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造业FDI对吸引服务业FDI的影响研究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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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国而言，现代服务业的对象——制造企业既可能是地方性的，也可能是全球性跨国企业。
服务业在某种程度上处于集中固定生产和分散变动需求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
许多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总是希望与一个服务商建立长久持续的关系，或者是希望与该企业的顾客同时受到一个服务商的服务，以便于业务往来时往往会遇到想要把相关服务外包时却发现相关服务的外包市场不成熟，尤其是很难找到接受外包的合格服务企业，没有办法进行外包。
这样，我国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就会陷入一个“僵局”当中。
这是一种不良的锁定状况，使得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不能实现互动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生产者服务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服务型跨国公司出现在中国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了。
从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形成来看，主要有两类：
制造业跨国公司在服务业的投资
随着经济的发展，制造与服务已经发展到高度相关的阶段。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而且其中较大部分是中间服务而不是最终消费服务业。
投资主体并不都是服务业跨国公司，有相当数量的制造业跨国公司在国外投资设立附属性服务企业。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以及实现市场导向的垂直一体化。
一些制造业跨国公司还把他们的研究与开发、工程、营销、咨询、电讯和软件开发等服务部门扩展成为面向国外、自主经营的盈利单位。
另外，随着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有些制造业企业还接管了与其主要业务并没有关系的服务业企业，其目的是为了寻求将来发展的新领域。
就制造业跨国公司参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地区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没有竞争优势。
随着制造业竞争的加剧和服务业的不断发展，制造业的跨国公司越来越依靠其附属服务业的发展来扩大市场份额和长期占领市场。
服务业跨国公司
由于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出现及迅速发展都是在最近几十年的时间里，特别是新经济网络时代的出现，给服务业跨国公司的飞速发展提供了便利，同时越来越多的服务业跨国公司也使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由于新兴服务业的知识化和信息化特征，服务业跨国公司往往比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资本密集度更高，技术优势更强，也更容易形成世界市场的垄断局面。
加之服务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深远。
2实证分析
结合前面对影响服务业跨国扩张因素的分析和制造业FDI对服务业FDI的影响的研究，本部分将根据现有数据取相应变量，从东道国角度出发对影响服务业跨国转移进入中国的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1建立模型
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影响服务业跨国直接投资动因的因素主要有市场容量、人力资本、劳动力成本、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制造业FDI的发展等。
使用1997-2006年间服务业１０部门实际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作为解释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利用面板数据建立的PanelData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其中，Xit为1×
K阶的解释变量向量，βit是K×
1阶系数矩阵，K为解释变量个数。
模型中的系数随着时间和个体的不同而改变，因此，可以反映模型中被忽略的不同时间因素和个体因素的影响，这也是PanelData模型的主要优点。
在本模型中，i代表服务业的各部门，一共有10个部门，t为时间段，一共是10年。
2解释变量的筛选与模型具体形式的设定
结合前述影响服务业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我们选取8个解释变量对其进行分析，各解释变量单位均按历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价加以统一。
①市场规模，用国民生产总值代表，即GDP。
它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预期正相关。
②基础设施建设，用一个国家的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业国民生产总值来综合代表，预期与其正相关。
用INF代表。
③开放水平，服务贸易的依存度，服务贸易进出口总值除以GDP，用TRA代表。
这个变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是居民和政府对外资的接受程度，也决定了是否能较快地、有效地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外商的投资。
但是由于服务业行业的特殊性质，对其回归符号还不能加以判断。
④劳动力成本用行业人员平均工资，劳动力成本的高低，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劳动力资源禀赋和供给水平。
我们用LC表示。
⑤人力资本，用科技人员占从业人员比例来表示，预期与服务业FDI正相关，用HC代表。
⑥市场潜力，我们用服务业增加值来表示，东道国服务业产业发展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外商的投资选择。
我们用SGROWTH来表示。
⑦其他产业发展对服务业的影响，主要用制造业国内生产总值和制造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投资额来表示，制造业FDI对服务业FDI的影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分别用用MGDP和MFDI来表示。
3计量结果的解释和分析
由表1的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有着显着的影响，甚至其系数为负值，表明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在下降，这显然与客观事实有所不符。
由于我国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仍然存在着各种形式的限制和进入壁垒，导致目前我国吸收的服务业直接投资在规模上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还不相匹配，存在着严重的差距，这可能是计量结果上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
