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保富论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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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

”如何看待这些富民的出现，苏辙认为，“此理势之所必至，所谓：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也就是说，富人的出现有着客观必然性，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如具体说来，则富人的出现是社会贫富分化的结果。

叶适指出：

“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

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

”

第二，视富人为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强调富人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

赵宋王朝一建立，开国之君便说：

“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

”这主要是从富人承担国家的赋税来强调富人的重要性。

因为，从两税法以来，“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征税原则确立起来，国家赋税的多少，不再根据人口的多少，而是依据财产的多少进行征收。

这样，占有土地较多的富民无疑交纳赋税最多，从而成为国家赋税的重要基础。

这是这种认识出现的时代背景。

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认识不断得到深化。

南宋的叶适对富民的重要性作了最全面的阐述。

“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

”具体而言，对“上”来说，“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

”也就是说，富民通过占有土地，既提供土地给贫民耕种而使贫民得以生存，同时又为国家提供赋税；

对“下”来说，“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

得田而无为耕，借资于富人；

岁时有急，求于富人；

有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

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

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

”也就是说，富民在底层社会起到了一种中心的作用。

离开富民，社会经济关系很难正常运行。

在这点上，朱熹虽然没有全面阐述富民的社会作用，但也认识到了富民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核心。

他说：

“乡村小民，其间多是无田之家，须就田主讨田耕作，每至耕种耘田时节，又就田主生借谷米，及至终冬成熟，方始一并填还。

佃户既赖田主给佃生借以养家活口，田主亦借佃客耕田纳租以供赡家计，二者相须，方能存立。

今仰人户递相告诫，佃户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挠虐佃户。

”在乡村主佃的相互依存关系中，田主即富民无疑占据重要的核心地位。

第三，客观评价富人财富的积累和对生产发展的作用。

苏轼曾经以极其同情的心情为商人的经营困苦辩护。

对于富人，他认为之所以能积财致富，乃是其审时度势，诚实经营的结果，而并非是一种命定之福。

“富人之谋利也，常获，世以为福，非也。

彼富人者，信于人素深，而服于人素厚，所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众已先成之矣。

夫事之行也有势，其成也有气。

富人者，乘其势而袭其气也。

”对此，司马光也有类似的议论。

他在《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中说：

“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

富者智识差长，忧深远思，宁劳筋苦骨，恶习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空常有赢余而不至狼狈也；

贫者砦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赢余，急则取债于人，积不能偿，至于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

”对于这些言论，以往多简单地认为是美化地主阶级，它掩盖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

而实际上，此种认识并非毫无根据。

试想，在那样一个贫富分化激烈的社会中，任何人都有上升为富民的可能性；

一个人如果不是靠特权或不义之财致富，那么，要致富起来忝列富人，除了凭借个人材智和勤劳经营外，还能靠什么呢？

当然，在其成为富民后，富民往往采取租佃契约关系进行剥削，这也是客观存在。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否认富人致富的不易和艰辛。

传统观念认为，富人靠剥削为生，是一个寄生阶层，对生产发展无任何作用。

其实，情况并非全部如此。

荀子曾经有言：

“以政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

”也就是说，只有民富，具备一定的生产条件，才可能增加生产投入，提高土地的产出率。

宋代，因富民拥有较多的资金，生产条件较好，所以生产经营超乎那些比之贫穷的人。

苏轼说：

“曷尝观于富人之稼乎？

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余。

其田美而多，则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

其食足而有余，则种之常不后时，而敛之常及其熟。

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实，久藏而不腐。

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亩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锄耨铚艾相寻于其上者如鱼鳞，而地力竭矣；

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此岂能复有美稼哉？

”这里，苏轼通过富民与穷人农业生产的比较，使我们看到富民对生产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第四，主张保护富人。

前面说到的柳宗元认为富民“诚不可破”，即是保护富人的呼声。

北宋初年，大思想家李觏从如何抑兼并的角度阐述了保护富民的主张。

他说，从事“耕桑”、“饬材”、“通货”的富人之所以能够致富，是因为他们“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兴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时，听上令也”。

这些人虽然富有，但不是“强人”，如果对之加以打击，是不合理的。

基于此，他明确反对统治者用“任之重，求之多，劳必于是，费必于是”的赋役来勒索这些富而不强者，并指出这样做的结果是“天下皆贫”，不利于君主统治。

对富而不强者，国家应“平其徭役，不专取以安之”。

之后，苏洵从是否行井田的角度提出不能“夺富人之田以与无田之人”。

苏洵说：

“周之时，用井田，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

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

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

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

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

”这里，苏洵看到了富人靠剥削穷人积累巨额财富的本质，并将之最终根源归之于井田制的破坏。

他还进一步指出，“井田复，则贫民皆有田以耕，谷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无饥。

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县官之税，又可以无怨。

是以天下之士争言复井田。

”对于如何复井田，有一种意见认为：

“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则富民不服，此必生乱。

如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

”对此，苏洵表示反对。

他认为，这样做，其结果必然是“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

为此，苏洵主张：

“吾欲少为之限，而不禁其田尝已过吾限者，但使后之人不敢多占田以过吾限耳。

要之数世，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而彼尝已过吾限者，散而入于他人矣；

或者子孙出而分之以为几矣。

如此，则富民所占者少而余地多，余地多则贫民易取以为业，不为人所役属，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于人，而乐输于官。

