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中的书面语和口语区别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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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文化背景差异。

一、语体风格差异

诗人艾青写有《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

与“保姆”意思相当的词语还有“奶妈”、“奶娘”、“乳母”，它们指称的是同一客体，但是，如果换为“大堰河——我的奶妈”或“奶娘”、“乳母”，语法上没有问题，理性意义也基本没变。

但诗人为什么没用这些词呢？

主要是因为奶妈”、“奶娘”一般用于口语语体，风格特点是通俗。

而“乳母”则多用于书面语体，风格特征是更文雅，“保姆”的语体特征不明显，风格特征中性。

当然，现在看来上述词语在理性意义上也存在些微的差异。

现在“保姆”的外延已经大于“奶妈”、“奶娘”、“乳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家政服务员”了，而“家政服务员”则显得过于时髦，雅致。

上述词语的风格差异来自于它们所习惯使用的语体，我们把词语的这种功能称为语体风格差异。

语体风格差异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由人们心理上产生的种种反应造成的，如，亲切、自然、通俗、庄重、文雅等。

请看这样一组词语——“爹娘”、“爸妈”、“父母”、“椿萱”，其所指都是“父母”，但它们的语体风格特征具有明显的差异。

“爹娘”一般用于口语中，风格特征是亲切，具有一定的乡土和地方气息；

“爸妈”也多用于口语，也是一种亲切的称呼，但较之于“爹娘”要雅一些；

而“父母”则比较正式，多用于书面语或者正式、严肃的场合。

至于“椿萱”则是一种比喻用法，是古语词，即使在书面语中也极少运用。

上述词语的语体风格差异，不仅标示出它们各自的适用语体，也为人们的写作实践提供了极大的选择余地。

不仅如此，上述词语的语体风格差异，也为相关词语的构词提供了依据。

比如我们经常说，“父子”、“母子”、“父女”、“母女”，而不说“爹子”、“娘子”、“爹女”、“娘女”，或者“爸子”、“妈子”、“爸女”、“妈女”，更不会用“椿萱”来代替其中的一个语素。

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与汉语的构词习惯有关，一方面是与“父母”一词的语体风格有关。

“父子”、“母子”、“父女”、“母女”是一种文

如，“赡养”——老人或长辈；

“抚养”、“抱养”——晚辈和孩子；

“收养”、“领养”——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动物。

三、褒贬差异

在1980年的日本教科书的审定中，日本政府把对中国的“侵略”改为“武力进入”，遭到了亚洲各国的强烈抗议。

为什么呢？

“侵略”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联合起来）侵犯别国的领土、主权，掠夺并奴役别国的人民”。

很显然，“侵略”是非正义的，是一个贬义词。

而“进入”则是指“进入到某个范围或某个时期内”，“武力进入”也只是通过“强暴的力量和军事力量进入某一地区”，没有明显的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把“侵略”改为“武力进入”在表面上能掩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性质，从中可以看出词语的褒贬差异在社会生活中的修辞价值。

汉语中具有肯否褒贬功能的词语很多，如，“撤退——逃跑”；

“顽强——顽固”；

“鼓励——教唆、唆使”；

“鼓动——煽动、”；

“丰满——臃肿、肥胖”；

“控制——操纵”；

“爱护、保护——袒护、庇护”；

“羡慕——嫉妒”；

“钻研——钻营”；

“爱好——嗜好”；

“效果——后果”；

“侏儒——矮子矬子”；

“盲人——瞎子”；

“节约——吝啬”；

“起义——叛乱”；

“团结——勾结”等等。

前者标示了说话者对所谈及的事物的肯定、拥护、赞成和褒扬的态度，后者标示了说话者对所谈及的事物的否定、反对和贬抑的态度。

除此而外，还有一些词语有明确的角色指向。

这主要是性别歧视。

如——

“小女子”、“小女人”——“大男子”、“大男人”，这主要是社会歧视造成的。

再比如，丈夫对妻子的称呼——“拙荆”、“鄙妻”、“贱妾”、“糟糠之妻”、“女人”、“内人”、“老婆”、“屋里的”、“跑堂的”、“孩子他妈”、“喂奶的”、“俺那口子”等等；

