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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将态度这一概念引入心理学领域的是Spencer和B.bain，他们认为态度是一种把判断和思考导向一定方向的先有观念和先有倾向。

后来心理学家们对态度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根据自己的理解给态度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

其中对态度的经典解释有三种。

奥尔波特（1935）在《社会心理学手册》中总结归纳了的各种有关态度定义，在此基础上出6个要素:

①结构。

态度是人对于适应环境状况和对象的整体生命结构;

②行为的准备状态，态度是对于某种活动的准备状态;

③心理基础，态度及其实际行为的准备状态是社会行为重要的心理意识因素;

④持续性，态度是人用特定方式对有关对象或状况给予持续性反应的心理准备状态;

⑤学习性，态度是经验保持的结果,具有后天获得的倾向性;

⑥评价性，态度是对于环境事物趋离行为的意向,因此它具有肯定或否定的价值评判性。

基于上述,他认为“态度是根据经验而系统化了的一种心理准备和神经的准备状态，它对个人的反应具有指导性或者动力性的影响”。

可以看出奥尔波特把态度作为一种潜伏的内部准备状态，与神经过程统一起来，并强调经验在态度形成中的作用。

克雷奇等人在1948年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问题》一书中提出，态度是“一种和个人所处的环境有关的动机、情绪知觉和认识过程所组成的持久结构”。

这个定义既强调了态度构成心理活动的意志过程，又强调了认知过程，强调了主动性，而不是对环境的被动反应。

他的定义忽略了过去经验，强调现在的主观经验，把人当做会思考并主动将事物加以建构的个体，反映了认知派的理论主张。

弗里德曼在他的《社会心理学》教材中，以一种概括的方式提出了态度的定义，认为人的态度是一种带有认知成分、情感成分和行为倾向的持久系统。

他的定义强调了态度的组成及特性。

综合上面的定义的共同之处，可以说所谓社会态度，是指一个人对某一特定对象所持有的较为一贯和稳定的评价和行为倾向。

对于态度的定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态度是一种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获得的内在心理倾向。

人们通常认为态度总是显露在外部表情、谈吐与举动中，这称为态度行为。

其实态度也可以不以外显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藏于心中。

而且态度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经过丰富社会实践才形成的，是一种人的后天心理反应倾向。

态度不是与生具有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交往和互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其次，态度总有一定的对象。

态度的主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群体，如民族、种族或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民众。

态度的对象指的是与态度主题相联系的、被主题所指向的具有社会性的人、事、物、关系、价值等。

他们一旦成为态度的对象，就称作态度客体。

任何一种态度总是对一定的客体而发生的，它反映了主体和客体间的关系。

再有，态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它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改变，这叫态度的抗变性。

但并不意味着态度就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是随着人们社会互动的对象以及互动范围和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里所说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是指它不易改变。

最后，态度是一种综合性的心理反应倾向，它在其它心理过程基础上综合而成，包括认知、情感、意向三种心理过程。

因此，态度作为“心理反应倾向”，会有不同的内容。

有以认知和情感为主要内容的价值倾向，如社会理想，对某人的看法等；

也有以意向和情绪为主要内容的动机倾向，如赞成或反对的态度。

以上为态度的大体定义，而态度的构成因素还有好多。

就如尽管心理学家对态度概念众说纷纭，但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弗里德曼的态度组成理论：

态度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种成分。

认知成分指个体对态度对象所具有的带有评价意义的观念和信念，包括感知、思维、理解等。

认知成分是态度其余部分的基础。

情感成分指伴随态度的认知成分而产生的情绪或情感。

情感成分是态度的核心与关键，既影响认知成分，也影响着行为倾向成分。

行为倾向成分则指个体对态度对象企图表现出来的行为意图。

这三种构成成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统一体。

当然除上述提及的三个结构成分之外，态度还被认为具有许多动机功能，包括知识经验（组织关于世界的信息）、工具性（获得奖励并避免惩罚）、自我防御（管理情绪冲突）、价值观体现（表达关于自我、个人价值观及自我身份的意识）、一致性（保持个人一致性观点）和独特性（将个体从相似的社会群体区分出来）。

有的人们还可以将态度功能概括为态度决定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注意什么样的对象，决定着人们怎样加工有关对象的信息，决定着人们对有关对象的体验，也决定着人们对有关对象进行反应的先定倾向，并且在令人不愉快的现实中保护自己，向他人表达自己。

对于态度的形成还可以这样说，所谓态度的形成是指从对某一给定的对象没有态度到对它有一些态度的转变。

态度的形成是一种学习的结果，因此其形成方式同学习理论中的三大类。

根据涉入水平的递进，态度形成的三阶段首先是顺从：

在社会影响下，个人仅仅在外显行为上表现得和别人一致，对为什么自己要这么做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也没有多少情感成分。

这时个体对行为的态度主要受到奖惩原则的支配，一旦外部强化或刺激因素消失，行为也可能终止，因此，这种态度是表面的、暂时的、易变的。

其次是认同：

由于喜欢某人、某群体或某件事，乐于与其保持一致或采取与其相同的行为。

这种态度带有较多情绪和情感成分，虽然不一定有深刻的认识作为基础，但此时的态度已经比顺从阶段更为深刻，也更加积极主动。

最后是内化：

个体把情感认同的东西与自己持有的信念、价值观等联系起来，这时的态度就已内在化成为人们价值体系的一部分，从而较为根深蒂固不易改变。

对于上述的三个阶段有一个案例：

经由工具性条件反射学习获得的态度：

态度在购买和消费行为之后出现。

偶然的使用玉兰油防晒产品的经验获得正面态度

经由经典性条件反射学习获得的态度：

刺激泛化品牌延伸：

玉兰油从护肤品品牌拓展为身体护理用品（态度形成在先）。

经由认知学习获得的态度：

玉兰油的美白产品富含熊果苷、VC，美白效果不错。

当然了不用多说我们都知道态度与行为是紧密相连。

通常，我们假定态度能够至少是部分决定人们的行为。

对此，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西方学术界曾掀起以态度为中心的研究热潮。

其中有一个经典实验就是关于态度对行为预测的研究，可以说是始于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拉皮尔在1934年所做的一项研究。

