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对美国妇女婚姻与家庭的影响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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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美国历史上最深重、历时最长的经济大萧条就此开始。

大萧条时期经济长期处于困境，社会动荡不安，改变了美国人的个人和社会生活：

“它使婚姻和母亲身份失去信心的同时使家庭生活中的权力平衡向有利于妇女的方向转变，它通过在就业中易于歧视他们而抑制和孤立了黑人、犹太人与妇女，它把公立学校从晋升之阶转变为失业者的庇护所，它使知识分子“左倾”，延缓了技术的应用，使大多数国民居住条件恶劣，它影响了妇女的衣着时尚、娱乐、建筑、性行为以及孩子的抚养。

”①在大萧条的凄风苦雨中，美国妇女的婚姻和家庭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一、大萧条时期经济与社会特点

大萧条之前的20世纪20年代，不仅带来了物质的繁荣，也带来了观念上的解放，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一时，整个社会盲目乐观，财富受到顶礼膜拜，投机成为全民性行为，农业的萧条、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贫富差距的扩大等潜在的危险都被视而不见。

正当全民做着繁华美国梦的时候，1929年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出现股票抛售狂潮，当天损失约30亿美元。

此后股票继续狂跌，到11月中旬，《纽约时报》的平均指数降到了224点，纽约证券交易所牌上的各种股票的票面值减少了260亿美元，跌幅超过40％。

到1932年7月，《纽约时报》的平均股票指数降到了最低点58点②。

1932年纽约证券行情牌上的股票价格只有1929年的11％，投资者的损失达740亿美元，全国有5,000多家银行倒闭，8.6万家商号暂停营业③。

国民生产总值从1929年的1044亿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585亿美元（参见表1）④。

随着股票市场的崩溃，美国社会突然从一个似乎会无限延续的物质富裕的时代跌入到冰冷凄惨的萧条中，“没有一个10年像20世纪20年代一样被如此迅速地消灭：

它几乎使人们觉得大萧条是对前一个10年过度行为的惩罚”⑤。

表1：

1929—1932年国民产值（单位：

10亿美元）　　　　　　

国民生产总值　　净国民产值

　　1929　　　104.4　　　　　　95.8

　　1930　　　91.1　　　　　　82.6

　　1931　　　76.3　　　　　　68.1

　　1932　　　58.5　　　　　　50.9

股市的崩溃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1930年工业产量下降17％，1931年又下降17％，到1932年底，工业产量下降了近一半⑥。

工业生产指数在1929年8月为114，到1933年为54，下降超过了一半，耐用品制造指数下跌了77％，接近4／5。

商业建设总值从1929年的87亿美元下降至1933年的14亿美元⑦。

1934年国家收入比1931年减少100亿美元，只略高于1929年水平的一半⑧。

大萧条使千百万投资者一夜之间一无所有，失业人数激增，1930年有450万人失业，1931年有800万，到1933年近1300万人——即1／4的劳动力失业⑨。

工资下降了45％，低于生存标准的人口比例从1929年的40％上升到1932年的75％⑩。

1932年9月《财富》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接近人口总数的28％（11）。

原来生活富裕悠闲的中产阶级有失业危险，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专业技术人员也加入了申请救济的行列。

