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检察院量刑建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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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基本情况

　　2009年12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关于推广量刑建议改革的意见》，结合具体工作经验及工作实际制定了《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实行量刑建议工作细则》，对实行量刑建议的基本程序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至此，该院量刑建议制度正式建立。

　　随着量刑建议司法实践的逐渐展开，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正式实施，该院也结合自身情况对相关工作制度进行了修改完善，并制作了量刑建议书模板，统一了量刑建议书的格式，使量刑建议工作进一步完善。

　　由于该院规范了量刑建议书的提出程序及具体内容，将量刑说理纳入量刑建议书中，承办人在制作量刑建议书时需要将认定的量刑事实及其对量刑的具体影响写入，并进行释法说理，对于承办人提出的每份量刑建议，都需要报处长及主管检察长进行双重审批，因此发出的量刑建议质量较高。

自全面开始实施量刑建议工作以来，该院针对《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中涉及的十五类常见罪名，以量刑建议书的形式，在提起公诉时一并发出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率高达80%以上，量刑建议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也凸现出一些问题，需引起重视。

　　二、量刑建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侦查机关不重视收集证明量刑情节的证据材料

　　準确量刑的基础是对涉及量刑情节的事实有全面而充分的掌握。

在实际办案过程中，侦查机关往往注重调查证实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案件事实，而忽略了调查影响量刑情节的各种事实，同时侦查机关多注重收集证实犯罪嫌疑人罪重的证据，而忽视了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从轻减轻情节的证据材料。

如在张某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中，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已赔偿被害人损失，并与被害人达成了和解协议，但侦查机关未将该和解协议调取，导致移送审查起诉的卷宗材料中没有证明此量刑情节的证据材料。

　　侦查机关对涉及量刑情节的证据调取不积极、不主动，容易导致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依据不足，从而影响量刑建议的质量。

　　量刑幅度过于宽泛、量刑标準难以把握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虽然对故意伤害、盗窃等十五种罪名的量刑作出了相应的操作规定，但其规定的量刑情节幅度过于宽泛，在确定量刑起点、确定基準刑和根据量刑情节确定从轻、从重、减轻、减重的幅度三个环节都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余地。

而量刑情节本身内涵复杂、多样、不易把握，当一个案件中有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如何确定各种量刑情节的幅度，如何确定各种量刑情节对基準刑的影响，往往只能依靠经验和个人意识，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其直接后果就是可能导致相似案件却得出完全不一样的量刑结果。

例如某人犯故意伤害罪，持兇器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系累犯，有自首情节，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获得被害人的谅解。

按照《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来对此案件进行量刑，则最低可量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最高则可量有期徒刑六年，面对如此大的差别，如何适当的量刑，只能靠公诉人依据经验去判断，这就给量刑建议的準确率打了折扣。

　　这种过于宽泛的规定，还容易导致在刑罚种类的选择上出现偏差，特别是在轻微刑事案件中关于有期徒刑和拘役刑的选择上。

以盗窃罪为例，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可对被告人判处的刑罚有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三种，至于如何选择，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在目前实践中，基本依靠审判人员的经验来判断，这就使得这类案件的量刑建议具有不确定性。

如本院办理的两起犯罪情节相当的扒窃案件，因为法院审判人员不同，就做出了拘役四个月和有期徒刑六个月两种判决，这无疑给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工作造成了困扰。

　　检法在量刑情节的认定及量刑幅度的选择上存在分歧

　　首先，对于被告人是否具有某些量刑情节，检察机关与法院尚存在分歧。

例如刑法修正案中新增加的如实供述情节，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必须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且供述始终稳定一致，才能认定为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如实供述。

因为法律之所以对具有如实供述情节的被告人从轻处理，主要是因为如果被告人从一开始就坦白自己的犯罪事实，能够使案件更加容易侦破，节约了司法资源，同时也体现了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

而目前法院对此情节的认定却比较宽泛，凡是被告人有过有罪供述，并且当庭承认犯罪事实的，都认定为如实供述。

这种分歧使得检法两家对被告人是否具有某种量刑情节都存在争议，严重影响了量刑建议的準确性。

　　其次，对量刑情节“从轻”、“减轻”的适用存在分歧。

“从轻”和“减轻”在表述上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二者对于被告人量刑的影响却大不相同。

从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刑的范围内，对被告人适用相对较轻的刑种或者相对较短的刑期，而减轻处罚，则意味着可在法定最低刑以下适用刑罚。

