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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集，提要构玄，仅花费一个来月时间，写出《甲申三百年祭》这篇近两万字的史论。

3月19日至22日《新华日报》连载四天。

3月24日，仅相隔一天，陶希圣任主笔的《中央日报》即发表题为《斥亡国主义》的社论，指斥郭文以明朝灭亡的历史影射现实，攻击当局。

延安方面的反映适与重庆当局形成鲜明对照。

　　4月12日，毛泽东对中共高干作《学习与时局》的演讲，称“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4月18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并加长篇按语，予以高度评价，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这篇论文中，郭先生根据确凿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的始末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郭先生虽然推翻了流俗关于李自成等的无知胡说，但是对于他的批评也是极严格的。

不过无论如何，引起满清侵入的却决不是李自成，而是明朝的那些昏君、暴君、宦官、奸臣、不抵抗的将军以及无耻的投降了民族敌人引狼入室的吴三桂之流。

　　按语还针锋相对地批驳重庆方面的指斥，赞扬郭文揭示了“不可磨灭的真理”，断言“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

　　领袖对《甲申三百年祭》作出完全不同的解读，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应，这多少出乎郭沫若的意外。

对于当局的抨击，郭沫若自然是抱怨乃至蔑视。

那末中共的推崇是否契合郭沫若的初衷呢？

虽然在对待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和以崇祯为代表的明朝统治集团的根本态度上，郭沫若与中共是完全一致的，但《甲申三百年祭》论述的重心所在，却并非告诫“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所能概括。

郭沫若在这篇史论中究竟要总结怎样的历史教训呢？

陶希圣在其回忆录《潮流与点滴》一书中所说，倒是多少触及郭文的内核：

“他以‘李公子’自命，说李闯王如果听从李公子的话，必能保有江山，不致败亡。

”说郭沫若以李岩自命，固然言过其实，以郭沫若的自知之明，断不致作如此想，但史论以李岩的悲剧命运为中心，确是合乎文本的判断。

细读这篇一万七千字的史论，不难看出论述的重心所在。

作者对崇祯的“汲汲要誉”，对李自成的百折不挠、事业转机，对牛金星、刘宗敏的迅速腐败，固然有较为详明的论述，但剖析的重点却在李岩。

朱由检（崇祯）、李自成是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李岩则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有的学者甚至否定其人之存在，而作者以近乎2/3的篇幅围绕李岩的身世、经历、谋略及其悲剧命运展开论述。

对李岩的至高评价，集中在这一句上：

“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

”李岩的悲剧结局，正由历代农民起义的规律性结局所决定，《甲申》的结尾部分有这样一段感情深沉的论述：

　　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

李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

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

　　《甲申》的结句是：

“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以郭沫若对这位“以举人公子身份而终于肯投归李自成”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深切同情和理解，虽不宜说夫子自道，毕竟有心灵交应。

　　在当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的亲笔信中，毛泽东明确告知：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待。

小胜而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无论是公开的演讲，还是直陈心事的通信，毛泽东从《甲申三百年祭》这篇史论中，读出的主要是“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因此毛希望这位史学家藉此再做点文章。

　　一向服膺职志的郭沫若却出人意料地未有继《屈原》《虎符》之续篇。

郭沫若关注的重心既然在李岩，而构思以李岩与红娘子悲剧命运为主线的历史剧，确乎难以鲜明体现“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的历史教训；

陶希圣所嘲讽的郭沫若“以李公子自命”似乎也成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诫示，才思敏捷的郭沫若终于未能及时写出取材于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剧来。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郭沫若创作于1940年代的历史剧仍有很高的评价。

目前所能见到的文字依据是出自同一天的两封书信，1944年1月9日，毛泽东通过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转致郭沫若言简意赅的电函：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

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另一封是致新编历史京剧（时称平剧）《逼上梁山》的编导杨绍萱和齐燕铭的信：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

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显然，毛泽东将新编历史京剧《逼上梁山》和郭沫若的历史话剧标为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面倡导革命文化的旗帜，评价至为崇高。

《虎符》之前，郭沫若已创作《棠棣之花》和《屈原》，在重庆上演后产生轰动效应。

毛泽东于此两剧是否寓目，尚难断言，但大致情况当了然于胸。

毛泽东对《虎符》有“全篇读过，深为感动”的直接表示，试以《虎符》的意蕴来推测令这位中共领袖“深为感动”之所在。

作者写出第四幕时，决定命名为《虎符》，副题为《信陵君与如姬》，这是贯穿全剧的两个主角，更是寄托作者现实情怀和人格追求的英雄人物。

司马迁的《史记?

魏公子列传》提供了史实，作者则依据他对那个时代时代精神的把握，进行了艺术创造。

就《史记》而言，重在信陵君与侯嬴，突出信陵君的“礼贤下士”与侯嬴的“士为知己者死”；

就史剧而言，重在信陵君与如姬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现实情怀的政治活动家，郭沫若在信陵君与魏安?

王的对比刻画上，最能见出择主而事的性情。

他在差不多时隔十年后的一篇文章里说：

“我不否认，我写那个剧本是有些暗射的用意的。

因为当时的现实与魏安?

