以整合亚洲战略安全格局为契机，构建全球新安全结构。

北约的“亚洲政策”不仅对亚洲政治与安全走向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影响到北约自身的安全战略与政治发展道路。

　　关键词：

北约战略转型新战略安全概念亚洲政策

　　冷战后，北约实施了两次大规模东扩，其政治与安全职能进一步扩展，防务安全方针也由“集体安全防御”转向“预防与处理危机”，北约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明显加强。

与此同时，北约还明显突破其防御安全地域界限，深深揳入欧洲腹地，首次将其政治与安全目标指向亚洲。

在其新安全思想中，北约明确提出了针对亚洲的政治指导方针与安全战略，并将此视为未来北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第42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召开后，北约“亚洲政策”及其实践呈现出新变化，北约与亚洲的战略关系由此被提上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一、北约“亚洲政策”的缘起及其表现

　　自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订立后，北约一直将北大西洋区域安全作为其防御安全政策的重点，较少涉足国际政治与安全问题，更绝少介入亚洲事务，在整个冷战时期，北约的政治指导方针与安全战略对亚洲的影响极其有限。

　　北约“亚洲政策”的起点是在冷战结束，直接出自北约对其政治指导方针与安全战略的调整。

就其主导思想与政策内容来看，北约“亚洲政策”主要包含三部分：

中东政策、中亚政策和亚太政策。

从1990年代初北约首次提出中东政策，到2006年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北约确定其亚太战略构想，北约持续、深入地调整其政治方针与安全战略，将亚洲政治与安全态势的发展置于未来北约的全球安全战略中，使其服务于北约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与安全利益。

在北约“亚洲政策”中，上述三部分并非同步，而是以递进和交叉方式进行，中东政策为先，中亚政策次之，亚太政策居后。

　　早在1991年，在北约罗马首脑会议期间，北大西洋理事会就提出了“北约新战略概念”，以“预防冲突和处理危机”代替“前沿防御战略”，以分散的“有限前沿存在”代替集中的前沿力量部署。

在划定危机预防的范围内，北约不仅将东欧、东南欧国家悉数纳入其中，还将与之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地中海区域、中东地区统统列入安全防御范围。

在北约看来，中东地区既占据重要战略地位，又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两者对北约都至关重要。

然而，中东地区长期以来政治纷争不断，民族与种族冲突时有激化，这不仅造成了中东地区政治与安全环境的混乱，而且也波及整个地中海地区，甚至影响到欧洲的安全与稳定。

因此，北大西洋理事会认定，北约无论在客观还是主观上都必须遏制中东地区性冲突的扩展、缩小其对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秩序的冲击。

“波斯湾冲突表明了北约联盟内部进行协商与情报分享的重要性，这有助于盟国之间加强其政治稳定。

”①

　　尽管北约具有影响和控制中东事务的政治冲动和利益需要，但鉴于中东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北约对中东事务最终采取了相对保守、低调的态度，即通过迂回或间接方式来影响中东的政治与安全形势，避免直接卷入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与国家冲突中。

比如，北约虽然参加了阿富汗战争，甚至还在联合国常驻战后阿富汗的“国际安全援助力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却没有倾注全力，即使是在“国际安全援助力量”被纳入北约军事指挥体系后，北约也没有将其政治与安全政策重心完全置于阿富汗。

②对北约来说，它对阿富汗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不过是北约实施新安全战略的一种尝试。