都含有明显的贬抑。

其他如“贱货”、“骚货”、“臊包”“祸水”、“小姐”“泼妇”、“淫妇”、“荡妇”“奸妇”、“婊子”、“野鸡”、“娼妓”、“妓女”、“母老虎”、“赔钱货”、“丫头片子”、“水性杨花”“卖屁的”等等，则含有轻视、蔑视甚至侮辱的成分。

当然，也有一些词语反映了人民对女性的尊重，如，“巾帼”、“裙钗”、“脂粉”“妇女”、“女性”、“夫人”、“妻子”、“爱人”、“太太”、“千金”、“闺秀”、“淑媛”、“靓妹”、“掌上明珠”、“女士”等等。

词语的褒贬功能不是一个从褒到贬的对立两极，而是一个连续的序列。

有的褒，有的贬，有的中性，即使褒贬也有程度上的差异。

比如，“成果”、“效果”、“结果”、“后果”、“恶果”五个词语中，“成果”和“恶果”处于褒贬的两极，“结果”属于中性，“效果”偏重于褒，

“后果”接近于贬。

此外，词语的褒贬功能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如，“龟”字，在现代汉语中，特别是用作喻体时，多含贬义。

“乌龟”、“缩头乌龟”、“乌龟王八蛋”、“龟儿子”、“龟孙子”等等，经常当成詈语，而古人却把龟、龙、麟、凤当作四种神物，古人还以“龟”作名字用，如唐代音乐家李龟年、诗人陆龟蒙等。

唐代以前“龟”还是神圣的，“龟”从神坛上走下来的时间始于元朝——元代金方的诗句云：

“宅眷皆为撑目兔，舍人总做缩头龟。

”“撑目兔”民间相传，兔子望月而孕。

这里的“撑目兔”是暗示这家的女人未嫁而孕，行为不轨，有伤风化，说的是一家名门望族；

“缩头龟”是说这家男子胆小怕事，即使妻子和别的男人关系暧昧，也不敢出来说话。

后来，“龟”就蒙受了不白之冤，永远不能昭雪。

“愚公移山”一词原先并非褒义，仅是嘲笑一家父子三人不自量力、想把挡在门前的大山移走的寓言故事，但后来毛泽东引用了以后才变为褒义的。

用来表达中国人民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和坚定不移的精神。

2002年9月23日的《中国青年报》有一则新闻标题“昨天结婚高峰，四千情侣办事”。

内容是报道北京市四千男女喜结良缘的，但作者没有说成“喜结良缘”，却用了“办事”这个在特定的语境中明显带有性爱色彩的语词，无形中增加了贬义，这肯定是无意的，但造成的后果是不好的。

因为是书面语，又是骈体句式，改为“昨日婚庆高峰，四千情侣结缘”，或“昨日结婚高峰期，四千情侣结良缘（办喜事）”即可。

四、形象感知差异

词语是连接心灵与客观世界的纽带，当我们听到或说出话语时，就会立刻产生与之对应的形象，并且推敲话语的正误与否、褒贬意义等，这就是词语的形象塑造功能。

如，“向阳花”、“马蹄莲”、“仙人掌”“千年虫”、“爬山虎”、“牡丹花”、“松树”、“红彤彤”、“摇摇晃晃”、“扑通”、“火热”、“雪白”等等。

这些词语作用于人们的感官时，就会引起某些反应，诗人联想到事物的形象、色彩、声音、动作、气味、温度，进而引起某种感觉。

词语的形象塑造功能在交际中具有重要价值。

它可以缩减词语的抽象性，使人们通过联想、想象，更接近现实或者所期望的状态。

如，“北海公园”，其实没有“海”，只是个“湖”而已，但说成“北湖公园”，就没有那种“广阔无垠”、“深邃”的感觉了，再如“当代商城”，

只是规模比较大，但说成“当代大商店”就不好了。

类似的还有“开心词典”、“欢乐总动员”

“凤凰早班车”等。

再如，“警花”（警察中的漂亮女子）“校花”（学生中的漂亮女孩）变换一种说法就不形象了。

五、行业规范差异

在日常交际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各个行业有各个行业的专用词语，或称行业术语。

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往往发生变异，这在语言学中被称为“社会方言”。

在特定的领域中使用时往往是本义，没有什么特殊的修辞功能，但进入大众传播领域时，词义发生了变化，给人一种新奇感。

如，“下课”是教育领域的专用术语，但用在政治领域说某人被免职或罢官，用“下课”一词就比较新奇。

面对桑特拉奇从沙特队“下课”的消息，曾一度遭遇“下课”危机的米卢用一种调侃的方式轻描淡写将其带过：

“下课可以说是教练职业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

“处方”、“会诊”是医学术语，但用于经济领域，从修辞上说是“借喻”，从语言学上去体味，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协作方式——专家对青海省砸在大开发中的思路和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会诊”。

