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认识论的困境与可能出路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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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关于知识的形成是信念源还是经验源，“知道”的判断标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语境认识论与怀疑论进行联盟了长期的争论。

　　怀疑论主张，在严格标准下我们不知道某个命题的意义，因而我们不拥有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任何知识。

语境论者认为，“知道”还是“不知道”在各自的语境中是明确的，我们不仅拥有知识，而且这些知识是语境依赖的，在语境之外我们不能理解任何知识。

那么，判断标准严格到什么程度我们就不知道？

不依赖语境我们是否能知道拟或不能知道呢？

如果不能，那么如何确定某个命题的语境呢？

如果能，如何才能算作知道呢？

　　怀疑论强调，不论有无语境，在严格条件下，S都不知道P，无论P是常识命题还是非常识命题。

也就是说，S知道还是不知道P都与语境无关。

它提出“怀疑难题”来阐明其观点：

　　前提1：

我不知道非h[h为怀疑假设，如我不是一个“缸中之脑”]；

　　前提2：

如果我不知道非h，那么我不知道p；

　　结论：

我不知道p。

　　这个论证遵循了闭合原则，且通常被理所当然地当作公理使用。

问题是：

非怀疑的假设不必然推出常识命题，尽管闭合原则有效。

尤纳格给出的怀疑论证为：

如果某人知道某事是其所是，那么此人绝对地确定那事是其所是就是正确的。

任何人绝对地确定任何事是其所是绝不是正确的。

从来没有人知道任何事是其所是。

　　这个论证显然也是有问题的，在逻辑上犯了从个别推出一般的“归纳悖论”错误。

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我们的知识是不连贯的，难道由于这个理由，SP这样的认识论悖论就是无法彻底解决的吗？

显然不是，语境论者虽然也努力尝试以自己的方式解决怀疑难题，但在解决过程中遇到如下困境：

语境高低区分困境；

真信念确证困境；

主体敏感性困境；

相关选择排除困境；

事实确证困境。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困境？

如何解决？

这是本文要着力探讨的。

　　二、语境高低区分困境

　　高低语境是说，对于一个命题的意义，在日常语境中，我们能知道其意义，而在哲学语境中，我们不知道。

比如“我知道我有手”，在日常语境中，其意义是明确的，但在哲学语境中，我是否知道我有手则是值得怀疑的。

因为怀疑论者会问：

你如何知道你有手？

有手的事实能确定你存在吗？

如果你不能确定你存在，你就不会知道你有手。

如果你意识到或感觉到你存在，那么是什么使得你有意识或有感觉？

如果你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你当然不知道你有手。

这似乎是诡辩，其实质是如何确定判断“知道”的标准问题，也是如何确定语境的问题。

正如德罗斯指出的，“怀疑论者设置非常高的标准使我们不能达到，这一事实没有任何倾向表明：

我们没有达到更松散的标准。

这些标准在日常对话中是适当的。

这样，当怀疑论证的说服力得到解释的同时，我们日常主张的知道免遭怀疑论者非常有力的攻击。

”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把握“知道”的高低标准？

如何确定不同的语境呢？

　　刘易斯提出“适应规则”来解决“知道”的标准问题②。

根据这个规则，在给定的语境中，为了使所陈述的命题为真，我们可根据具体条件提高或降低评判的标准。

比如，“我的桌面不平”，若标准是玻璃表面，这个陈述就是正确的；

若根据水平尺标准，这个陈述就是假的。

前一个标准是高标准，后一个标准是低标准。

标准的高低是随语境变化的。

在我的语境中，桌面不平，但在木工的语境中，桌面是平的。

如果双方通过协调来统一标准，桌面平不平的问题似乎就可以解决。

　　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

判断标准的协商问题。

根据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判断知识真假的标准可通过科学共同体的协商来解决，即知道还是不知道是通过彼此协商达成一致来确定的，因为知识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难道知道标准需要通过协商来保证吗？

个人信念与集体协商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会陷入新的困境。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语境论者倾向于在社会语境中解决，因为协商是有语境的，脱离社会语境谈论知识的判断标准就失去了参照物，而没有参照物的判断只能是猜测。