不仅提供了看待人类社会行为的全新视角，还激起新的研究浪潮和许多后续研究。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偏见和歧视，并且这种带有歧视的行为非常普遍且被人广泛接受。

例如，一些旅馆、餐馆常有拒绝为一些种族或少数民族的人提供服务的规定，这是很普遍的事情。

拉皮尔决定利用这些带有种族歧视的规定来验证他的观点。

与那些为人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他的研究理论假设是：

人们的“社会行为”与他们口头表达的社会态度很少具有一致性。

换句话说，人们的言行并不一致。

这项研究分两部分进行。

第一部分着重探讨真实的行为，第二部分是评估与其相关的假设性态度。

在真实行为阶段，拉皮尔与他的中国朋友开车两次沿太平洋海岸线周游美国，对这对中国夫妇所受到的礼遇进行了详细的观察记录，但并没有告诉这对中国夫妇。

他解释说，如果他们知道了详细情况，就会变得不自然，并改变自己的行为，这样就会降低研究的效度。

在研究的第二部分中，拉皮尔给所有他们到过的地方寄了一份问卷，问卷与真实访问之间有6个月的时间间隔。

他对于这种间隔的说明是：

他希望让中国夫妇访问的影响得以消退。

问卷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

“你愿意在自己的旅馆或餐厅接待中国客人吗？

”餐馆、咖啡馆共返回81份问卷，旅馆返回了47份问卷，回收率为51％。

为了进一步确保问卷的回答没有直接受到中国夫妇访问的影响，拉皮尔同时让另外32家旅馆和96家餐馆对同样的问卷作出回答，它们与中国夫妇访问过的餐馆、旅馆在同一地区。

在将近3年之后，拉皮尔终于有了确切的资料以对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进行比较。

结果拉皮尔称，在251个他们曾光顾过的旅馆和餐馆中，他们只受到过一例由于他的这对同伴是异族所带来的冷遇。

除了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外，他们在其他地方都受到了中等或中等以上的待遇，6个月后，那些寄往他们曾经访问和未曾访问过的地方的调查问卷所得的结果。

几乎所有的拉皮尔与中国夫妇到过的旅馆、餐馆、咖啡馆、旅行者之家（超过90％）都回答说他们将不会接待中国人。

另外，来自于他们未到过的地区的回答，其分布状况实质上也是一样的。

这就表明，研究结果并没有受旅行者最近造访的影响。

在对自己的研究结果进行讨论时，拉皮尔将焦点主要集中在调查个人真实态度的问卷缺乏效度。

他提出：

“直接比较对问卷回答的反应和对实际经历的反应是不可能的”。

但他否认彻底排除问卷的有用性。

他的建议是，在确定人们对假设性情景的假设性态度时，这些资料是有用的。

因此他得出他的研究结论，如果你想预测一个人在面对某一真实的特定情景或特定人物时将如何表现的话，对假设性情景的口头回答（即态度问卷）是远远不够的。

他主张，只有通过研究真实社会情景中的人的行为，才能可能测量一个人的社会态度。

但是拉皮尔的研究结果，立即引起了大量的批评意见。

有的认为，以一封信中对简单的是非题的回答为基础，不能有效的测量个人对某一群体的态度。

例如，答题人大脑中对“中国人”表象，也许与他们实际遇得到的这对中国夫妇完全不同，他自己也提到“这对夫妇很有风度、富有魅力，并能很快赢得那些有机会与他们打交道的人的钦佩与尊重”。

又或者说，这种态度外显量表测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诸如被试反应粗心、极端化、默认、社会期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其存在一些有关信、效度的争议。

还有人认为，在他们3人访问过的地方的人中，只有半数对问卷做出了回答，也许那些花时间回答问卷的人正是对亚洲人有极端偏见的人。

最后一种批评意见是，6个月后，对问卷题目做出回答的人也许已经不是他们曾经遇到的那些人了。

针对第一种批评意见，即测量技术上的缺陷，他们改良了测量技术，一种内隐（间接）测量技术随科技的发展应运而生。

早期的间接测量曾使用过不显眼的行为测量以及丢失的信件程序，而瞳孔反应、皮肤导电反应、面部肌电图等生理测量技术则一直延用至今。

对于现今的态度测量特别是内隐态度的测量或者说态度的内隐测量来说，更多的是内隐联想测验，情感性启动等等技术。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测量人们是否会花更多的时间将积极词汇与黑人面孔联系起来（与将积极词汇与白人面孔联系的时间比较）以测量内隐的种族态度。

但其他后续研究仍然发现，态度和行为的相关系数很低，基本在0.30~0.50之间。

与此同时同时，相关论的证据也不断出现。

就在拉皮尔研究不久1936年美国人盖洛普运用抽样调查法，以预测投票率与实际投票率相差不到1%的准确性，成功地预测了罗斯福总统的当选。

又比如Gibb等人的研究表明对自杀的态度直接导致行为的预想以及行为的发生。

研究结果似乎不尽如人意，于是研究者开始不完全否认态度和行为的直接关联，而转向对态度行为不一致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且一些影响因素得到很好的控制。

社会心理学家Wicker曾就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