王的‘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多少有点相似。

”在笔者看来，毛泽东读到《虎符》剧本后向作者表示“深受感动”，多半是缘于作者在处理信陵君和魏安?

王时爱憎分明的情致。

如此分明的褒贬，自然不能不使身处相似历史情境中的毛泽东“心有灵犀一点通”。

于是就有了这年4月下旬的致敬函：

　　沫若先生：

　　对于你在文化战线上坚（艰）苦的奋斗和光辉的成就，谨致慰问和敬意。

祝文化界在革命三民主义的旗帜下更大的团结和胜利，祝你和你的一切战友们的健康。

　　中共中央文委

　　毛泽东运筹帷幄，审时度势，通过抗日战争所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不但巩固了中共所掌控的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根据地和几十万以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而且推尊郭沫若为“革命文化的班头”（周恩来语），力求掌握舆论的话语权，将“革命文化”之“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郭沫若也确实成了“又一面光辉旗帜”。

　　诗作的唱和

　　作为文学家的郭沫若，以新诗集《女神》登上文坛。

以毛泽东的阅读口味，估计对此不会有太大兴趣，更何况自1930年代起，郭沫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不复有新体诗的写作。

20世纪40年代的重庆时期，报刊间或载有旧体诗词，难成气候。

倒是1945年10月，毛泽东的《沁园春?

雪》辗转发表于《大公报》，引发众多唱和，一时蔚为大观，扩大了中共尤其是作者在国统区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影响。

在毛泽东，这或是无心插柳之举。

郭沫若先后两次步韵唱和，并将其中一首称赞咏雪词“气度雍容格调高”的和作“录奉润之我兄”。

毛泽东将这条横幅妥为保藏，历经战乱，从延安一路带到北京。

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故居藏书画珍品集》收录了这幅1949年之前的为数不多的藏品。

　　1949年后，毛泽东对营造舆论更为看重。

　　如果说1951年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谓之“破旧”，那么1958年倡导鼓吹“大跃进”的新民歌运动则是“立新”。

前者，郭沫若因曾经有限度地称赞过武训而诚惶诚恐地连连检讨；

后者，这位全国文联主席尽心竭力地撰写万言长文，论证毛泽东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简称“两结合”）的理论原则，又是身体力行创作“两结合”的“新民歌”《遍地诗歌写不赢》，又是与文坛的另一位大佬周扬合作编选《红旗歌谣》，仿照《诗经》由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构成的格局，编成党的颂歌、农业大跃进之歌、工业大跃进之歌、保卫祖国之歌四卷，亦为三百篇。

在随后印刷发行而流传广泛的李琦所绘《主席走遍全国》这幅国画的右上方，郭沫若题写编入《红旗歌谣》的同名“河北民歌”。

曾经对新民歌多有期待的毛泽东，在翻读了周扬呈送的《红旗歌谣》后，不无失望地表示“水分太多”，并直言不讳地称赞“还是旧民歌好”。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失败，新民歌运动亦无可避免地式微。

　　因着毛泽东诗词的不时发表，因着领袖的喜好，旧体诗词成了各类报刊所能包容的“百花齐放”中的一朵。

自1957年毛泽东在《诗刊》发表《旧体诗词十八首》后，郭沫若在各类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旧体诗词，其数量足与新体诗比肩。

毛泽东读过当年最走红的新诗人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等新体诗，有过“这些诗并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这样实在的表示。

水准尚不及此的郭沫若新诗，自然难入毛的法眼。

即以旧体诗而言，最先为毛所关注并作出公开反应的竟是两位民主人士的作品。

　　1961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当天的《光明日报》“东风”副刊上读到吴研因的《赏菊》两首、钱昌照的《芦台农场》等两首，对诗中所表现的“秋色还如春色好”，“芦台今日是粮仓”这些怀有乐观主义情致的句子甚表赞赏，当即批示“这几首诗好，印发各同志”。

当时中共中央正在举行为即将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正需要借助出自民主人士之手的文字来一扫弥漫于党内的“悲观情绪”。

　　1958年“大跃进”后，“三年自然灾害”不期而至。

毛泽东的注意力随之转向阶级斗争。

在国际上，就是日趋激烈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从1959年秋开始，毛泽东接连以《读报有感》为题，写了四首刺责赫鲁晓夫的七言律诗。

这组作品有着强烈的“反修”激愤，但以“诗味”的艺术水准衡量，毛似乎并未有公开发表的打算。

作为诗人政治家，毛泽东自会念兹在兹，借助郭沫若的“反修”诗词所提供的契机，于是就有了与郭沫若唱和的两首“反修”诗词。

　　1961年10月18日，郭沫若在首都民族文化宫剧场观看进京演出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大加赞赏，遂应剧团求索于当月25日赋赠七律一首：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郭沫若对这部根据小说《西游记》改编的绍剧之所以激赏，首先在于以剧作家的眼光，看出改编本较原作高出一筹。

同时，作为政治活动家的郭沫若，自然也看出了这出戏可资“古为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