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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废的唱诗坛不再有百鸟歌唱。
”鸟歌唱的树林被比作教堂中的唱诗坛是因为有诸多相似的性质,“由于不知道究竟应该突出哪一种因素,因此就有一种含混之感”。
第二型:
上下文引起数义并存,包括词义本身的多义和语法结构不严密引起的多义。
如艾略特的诗句:
“魏伯特老是想着死,看到皮肤下面的骷髅;
地下没有呼吸的生物,带着无唇的笑,仰身向后。
”第二句使用的分号作用不明,若相当于句号,第三句中的“生物”就是主语;
若相当于逗号,“生物”就与前一句中的“骷髅”并列为宾语。
“这微小的怀疑使这首诗的主旨——超越知觉的知觉——变得更加怪异。
”第三型:
“两个意思,于上下文都说得通,存在于一词之中。
”双关是最明显的例子。
第四型:
“一个陈述语的两个或更多的意义相互不一致,但能结合起来反映作者一个思想综合状态。
”第五型:
“作者一边写一边才发现他自己的真意所在。
”第六型:
“陈述语字面意义累赘而且矛盾,迫使读者找出多种解释,而这多种解释也相互冲突。
”第七型:
“一个词的两种意义、一个含混语的两种价值,正是上下文所规定的恰好相反的意义。
”关于含混的诸多类型,罗吉.福勒把它们扼要地概括为:
同音异义、一词多义、纯粹由于句法上的原因引起的棱模两可等三种情况。
(《现代批评术语词典》)在一个含混句中,燕卜荪说:
“可以意味着你的意思不肯定,意味着有意说好几种意义,意味着可能指两者之一或两者皆指,意味着一项陈述有多种意义。
”但他更强调“它们所表达的东西会在思想里作为一个整体”。
他在《复杂词语的结构》中又说:
“我用过‘含混’这个术语,指的是读者感到两种解读都成立,而又多少可以被一种二者结合的意义所取代,这两者被用来构成一个明确的结构。
”由于含混涉及到极为丰富的内涵和强烈的效果,所以燕卜荪认为:
“含混的作用是诗歌的基本要素之一。
”他的上述看法,在批评家中间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I.A.瑞恰兹说:
“我认为自那以后,没有任何文学批评可能有过如此持久而重大的影响。
”(转引自戴维.洛奇《20世纪文学评论》)约翰.兰色姆说:
“没有一个批评家读了此书还能依然故我。
”(《短论精选》)反对的意见则认为这种理论偏袒复杂的诗而排斥单纯的诗。
新批评派中的一些成员也认为“燕卜荪的心理学的倾向,对于价值评估的问题有严重的影响”(威廉.K.维姆萨特、克林思.布鲁克斯《文学批评简史》),因为他“把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与读者的主观感觉混为一谈”。
(兰色姆《燕卜荪先生之糊涂》)
自动化(автоматизация)
又译“机械化”。
动作或形式由于可感觉性减退而成为习惯或惯例时所处的无意识状态。
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说:
“如果我们对感觉的一般规律作一分析,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动作一旦成为习惯性的就变得带有自动化了。
这样,我们所有熟悉的动作都进入了无意识的、自动的领域。
如果有谁回忆起他第一次手握钢笔或第一次讲外语时的感觉,并把这种感觉同他经上千次重复后所体验的感觉作比较,他便会赞同我们的意见。
我们的散文式语言,散文式语言所特有的建构不完整的句子,话说一半即止的规则,其原因就在于自动化的过程。
”“在事物的代数化、自动化的过程中,我们得到感觉力量最大限度的节约:
各种事物是由其一种特点表示出来,例如数量;
或者仿佛按照一个公式再现出来,而它们却不一定在意识里出现。
”自动化使得人们对外在事物熟视无睹,感受变得习以为常,丧失感受的丰富性、生动性和诗意性,结果使得“生活就消失了,变得什么也不是了”。
(《作为手法的艺术》)尤里.图尼亚诺夫用这一术语来形容文学作品结构中某种构成要素的审美功能的改变或衰退:
“当有涵义的形象失去影响时,表示这个形象的词就变成一种叙述的熟语,变成辅助的工具词。
换言之,就是它的功能改变了。
