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帝反修的历史困惑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历史考察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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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外交政策的急剧转向又是如何发生的？

这是迄今为止未见中国外交史研究者正面回答过的一个重要问题。

和平共处，还是冷战共处？

众所周知，刚刚跨入1960年春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了改变对外政策的讯号。

这就是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主持起草定稿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

借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机发表的这三篇文章，公开揭起了反对苏联提倡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政策的政治旗帜，明确认为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观点没有过时，帝国主义依旧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和革命人民的死敌，帮助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理当是已经取得胜利的共产党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的公开发表，一方面是中共中央对战争形势高度戒备的结果；

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赫鲁晓夫在2月4日华沙条约组织国家首脑会议上公开指责中国好战，特别是对赫鲁晓夫借着酒劲儿含沙射影地辱骂毛泽东一事做出的激烈反应。

因此，当几天后，发现苏联当局因在其领空发现并击落美国U—2高空侦察机一事，与美国发生了碰撞，赫鲁晓夫态度强硬，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拒绝道歉，毛泽东又备感振奋，转而原谅了赫鲁晓夫的粗鲁行为，明确指示要大造声势，支持赫鲁晓夫，抨击艾森豪威尔。

随后，中国各地连续一周时间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性游行示威，声势浩大地支持苏联反对美国的侵入行为，给人的印象是，中苏关系依旧牢不可破。

事实上，在1960年1月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曾经确定，对赫鲁晓夫仍以团结为主，以便对付美国。

因此，新的形势显然适合于这一政策的继续实施。

但是，一方面仍要争取保持缓和，争取和平建设时间；

一方面又强硬地做出反帝革命的政治宣示，这已经清楚地反映出，中国对外政策的表述出现了混乱的情况。

这个时候吴冷西听邓小平在书记处会上传达称，毛泽东得知美苏领导人公开互相指责的消息后，曾专门就对外政策再度进行过指示。

毛强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有过和平共处，多半是冷战共处，也就是双方始终剑拔弩张，有种种局部战争，但并没有打起世界大战来。

他说：

我们的方针是争取缓和，争取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即使是冷战共处也好，因为总比打大仗要好。

我们能争取10年、15年也好，更长的时间更好，使我们能把我国的建设搞好。

这个冷战共处的时期延长得越久越对我们有利。

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显然还没有考虑成熟。

因为，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毛泽东还分别与英国的蒙哥马利以及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金日成谈到过同样的话题，意思却明显有所不同。

在与前英军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他的说法比较委婉些。

“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

冷战共处”对于这位英国客人，他客气地表示，他并非不愿意看到“冷战共处”转化成“和平共处”，但他同时也没有忘记强调说：

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也没什么不好，因为局势越是紧张，就会有越多的人起来反对美国。

在与同为共产党人，而且同样备受美国压迫的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谈话当中，他的话就讲得直白多了。

他明确讲：

不要相信和帝国主义可以和平共处，“和平共处是没有的，在古巴、阿尔及利亚、菲律宾、巴拉圭都有游击战。

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

”

既要表现出中国仍希望缓和，主张和平，因而口头上还不能放弃“和平共处”的说法，同时又要说明自己并不相信存在着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强调帝国主义时代革命与战争的必然性，这就使得中苏双方在6月初于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理事会的会议上再度发生了激烈争论。

周恩来在会议召开第二天就公开表明了中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他一方面仍旧提“和平共处”，一方面则强调：

和平“必须依靠人民自己起来同帝国主义斗争”，“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永远得不到和平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好战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要“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

中国工会代表刘长胜在大会上发言中对此解释得更明白。

我们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贯坚持冷战政策，坚持扩军备战，制造紧张局势，我们只有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有可能使冷战不至于发展成为热战。

事实上，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

因此，中国方面不能接受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

对于中方表述的这种名为“和平共处”，实为“冷战共处”的观点，敏感的苏联人当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的报告讲得明白：

中国人只是表面上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实际上只倾向于把这一原则看成是一时的策略手段，他们不相信在当代条件下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

”他还特别提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在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维?

瓦?

格里申的非正式谈话当中的说法，即在中国方面看来，“有关和平共处可能性的论断只能使美帝国主义高兴。

”科兹洛夫相信，刘宁一的谈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中方这时其实根本就不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存在着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为此，他们就连强调“和平共处”都认为可能会有利于美帝国主义而不利于各国共产党人。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明明不相信“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到处强调只有“冷战共处”，同时在公开场合仍不根本放弃“和平共处”的提法呢？

一个原因恐怕是因为这个时候毛泽东仍旧对“大跃进”运动抱有期望。

据吴冷西回忆，在这一年1月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在讲：

“国内形势是好的”，中国“如果能在国际上发生什么影响的话，主要靠我们自己把国内工作做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把事情办好”。