《纽约时报》的记者贝尔·

菲利普斯指出，夜间敲门讨饭的，“可能几个月前或一年前在银行里爽快地签发过你的贷款，或者在你所读的报纸上写过社论，或者是某家大地产公司的副经理”（12）。

教育也受到了极大冲击，教师被减薪或解雇，一些学校上课时间缩短，有的学校则干脆关门。

饥饿也威胁着孩子们的健康，20世纪30年代中期对科罗拉多州的一个调查显示，该州50％的上学孩子营养不良，在一些社区中80％的孩子体重不足（13）。

大萧条还造成一批流浪者，历史学家小阿瑟·

M.施莱辛格估计1932年全国共有150万到200万的流浪者。

流浪者成分复杂，其中以年轻人居多，他们群居在城市郊外，住在用木板或纸箱等材料搭建起来的窝棚中，这种居住地被称为“胡佛村”，遍布全国各地。

农业也是受到大萧条打击最为深重的领域之一，农产品价格随着股票市场的崩溃而骤然跌落，农场收入1930年下降20％，1931年又下降30％（14）。

美国农业在一战后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跌，20世纪20年代一直处于萧条之中，农业收入大幅减少，尤其是1920年到1921年秋，由于国外需求急剧下降和政府取消农产品价格补助，小麦价格暴跌约60％，玉米价格暴跌约67％，生猪价格暴跌约50％，农民收入锐减（15）。

而大萧条的到来加剧了农业困境，农民有大量的剩余，但消费者却没有能力购买，“谁也没钱买对方的东西”，一位俄克拉荷马人在国会的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

“所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里，既是生产过剩，又是消费不足。

”（16）大萧条时期农业收入进一步锐减，许多农民无力支付抵押贷款，无助地看着房子与农场被关闭与拍卖。

畜牧业同样危机深重，西部牧场主的牲畜卖不掉又养不起，只好宰杀后抛进山谷。

大萧条时期干旱、沙尘暴等天灾也频繁发生，农民流离失所，生活困苦。

大萧条时期千百万人面临饥饿的威胁，所有的城市都出现了施粥所和领取救济面包的长队，混乱和哀愁笼罩着整个国家。

尽管大萧条不断深化，但胡佛从一开始就拒绝认识或承认问题的严重性，他相信经济正常运转，“国家基本的事务……建立于良好和繁荣的基础上”，强调“危机在60天内就会结束”（17）。

他坚持应当通过人民的自愿联合并通过地方政府机关来关照儿童、老人、病人、残废者和失业者，联邦政府的责任是引导和指导，坚信对经济自由的任何干涉不可避免地都会破坏精神的自由，“你要是把政府的控制扩充到人民的日常劳动生活方面就不可能不同时使政府成为人民的灵魂的和思想的主宰者”（18）。

但此时私人慈善团体与州和地方福利机构的救济不过是杯水车薪，到1932年，只有1／4的失业者得到救济，有幸获得救济的家庭每星期平均获得2.39美元的救济，而且到1932至1933年，这些救济机构的资源已经耗竭（19）。

大萧条也导致了美国人信念的崩溃。

美国人一向信奉人人通过努力就可以成功，但“大萧条就像一柄利剑”，罗伯特·

林德和海伦·

林德在《中小城市的变迁》中写道：

“它不偏不倚地向所有美国人的头上劈下，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断送了他们的美好生活，断送了他们的美好梦想。

这次经历比美国近代史上的任何一次持久的情感经历都更具有普遍性。

它以一种原始的震撼力触及了生与死的磨难。

”（20）大萧条时期许多人没有工作，没有存款，没有保险金，甚至没有住宅，长长的救济队伍，肮脏混乱的窝棚，美国人对自己的前程和国家的未来茫然无措，动摇了对自由企业、有限政府、甚至婚姻和家庭的信念。

二、经济危机打击下的婚姻

在大萧条冲击下，美国妇女的婚姻出现新的变化。

此时性观念趋向于保守，大学校园不再是性解放和新道德的先锋与实验场所。

1936年《好运》杂志对大学校园的调查发现，节俭取代了嗜酒和性关系，宗教成为校园里辩论的主要问题。

女大学生对婚姻的期望值上升，每5个女大学生中就有3个渴望在毕业后立即结婚。

“她们大批地进入大学，但是羞于被看作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

她们学习专业，但把巨大的精力放在社交活动上，似乎正在把兴趣投入到一种女性全力以赴的事物中——结婚和做母亲。

”（21）经济的萧条，社会的动荡，使爱情成了“抵挡孤独的屏障”（22）。

大萧条时期结婚率下降，到1934年才逐渐上升。

经济问题是大萧条时期婚姻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年轻女性慎重考虑婚姻，有的不得不推迟结婚或不结婚。