夫端坐于朝廷，下令于天下，不惊民，不动众，不用井田之制，而获井田之利。

虽周之井田，何以远过于此哉！

”即主张国家设定一个占田的数额，一方面让富民的子孙不能超过限额占田，另一方面任凭富民之家在家道败落和分家析产中沉沦，最终缩小富民的土地占有数量。

殊不知，贫富分化由来已久，富民之家，有败有兴，苏洵的想法过于理想化和简单。

但是，他反对“夺富民之田与无田之民”的态度却是比较明确的。

熙丰变法时期，很多变法都涉及到富民的利益，所以，如何处理与富民的关系成为一个重点问题。

不过，不论是变法派还是反对者，都强调要保护富民。

王安石认为，“今一州一县便须有兼并之家，一岁坐收息至数百贯者。

此辈除侵牟编户齐民为奢侈之外，于国有何功而厚以享奉？

”这是他主张变法，“摧抑兼并”的重要依据之一。

由此，他推出一系列变法措施以摧抑兼并。

苏辙曾经说王安石是一个“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的“小丈夫”。

直到现在，仍有不少学者说王安石是主张打击富民的。

其实，王安石虽然主张国家稍收轻重敛散之权以抑制兼并，但他对富民却主张予以保护。

“今朝廷治农事未有法，又非古备建农官，大防圩堤之类。

播种收获补不足，待兼并有力之人而后全活者甚众。

如何可遽夺其田以赋贫民。

此其势固不可行，纵可行亦未为利。

”反对变法的苏辙、司马光等人更是主张保护富民。

苏辙说，“城郭人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

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

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

故财之在城郭者与在官府无异也。

”因此，富家大室，“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扰，亦非所当去也。

”当然，为使富民不对社会形成危害，苏辙认为，国家在保富的同时，应安富和安贫，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

”司马光说：

“臣尝行于村落，见农民生计之微，而问其故，皆言不敢为也。

今欲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庐舍乎！

”又说：

“彼言青苗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势作威，陵轹州县，骚扰百姓，止论今日之害耳。

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

夫民之所以富贵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

……是以富者常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富民以自存，虽若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

……臣恐十年之后，富者无几何矣！

壮者不聚为盗贼，将何之矣？

”其对富民的肯定和保护富民的思想主张溢于言表。

到了南宋，一批思想家继续阐发了保护富民的思想主张。

最具影响的是陈亮和叶适。

陈亮说：

“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不困也；

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

”如果要打击富民，势必削弱国家的力量。

他在讲到对商人的政策时说，“大商无巨万之藏”，就会使“国势日以困竭”。

其保护富民的思想主张是极为明显的。

叶适基于他对富民重要性的认识，坚决反对抑制富民。

“故臣以为儒者复井田之学可罢，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损。

因时施智，观世立法，诚使制度定于上，十年之后，无甚富甚贫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此天子与其群臣当汲汲为之。

“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

此可随时施之于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为治也。

”并同时强调：

“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

”不仅如此，他还将保护富民的思想与对时政的批判结合起来。

“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之所不道；

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

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

”指出南宋的经总制钱、折帛、和买、榷茶盐最为害民，应予取消。

第五，为富人呼吁参政权。

陈亮在为东阳“家资巨万”的富民郭彦明所写的哀词中曾不无感慨地说道：

“国家以科造取士，束天下豪杰于规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笔为文，则可屈折以求自达。

至若乡闾之豪，虽智过万夫，曾不得自齿于程文熟烂之士，及其以智自营，则又为乡闾所仇疾，而每有身挂宪纲之忧，向之所谓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卒使造化之功有废置不用之处。

此亦为国之一阙。

”这里所说的“乡豪”，就是像郭彦明那样的富民。

陈亮认为，这些富民不能通过科举入仕为官，是未能人尽其材，物尽其用，乃国家一大缺憾和损失。

为什么会如此？

当时虽然科举制已成为主要的选官形式，但由于恩荫、捐纳的盛行，科举名额有限，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毕竟不多。

所以，尽管富民拥有财富和良好的文化教育，但能依靠科举成为官宦之家的是极少数。

陈亮的感慨正是就此而发。

从宋代的整体情况来看，虽然为富民呼吁参政权的人不多，但毕竟已有此呼声。

这表明，富民已确实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阶层，并形成为有“乡豪”之称的“地方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