目前，检法两家对适用“从轻”还是“减轻”常常认识不同，这也导致了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不能被法院很好地采纳。

　　再次，量刑情节增减基準刑幅度的适用存在分歧。

在《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中规定了增加、减少基準刑的幅度，如累犯情节，《指导意见》规定应当增加基準刑10%-40%，但如何判断这个幅度却缺乏具体的标準，在具体适用时，就可能出现检察机关在量刑建议中提出增加了10%，而法院则认为需增加40%，这种分歧就可能会导致量刑建议与实际刑罚的不符。

　　对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目前在实践中，法院不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检察机关对此能够采取的监督制约手段却十分有限。

一方面，根据相关规定，只有量刑畸轻畸重的，检察机关才能进行抗诉。

实践中满足这样条件的案件少之又少，检察机关很难以判决“畸轻畸重”为理由进行抗诉。

　　对于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法院判决量刑偏轻偏重情况，目前却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一般只能由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对一段时间内的同类罪名的刑罚适用不统一情况进行总结后，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或公函，建议法院注意并纠正。

由于这种建议和公函缺乏一定的强制力，法院是否回复、纠正，检察机关无从监督，并且即使法院回复表示接受，但是此时法院的判决已经生效，对实际已经发生的个案已经无法产生影响。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加强有关量刑情节事实的调查

　　针对侦查机关对量刑事实的调查不重视，有时可能会调查不全面，甚至有所遗漏的问题，检察机关在起诉案件时，可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被害人或走访调查等方式对可能会影响被告人量刑情节的一切事实进行审查、调查，必要时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确保所有关于量刑的事实都被查清。

在调查有关量刑情节的事实时，要注意不光对法定量刑情节，也应当对可能影响量刑的酌定量刑情节进行调查核实。

　　同时，要积极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监督，以检察建议、纠正违法等方式对侦查机关未能全面收集、调查证据的行为进行监督，切实改变目前侦查机关重定罪事实调查、轻量刑事实调查的状况。

　　建立量刑数据库，细化量刑指导

　　只有遵循科学并切实可行的量刑建议标準，检察机关才能根据量刑情节準确、客观地提出量刑建议。

制定量刑建议标準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便是建立量刑数据库。

故可通过对本地区近年刑事案件法院判决的量刑情况进行统计，形成量刑数据库，对各个罪名的量刑情况分别进行总结，统一认定量刑情节的标準，对各种情况下各种量刑情节对法院量刑的影响幅度进行分析，将可能影响量刑的情况细致分类列明，确定各种量刑情节在各种情况下分别增减的幅度，形成可供参考的比较具体可行标準规定。

　　为保证更加準确地对被告人进行量刑，并有效地对法院的量刑工作进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与法院量刑所遵从的量刑建议标準应当是一致的，因此，检察机关在制定细化的量刑标準时，应与本辖区对应的法院进行深入的交流，就量刑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分歧进行研究商讨，达成统一的认识，以便检察机关和法院在以后的工作中共同遵守，也便于检察机关对法院量刑工作的监督。

　　健全法院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工作的保障机制

　　为更好地对法院判决的量刑情况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可与对应法院协商并签署相关文件，要求法官在庭审中给予公诉人充分发表量刑建议的机会，并在判决书中对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及辩护人被告人提出的量刑意见作出采纳与不采纳的回应，加强判决书中的量刑说理。

这种说理应当包括已经查明的量刑事实及其对量刑的影响；

是否采纳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量刑意见及其理由；

法院的量刑理由和法律依据等。

　　特别是在法官不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时，更应当详细说明不采纳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以便检察机关在充分了解法院判决量刑的理由和依据的基础上，对量刑建议的準确性进行考量，如果确属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存有问题的，应引起重视，及时加以总结、予以备案；

如果参照法院判决关于量刑的理由，仍很难得到判决确定的宣告刑，发现判决量刑确属畸轻畸重的，应当依法提起抗诉程序予以纠正；

若属于判决量刑不当，但未达到抗诉标準的，则可以个案形式或类案形式向法院提出相应的检察建议予以纠正。

建立不采纳量刑建议说理机制，能够让法院在判决时对检察机关所提出的量刑建议充分地予以重视，防止法官无视量刑建议，滥用自由裁量权，使得量刑建议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审判监督作用，保证司法公正并增强审判机关在量刑问题上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