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关渐近故乡远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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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在酒泉农村插队时，有位老者的一番比说曾给我深刻印象。

他说那些喜欢背着手走路，踏一条直线行进的人，大都是汉人移民的后代；

而走路晃肩摆胯“占地方”的，身上可能有马背民族的血脉。

这话中有多少合理成分很难说清，但河西土著主要是由游牧民族与历代移民融合却不假。

有人说从河西走廊民族生成图像，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形成的缩影是有道理的。

　　回忆老农的戏言，我又想起幼年时在酒泉农村看到过的传统社火“地奔子”：

一群男性舞者头戴尖顶翻檐毡帽，身着毛织斗篷，还披挂着一圈琐琐吊吊的饰物，手中摆动一支牦牛尾巴，身体时快时慢地旋转着，挥臂弹腿的动作很大，头和肩随着羊皮鼓的节奏颤动，显得神秘而奇异，有点像电影里的萨满巫舞……

　　我还想起90年代在张掖工作时，当地方言圈的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比如“丢展啦你”（你快一些）一语的主谓颠倒的语序，反映了阿尔泰语系的语法现象；

一些无宾语现象如“你猫”（你看），一些事物名称如“拉拉子”（水桶）等等，与蒙古语、藏语等有着亲缘关系。

这些迹象，不难看出古代游牧文化的遗痕，也可启发对河西走廊移民现象的考察。

　　河西走廊历史上一直是民族迁徙、征战、交流和融合的大舞台。

先后在这个舞台担纲主演的有鬼方、猃狨、羌、月氏、乌孙、匈奴、吐蕃、党项、蒙古等等。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后，突厥、回纥、波斯、鲜卑、吐谷浑等，曾于走廊或战或守，或进或出，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不同文明的深深印记。

现在定居在肃南的裕固人，肃北的蒙古人，阿克赛的哈萨克人，新近迁居玉门、瓜州的东乡和藏族人，都为河西走廊引进了宝贵的人文资源。

古往今来这一切，对形成河西人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2.军屯流沙湮灭的风景

　　河西军屯始于西汉，至于上个世纪70年代，持续了2000多年。

　　各朝代中央政府和地方大员凡要经略河西，必优先发展军屯，这是河西的战略地位和水土等资源条件所决定的。

　　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后，为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加强经营西域的战略格局“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官田，斥塞六十万戍田之”。

据记载，这段时期，到河西走廊军屯的官兵有18万人。

至此，中国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从内地向河西大规模移民，首先是军事移民。

“军屯无事则耕，有事则战”。

朝廷把屯田戍卒按不同职责分为田卒、守谷卒等；

还组建了“河渠卒”部队，即以兴修和管护水利设施的水利基建工程兵。

唐代，政府规定“凡均州边防镇守，传输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

明确军屯首要任务是为驻军就近解决军需粮草。

军屯使用的土地属国家所有，耕牛、农具、籽种由官方发放，口粮由官方供给，收获全部上交军中。

至于把大批军垦官兵集体专业安置就地落籍，那就是“军转民”了。

军屯、民屯的分工与合作根据军事形势需求而定，居则为民，出则为兵，亦兵亦农，兼而得之。

酒泉的魏晋墓室壁画屯田图中，荷戈的士兵与扶犁的耕者出现于同一画面，表现的就是这种情况。

　　今天河西农村有许多村庄多以营、墩命名。

比如，山丹、酒泉都有叫马营的地方，指明河西走廊曾是国家主要的军马繁育基地。

“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南山北总是烽”。

古长城沿线、烽燧附近，叫墩的村庄就更多了。

这类地名的历史依据正在军屯活动。

　　清朝左宗棠西征时，大力推进“军屯”，每到一地即安营设卡，或组织部队利用战争空隙开荒生产，或令裁汰冗兵专事屯垦。

“夹道杨柳三千里”“湖湘子弟满山川”是当年河西的写照。

今天，酒泉的左公柳，还有那些湘籍军屯人的后代，都使人联想起这里曾经的军屯往事。

　　当年在酒泉、金塔和高台等地工作期间，我常常在古城堡和墩燧残垣间流连，有时还借宿附近的农舍。

有房东说起，月黑风静时，常听到号角呜咽、人吼马嘶，很瘆的。

传说不足信，但它也是一种传承历史的方式。

如今，烽烟不再，剑戟沉沙，城堡、燧墩、屯庄已颓败如残丘，唯有古老地名和那些神奇的传说，穿越茫茫风沙，遥指戈壁沧桑，使人联想古代的军屯景象。

　　3.民屯持续两千年的大国策

　　强势王朝开疆辟土，紧随征战的是移民实边。

汉代最早的政府移民中，“关东下贫”占多数。

所谓“关东下贫”是指潼关以东的陕西东部，河南、山东、河北一带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募徙贫民，县次给食。

