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的突破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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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改变并未改变纪录片的尴尬地位，反而使纪录片沦为机器化、流水化作业的工业品，成为含有猎奇、悬疑元素的纪录短片。

纪录片在这个泛娱乐化的时代面临着尴尬的取舍困境。

　　5月12日，当一场剧震将汶川这个曾名不见经传的山城永载史册的同时，反映这场灾难的纪录片也在其专业领域获得一种超拔，其虽创作于坍塌的废墟之中，却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建构。

凤凰卫视的特别节目《冷暖人生》就这场灾难所制作的纪录片，凭借其恒定如一的良知与精神内省坚守着高尚的格调，凭借其不断突破传统规则的探索勇气完成了它的盛世华章。

这三期节目立体化地呈现了抗震救灾整个过程，也成为纪录片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部曲，正是这三部曲的出炉，我国纪录片原有的尴尬命运将得以终结，一种新的纪录片面貌将呈现出来。

也许我们还缺乏足够的依据断定一个新纪录片时代的到来，但至少三部曲所呈现的新容颜为我国纪录片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坐标系。

　　纪录片向新闻的归一：

另一种新闻报道形式

　　杰克·

埃里斯在《纪录片观念》中指出，为电视而制作的纪录片有三种题材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一类是有新闻价值的题材，一类是历史题材和怀旧题材的系列纪录片，一类则是人类共同的兴趣，其中有新闻价值的纪录片在题材和形式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事实上，纵览世界纪录片的发展史，纪录片与新闻的渊源极深，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战地到后方，所拍摄的纪录影像构成有史以来最为完整的一段影像历史画卷，此时的新闻纪录片是最具盛名的表现形态。

而当电视开始了有了自己的摄录工具，时效性成为备受关注的元素后，纪录片这个具有时效短板的传播形式才开始与新闻报道分道扬镳，在经过了一系列大型纪录片的制作后，它进入一个个人化色彩较重、走边缘路线、远离现实的时期。

　　在今天，如果说新闻是对近期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件所作的纪录、报道，影视剧是对现实世界的虚拟描摹，那么纪录片则是对已发生事件的重新搬演。

比起新闻的真实，影视剧的虚拟，纪录片则将真实与虚拟糅合，在充盈丰富的人文情感中，实现着表述性的真实。

然而，纪录片的真实备受争议，人们总是怀疑它推测事实的能力，因为无论优秀与否，纪录片是对过去事件的追溯，它需要去重新演绎那些可以表现的段落，通过影片去刺激观众的想象力，填补叙事中不完善的部分，因此观众依据重新扮演的场景做出自己的判断。

这就使得导演采用某种方式加以说明成为必要。

对于是否真实，纪录片大师迈克尔·

拉毕格（MichaelRabiger）这样为纪录片辩驳：

“这些不确定性反而给影片带来一种思考性的品质，使它在故事片和纪录片的摸凌两可之间大获成功。

对我自身而言，更多是受到影片中的风格的吸引而不是以此野蛮惩处的展示。

”无论对于支持者还是对于质疑者，纪录片的真实性总是处于争执的风口浪尖，而纪录片就是这样在各种声音的嘈杂下艰难行进，试图找到可以突破的堤口。

　　而四川的灾难无疑为纪录片的突破提供了一个契机。

《冷暖人生》的《陈坚最后79小时》、《黑暗中的光芒——大地震中的北川中学》、《广场一夜》三部曲坚持以纪实的影像关注地震灾害，关注人物的命运，在对灾难负载性地描述中，完成对时代的深刻纪录，它以看似无意的创作打破纪录片长期以来与新闻无缘的惯性思维，它更以类似新闻报道的形式作为纪录片的镜像表达，不仅弥补了创作时间上的漫长惯性，又使得纪录片与新闻开始归一，新闻纪录片得以风云再起。

此外，在创作上，它与观众之间保持了一种直接的联系，因此能够从真实性争议的漩涡脱离出来，实现了纪录片的终极梦想——既真实又感性地复述世界。

　　《陈坚最后79小时》将是一部难以超越的纪录片，它的价值在于纪录了一个生命从鲜活到寂灭，从满怀希望的救助到令人痛心的伤逝，情节的跌宕起伏让人深感世事无常，而陈坚“我不能死”的自我激励和解救中用歌声排解疼痛的无奈更令人动容。