六、时代变迁差异

有些词语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种特征往往附加在词语的时代变体上，被现代汉语所吸收。

比如，“须眉”、“巾帼”、“矍铄”“耄耋”、“囹圄”“觊觎”、“状元”、“而立”“不惑”、“垂髫”、“及笄”、“孩提”、“弱冠”“之”、“乎”、“者”等，这些词语通常被认为是词语的时代变体或历时变体。

这些词语有的被现代汉语所吸收，有的则没有。

词语的时代变体往往给人以“古香古色”、“典雅”、“庄重”的感觉。

有的经常被采用，起到了普通话难以起到的作用。

“每当我们民族处于危亡之秋，总会出现两类人。

一类人有邦国而无自身，敬畏史笔，体恤民苦，壮怀激烈，视死如归。

另一类人则重私利而轻大义，色厉内荏，寡廉鲜耻，戕害同胞，践踏故土，只求一时富贵权柄，置世世代代之唾骂于不顾。

每念至此，感慨系之，不能自己……”（白桦《梅香正浓》）

这段话中，作者使用了一些古语词以及相关的表达方式，就比现代汉语词语好的多。

比如，“每念至此，感慨系之，不能自己”，如果用现代汉语词语翻译出来，大致是——每当我想到这些，心里就充满了感慨，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与原文相比，显得罗嗦。

此外，古语词可以使话语庄重、严肃乃至诙谐，起到一种风格调节作用。

如，“瞻仰”、“拜谒”、“阁下”都有增加庄重、严肃的风格功能。

人们常说“巾帼不让须眉”，如果说成“女子不让男子”或“女人不让男人”文雅特征顿然消失。

“身陷囹圄”说成“身陷监狱”就不太好。

另外，词语的时代变体，不仅仅指现代白话文词语和古语词，尤其是文言文词语，即使现代汉语中不同历史时期的词语之间也具有这种差异。

“同志”一词，1949年以前是不能随便称呼的，它的政治意义十分明显，是革命者之间的亲切称呼；

解放以后，“同志”的政治意义虽然很明显，但使用范围一度扩大到公众之间，且没有男女老幼之分；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同志”的适用范围逐渐缩小到政党、政府机构以及一些特殊的政治场合。

而“先生”、“小姐”、“夫人”在解放前是通用的，解放后逐渐被“同志”所取代，且被认为具有资产阶级迂腐味，20世纪50年代几乎退出了公众交际领域，直到80年代，又进入了大众交际领域，且成为尊称。

再比如，“红军”、“土改”“八路”、“右派”、“文革”、“红卫兵”、“上山下乡”“知青”、“改革开放”、“入世”、“联网”、“小康”、“愤青”等等，都标志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关事物、现象。

七、地域方言差异

全民语除了时代变体、社会变体而外，还有地域变体，统称为地域方言。

地域方言用在全民语中。

具有特殊的效果。

被普通话吸收的方言词，同样具有特殊的表现力。

如，“名堂”、“把戏”“垃圾”、“腻歪”、“拉倒”、“瘪三”、“打的”“买单”等等。

方言词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在交际中具有普通话难以替代的作用。

例如“转基因食品悄然登货架，消费者心理犯嘀咕”。

“嘀咕”是个方言词，意思相当于“猜疑”、“犹豫”、“疑惑”、“纳闷”，如果用普通话表达，就难以充分表达消费者面对转基因食品时的心态。

“甜不甜，家乡水，亲不亲，一乡人。

”乡音是一种很好的沟通媒介。

如，“多少年了！

老表们终于把总司令盼来了！

人们欢迎总司令的到来，为他做起了红米饭，南瓜汤。

”（邹爱国《中南海新闻实录》第238页）

“老表们”是江西方言，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能充分表达井冈山人民对朱德总司令的深厚感情，如果换成相当的普通话语词，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