到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于犁、牛、种、食”，减免租赋，并“予冬夏衣……能自给为止”。

可以说，从今天移民“安居工程”中，可以看到2000年前官府对移民扶持政策的投影。

　　汉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与边（屯田）”。

所谓“奸猾吏民”，使人想起“文革”中的“赶迁对象”。

“赶迁对象”就是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统统赶出城市、迁到到边远乡村务农（也是屯田）。

40多年前，移民道上走过这个群体，好像重演了汉代的一幕。

这种决策的幕后，有一点是相同的：

谁是“奸猾吏民”、谁是“赶迁对象”，老百姓说了不算。

　　汉代以来的移民开发，成就了河西走廊“宴然富殖”、“仓库有蓄，民庶殷实”。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频，大批内地士族纷纷迁居河西逃避战乱，以致“中州避难者，日月相继”河西走廊不仅吸引着平民百姓，一些宗室皇亲也把这里当成安身立命之地。

自发性移民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掀起高潮，河西走廊民屯由此进入蓬勃发展时期。

　　河西屯田开发的成效，取决于人口的数量。

河西每一次衰落总致使人口剧减，而每一次振兴的启动，首要的是从内地大量组织移民。

比如，雍正年间，清王朝恢复敦煌县置，迁甘肃内地56州县贫民2405户、9600人到敦煌屯田。

到1949年，敦煌居民3.7万人，十有八九皆系清朝迁户之后裔。

直至今天，在河西方言包围中敦煌话仍清晰地保留着陇东陇中口音，好像是一个“方言孤岛”。

　　政府在河西组织民屯，从来是招募和强制并举。

强制措施最极端的莫如西夏政权，他们专门组建了以抢掠人口为职责的特种部队，把抢掠来的许多人（包括别处的牧民）安置在河西民屯营田。

　　去年，文物部门在武威发现了西夏时期一枚精美的铜质符牌，一面镌刻着西夏文字“地境沟证”四字，表明关于保护土地权属、及办理土地手续的职责范围，另一面刻的六个字，是持证者的官职“司吏都监”和姓名“歆从”。

这就是土地执法者的身份证件，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位叫歆从的“土地局长”的工作证。

这一类符牌的首次发现，为研究河西的民屯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物证。

　　持续2000多年的民屯，是河西移民屯田开发活动最具生命力的类型，对河西走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起过，并且现在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4.犯屯也说英雄不问出处