片子在为我们提供一种信息的同时，也播扬了一种情感。

也许我们并不乏关于灾难的纪录片，但我们却只有一个陈坚；

也许我们的大多数媒体都对陈坚进行了报道，但我们似乎只有一部关于陈坚生命最后时刻的完整影像——《陈坚最后79小时》。

与其说这是一部纪录片，不如说这是一部融注丰厚情感的加长版新闻报道。

因为无论从拍摄的时效上来说，还是从表现的形式上来说，它更接近于一场新闻报道。

　　而《广场一夜》更是将这一形式表现得淋漓尽致，镜头里的记者不仅成为表现对象，也将整部片子串连起来。

镜头随着记者的身影穿梭，既可以表现记者为进行报道而夜不能寐的紧张状态，也可以表现广场上人们为躲避灾难而采取的各种自救方式。

记者陈晓楠在镜头前，以一名引导者的身份带领观众走到广场的每一个角落，与广场上的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此时，陈晓楠所承担的角色，是一名普通的人。

以人的视角、人的情感走进灾民的生活。

同时，她也是电视机前的观众的代言人，代表观众走进灾民真实的生活。

记者角色的多重化：

不仅仅是采访者

　　对于传统的纪录片来说，记者的介入已然是一种叙事方式，这是为了突破平面叙事模式的单调，同时也是呼应于观众日益提高的视觉文化。

通常，纪录片中记者的角色仅限于采访者，通过与被采访者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片子的主观介入程度。

同时，被访者的话语描述使得观众得以进入冥想的空间，既能够跟随被访者的回忆追溯过去，又能够依照被采访者的畅想展望未来，整个片子的表现力被极大丰富起来。

此外，解说与访谈的交替出现，无形中给片子带来一种节奏因素，因而更加适合观众的收视需要，可以说，采访承担着整个纪录片的叙事作用。

　　而凤凰卫视《冷暖人生》三部曲之所以成为一个纪录片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除了它向新闻报道的回归，还在于片中记者担当的不再仅仅是采访者这样一个干瘪角色，而是成为片中富有生命力的表现人物之一；

观众透过镜头看到的不仅仅是普通被摄者的际遇，还有记者在多重角色之间的移位。

《冷暖人生》灾难三部曲赋予记者采访者、参与者与引导者的三重角色，并在每一部片子有所侧重地展现。

　　《黑暗中的光芒——大地震中的北川中学》这部纪录片主要采用记者访谈构筑结构，此部片子中记者的主要角色虽然是采访者，但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所流露的情感得到了镜头最大可能的尊重，在这里，记者通过与被访者的互动构筑了一种拟态人际传播的情境，透过镜头给予大众化式的传播，从“传者——媒介——受者”的传播模式转向“传者——受者”的传播模式，信息传播渠道的通畅无阻使得真实感来的冷静而直接。

访谈过程中适时选择带有隐喻效果、展示废墟环境的镜头来印证访谈者的谈话内容，这些元素的叠加让纪录片的展现更为充盈起来。

尽管这期节目相对于其他两期更加接近日常节目的常态，记者以访问者的身份让受访者讲出自己的故事与感受，但由于地震灾难的特殊性，这一期节目也就有了诸多与日常节目的差异。

作为刚从地震灾难中走出的老师和学生，尤其是未成年的中学生，他们仍然身处地震造成的惊恐和悲痛之中。

在这样的状态下，记者采访的首要任务不是让受访者讲出曲折离奇的故事以提高收视率，而是以一种人性关怀，让他们在讲出故事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发泄情绪，从而得到一种精神的抚慰，以利于其走出地震灾难的心理阴影。

此时的记者在担当采访者角色的同时更为一位知心人，给予那些刚刚经历过身体与精神双重磨难的人们以心灵上的慰藉。

　　曾获选凤凰卫视最佳人文节目主持人的陈晓楠，在这一次的采访中，她秉持其惯有的人文素养，在认真启发亲历者讲出故事的同时又给予被访者极大的情感回应，每当被访者谈到痛楚而落泪时，陈晓楠也在情感的感召下动情伤感，这种伤感的情绪绝对不是虚与委蛇的附和，而是真情实感的外露。