除了国民生产总值这个变量以外，还有三个解释变量在5%的检验水平下也不显着，分别是服务贸易依存度、国内服务业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值和制造业国民生产总值。
由于服务的特殊性质，使得服务业与制造业相比具有较大差异，而对于服务业的研究也与制造业不同。
由于服务业的无形性、不可分离性以及品质差异性，绝大部分行业要求提供者和接受者的物理接近，即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只有在同一时间、地点才能完成服务交易，因此服务业难以运用出口的方式来进入国外市场，而必须采取投资的方式。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服务业的存在要以商业存在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要完成跨国交易，直接投资的形式是必须的。
这也是服务贸易依存度为什么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影响不显着的原因。
而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和制造业规模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着的原因，可能与我国现阶段服务业水平还处于比较低的层次有关。
在服务业中占生产总值绝大比例的还是传统服务业，比如餐饮、房地产业等，不能与规模日益扩大的制造业和其它产业形成互动，对于国内服务业的有效需求增长不够，导致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有机可乘，迅速进入中国市场。
而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也大多停留在规模上的扩大，在技术创新、研发等方面还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导致其对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不够旺盛，总之，我国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不能形成良好的互动是国外服务业大量进入的原因，也是解释为什么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和制造业规模为什么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显着影响的原因。
而其他四个变量对于服务业大量的国际转移有着显着的影响。
劳动力成本对服务业投资水平的影响系数为正，虽然有悖于常理，但是由于对华服务业直接投资大部分都是市场寻求型性质，尤其是我国现在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一些行业，比如金融保险等一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服务业跨国公司在选择中国进行投资时，劳动成本并不是他们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相反由于他们投资的一些行业往往是平均收入较高的一些行业，所以造成了计量上出现系数为正的结果也是正常了。
人力资本在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是显着的，而且系数为正，与我们预期是符合的。
制造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也是对服务业进入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国际转移中的协同性。
但是由于服务业各行各业的特殊性，我们还需要对其进行仔细的分析，找出不同行业受制造业FDI的影响差异，我们利用变制造业FDI规模的斜率模型可以得到以下计量结果。
由表2的实证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十个行业中有四个行业对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并不敏感，分别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房地产业；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和其它行业。
作为传统性服务业的交通仓储和房地产业，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大量引进使其已经有了很大的存量，以至于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们的投资额急剧下降，所以他们对于制造业FDI的大量进入并没有呈现出的相关的变动，而对于通信业和社会福利等服务业，政策上的限制还是比较明显，其与制造业FDI上的协同效应，还不够显着。
其他六个行业，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引进从劳动密集性初级加工制造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转变，与之相关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也呈现出结构性的调整和升级，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金融、保险业；
社会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一系列生产性服务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也日益扩大，在计量结果上，制造业FDI的投资规模对于服务业的大量进入都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尤其是与制造业有着密切联系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入，系数都非常显着，弹性系数都超过了2，与现实情况是相符的。
3政策建议
鉴于制造业FDI对于服务业对华国际转移的正向影响，为了促进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水平的提升，同时也为了我国产业间协作的融合能与国际接轨，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继续优化投资环境，提高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
同时，深刻分析目前中国制造业发展对服务业的内在需求，并对此需求进行有效的整合和积极的引导，确定服务业招商引资的重点，从整体上提升国际制造业和服务业进入中国的协同程度以及外商在华投资的层次。
加快发展中国的服务业，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着力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知识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和扶植中国本土龙头服务企业，努力推进中国企业由加工制造环节的优势向服务环节的优势延伸。
通过政策引导，推动有实力的中国服务企业努力嵌入外商企业群居价值链条，成为其配套服务供应商，带动中国服务业竞争实力的提升。
本土服务企业与外资制造企业形成稳固、深度的业务合作关系也是增强外资根植性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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