　　往河西流放内地刑徒戍边屯田谓之犯屯（也称罪屯）是历代王朝的国策。

以戴罪之身当兵吃粮，不但是古人走出困境的生路，也是从低谷崛起的别径。

霍去病横扫河西的大军里，号称集结了上万长安恶少年，其中不少是罪犯或准罪犯。

隋炀帝时“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打开屯田，发四方诸郡运粮以后之”。

将罪犯编进戍边军队参加军屯，既补充了兵员，又能解决开发的劳动力，还可以解除内地的安全隐患，可谓一石三鸟。

　　河西的“发放亭”、“安置亭”等古老地名，正是犯屯历史的产物，说明这里曾是发放、安置犯人周转地或落脚点。

明永帝九年，朝廷下令赦免死囚的刑罚，命令他们戴罪徙边屯田。

之前一年，朝廷已赦免全国罪犯囚徒，使其携家人迁徙到包括河西在内的边地参加屯田开发。

服刑犯人能“父兄若一处，任向边头老”，已是不幸中的大幸。

用现在的话说，这些政策不但化能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也体现了人文关怀。

　　我到过孤悬于荒漠腹地一个2000人的牧业乡镇。

在那里，谁要骂人“充发军”，乡民就会群起而攻之，这是因为，他们的先祖多是明代流放于此开发盐矿的刑徒。

我和当地干部说，如果乡民多了解些古代移民历史，大可不必为此烦恼。

专制体制下罪与非罪的界定本来就是一本糊涂账，有句江湖名言“英雄不问出处”，很适合昔日移民社会。

　　毋庸置疑，刑徒也是开发河西的先驱。

这一点上，应该向澳大利亚人学习，学习他们对早期开发者包括流放刑徒的敬重态度。

在墨尔本博物馆参观时，我曾想着，为什么不在河西建立一个移民博物馆呢？

　　5.西进东渐是谁促进了灿烂的河西文化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民众大流动的时期。

来自中原的移民，推动了河西文化科技进步，使河西“富庶甲于内郡”。

他们和当地原住民一道，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保存、继承和发展了两汉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并且对隋唐的学术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出现了郭荷、张穆、阚骃、宋繇等大学者和教育家。

凉州、敦煌、酒泉，相继办起了座座规模宏大的书院，衰落于战乱的中原文化，在河西发扬光大。

陈寅恪先生曾对河西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的作用有过高度评价：

“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绵延一脉。

”直到今天，武威方言里还保留着许多别处已鲜见的中原古“雅言”，足见这个演变过程在当地的影响之深远。

　　西域异质文化的东渐，中原传统文化的西进，丝绸之路是往来通衢，河西走廊是进出咽喉。

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里，那些体貌特征各异、穿着打扮精彩纷呈的西域人出现在同一场景，正是多国度多民族人们聚集丝绸之路盛况之写照，从中也不难想象当年河西的繁华世相。

　　无论汉人的胡化，还是胡人的汉化，河西总能得风气之先。

所以，在河西“胡人有妇能汉音，汉语亦能解胡琴”；

所以，“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扮靓了河西；

所以，“胡腾身是凉州儿”舞动着长安。

河西能成为时尚流行之地，艺术热点所在，可谓得天时尽地利占人和。

特殊的人文环境，频繁的文艺交流，提升了河西的文明水平，也丰富着中华民族文化。

　　6.太守来了山泉出，黄沙碛里能种田

　　古代许多文人志士不甘于“久事笔砚”，期望像班超、傅介子那样建功异域。

金戈铁马是途径，屯田开发也是“疆场”。

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屯田开发自然是主要政务活动。

从那些专设机构和官职，可看出朝廷对屯田的重视。

汉代，在每个屯田区设最高长官农都尉“主屯田植谷”，还有护田校尉、候农令、守农令、仓长、仓佐、仓曹等专门从事屯田开发的各级官员，还设了水利官员“渠井侯长”，专司水利、执掌水规。

隋唐时期“州设渠泊使，县设平水，乡有渠头”，可见水利管理组织机构之严密。

河西农村许多地名缀以坝、闸、工、分等，记载的正是自古以来的水利设施、分水地点和养护工段等。

官员们组织军民兴修水利，推广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及生产工具，把耕牛、种子、农具贷给移民，相应地减、免、缓税赋，以优惠政策吸引自发性移民，稳定强制性移民，促进移民实边，推动河西的开放和开发。

　　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55年），全国屯田992屯，有98屯分布在河西地区。

天宝八年，唐王朝从河西收籴粮食371750石，居全国各道之首。

而唐代河西走廊仅17多万人，仅占全国总人口0.3%的人口，提供了占全国屯收总数的13.6%的粮食。

“西有甘、凉六府之饶，东有两河之赋”。

河西经济当时能在全国占如此比重，当地有抱负、有作为的官员功不可没。

　　百姓的口碑是对官员的最高奖赏。

唐代诗人岑参在他的《敦煌太守后庭歌》中写到，“太守来了山泉出，黄沙碛里能种田，敦煌耆旧鬓浩然，愿留太守更五年。

”清雍正年代的肃州知事童华，招募民工凿山开洞从祁连山引来雪水，整理复垦了九家窑地方的万亩废弃耕地，使当地百姓安居乐业，本人因此升官高就。

为纪念童华的功德，九家窑从此更名屯升，一直沿用至今。

　　东汉大军事家、政治家班超曾上书明帝“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表达了古代河西及西域官员老来回归的普遍心态。

告老还乡也好，解甲归田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