自动化,某个文学要素的‘衰退’,也是同样的情况。
”(《论文学的演变》)俄国形式主义者普遍同意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提出的下述看法:
“研究诗歌语言,在语音和词汇构成、在措词和由词组成的表意结构的特性方面考察诗歌语言,无论在哪个方面,我们都可以发现艺术的特征,即它是专为使感觉摆脱自动化而创造的。
”“使事物摆脱感觉的自动化,在艺术中是通过各种方法实现的。
”这些方法归结到一点,就是“陌生化”。
陌生化(остранение)
又译“奇特化”、“反常化”。
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首先提出的与“自动化”相对应的术语。
是使艺术作品增加可感觉性的各种手法的统称,又是使文学作品具备文学性的手段。
什克洛夫斯基说:
“艺术的目的是要使人感觉到事物,而不仅是知道事物。
艺术的手法就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
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
艺术是体验对象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
”(《作为手法的艺术》)陌生化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托尔斯泰在作品中,“不直呼事物的名称,而是描绘事物;
而且他在描写事物时,不是使用一般用于这一事物各部分的名称,而是借用描写其他事物相应部分所使用的词”。
例如:
把圣餐称为一小片白面包、通过一个小姑娘的眼光来写军事会议,假托一匹马的叙述来写人际关系,用具体的描写来写人们熟知的宗教教义和仪式等等。
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形象的描绘也属于陌生化,“几乎有形象的地方就有陌生化”。
因为“形象的目的并不是要使它带有的意义更接近于我们的理解,而是要创造一种对事物的特别的感觉,创造它的视象,而不是对它的认知”。
诗歌语言的语音和词汇构成、词的组成和语义结构也是陌生化的范围,它既可能是“难懂的、晦涩的语言,充满障碍的语言”,也可能“和散文语言很接近”。
如“普希金利用人民的语言作为一种手法来吸引人们的注意”。
陌生化还应当从动态方面,同某个时期文学的传统和背景联系起来理解。
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指出,文学之外的材料,只要经过陌生化就能进入作品,“为了不致与文学作品的其他组成部分互不调和,应该在材料的表现上具备新颖的和独特的特点。
要把旧的习惯的东西当作新的和尚未习惯的东西来谈;
要把司空见惯的东西当作反常的东西来谈”。
例如,“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广泛利用了陌生化手法,用以描绘出一幅关于欧洲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讽刺画”,“他抛去华丽的词藻、关于某些现象诸如战争、阶级矛盾、职业议员的政治手腕等等——的虚伪的传统解释。
这些主题被剥去常见的语言外衣,就变得陌生了,显示出整个令人厌恶的一面”。
这就使“批判政治制度这一文学之外的材料获得了理由,并和作品紧密结合起来”。
(《主题》)
反讽(irony)
源出于希腊文eironeia。
古希腊文学中这个术语有三个意思:
一、表示“佯装”。
它最早出自喜剧里的角色Eiron(伊隆),这是一个“佯装无知”的人,他的对手是Alazon(阿拉宗),这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人。
伊隆在阿拉宗面前总是装得愚蠢而无知,给对方造成错觉,结果在论辩中阿拉宗总是不攻自破。
“在大多数批评用法中,反讽仍保留了‘佯装’的基本意思,或与事实之不同的意思。
”二、表示“旨在从对方口中套取真言的发问技巧”,“来自苏格拉底的一种富有特色的假装的做法:
在辩论中佯装无知,渴望得到启发,并且虚心地接受对方的意见,但是对方的观点在他的一再追问下证明是毫无根据,甚至会引向荒谬的结论”,这又被称为“苏格拉底反讽”。
(M.H.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汇编》)三、指“反论”或“反语”,古希腊修辞学家用它来表示字面意义与实指意义不符或相反。
在古罗马时期,西塞罗、昆提利安把“反讽”作为修辞手法引入演说,又称为“罗马式反讽”。
直到1502年,irony一词才在英语中出现,在18世纪初开始广泛使用,但反讽的意义基本上不出古典时期的理解。
自浪漫主义时期以来,反讽的意义有所扩展,并成为广泛使用的术语。
德国浪漫主义批评家施莱格尔兄弟认为,反讽是“对于世界在本质上即为矛盾、惟有模棱两可的态度方可把握其矛盾整体的事实的认可”(转引自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
“反讽就是矛盾的形态”,“矛盾是反讽的绝对必要条件,是它的灵魂、来源和原则”。
(转引自D.C.米克《反讽和反讽性》)
面对反讽的种种形态和解说,D.C.米克在《论反讽》中归纳出构成反讽的五种因素:
一、“‘无知’或‘自信而又无知’的因素”。
“这种态度在反讽者方面是佯装的,在受嘲弄者方面是真实的。
”这是从反讽的词源意义上引申出来的特征。
阿伦.罗德韦说:
“当今有很多批评家,尤其在美国,他们到处去寻觅反讽,因此不会漏掉标志其本义的本源词eiron(佯装者)演变而来的eironeia(佯装不知)。
如果说这个词还像原来那样有什么功用的话,那么,意在被人识破时的佯装就仍然是它的基本意义。
”(《喜剧的术语》)
二、“事实与表象的对照”。
这是说“反讽者展示某种表象,假装不知事实如何,而受嘲弄者被表象所蒙蔽,确实不知事实如何”。
进一步说,“第一,反讽要求表象与事实相对立或相抵牾;
第二,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对照越强烈,反讽越鲜明。
”
三、“喜剧因素”。
“喜剧因素似乎是反讽的形式特点所固有的因素,因为在根本上互相冲突、互不协调的事物与或真或假的深信至无知无觉地步的态度结合了起来。
谁也不会明明白白地使自己陷入矛盾境地……因此,故意设置的矛盾的表象,便制造了一种只能在笑声中求得消解的心理张力。
”这也如A.R.汤普森所说:
“在反讽中,情感互相冲突……它既带有感情又带有理性——无论如何,在它的文学表现中是如此。
要想理解它,人们必须保持超然而冷静的态度;
要想觉察它,人们必须为出了偏差的人物或理想而感到痛苦。
笑声发了出来,但又凝固在唇吻上。
我们所关心的某人某事被残忍地戏弄着,我们观看可笑的事,却被它刺伤了感情。
从这一点可以推断:
严格符合反讽的客观界定的对照,如果没有引起人们的这些矛盾感情,就根本不具有反讽性。
”(《不动声色的反讽》)
四、“超然因素”。
这一因素“似是隐含在佯装的概念里,因为反讽者的佯装能力表明他能控制比较直接的反应。
超然概念也似乎隐含在反讽观察者的概念里,在观察者看来,反讽情境或事件是一种场景,即从外部观察到的某种东西。
观察者在反讽情境面前所产生的典型的感觉可以用三个词语来概括:
居高临下感、超脱感和愉悦感”。
这即如托马斯.曼所说:
反讽是“无所不包、清澈见底而又安然自得的一瞥,它就是艺术本身的一瞥,也就是说,它是最超脱的、最冷静的、由未受任何说教干扰的客观现实所投出的一瞥”。
(《小说的艺术》)
五、“美学因素”。
米克说,反讽“如果想让它打动人,就必须对它加以‘塑造’。
反讽艺术,在其较低级的表现中,类似妙言智语或健谈家的艺术,大致依靠组织材料、选择时机和变化语调等手法;
在它追求较大的效果时,也不放弃这些方面的考虑”。
“生活本身所呈现的反讽事件和反讽情境,因为展示着艺术作品的平衡、简洁和精确诸特点,所以同样有着大小不等的反讽效果。
”而且“有意从生活里选取的例子,也常常经过加工。
即使在选取时,选择者也要有意无意地在脑海里塑造这一事件,删除不相干的情节,增强对照效果,使非和谐因素构成比较密切的关联,或者强化反讽受嘲弄者那种过分自信的无知无觉状态”。
在现代批评中,反讽受到许多批评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