调查显示，在从来未曾结婚的妇女中，1935年年龄在25至30岁妇女的比例比5年前的同类者高30％（23）。

芝加哥的一位女教师埃尔莎·

庞斯利曾经有一个从事商业艺术的男朋友，但“失业就像一块砖头击中了他，而他绝望了”。

她辛酸地问：

“你知道我这一代有多少人没有结婚吗？

”（24）作家梅莉戴尔·

勒素尔指出男性失业和经济困境使许多年轻女性对婚姻失望：

“我不想结婚，不想要孩子，她们都这么说。

不要孩子，不结婚，她们自己照顾自己，保持单身。

男人现在没用了，他无法养家。

如果他生育后代，他也无法养活他们，他手中没钱。

所以她们单身，自寻快乐。

现在生活的风险太可怕了，失败清楚地摆在生活面前。

”（25）与20世纪20年代鼓励结婚相反，大萧条时期社会不再歧视独身女性，报刊杂志上刊登了一些妇女在没有丈夫的生活中找到了幸福的文章，诸如《独自生活并喜欢这种生活方式》之类的书成为畅销书。

大萧条时期离婚也同样费用高昂，而且时世艰难使夫妇必须共渡难关，维持家庭更易于获得政府救济，此时离婚率普遍呈下降趋势。

林德父女对米德尔敦的调查发现，离婚率从1928年到1933年下降了43％。

全国的趋势也相同，离婚率从1929年每1000人中的1.66下降到1932年的1.28（26）。

大萧条对美国妇女的婚姻生活产生了显著影响。

男性失业对家庭是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男性与女性不仅对外的社交在缩减，婚内性活动也在缩减。

社会学家米勒·

凯莫洛夫斯基对受到大萧条打击的中产阶级家庭样本的研究显示，只有1／59的个案性活动提高。

社会学家埃利·

金兹伯格观察到，当丈夫证明不能养家糊口时，“妻子常常失去平衡”。

伍尔夫太太的个案显示了女性在性关系中的典型态度：

“当丈夫工作和供养她时，她认为有性关系是他的权利，于是默认。

现在她则尽力避免。

她把性关系限制到一周一次，甚至尽力摆脱……她认为没有理由就为了丈夫的快乐而（要利用）避孕。

”（27）女性性心理的这种变化显示了经济萧条所带来的心理失衡，这对婚姻和两性关系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大萧条所造成的经济困境使控制生育不仅是家庭、也是国家的当务之急，公众对避孕的态度已经从谴责怀疑转变为完全接受。

“在大萧条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生育节制”，一位父亲告诉米勒·

凯莫洛夫斯基，“如果我们能预见大萧条，就不会对此觉得困难”（28）。

生育节制支持者强调限制生育的必要性，特别是那些无力养育孩子的家庭限制生育更有必要。

社会舆论也越来越支持节制生育，1936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63％的人接受生育控制的教育与实践（29）；

1937年，美国医学协会正式放弃了反对节制生育的立场；

1938年，《妇女之家杂志》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79％的美国妇女同意采取避孕措施（30）。

不仅社会舆论越来越支持避孕与节育，越来越多的州政府由于害怕家庭抚养不起孩子或害怕子女多的贫困家庭依赖政府的救济，转而支持避孕节育，联邦政府更是大力支持。

生育节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逐渐合法化，联邦法院消除了所有对生育节制的限制。

到1940年，除了马塞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联邦各州都把散发控制生育宣传材料视为合法行为。

随着公众与政府对避孕态度的转变，生育节制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有了较大发展，节制生育诊所数量迅速增长，到1938年达500多所，1941年达746个，其中近1／3诊所得到政府的协助（31）。

节制生育诊所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对美国人的避孕节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时避孕已经成为美国社会普遍接受的事实，已婚妇女的避孕已经从中产阶级扩大到工人阶级。

生育节制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但医疗机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