这就好比在太空中，由于没有参照物，人们无法做出上下左右的判断一样。

　　这并不是说怀疑论者拥有知识，非怀疑论者不拥有知识。

而是说，怀疑论者常常提出一些形而上学问题，使得判断知识的标准异常地高，以至于许多我们相信为真的命题，由于不能满足其标准而被认为是假的。

这就如同设置了“准入门槛”，把低于标准的东西档在了“门外”。

　　刘易斯认为，怀疑论者通常改变会话记分来提高知识标准。

一旦知识标准被提高了，认识论者必须承认失败，且当他声称拥有绝对知识时，就决不会犯任何错误。

关于记分，他所说的就像本来那样是正确的。

语境论者的基本策略是：

维护我们通常所说的真理，或在怀疑论者找到我们之前所说的真理，以避免怀疑论者根据其改变什么算作知识的东西来解释他怀疑的成功。

德罗斯认为，以这种方式解释怀疑论反驳的说服力，倒减轻了其对于我们日常知识主张的危险。

　　不过，这个解释是专门针对SP做出的。

SP的前提是知识的否定，这类提高知识标准的断言有助于使它为真。

当怀疑论者主张前提时，知识标准就已经通过“适应规则”提高到一个“我们既不知道我们不是一个BIV，也不知道我们有手”的水平。

然而，“适应规则”对于怀疑论假设的任何论证无能为力。

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它的表达形式比朴素怀疑论的表达形式更抽象。

命题H是远离现实世界的假设，既谈不上证实，也谈不上证伪，是地地道道的形而上学命题。

其次，前提和及结论都是否定句，而使用否定命题会增加证明的难度。

如果用肯定句表达情形就会不同。

我知道非h；

如果我知道非h，那么我知道p；

我知道p。

　　在日常语境中，我的确知道我不是一个BIV，当然知道我有手。

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在怀疑论语境中，这些表达就变为“我不知道…”语句。

特别是它的前提“我不知道我不是一个BIV”是一个无知前提，因为“我是一个BIV”就是假定，既然是假定，我们就应知道其否命题“我不是一个BIV”可能是真的。

　　在刘易斯看来，“适应规则”适用于两种怀疑论。

对于朴素怀疑论，它主张我不知道我有手，“适应规则”能够把知识标准提高到保证它的主张为真的水平。

不过，“其他条件均同”语句能否阻止这个结果，就看我们如何充实它了。

对于激进怀疑论，同样可以通过“适应规则”达到它所要求的知识标准。

由于这个原则的解释不能在两种怀疑论之间做出区别，它也就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其实，“适应规则”主要用于怀疑难题，因为朴素怀疑论问题在日常语境中是容易解决的。

然而，知识归因的评价条件服从于变化，且这种变化是连续的、均匀的。

如果是这样，这种变化与生物学上的“均变论”就有了某种联系，因为“均变论”认为生物进化是连续的和均匀的，于是语境论又回到了传统的基础主义认识论立场上了。

　　西弗详细指明了S对于P所持认识立场的强度。

一方面，S知道P，在某些语境中所表达的是相对于标准E；

另一方面，S知道P，在某些其他语境中所表达的是相对于标准T。

在这里，标准E是相对弱的认识立场，也即较低的标准；

标准T是相对强的认识立场，也即较高的标准。

认识立场的认识强度是变化的，而且不同的表达语境可以产生程度的差异。

当知识被定义为相对于变化的标准时，认识的闭合原则必须对相对性做出说明：

如果x知道p相对于标准N，且x知道*如果p，q，那么x知道q相对于标准N。

　　然而，E和T的区分标准是什么？

根据什么来确定E和T？

这又陷入了标准划分的困境。

这类似于奎因所批判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其中之一就是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划分问题，因为这两个命题的区分界限本来就是模糊的。

照此看来，语境高低的区分也犯了同样的教条，因为高与低的界限也同样是模糊的。

要做出高低的判断，必须设置高与低的特定语境，在这些特定的语境中，我们才能做出明确的判断。

比如，在某人爬山的语境中，我们就能够根据某人的行走线路的海拔或当地的地面来判断其所处位置的高度，从而做出高低的判断。

在这个例子中，山所处的环境与某人攀登的行为构成了一个特定语境。

因此，我们在对某个命题的语义做出判断时，首先要弄清这个命题的语境是什么。

只有弄清了语境，才能理解它的意义。

　　三、真信念确证困境

　　根据语境认识论，知道命题的意义是完全依赖语境的。

如果“S知道P”仅仅是假定S具有真信念并坚持强的认识立场而为真，那么为了使得这个语句能够表达一个真实的情形，控制S的认识立场的强度就可以了。

也即，S知道P仅当S相信P，“相信”就成为“知道”的必要条件。

那么“相信”就一定意味着“知道”吗？

即使相信必然蕴涵知道，相信对于知道一定是充分的吗？

如何确证一个信念是真的呢？

如何控制S的认识立场的强度呢？

　　德罗斯认为，A说“S知道P”是主体S的真信念P使然，A对于命题P的真假断言与S所持认识立场的强度有关，而认识强度是根据A的对话语境性质变化的。

也就是说，S之所以知道P，是因为S对P具有真信念，A说S知道P，是A根据S的真信念加上A的对话语境决定的。

于是问题就产生了。

我们如何知道S具有真信念？

如何判断一个信念是真的？

A根据对话语境和有待确证的S的真信念，就能够知道S知道P吗？

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知道”是比“相信”更强的信念，用一个弱的信念判断一个强的信念，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常识上都是难以接受的。

例如，张三知道这是一匹斑马，仅仅因为张三对于斑马具有真信念。

我知道张三知道这是一匹斑马，仅仅因为我的知识语境加上张三的真信念。

如果斑马是一匹人为伪装的骡子，张三还知道这是一匹斑马吗？

他的信念还是真的吗？

我还因此坚持我知道张三知道这是一匹斑马吗？

所以，把真信念作为判断知道的标准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难以确定S信念的真实性。

即使能够确定信念的真实性，我们也没有确切的把握确定语境的变化。

进一步说，用两个都在变化的东西判断知道与否显然是极其困难的。

就像“薛定谔测不准原理”所揭示的微观世界里粒子的行为那样，同时测量粒子的位置和速度是不确定的，同时确定真信念和判断它的语境也是难以确证的。

这就是关于“知道”的真信念不确定性难题。

　　如果我们坚持真信念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可能陷入唯我论的个人主义窠臼。

比如，我相信买彩票能中奖就一定意味着我知道中奖号码吗？

显然不是，相信的东西不一定是知道的东西。

许多人相信上帝的存在，但并不知道上帝在何处。

我坚信我买彩票能中奖，即使没有中奖。

这里有一个“赌徒心理”问题，即能不能中奖先赌一把再说。

若进一步问为什么相信，我会说我的确相信，只是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这涉及意会知识的表达问题。

若意会知识存在，那么真信念也应该存在。

但如何确定这种知识呢？

这又涉及心理表征问题。

如此一来，如果要确定真信念，就得承认意会知识的存在，就得承认唯我论的合理性，更需要进一步探讨心理表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