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理论与社会理论TheoriesofCommunicationandTheories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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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經常對大眾傳播研究的走向表達關切：

究竟傳播研究是什麼？

要走向何方？

這確實是傳播研究史上再三出現的關懷，我們對此並不感驚訝。

這些關切時常提出兩項問題，其一是關於研究題材的定義問題：

領域中的期刊經常以其刊名涵蓋一組共同的研究興趣，試圖宣示刊物存在的長處。

例如，TheJournalofCommunication關心的是「傳播理論、實踐與政策的研究」、和「傳播領域中一些明顯的問題與議題」。

CommunicationResearch則「關心所有層次的傳播過程研究」，特別是「闡釋與測試那些能夠解釋傳播過程及其結果的模式」。

HumanCommunicationResearch則「致力於增進對人類符號互動上的知識與了解」等等。

領域中所涵蓋的研究興趣和主題，其邊界似無止盡；

跨學科值得稱許，廣泛的知識延伸也棒極了。

然而有些學者質疑這樣的異類混合，時而想為此一領域建構統一的單一理論，認為這樣可能比較保險。

但我們相信，建構統一觀點之論是錯的，以下將仔細加以檢視。

引發不安的第二項問題倒不是要研究什麼？

而是如何研究？

哪些方法最足以協助我們，貼切研究「我們所關切的人類生活面向」？

由哪一學科的基礎出發，最能趨近大眾傳播的問題？

我們希望論證的是，這兩項經常被人提起的疑惑，已經引來錯誤的解答。

學人擎舉統一理論及學科等第為聖杯，在我們看來，這是誤入歧途的目標。

我們將先論證，此類嘗試乃是基於對傳播與大眾傳播理論的力量有錯誤假設，並且混淆了傳播與文化此二概念的關連。

其次，我們將建議，我們不需要大眾傳播理論，我們需要的是社會理論。

循此，我們才能提出看法，引導我們進行感興趣的命題和研究。

簡言之，對於「我們要走向何方？

如何才能航向彼岸？

」的提問，我們將經過論證後，提出以下答案：

我們無法由現之所在，航向彼岸。

批評

過去數年，批評傳播研究的文獻，已有多起。

其中，所有批評都關切的主題是：

傳播研究忽視了理論，導引傳播研究的概念架構，發展不足。

提出此種批評的聲浪來自許多方向。

第一，有些評論人注意到，一些研究者使用的研究方法，與其研究目標脫節。

他們只知再三精鍊方法，卻茫然於目標，於是經驗技術愈來愈複雜，統計建構愈來愈精細，但研究或研究成果的理論意義為何，這些人卻束諸高閣，不加聞問。

Nordenstreng在1968年嚴厲批評美國的大眾傳播研究，認為「這個領域的研究，斤斤計較於技術與方法的正確，代價卻是概念層次失之鬆垮」（Nordenstreng,1968:

208）。

經診斷，此種著魔於研究方法的現象，病灶在於理論空虛，故須設計精巧且能眩人耳目的經驗技術，以掩飾思想上的貧乏。

其次，另有一條略具差異的攻擊路線，評論人則較少注意理論貧乏的問題，而認為傳播領域的癥結在於缺少理論家。

1958年《民意研究》美國協會一場研討會上，Berelson發表了一篇著名、嚴謹且發人深省的事後剖析，結論中指出：

傳播研究領域已被耗盡，或以其用語來說「傳播研究處於消亡狀態」（Berelson,1959:

1）。

而他認為，主要原因是有創造力的思想家背棄了我們，去到更新（更刺激）的戰場。

他並特別點名Hovland、Lasswell與Lazarsfeld等人，以及稍晚的KurtLewin。

他們的離去對傳播領域造成的影響，是Berelson所謂概念上的停滯，阻礙了既有研究路線的進一步發展。

但也有不少人猛烈回批Berelson，認為前述翹楚人物的學生，對傳播領域也有重要貢獻，傳播研究諸多領域依然生氣蓬勃。

只是Berelson這項斷言，仍持續困擾著那些認為領域中缺乏理論的觀察家。

觀察大眾傳播研究的演進過程，第三條論證路線則回溯學科先賢的實際起源與實用意圖。

（譯按：

他們發現，）研究美國商業廣播產業，可描繪出閱聽眾（受眾）的圖像，以及（譯按：

二次）戰時對宣傳研究的需求，皆是導引（譯按：

傳播領域未來）研究方向的重要決定因素。

Hovland領導了美軍資訊與教育分隊的研究支脈；

戰時的食物消費模式則給予Lewin及其學生傳播研究的靈感；

當然，哥倫比亞應用社會研究局委任執行的市場研究，也在紐約地區進行了諸多具影響力的媒介消費研究。

這些研究（譯按：

傳媒）操作、效果與影響的實際關懷，並非沒有理論產能，特別是在社會心理學的層面上。

然而，隨後的觀察家認為，進行這些研究的旨趣，出諸行政需要，並非依據理論關懷而來，在他們看來，這些研究只是引用精細的量化技術，測量效果，而不是從概括層次，闡明傳播理論。

順帶一提的是，此類觀察家為數不少，哥倫比亞的靈魂人物Lazarsfeld本人就是。

早在1941年，Lazarsfeld就曾經將批判研究，對照於行政研究（Lazarsfeld,1972）。

人們試圖在新聞學院與傳播研究之間，建立專業連結，論者認為，箇中關懷旨趣，其實就是希望強化量化效果研究，同時回應欠缺獨立理論學說的情況（Brown,1970;

Gans,1972）。

最後，理論建構工作的遲緩，也與研究領域的碎裂有關。

例如Merton就比較了美國的大眾傳播研究與歐洲的知識社會學（wissensociologie）。

前者「強烈關心經驗測試，以致過早限制了富有想像力的假設：

汲汲營營於蒐集經驗證據，以致無法超越當下任務的限制、看得更遠」（Merton,1957:

443）。

此外，此類研究只處理短期的零散問題，應用一系列的研究技術解決市場與軍隊中的實證問題，卻鮮少嘗試去累積學術情境中的理論主體。

其他人已注意到，此種研究旨趣的傳散，是如何受到專業、商業或政治需求所引導，以致無法回應或促進理論的統一性。

因為有這些不同，大眾傳播研究飽受理論不成熟的批評。

其實，仔細檢視這些批評是很重要的。

我們太常以為，大眾傳播領域由概念性的嬰兒期、成長至今日的羽翼豐滿，已是在穩定精進的狀態中。

我們自以為已經填補了早期先賢所忽略的縫隙，並更能意識到他們視野上的限制。

我們由關注「有什麼效果？

」開始，自認已逐步邁向Lasswell著名模式的其他連結去了。

然而，此種樂觀的看法實忽略了兩項要素：

首先，許多早期研究者並非全無重要的省察意識。

例如在1941年，（譯按：

出乎意料的是，）Lazarsfeld便曾為批判的傳播研究提出論辯，要求針對組織與控制進行分析，並在一個更廣泛的社會情境下，重新系統性地組織效果和內容研究（Lazarsfeld,1972）。

其次，還有一項相關因素是，大眾傳播如同其他學科一樣，尚未出現一種由簡入繁、或由限制而至全面性的線性發展。

假如我們將成功主導此一領域的觀點與研究興趣做一歷史定位，我們將找不到連貫性，（譯按：

傳播領域中所存在的）只不過是一套套相互競爭的觀點而已。

換言之，欠缺理論之說，其實是表面而非真實的現象。

這些隱晦理論的理論是些什麼呢？

在進入觀察這些確實引導了美國大眾傳播研究的理論之前，還請容許我們提示，另有兩個研究取向，（譯按：

惜乎，）未曾獲得穩固的立足點。

其中之一是歐洲文學批評與知識社會學傳統，此一傳統以馬克思主義取向居壓倒性優勢，稍前提及的Merton之論文，業已善加說明這個知識狀態；

另一個則是社會學方面的旨趣，特別是芝加哥學派，如曾任記者多年的RobertPark等新聞學作家、Park的學生HelenHughes、以及稍後的芝加哥社會學者如Janowitz和Langs夫婦等。