为此，他提出争取要“10年、15年”的和平建设时期。

而在随后的一些批示中，他也依旧坚持认为：

“看来，连续大跃进是可能的。

”显然，只要毛相信存在着可以利用一段和平发展时期继续推动大跃进运动，尽快赶上美国，从实用的角度，他就不打算完全放弃“和平共处”的公开宣传。

另一个原因则恐怕仍旧是来自于毛对对美关系的重视。

急于赶美超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在感情上不能忍受美国的轻视，在利益上不能忍受美国继续阻挠中国解放台湾。

然而，1960年间，恰好赶上美国总统大选，一向与中国为敌的共和党政府受到相对开明的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的挑战。

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显然对肯尼迪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抱有相当的期待。

还在1957年10月，当时是参议员的肯尼迪就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刊文认为：

中国和欧洲正在形成新的政治力量中心。

1958年夏，肯尼迪就对华政策及其美国对台政策与副总统尼克松发生辩论，再度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当年11月，《纽约时报》公布了由肯尼迪等民主党参议员推动，并得到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授权的《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简称康仑报告）。

该报告突出强调了共产党中国的极端重要性。

报告前所未有地承认：

共产党政府“是近代中国历来最坚强、最团结的政府”，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迅速增长，“极可能在20世纪后期成为世界上的一个主要强国”。

因此，报告断言：

“对于美国将来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来说，决定怎样的对华政策，其意义将是再重要也没有的了。

”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康仑报告》对中国的重视，显然让毛泽东十分受用。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美国越来越看重中国，毛泽东对美国对华和对台政策变动可能极度敏感。

1960年1月初，注意到美国有削弱台湾在国际组织中代表资格的报道，颇感振奋的毛泽东当即批示：

“蒋帮力争加入、恢复国际组织。

我们相反，在3年、5年、10年内，对一切国际组织，毫不在乎，要美就我，我不就美。

最后一定要美国服从我们。

这种做法，可能较好些。

”对于有关美国有迹象要增加与中国的接触，并会利用华沙会谈做进一步试探的消息，毛泽东也一样坚持不急于求成。

政治局常委据此讨论决定：

对美关系的基本方针是：

“谈而不破，谈而不速。

”即是一方面要拉住美国与它谈判，不主动破裂；

另一方面不要急于求成，不能根据美国的条件来建交。

随后，美国民主党及其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在对华政策上的表态更加直白。

4月，民主党政策委员会主席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专文，呼吁“重新考虑中国问题”，根据中国的现实和美国的利益制定对华政策。

肯尼迪也不断公开发表演说，批评共和党政府的对华政策，要求正视红色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在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上的受挫，反对过度帮助台湾，主张美国应通过在日内瓦禁止核试验的会谈，谨慎地促进与中国大陆的联系。

宣称只要中国放弃好战的敌视美国的政策，美国就应当与中国“建立和平的关系”，同中国“和平相处”。

肯尼迪的上述言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台湾当局的激烈抗议，因而也自然会进一步引发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某种好感与期待。

10月，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约见美国友人斯诺，有意透过斯诺向美方承诺：

对于台湾问题，“我们要谈判解决，不要武力解决。

”“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去打。

”“因此，战争的危险是没有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后，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破天荒地被要求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向美方代表表示说，希望肯尼迪政府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

由此不难看出，虽然在1960年间，中共与苏共之间围绕着该不该与美国缓和、该不该奉行和平共处方针等问题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但是，这并不妨碍毛泽东和中国最高决策层基于自身的利益对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给予高度的重视。

事实上，中共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对苏联的强烈不满，根本上并非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民族国家利益的问题。

换言之，毛泽东愤然于赫鲁晓夫者，最为主要的，还是赫鲁晓夫没有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协助中国解决美国霸占台湾的问题，反而与中国的头号敌人美国谋求缓和，甚至为此不惜损害中国的利益。

显然，在毛泽东看来，作为中国的盟国，又是世界上唯一能够与美国对抗的苏联，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助长美国对中国的歧视态度，因而更加不利于中国与美国谈判解决台湾问题。

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批判，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基于对身为盟友的苏联的一种强烈的道德谴责，只不过毛泽东所熟悉的这种批判的武器，只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及其观念罢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并不曾因为谴责苏联的阶级背叛，就放弃为自身利益而改善对美关系的努力。

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对苏联的这种谴责，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自己的外交手脚。

美台关系原本就是中美关系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再用对立的阶级关系来定义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其结果只能使自己背负起沉重的政治包袱，而无从解套。

全面对抗，还是力求转圜？

1961年肯尼迪上台后，美国新政府一度在对华政策上显示出某种松动的迹象。

肯尼迪在许多场合都讲过希望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话，新组成的国务院明确指示美国参加中美大使会谈的美方代表，必要时可以表示美国愿意向中国提供食品方面的帮助。

新上任的国务卿腊斯克也公开宣布说：

美国希望把中共纳入裁军谈判。

对于肯尼迪政府释放出来的这类信息，中国政府也在一定场合