同样，在伊拉克战争中，北约组织也没有参加美国领导的对伊战争，而只有少数成员国以单个国家名义参加了对伊军事行动。

　　由此可见，北约为其中东政策所确定的基本政治方针是：

依靠联合国安全体制，最大限度地限制、缩小中东的政治矛盾与民族冲突，避免祸及北大西洋区域，加强北约组织内部在中东问题上的团结协作。

基于这一方针，北约中东政策的对抗性与进攻性相对较弱，其政治与安全目标也主要以维护北大西洋区域安全为重点，较少意识形态色彩。

　　相较中东政策，北约的中亚政策虽然起步晚，但政治影响却很大，这实际上反映了北约“亚洲政策”的深化。

1999年4月，北约实施首轮东扩，波兰、捷克、匈牙利成为北约新成员国，北约的防御安全疆域推展至波罗的海一线；

2004年3月，北约实施第二轮东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7国正式入盟北约，这使北约防御安全的地域疆界跃出欧洲范围，直抵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前苏联的腹地，其扩展的前锋直指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中亚各国，这为北约推出其中亚政策提供了契机。

　　北约中亚政策的核心目标在于：

第一，进一步压缩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中的活动空间，消除北约在建立全球安全体制中可能会遇到的来自俄罗斯的阻力，强化北约在亚欧大陆的战略地位；

第二，持续打击并削弱阿富汗战争后已呈衰势的“基地组织”，强力威慑整个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教派主义，遏制针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国际恐怖主义浪潮；

第三，鉴于中亚各国富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而且与中国、俄罗斯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北约认为应采取措施防止中亚地区成为北约的对手。

③

　　北约在其中亚政策的实践中，政治、经济和军事三管齐下，一方面对中亚地区实施大规模军事渗透，通过租借或者直接建立军事基地的方式，加强与中亚各国的军事合作；

按照北约的军事标准对中亚各国武装力量进行改造，最大限度地强化北约组织在中亚的直接军事存在，以此牵制与中亚国家毗邻的俄罗斯、中国等。

另一方面，北约也竭力强化其在中亚各国的政治影响，对各国政党选举、政府执政大肆干预、竭力施加影响，同时扩大对中亚各国的经济援助额度，使其在经济上不断向西方国家靠拢。

　　与中东政策不同，北约的中亚政策不再强调“危机预防”，而是强调对恐怖主义的直接军事打击；

其对中亚地区的安全设计既有现实考虑，也有长远考虑；

主动性明显增加，而被动、暂时性因素则大大减少；

更注重政治与意识形态，其政治方针与安全战略思想渗透着浓厚的冷战色彩，矛头直指俄罗斯与中国。

　　与中亚政策相比，北约亚太政策的政治诉求与战略需要又有新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发展迅猛，在世界政治、经济事务中的作用与日俱增，亚洲作为一支正在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巨大力量，引起了西方政府机构和地区组织的极大关注，北约也不例外。

2006年2月，第42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召开，北约首次提出发展与亚太地区战略关系的设想。

过去，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虽然名为世界防务大会，但在其政治思想、安全与防务方针上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大西洋色彩，很少关注亚洲政治与安全事务。

然而，此次会议却改变了这一状况，中国、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代表都受邀参加了会议，并就亚太地区的战略与安全问题进行了研讨。

北约在此次会议上提出了完整的亚太战略，包括在该地区实施大规模战略伙伴计划。

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明确提出，“我们需要确保与那些能够并且愿意帮助我们捍卫共同价值的国家，建立起尽可能最亲近的伙伴关系。

据我所见，这将意味着北约需要与欧洲以外、与其他抱有同样想法的国家建立一种更亲近关系，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以及日本。

北约不是世界警察，但我们拥有不断增多的全球性伙伴”④。

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声称，北约将建立全球性的伙伴关系，将亚太地区作为政策重点，加强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与韩国的合作与磋商，以政治对话为先导，为全面军事合作铺平道路。

⑤

　　从形式上看，北约亚太政策中的“联系国”计划堪称是“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翻版，但在内容上两者却有重大差别。

欧洲版“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重心是为北约东扩开辟道路，消化北约东扩所产生的各种不良政治影响，该计划实质上是北约传统政治扩张模式、安全战略模式的一个变种；

而北约在亚太地区将要实施的“联系国”计划，则使北约在防御安全地域上全面突破了北大西洋这一固有的地理界限，这并非防御安全区域的简单扩大，而是北约政治与安全职能进一步走向复杂化，意味着北约迈向全球性政治与安全组织的步骤不断加强。