　　《陈坚的最后79小时》中记者角色担当更多的是救援者，而采访者则是次要角色。

记者朱为民在救援力量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将采访的工作暂时搁置，开始投入到救援的工作中。

镜头里，攒动的身影几乎都是救援者，我们看不到朱为民作为采访者的角色。

只有在救援过程中，为保持被救者陈坚意识清醒进行简单交流时，我们才能发现一位手持话筒的“救援者”，记者的角色在此时才被发觉出来。

《陈坚的最后79小时》尽管所表现的主要人物是陈坚，但朱为民在片中的救援者的角色也是不能忽视的。

　　《广场一夜》中，陈晓楠和同事们称为最初镜头里的主要人物，此时与其说他们是记者，不如说是被摄者，因为他们也成为纪录片中的主人翁。

为了及时、详实地进行灾难报道，他们整夜奔波于广场之中，普通民众、警察、医护人员在他们的引导下纷纷走进镜头，在此时，陈晓楠们又成为引导者，在他们的引领下，原本不能交集的人们被串联起来，共同成为纪录片里的表述对象。

记者多重角色以及依据情境的角色位移，使得纪录片的叙述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与事件共同律动：

新闻纪录片的价值回归

　　格里尔逊，这位被史学家称为“对纪录片影响深远的人物”曾放豪言：

“我们有权利相信，在一切电影中最有男子气概的纪录片的表现方法不能无视当今的重大社会问题。

”这与弗拉哈迪的“以较长的篇幅把深居远方的相亲相爱的人们特写下来的肖像片”完全不同，格里尔逊更加倡导纪录片要超越个人“用短的快速的节奏和明确的观点反映社会的真实进程”。

这一制作理念则为新闻纪录片的开拓提供了有力地支撑。

　　纪录片在其传播价值上分为人文价值，文献价值，社会价值以及艺术价值。

作为纪录片的一个类别，新闻纪录片无疑将文献价值以及社会价值突显出来。

所谓文献价值，是评价纪录片里所承载的信息量，包括信息的准确性和重要性；

而社会价值是其对社会的影响力。

之所以说新闻记录片极具文献价值与社会价值，就在于它关注时代热点的社会变革事件，关注事件人物命运，完成着对时代的深刻记录，可以说它是科技发展带动下的一本影像型“史书”，既忠实地记录事件，又抒发着社会主流对事件的价值判断与理性思考。

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新闻纪录片便是美国CBS的新闻杂志型节目《60分钟》，每一期节目都包含了几个轻松和严肃的新闻故事，并结合麦克·

华莱斯这样名记者的现场报道，叙述结构紧凑，成为全美电视节目收视排行前十名。

《60分钟》为纪录片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热点提供了一个参考的范式。

　　2003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开播的《纪事》喻示着我国新闻纪录片的风云再起，此节目在致力于对事件、人物进行观察和纪录的同时，也在跳离事件中心并对附带的环境进行前景式观察和纪录，在开启它宏大叙事模式的同时将制作者的观念潜移默化给受众。

一方面，《纪事》对事件进行了负载性的报道，树立了自身的品性，另一方面，它对人的关注点的择取以及人文关怀的策略，使得它又区别于新闻调查节目和深度报道节目。

然而，《纪事》依然是处于探索阶段的新闻纪录片，它的很多节目全然没有任何新闻味道，信息不明确，指示不清楚，例如《变形记·

张静》、《京城首例性骚扰案》、《罪与罚》等依然透露着文学化的情结，其与新闻的报道规则仍未形成合流。

　　而凤凰卫视《冷暖人生》的三部曲《陈坚最后79小时》、《黑暗中的光芒——大地震中的北川中学》、《广场一夜》则成为新闻纪录片从探索阶段走向成熟阶段的标识。

如果说以往的新闻纪录片还在徘徊在纪录片与新闻片之间的边界上，那么《冷暖人生》三部曲则对这个界限进行了擦拭，纪录片与新闻片开始突破横亘彼此之间的“铁幕”并进行一种全新的融合。

在这三部曲中，我们已经无法清晰地判断它们是纪录片还是新闻片，但是对于所报道的事件，这种分类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内容的及时报道以及撼动人心已经超越了对表现形式进行区分的意义，与事件同步进行原生态的全息报道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