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策对教育部资高考改革可能有多个备选方案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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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确定录取标准，进行加试和面试后自主录取。

其基本模式是“基础资格考试＋高校自主录取”。

针对现行高考“一张考卷考所有人”的方式，新方案提出，建议按照高校分类管理的概念，将高校划分为研究型大学、地方性高校和高职院校三大类，再分为文科、理科、工程技术科、生物和医学科、艺术和体育科等不同科类，在高中课程中，确定不同的考试科目和内容难度，形成能够适应不同学生需要的13种“套餐”。

为改变目前“一考定终身”的问题，杨东平建议，应增加高考次数的改革，首先强化春季高考，增加高校的数量和提高招生层次，使之成为与夏季高考同样规格和分量的考试，从而使学生获得两次高考机会。

另外是某些科目实行社会化考试，英语可首先实行社会化考试，由专门机构每年设立若干次考试，考生提供个人的最高英语成绩作为高考成绩。

新闻发言人：

针对首份高调出炉的民间高考制度改革方案，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社会人士和民间努力探索高考改革的精神“值得称道”。

但高考制度是涉及千万人、全国性的、影响面非常大的考试，有些建议从一时、一地或一人的角度出发是好的，但放到全国的范围来看未必行得通。

据了解，近年来教育部组织有关机构正在开展高考制度改革的调研，“教育部会充分考虑采纳民间的建议。

”这位发言人表示，教育部将结合各方人士的不同意见综合比较，不断推进高考改革，“高考改革是渐进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个方案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

目前，备受社会关注的医疗改革已出现了8套备选方案，昨天部分参与民间高考制度改革方案研讨的专家表示，高考改革以及教育改革应借鉴医疗改革的方式，同时面向社会公布多份改革方案，邀请社会各界广泛讨论。

对此，教育部发言人表示，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有各自的特点，高考制度改革是通过自下而上、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来进行，在讨论阶段，高考改革不排除包括网上征集等多种方式征求民意，也不排除同时提供多个方案由社会各界讨论的可能。

（韦晓摘自《北京晨报》）

教育部:

是否还清助学贷款与毕业证学位证不挂钩

7月12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教育部门户网站进行在线咨询时，针对一些高校扣发没有还清助学贷款的学生的毕业证、学位证的做法表示，是否还清助学贷款与毕业证、学位证不挂钩。

在线咨询中有网友提问：

“现在很多学校规定，毕业前没有还清助学贷款的学生一律不发给毕业证和学位证，这种做法违法吗？

这位负责人回答：

“学校扣发借款学生的毕业证和学位证可能是学校为督促和保证学生按时还款而采取的措施，国家并无这种规定。

因此，建议您就具体事宜与学校协商，或向您所在学校的主管部门反映情况。

就网友问“有没有说学习成绩靠后，就没资格来申请助学贷款的政策”，教育部明确表示：

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没有规定品学兼优，“品”要求诚实守信，遵纪守法；

“学”则要求学习努力，能够正常完成学业。

所以，不能说学习成绩靠后就不能申请贷款，只要能正常完成学业即可。

（韦晓摘自《新华网》）

教育要让学生成为人性丰满的个体

很多年以前，有许多人呼吁为学生减负。

但令人扼腕的是，我们中小学的境况，十几年来没有多大变化，学生起早睡晚的境况依然如故，学生的负担依然存在。

为使孩子上重点学校重点班，家长不仅要缴纳不低的学费、赞助费，还要千方百计找门子、托关系，重点学校、重点班成了莘莘学子们向往的“圣地”，为使孩子考上名校，家长不惜血本陪读。

这些问题折射的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理念，当引起反思。

今天，倡导素质教育，回归教育的本质，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我们在素质养成的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是模式化教育。

而压抑个性的教育模式化，违背了人才培养的规律。

人才，特别是杰出人才，必然要求具备特殊的秉赋和鲜明的个性。

模式化教育限制创造性的个性发展，千人一面，同归平庸。

回顾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从1898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到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讲求时务，风气渐开，科学民主的倡导，序幕亮丽，初露辉煌。

大学堂里，特立独行之士，异想天开之伦，比比皆是。

正因人才辈出，才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诞生。

大学没有特立独行的教授，没有异想天开的教授，没有教授的逸闻趣事，很难想象，上世纪上半叶能出现那么多优秀人才以及科学、文化繁荣的景象。

“因材施教”这个古老的原则，充满了教育的科学精神。

它是在尊重个性的基础上，因势利导。

尊重个性，是教育的智慧，更是教师的责任。

当然，尊重个性，不是放纵性情。

有人说“没有问题孩子，只有问题家长”。

如果说，这是提醒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换位思考，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没有问题孩子，只有问题家长”，如果只是为了证明一切过错都来自成人社会，否定传统的立身处世的价值取向，让孩子们完全自由选择，将是非教育的危险的口号。

殊不知，自尊应来自问心无愧的道德行为。

尚不具备分辨能力的孩子，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难免会降低道德意识和道德要求，极易接受自私利己合法化的观念，误入歧途而不返。

“无导向教育”的倡导者，最终否定了他们的实验。

教育开启智慧，启发美德，而道德则是人格教育的基础。

孔子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这是对教育目的准确而又明快的阐释。

美国有位校长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每当新教师入校时，他总要致函表达他的请求，他描述自己在集中营中看到的景象：