　　二、北约“亚洲政策”的整体设想

　　北约推出“亚洲政策”，这在其历史上可谓破天荒头一次，这是不是意味着北约将彻底改变其长期推行的以北大西洋区域安全为中心的安全战略呢？

另外，这种变化会不会削弱北大西洋地区的战略核心地位？

答案显然是“不”。

从北约“亚洲政策”的全部看，北约对亚洲政治与安全格局具有完整的战略考虑，它对亚洲的整体战略设想已经牢牢地与其全球新安全战略融为一体。

　　北约“亚洲政策”的出台是冷战后北约全球安全战略发展的直接产物。

北约试图以亚洲政策为契机，在全球范围内谋求构建新的战略安全框架。

“亚洲政策”并不是一种权宜之计，也不是大西洋联盟政策的简单重复，该政策与北约的大西洋安全政策共同构成了北约在新历史时期创建全球政治与安全新格局的重要内容。

然而，北约“亚洲政策”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又表现出自身的特点，使之区别于大西洋联盟政策。

　　首先，北约视“亚洲政策”及其实践为世纪之交实现其战略转型、加深其政治发展的一个重大契机。

从中东政策到中亚政策再到亚太政策，尽管政策纲领与内容相对简单，但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实现北约政治利益与安全利益的最大化，构建以北约为中心的全球战略安全体系。

因为自1990年代以来，全球政治与安全形势变幻多样，使北约不得不调整思路，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对于多年来一直沉寂于北大西洋区域的北约来说，生机勃勃的亚洲为其战略转型提供了现成的政治舞台。

　　在北约的战略转型中，“亚洲政策”既为之创造发展机遇，又使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北约在插手和控制亚洲事务的同时，必须面对亚洲长期沉淀的政治矛盾、民族隔阂与种族仇视、社会动荡。

北约要贯彻其亚洲新战略构想、实现全球新战略目标，首先要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整合各种各样的宗教势力、民族势力以及政治势力，稳定亚洲的政治、军事与社会秩序，因势利导，使整合后的亚洲政治与安全格局能顺应北约的全球安全战略需要。

显然，从北约整个“亚洲政策”的战略设计看，它还没有在心理上、物质上做好准备，亚洲政治与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远远超出了北约的战略构想，超出了其对外实施干预的能力上限。

所以，北约“亚洲政策”尽管立意深远，但能否顺利实施，尚属未知。

　　第二，北约“亚洲政策”立意在于构建新的全球战略安全框架，但其指导思想却仍承袭了北约旧的冷战思维模式，在实践方式上也显示出浓厚的单边主义色彩，因此，冷战思维与单边主义贯穿了北约“亚洲政策”的全程，构成了其整体战略设想的思想基础。

“就其大部分历史而言，北约将其计划置于一种假设之上，即‘苏联企图击败北约武装力量，并且将会到达大西洋海滨、地中海以及中东。

’”⑥

　　冷战结束后，北约励精图治、全面致力于新安全战略的转型，但是它并没有完全告别过去，在其思维模式、指导思想甚至实践方法上，北约继承了许多旧的内容，而只是在形式上做了某种更新，这一思想特征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北约的“亚洲政策”。

2002年12月，在布拉格北约首脑会议上，北大西洋理事会提出了新战略概念，将“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失败国家”确定为北约在新历史时期需要面对的基本安全任务。

北约新战略所提及的上述种种“危险”，事实上很少存在于北大西洋区域，更多存在于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特别是亚洲。

因此，北约的新战略目标一方面具有某种普遍化的全球性战略需要，展示出北约在全球范围内、以其泛化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标准，对全球政治与安全力量进行整合之意；

另一方面，新战略目标同时兼具较强的针对性，其政治与安全实践主要立足于亚洲地区，着眼于对亚洲政治与安全格局的整肃。

　　针对其亚洲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