但顯然，這些作學者均以更廣泛的社會學角度（如集體行為、都市生態學、或少數民族等）出發，進而對媒體研究產生興趣。

是故，它們是較為孤立的研究，從未發展成大眾傳播研究的主流。

實則也因為它們植根於更廣泛的社會學領域，從而阻礙其發展為大眾傳播研究的主流。

在論證大眾傳播研究未曾缺乏理論這點時，我們曾指出一些普遍性的指導觀點。

其中，研究者檢視社會結構，並在社會結構上形成問題與獲致發現。

這類觀點主要展現於大眾社會理論，其將社會結構視為由雜亂無章的烏合之眾集結而成，並受統治菁英的掌控。

權力（而非財富）的不公平分配，造成了不平等。

烏合之眾居住在一個都市化、工業化的世界裡，那是個基本社會連帶十分微弱的地方，個體因而變得易受感染、容易操弄、和「原子化」。

美國研究者關心，受此都市化印象的影響，可能出現一項社會弱點，也就是菁英以新而有力的現代媒介工具，操弄社會大眾。

許多此類研究者，自己本身就是納粹德國情境下具有創傷經驗的難民，他們將其經驗轉移到對美國的觀察上。

首先致力於宣傳、勸服、與態度改變的分析研究；

其次，他們不免憂慮，商業媒體專為烏合之眾量身訂做、並強加大眾身上的平庸「大眾文化」（massculture），將對高雅文化（highculture）造成威脅，使之走向粗魯不文。

指導大眾傳播研究的第二種理論是功能論，它在政治科學的表現形式，屬於多元論。

戰後，美國穩定成長，看在觀察家眼中，這是優良的社會正在形成，民主穩定而有效能，重大的不平等狀態，已遭連根拔除，於是，社會結構無非就是一套對等的制度，既然秩序基本上良好，也許還有需要改革者，但為數已經不多。

信奉功能論的社會學家，極力找尋者，就是家庭、教育、工商業、宗教、文化等建制之間，必然存在的穩定關係；

對於政治科學家而言，則較尋求一個制衡的機械論，如此一來，權力中心的競爭才能公平地提供穩定的秩序、與相對的平等。

就在此時，Klapper於1960年寫下他極具影響力的大眾傳播研究摘要，其觀點十分有力；

Klapper亦於1963年《民意研究》美國協會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大力主張功能論具有卓越性（Klapper,1963）。

在探索媒介功能時，研究者因而關注大眾傳播的整合效果。

功能論者較不考量文化的階層關係，功能論者傾向於探討媒介傳遞世代價值的方式，也就是說，功能論視媒介為社會化的功能性機構，至於平等主義者認為，媒介是社會等差得以合法化的機制之一，功能論者並不看重。

就大眾傳播領域來說，本於功能論而寫作的教科書，以賴特最為知名，他說：

「我們關注文化傳遞，因為這涉及資訊價值與社會常規的代代相傳」（Wright,1959:

16）。

因此，我們可以說，功能論先認定了社會性質，指社會是整合的、非階層化等差的、及穩定的，然後，從這裡開始，功能論重新定義了「效果」研究，然後他們研究媒體如何有助於這個結果的達成。

在此思路底下，若是從事社會學層面的探究，那麼，他們就會關注媒體與x、y、z等制度的關係，至於這些制度之間，並沒有那個特定項目，值得優先研究；

至於心理學層面的研究者，他們較關心個人從媒體產出，獲得哪些滿足。

這樣說來，大眾傳播的研究是存在著理論，隱身幕後，發揮著指導作用，雖說這些理論的假設隱晦不顯，不是確鑿的闡述。

面對這等情境，側身傳播研究領域的人心生不滿，於是也就渴望尋求理論，希望藉此將各種意念結合於一統的架構中，側身其間的人，總希望藉此探詢，重新宣稱大眾傳播研究，值得學界給予敬重。

探尋理論

在這個領域的人首先問津的是傳播理論（atheoryofcommunication）。

假如所有的人類關係都涉及某種形式的傳播，且人類社會足可區辨的特徵，便是以符號交換為中心，則顯然地，這假定理想之境是提出傳播理論，特別是大眾傳播理論。

人類行動的整體範圍皆可涵括其中。

如同Lerner（1973:

541）近日所言：

「由於傳播乃是所有社會關係的整合面向，那麼以EdwardSapir的智慧話語來看，傳播研究的範圍就可以『從一對戀人的相望，延伸至對於國家結盟的辯論』」。

此外，數學家與模控學家的工作，是產製能夠對等探查人類行為的公式；

媒介研究學者在掌握語言學家、數學家和資訊理論學家所傳遞的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