“毒气室由学有专长的工程师建造；

儿童由常识渊博的医生毒死；

幼儿被训练有素的护士杀害……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们的请求是：

请帮助学生成为有人性的人……不是创造常识渊博的怪物，多才多艺的变态狂。

”这位校长惊心动魄的请求，是高度社会责任心的表达。

马克思说过：

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自己。

我们要还青少年自由活泼轻松愉快的成长环境，让他们的成长不再烦恼而多有快乐；

让我们的校园成为获得智慧的快乐天地，而教师都成为现代文明的引航人。

（施涌摘自《新京报》）

校本教研不是速成的“快餐”

校本教研是从学校的实际需要和整体发展出发，依托学校自身的资源优势和教育特色而进行的教育研究。

为了使这项工作落到实处，我们应避免校本教研走入虚假繁荣的误区。

休让“叙事”成“虚事”

教育叙事讲述的是教师身边真实的教学事件，它能够直接形象地反映出教育事件发生的具体过程。

教师通过撰写教育叙事，可以揭示出隐藏于具体事件和教学行为背后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从而发现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规律和教育的价值。

所以，通过撰写教育叙事，能使教师真正地成为研究的主体，真正地参与教育研究。

校本教研贵在求真务实，在教育叙事中只有真实地记录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感所悟，才能真正地品味到教育的真谛。

遗憾的是，有些教师在教育叙事中没有忠于事实，而是人为拔高了教育的作用，片面地夸大了教师的能力，把“教育叙事”演变成了“教育虚事”。

为了突出教师的教学艺术，有的教师对故事情节进行添油加醋，甚至杜撰故事。

这种虚假的教育叙事不但无助于教师的成长，反而有碍于校本教研的正常开展。

教育管理部门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对“教育虚事”进行遏制。

勿让“案例”成“按例”

教学案例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重点问题、难点知识、偶发事件、典型事例的处理过程和解决方法的叙述。

它不仅记录教学行为，还讲述教学智慧；

不仅描写教学情节，还展示教学思想。

一个好的教学案例，就是一个生动而真实的故事，总能让人悟出其中的育人真谛，总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因此，记录、整理教学案例，是校本教研的重要内容，是教师成长的必由之路。

有的教师为了省事，对教育现象没有仔细地进行分析，对教学过程没有详细地进行记录，缺少量的积累，很难有质的飞跃。

于是，到了年终岁尾需要上交教育案例的时候，难以拿出成型的教育案例，没有办法只好上网“XX”，寻找到一篇现成的教育案例后，照猫画虎地按照现成的例子完成自己的“教育按例”。

别让“笔记”成“比记”

为了更好地开展校本教研工作，一些学校制订出详细的工作计划和评比细则。

在校本教研工作评比细则中，要求每位教师在一个学期的时间里必须完成听课笔记若干篇，读书笔记若干篇，学习笔记若干篇。

学期末根据教师完成笔记的篇数情况和字迹工整与否，对每一位教师的校本教研工作进行优劣评定。

这种把“笔记”演变成“比记”的做法，仍有不妥之处。

其实，笔记篇数的多少和笔记字迹的好坏并不能反映校本教研工作的好坏。

检验校本教研工作好坏的标准应该是看教师的师德修养是否更加高尚、教师的教学水平是否有所进步、教师的业务能力是否得到增强、教师的综合素质是否显著提高等，应该在统筹考虑所有因素、全面分析各种情况的条件下，作出客观公正的准确评价。

莫让“反思”成“返思”

叶澜教授也指出：

“一个教师写一辈子教案不一定成为名师，如果一个教师写三年反思有可能成为名师。

”由此可见，教育反思对提高教师素质的重要性。

然而，有的教师上课就讲，下课就走，全然不顾学生是否掌握、能否消化。

等到需要上交反思记录时，才临时抱佛脚，回过头来进行“返思”。

此时，当初的所思所想早已荡然无存，只能凭着感觉随便写点应付了事。

这种事过境迁的“教育返思”没有任何价值，因为教育反思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顾”，而是思考教学的成败得失，是反省育人的方法技巧，是探索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

（施涌摘自《中国教育报》）

呼唤教育家

中国的大学缺什么？

教育家！

教育家应有学者情怀、教育情怀、和人间情怀。

“庄严自强，有为有守，既有国学素养，又有科学脑筋”。

要有“真理的靳求”与“但知是非不计利害”的做人原则。

梅贻崎说：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大学，一是要有“大”校长，起码是个教育家，不单单是个大会计师和大乞丐，他须有大气度。

二是有大师，不独是各专业领域的“大师”。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养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

大学要培养“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当担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那么，教育者就应该是一些对神圣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对其所处环境的本质和导引他们的社会的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的人。

要想产生和成长大批的教育家，首要的问题是改变劣质的教育生态圈。

现如今这个圈依然杂草丛生。

一些“师表”缺乏最基本的学术规则，以门户之见诋排异端，专务考据与训诂的“经史的傲慢”与倡导义理思辨的“哲学的傲慢”时而演化成指责同行“不是真学问”的攻讦，“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见”，文人相轻，内耗，窝里斗。

难怪当今的学生羡慕过去的学生：

“真有福气，得一代宗师沾溉，沐浴‘后先’，让一生有了底气。

其次，要使教育者自觉崇高。

千年遗传下来的“官本位”痼疾，使得深受此传统文化糟粕熏染的后人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

“万般皆下品，惟有当官好”，又如何会看重文化，看重知识分子。

前德国总理科尔说过：

“我们德国人对大学教授的尊敬远远超过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对比之下，待遇和地位的卑微使得我们一些教育者本人已对教育这一事业不以为然，不思真才实学，更无暇在塑造受教育者的灵魂方面花费时间与经历。

这样的状况何以造就“家”呢？

“教育家在数量上不得少于甚至应当比医学家还要多，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